传阅：在20年代的十字路口 苏联走错了
本期方家：郑异凡（著名历史学者）
采访者：李大白（腾讯思享会）
在腾讯思享会对苏联史研究专家郑异凡的第一篇采访中（郑异凡：当年苏联官员的工资有多高？），郑异凡认为，由于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作为民主革命的“二月革命”没有完成它本该完成的“现代化”任务，没来得及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要的经济物质前提，是苏联经济问题最初的根源之一。
那么，在苏联近8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否存在某个机会，能够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苏联几任领导人的改革，为什么都没有实现扭转，而最终让这个庞大的帝国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崩溃？在郑异凡看来，20年代的苏联，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很显然，苏联走错了。
以下是对郑异凡的采访实录：
腾讯思享会：在我们所知道的苏联历史中，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似乎是给予最多肯定的。
郑异凡：苏联时期有三次改革。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是第一次改革；第二次是赫鲁晓夫改革；第三次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现在我们国内一般只讲后两次改革——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实际上搞得好的，是列宁这次改革。一个标志：本来全国各省农民起义蜂起，实施新经济政策，改收粮食税以后，农民起义基本上平息下来了，工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
列宁这次改革是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从1921年起，列宁的改革坚持了八年，1929年年底被斯大林打发“见鬼去了”。这一年斯大林打倒了布哈林派，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起先是和托洛茨基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托洛茨基的某些看法是对的。例如他说苏联的经济不能脱离世界市场，苏联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他反对闭关锁国。
腾讯思享会：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是不是就已经说明了经典作家对于取消市场，计划经济这些判断的失误？
郑异凡：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一要消灭私有制；二要搞计划经济。为什么呢？因为马、恩那个时代，差不多每10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马恩认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如果制定一个计划，按照计划生产，这不就避免危机了吗？这是很理想的方案，但是实施起来会遇到很多困难，苏联的实践证明，它的计划经济是不成功的。
其实按照我的理解，经济危机不完全是坏事，也是一个解决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办法，尽管损失很大。在危机中，整个工业生产进行了调整，然后慢慢复兴，最后又繁荣起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一个手段，尽管是相当野蛮的手段。
20年代初，列宁搞了个“电气化计划”，这是一个远景规划，不是很具体的计划。到20年代末期，斯大林开始制订“五年计划”。刚开始是专家制定的，比如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专家制定了两个不同的方案：一个叫最低方案，一个叫最佳方案，两个指标不一样。后来开展反对布哈林的右倾集团的运动以后，就指责“最低方案”是“右倾投降主义”的方案，于是选用了最佳方案。最佳方案整个指标是比较高的，但是也还是比较现实。但斯大林觉得这还不够，给指标层层加码。结果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就没有完成，我们国内有些人写文章还讲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零三个月超额完成”，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连最低方案都没有完成。
20年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继续下去，是存在往市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的。十字路口的另一边就是斯大林模式——翻版的“军事共产主义”。我国把它翻译成“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用军事手段搞的社会主义，“战时”加上了一个时间概念，似乎战争时才会弄这个东西。实际上斯大林30年代搞的所谓共产主义，跟战争没有关系，是采用军事手段搞的，所以这个词译作“军事共产主义”比较准确。
腾讯思享会：“战时”会给人一种错觉，把政策的实行归结为客观原因，变成必须得这么搞，是被迫的。
郑异凡： 30年代斯大林实际上是回到革命初期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军营共产主义”。
腾讯思享会：如果斯大林在与布哈林的斗争中失败了呢？
郑异凡：如果布哈林赢了，30年代走的不会是这条路。布哈林曾经设想利用商品货币市场来建设社会主义。20年代发生过两次危机：一次是1923年秋天的“销售危机”，工业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危机呢？当时主管工业生产皮达可夫主张尽量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以便从农民手上赚取更多的钱。与此同时，国家却用低价收购的农民的农产品，农民手头没有钱，自然买不了高价的工业品。
托洛茨基把这个叫做价格的“剪刀差”。农民不买工业品，出现了工业品的销售危机。后来当局不得不下令把工业品的价格降下来，把农产品的价格提上去，这样解决了销售问题。当然这主要还是借助于行政命令，但价格的调整是符合市场规律的。1923年的销售危机就通过这个办法解决了。
第二次危机是1928年年初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国家收购不上粮食，农民有粮食不卖给国家。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棉花、畜产品等经济作物的价格高，粮食作物的价格压得很低。这就逼得农民把粮食拿去喂养牲口，然后出售畜产品，直接卖粮食给国家不合算啊！所以粮食就收购不上来。这两次危机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结果！布哈林就此同斯大林发生了争论。
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通过价格调整是可以解决的，把粮食的价格调上去嘛！但是这种方法解决起来比较慢。而斯大林当时到西伯利亚去了一趟，是去收购粮食的。他发现了一种简单有效的办法：你有粮食不卖给国家，我就按照投机倒把罪处置你，一下子把粮食收上来了。
用行政命令、刑罚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是有效的，但不能常态化。那时有一些领导人是支持布哈林的，如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等等。
起先双方力量差不多，后来斯大林拉拢了一些人，在中央委员会占了多数，就先后把布哈林等人开除出政治局了。1929年12月，斯大林把20年代的几个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布哈林“右倾集团”全都打倒了，斯大林终于大权独揽了，于是宣告：“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
1929年年底斯大林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这篇文章实际上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终结。这一年斯大林刚好50岁，利用50寿辰大举庆祝自己的胜利！
腾讯思享会：所以这时候苏联就已经在十字路口上选了一边了。
郑异凡：是的。苏联在十字路口上走上了斯大林选择的那条路，这就是斯大林模式。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搞农业的集体化。集体化过程中说是消灭了富农阶级，实际上是消灭了整个农民阶级。集体化对农村的生产是个大破坏。集体化运动把农民强制赶进集体农庄，而农民知道他的所有财产要被剥夺充公，就杀鸡宰牛把自己的家禽耕畜全都宰了。那时候拖拉机的数量还非常少，耕作靠马匹，谈不上农业的机械化。毛泽东说苏联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并不符合事实。缺乏农机具，缺乏耕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样的集体化是对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外汇，购买西方的机器设备，国家出口的粮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加，这就造成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这是苏联发生的第二次大饥荒，到现在乌克兰还在算这笔老账，说是对乌克兰搞“种族灭绝”！
腾讯思享会：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郑异凡：斯大林搞的工业化实际上是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这需要大量资金，只有用农产品到西方去换取外汇，以购买机器设备。这样只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了！
腾讯思享会：在工业方面的改革如何呢？
郑异凡：从夺取政权以后，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苏联是靠“国有化”来创造国有企业的。所谓国有化就是把大中企业以至小企业收归国有，那时认为这样它们就成为社会主义工业了。但国有化的企业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工业。西方不是也搞过国有化吗？“国有化”本身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措施，因为归国家所有，并不一定是归全社会所有。所以马、恩主张的是“社会化”。苏联庞大的国有资产，跟老百姓有一点关系吗？实际上都沦为那些叫做“在册权贵”的官僚所有了。
腾讯思享会：能说新经济政策就是整个苏联时期最符合客观实际、最有成效的经济体制吗？
郑异凡：可以这么说。比较起来，新经济政策是整个苏联时期比较符合国情的政策，也得到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拥护。列宁本来是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希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能够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但是，20年代末斯大林执掌大权后改变了发展方向，用斯大林模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埋下了后来崩溃的伏笔。
当然，新经济政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其中也存在缺陷，最主要的政治改革没有与经济改革同步，经济上采取了比较自由开放的政策，但在政治上没有同步改革，在许多领域反而加强控制，没有能够实施“工人民主制”，使党内生活民主化，没有把任命制改成选举制，反而逐步向个人集权方向发展。列宁在生前的最后时日，曾经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建议，但随即病倒不起，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了永恒的遗憾。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政治改革作为保障，那些公开或者隐蔽的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一旦上台，就很容易地打发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斯大林就是一个内心并不赞同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他一旦大权在握，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抛弃新经济政策，实行他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搞个人专政独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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