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英雄需要讲故事的人
吴秀杰 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兼职学者
死亡
105年前的1912年的1月18日，英国人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1868 – 1912）和他的探险队一行五人，到达地理上的南极点。在那里，他们见到的不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而是挪威人阿蒙森（Roald Amundsen，1872 -1928）的探险队竖起的帐篷，上面插着的挪威国旗在风中舞动。帐篷里还有阿蒙森留下的一封信，他请求读信人转交自己写给挪威国王哈康二世的信。阿蒙森要以这种方式让全世界知道：在挺进南极的争夺中，他是胜利者，是第一个踏上南纬90度地极的人，而怀着同样夺冠雄心、却比他晚到近四个星期的英国人斯科特，只能是他英雄壮举的见证人！
如果阿蒙森能预见未来的话，他是大可不必留下这封信的：斯科特一行在归途中因为食物和燃料的匮乏而殒命极地雪原，他留下的书信中最后的日期是1912年3月29日，他和同伴的遗体直到当年10月才被找到；而阿蒙森的队伍成功平安返回，他后来还开始探险北极，于1926年5月12日乘飞机飞越北极，成为最早亲眼目睹南、北两极的人之一。两年后，他驾驶飞机营救另一位北极探险者时坠机丧生，他的遗体和飞机残骸至今都没能被找到。
尽管斯科特在这场竞赛当中成绩败给了阿蒙森，还搭上了自己和同伴的性命（对于探险者来说，丧命本身就是一种失败），在后世人的眼里，他却是一位旷世的伟大英雄，剑桥大学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极地研究所。相比之下，阿蒙森显得毫无亮色。
悲情
难道是命运的促狭捉弄，让斯科特上校与成为带着凯旋而归的南极探险第一人的殊荣失之交臂？当代著名的探险家、被称为“登山之帝”的奥地利人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第一个不带氧气瓶而登上珠峰的人之一）可不这么看。他认为，作为探险队队长的斯科特有着重大的决策失误，用矮种马和摩托雪橇做交通工具，其不可行已经被此前的探险行动所证实，那本来是斯科特可以汲取的教训；给养储备安排失当；最为严重的是，他没有做出断然折返的决定，拉上四位同行者以生命为赌注去争夺那所谓的“荣誉”。在梅斯纳尔看来，这是不可原谅的。他甚至说，斯科特精心地“上演”了自己的死亡：他在日记和信件中写下大量充满悲情的句子；在安全返回营地没有保障、甚至得靠人拉雪橇行进的情况下，斯科特的队伍仍然在收集沿路的岩石样本，要让南极之行带上科学考察的光环——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探险队队长了。
公众对斯科特的事迹的感知历史，这本身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斯蒂芬·茨威格写的那篇历史随笔《挺进南极的争夺》，是否对这一传奇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无法给出确凿的答案。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篇文章首发在1914年1月28日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上。《人类的星光闪耀时》于1927年首次出版时，书中只收录了五篇作品，其中就有《挺进南极的争夺》。这本小书受欢迎的程度，完全超乎出版社以及茨威格本人的预料。从1927年夏天的初版，到1928年年底时，该书已经是第7次印刷，印数达13万册。
如果说斯科特本人在日记和信件中有渲染悲情的倾向的话，茨威格对斯科特的描写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茨威格是一位古典意义上的诗人，他善于以语言营造最富有感染力的画面，能调动起读者的极端情感。在他的笔下，斯科特这位前海军上校是勤奋、理性、责任的化身，“在这张体现出意志和现实理念的脸上，哪里都找不到一个浪漫的线条、一抹出于愉快的光彩。”（第241页）正是为了英国的荣誉他才告别娇气幼子，启动了征服南极的计划，并且在探险准备期间，把高维度地区的漫长暗夜变成三十名探险队员探索、交流、共享知识的盛会。这种对斯科特一丝不苟、求真务实性格的描写，铺垫了他慷慨悲情的临终信件给读者带来的情感张力。
茨威格笔下的第一个悲情高潮，是在1月16日出现的情景：斯科特一行看到了白色冰原上有一个小小的、暗色的点。当他们已经确知自己是第二拨到达南极的人时，茨威格用这样描写斯科特：“泪水涌上他的眼睛，尽管极度劳累，他在夜里还是无法入睡。沮丧、绝望，他们如同背负着宣判的囚徒一样，走上通往极地的最后一段程路——他们原本是打算欢呼着向它冲过去的。没有人试图去安慰别人，他们无言地拖着自己的脚步向前走去。”此时的斯科特“以不被感情色彩所浸润的眼睛看到的是这风景中的悲伤之处。‘这里什么也看不到，与前些天放眼所及的单调在任何方面毫无区别’——这就是罗伯特· F.斯科特关于南极的全部描述。”斯科特接受了阿蒙森在留给后来者的信件中的请求，拿起阿蒙森写给挪威国王的信，“他要忠实地履行这个最艰难的职责：要在全世界面前为一个陌生人的业绩作见证人，而这业绩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要去完成的。”在把“姗姗来迟的联合王国的国旗”插上之后，他们离开了这个“辜负了他们的雄心”的伤心之地，冷冷的风从他们的背后吹来。在这里，茨威格再一次为后来的戏剧性高潮打下伏笔：“带着先知先觉般的预感，斯科特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返程的路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茨威格笔下的第二个悲情高潮，便是斯科特在知道自己大限在即时写给自己以及队友遗孀、朋友的信件。茨威格这样描写了斯科特的最后时刻：
最后，他还以冻住了的手指写下这个愿望：“把日记给我的太太！”之后，带着残忍的确定性，他的手将“我的太太”划掉，在那上面写下了可怕的几个字：“我的遗孀”。
茨威格用一个细节——把“我的太太”化掉，改成“我的遗孀”——将斯科特临终之时的痛和勇气，展示得淋漓尽致。我无法断定这个细节是否来自诗人的想象，因为在公开发表的信件图片上，斯科特写的是“给我的遗孀”，并没有涂改过的痕迹。斯科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信件，除了一封下落不明以外，其余的信件都被收藏在剑桥大学的“斯科特极地研究所”（Scott Polar Institute），有兴趣的读者也许可以顺便追踪真迹。斯科特已经非常清楚这是他留下的最后文字，他在给太太的信中提到，她不要把这生命了结时刻想象得很悲苦。他安慰太太说，他们决定不自杀，要拼搏到最后一刻，这拼搏没有疼痛。然而他的骄傲、他的心痛却流露在字里行间，他也痛惜自己为这值得儿子感到骄傲的事迹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再不能见到你那最亲爱最亲爱的容颜。”哪怕茨威格笔下的那个划掉重写“我的遗孀”的细节上是出于虚构，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茨威格在总体上对斯科特精神气质把握的精当和表达上的传神。
讲故事的人
“英雄”是一种建构。建构需要元素、结构和逻辑。哪些元素是必需的呢？宏愿、壮举、死亡、悲情。但是，英雄从来不会出现在自身的行动中，而是在他人的讲述里。英雄的事迹，是要当样板来激励他人的。茨威格如此描述英雄的榜样力量，在一个世纪以后还能让人为斯科特及其同人的壮举感动得热泪盈眶：
就这样，那些一度显得徒劳无益的事情，又一次变得硕果累累；前人与目标失之交臂的悲怆，转化成对整个人类的沉醉般的召唤，激发人们将自身的力量指向那些尚未达成的目标。在这种瑰丽的映射中，从英雄式的死亡中升起的是更高的生命；从殒灭当中，无边的崛起意志冉冉升起。在获得功绩和轻易达成目标的偶然时刻，被点燃的只有好胜之雄心；然而，最能让人心为之感动的，莫过于一个人在与不可战胜的超级命运之力进行搏斗中黯然陨落。这是一切时代中、一切悲剧中最伟大的峰巅之作：这样的作品，诗人会偶尔完成一部，而生活本身所完成的何止成百上千。
然而，英雄能在他人的讲述中拔地冲天，却不能在自己的讲述中凸显身影。既然都能活着回来了，还有什么资格来吹嘘自己的壮举？明希豪森式对历险的自吹自擂，只能带给人笑料。所以，要成为英雄，死亡是必要条件，然而还不是充分条件。英雄还需要一个能干的故事讲述人，来展示出英雄人的维度这一层面，人的温度和情感张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得特别感谢茨威格：他给我们展示出那个人的性格、思想、情感、逻辑，哪怕他不惜去虚构某些小的细节，我们不会以史学家的严谨去苛求一位诗人在文字上的不精确。相比之下，阿蒙森却没有受到英雄的待遇，尽管在业绩上阿蒙森胜出一筹。用梅斯纳尔的话说，“斯科特的故事，强过阿蒙森的胜利。”当然，茨威格不过是替斯科特讲故事的人当中的一员而已，而真正讲故事的主角是英国人。梅斯纳尔有这样的印象：
“让我们看一下，英国人和挪威人是如何来处理这个百年纪念日的（谈话时间是2012年）。12月份，我收到英国女王的邀请，去参加斯科特探险之行的纪念活动。那不是庆典，400名探险者齐聚白金汉宫。大家谈话，所谈的并非仅仅是斯科特。下午，我们去宫中女王的展览厅，观看英国极地研究者的照片和纪念物。斯科特他们死在里面的那顶帐篷上插着的英国国旗，也在这里。这特别令人动容，让人心潮起伏。相反，挪威总统坐飞机到南极去参加一个活动，我觉得那是一个毫无感情、让人尴尬得无地自容的活动。他在那里等着接待乘飞机前来的极地探险英雄们。挪威人到今天也没明白，他们得把自己的极地研究之王阿蒙森作为一个人来了解。一直还没有人描写阿蒙森的社会心理状态。甚至连我也不敢走出这一步，因为阿蒙森留下来的东西以及关于他的报告都太少了。您读他的《南极之行》那本书，好像那对他来说就是做了一次往返捕鲸湾与南极点之间一次挺好玩的散步一样。而斯科特以他的日志留下了一份享誉世界的文献。他上演了自己的死亡，他如此着力而集中地描写了死亡，他的生活在所有人身上都激发起情感。斯科特的故事，强过阿蒙森的胜利。”（该访谈发表在2012年1月17日的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
要把一个人的故事讲完整，也必须交代一下他最直近家属的情况。斯科特启程之时，他唯一的儿子才九个月大。他在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帮助你把他抚养长大”，他希望儿子能对大自然的历史感兴趣。后来，这位儿子彼得·斯科特（Sir Peter Scott， 1909－1989）成为一位在多方面出色才能的人物，他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成为著名的鸟类学家、动物保护活动家，同时也是画家以及帆船运动员，曾经代表英国国家队参加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并获得单人项目的铜牌。斯科特的遗孀卡塞莱（Kathleen）是一位雕塑家，在斯科特死后十年与英国政治家希尔顿·杨（Hilton Young）再婚，以Kennet男爵夫人的身份于1947年去世。 茨威格在1914年写下这篇《挺进南极的争夺》时，想到这位英雄身后留下的孤儿寡母，想必会感到纠结刺痛。若能看到母子二人会有如此美好幸福的人生结局，茨威格一定会为他的英雄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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