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甲午战争直隶总督衙门里的秘辛
姜鸣
凭空飞来的“驱张”事件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张佩纶已退出政坛十年。先是流放张家口，光绪十四年赐環后，娶了李鸿章的女儿菊耦，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后院，不太过问政事。他非常明白，自己从前是最著名的“清流”，得罪过官场中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在福州打了败仗，如今贴上“淮戚”的标签，就很难重回政治舞台了。
这年七月初一日（8.1），中日两国宣战。双方陆军在朝鲜排兵布阵，准备决战。两国海军奉命多次巡弋朝鲜洋面，战场气氛日益紧张。
八月十一日，朝廷忽然发布上谕：“御史端良奏请将革员驱令回籍，以免贻误事机等语。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这样，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张佩纶，重新被拉到闪亮的聚光灯下，引起朝野内外的关注。
端良的奏折是这样写的：
查革员张佩纶，曩年在马尾偾事之后，荷蒙天恩不加重诛，仅予发遣。及至释回，该革员投在大学士直隶督臣李鸿章门下，为司文案、营务等处笔札。李鸿章以女妻之。近闻复令在电报馆总理事务，张佩纶自恃其才，往往将电奏电报文字随意改写，道府提镇文武各官，为系督臣至亲，群相侧目，莫敢有言。窃维士贵品行而后学问，李鸿章统属北洋之大，何患无才，而必用一品行有亏之人日在左右，不特为诸将掣肘，抑且为外国所笑，奴才心实耻之。可否请旨饬下直隶督臣李鸿章，将该革员张佩纶驱令回籍，俾免受其蒙蔽，以致贻误事机。
驱张事件令张佩纶无辜躺枪受罚，他自然要为自己辩护。他给几位知心师友写信，倾诉在督府的见闻行踪，以证明没有干预公事。这些信件新近首次公布，连同他的日记，披露了李鸿章及其核心幕僚在战争前期的谋划动向，对于甲午战争研究是十分宝贵的新鲜史料。
张佩纶不是李鸿章的幕僚
端良指张佩纶为李鸿章司文案、又在电报馆总理事务，这些指控显然是假的。张佩纶受弹劾后，八月二十二日给堂侄张人骏写信，详述自己的冤枉：
今年朝鲜土匪（指东学党起义）乃袁世凯张皇入告，李鸿章正校阅海军，归而秘甚，不告我知。后幕僚中微泄，已在李归后数日（李四月廿三回天津，和我约谈在廿五六日）。……我猝问李云：“闻朝鲜有土匪，袁道请兵，确实吗？”答曰：“确”。余云：“先不告诉日本，命一大将率重兵前往，至少亦须七八千人，备以海军全队，出兵要做好与日本开打准备，不是仅仅打土匪。老师须将题目认清。”李鸿章边走边说：“迂哉，日本方与我和好，哪有此事？”恐我再言，即疾趋至签押房。从此我再不开口论此事。
张佩纶在信中还很详细地描绘：
直至五月廿五，李鸿章颇有窘意，问我有何策？我说：“公要上奏，说明筹饷募兵的理由，日本是大患，不宜轻视。“李鸿章说：“我已给朝廷拍过电报了，何必还要正式上奏？”我说：“应当上奏“。彼此争论许久。至签押房，李鸿章召盛宣怀及幕僚于式枚筹议，仍不决。又遣人召我，我不愿去签押房谈，他们派五拨人来催促，我只能勉强前去。李鸿章给我看军机处廷寄上谕。我指出说：“内有‘迅速具奏’的话，怎说不必奏呢？”于是议乃定。李鸿章又要我执笔起草，我说：“我既非海关道，亦非幕府，断不敢作奏”。于式枚说：“请盛宣怀写吧。”李鸿章骂道：“你看他这伸头缩头模样，能做奏么？放着两翰林，如何叫一捐班不通之人主稿？”我对于式枚说：“这是军务，兄不宜辞。”即散去。稿子还未写毕，北京又来两电催奏，于是李鸿章认为我料内外事如观火，急欲我参画，软磨两日。此时他正密与盛宣怀议和，知其之意，和战尚未定也，故我始终坚辞。
到了六月十三日，朝鲜局势日益恶化。庆王奕劻向光绪帝建言，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会商。光绪帝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同详议处理朝事之策。此距“甲申易枢”，翁、李被逐出军机处已有十年。十七日，李鸿藻派专人前往天津，向张佩纶了解战事情况，张佩纶二十一日写信告诉他：“一切未详悉、未预谋。”又叙述总督衙门内部决策的细节，说自己是“废籍闲人，而又合肥至戚，亦宜引嫌。反复思维，不如一默，希知我者谅其苦衷也。”
比对以上史料，尤其是张佩纶给恩师李鸿藻的回信，可以确认，他在直隶督府中未担任幕僚、未职掌文字，李鸿章若有询问，他亦有建言，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李鸿章身边的小圈子
在中国旧小说里，最吸引人的军事家是诸葛亮。诸葛亮开头的身份是军师，后来成了战事的直接指挥者。他端坐营帐，淡定从容地发布一道道指令，得令的军头们纷纷披挂上阵，所有的运筹来源于他能掐会算的最强大脑。这是古代指挥作战的样式范儿。到了近代，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行动中的协调配合越来越复杂，靠单个人谋划的方式已经难以适应作战需求。19世纪初叶，德国开始军事改革，从萨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到老毛奇，新型的总参谋部成为战争的指挥者、咨询者、命令制定者和传达者。而不具备军事天赋的皇帝和文臣，越来越放手依靠受过严格训练的的专业参谋人员来遂行作战谋划和指挥。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仿效西方，建立内阁体制，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军政管理。同时又设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作为军事指挥机构。军令部长相当于海军参谋总长。五月初，为准备介入朝鲜和对华作战，日本设立战时指挥机构“大本营”，由天皇直接统帅。幕僚长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小松宫彰大将，成员包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和海军大臣桦山资纪海军中将，此外还有兵站总监部统监、运输通信部长官、野战监督部长官、野战卫生部长官等等人士。六月初八日，日本统一海军指挥权，取消按区域划分舰队方法，将全国海军重新划分为常备和警备两个舰队。军队进入战时状态，随时准备抓住机遇，与中国一搏国运。
而此时中国，决策者是光绪帝及协助其处理政务军务的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已经归政，重大决策时皇帝会向她汇报请示。至十月初五日，又另设督办军务处，派恭亲王奕訢督办，庆亲王奕劻帮办，节制各路统兵大员，有点类似日本的大本营。只是军机处、督办军务处行走的都是兼差文臣，并无军事知识，亦无参谋助手进行预案的评估分析，遇事全靠当场讨论，或是各人周边往来密切的门生密友出些主意。外交和国际动向归总理衙门主管，决策流程亦是如此。此外任何御史言官，皆可风闻上奏，评说战事，甚至随时建言，更迭军事首长。
军机处、督办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每天将各种谕旨和有关指挥的要求建议，用电报发给驻扎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既是文官，也是军事首长。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创建淮军；前些年他又创建北洋海军，一直负责北方地区国土安全和朝鲜事务。但到七十来岁高龄，他再来做陆海军司令官，早已力不从心。他虽然很早就购买洋枪洋炮和军舰，派人出国留学军事，但军事现代化仅仅停留在武器层面，没有仿效西方国家，建立专业的指挥机构，这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个败笔。以其手下最具现代化特征的北洋海军来说，光绪十四年（1888）专门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详细规定各艘军舰的人员编制和官兵薪酬收入，但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指挥班底，仅有提标中军参将兼理粮饷事宜一员，提标大副都司、二副守备各一员，提标总察全军轮机事务参将一员，提标总察全军军械事务游击、守备各一员。所谓“提标”，即提督直属队，但这几位军官之下并无相应职能部门，没有日军早已建立和西方更早通行的参谋作业，无法将其看作舰队司令部。真遇打仗，实际指挥权就落到旗舰管带刘步蟾的手中。
按湘淮军传统，李鸿章手执兵权，用手下的几个亲信来指挥协调整体军事行动。头号亲信是盛宣怀。盛是李鸿章同年盛康之子，很早进入李鸿章手下，李亦视其如子弟。此时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后来还兼任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由于他与李鸿章走得近，手中又握有电报局和招商局，得以转发各类来往电报，调拨民用船只运送军队，虽然身无军职，却扮演着“参谋总长”的部分角色。
此外，外交李鸿章用罗丰禄，前敌营务处用周馥，文秘用于式枚，加上长子李经方，依靠这彪人马，构成直隶总督的指挥核心，去应对前方瞬息万变的战事。虽然他们手下还有营务处，但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军事机构。本质上，中方作战指挥尚停留在中世纪，而他们面对的，却是蒸汽时代规模最大的跨国战争。
谁策划了陷害张佩纶的突然袭击
驱张事件发生后，张佩纶告诉京中好友王懿荣：“端疏出于贿参，其意止要鄙人不在合肥（指李鸿章）左右而已。其一触即发，自是要人为之”。所谓“贿参”，即花钱买人参奏，这是晚清官场中经常发生的黑箱运作，其内幕大多难以查清。所以张佩纶反复推测，究竟是众怨李鸿章，自己无端受到牵连呢，还是自身旧怨积久而发？他请王懿荣“为我探明底里”。
不久渐渐看清，陷害张佩纶的，其实竟是李鸿章身边最亲近的盛宣怀和李经方。
从新近披露的张佩纶书信中，透露出他对入朝作战的不同观点和用兵建议，颇得李鸿章赞许，还邀他参与赞画。张佩纶听闻李、盛又在谋划议和，遂坚辞不就。李鸿章要他辅佐前敌指挥卫汝贵，亦被拒绝。张佩纶推荐宋庆、曹克忠主持军事，李鸿章也未采纳。但这些讨论和谋划，引起盛宣怀的不悦。张佩纶说：“盛宣怀来找我三次，欲窃取我的观点迎合合肥，可厌之至。”“盛为我所不齿，且李鸿章当我面两次骂他，其贿参固宜。”
张佩纶不愿参与军务，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次礼部尚书李鸿藻借朝鲜战事重进核心圈，但排名落在翁同龢之后。张佩纶觉得，自己在政治上与李鸿藻的默契，要超过李鸿章。自己建言，李鸿藻必纳。今后此李提建议若为彼李支持，翁同龢和军机大臣孙毓汶就会猜想是张佩纶的主意；反之，在与北京的沟通协调中，李鸿章也会怀疑他暗通李鸿藻，生出种种窒碍，自处甚难。张佩纶甚至认为：端良所奏，人人皆知其浅陋不近情理，其实不需自辨。但政府中有人担心他就此复出，才先手落井下石。这层思考，他的老友、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想到了。他致电提醒张佩纶：“因高阳会议朝事，有复用之机会，忌者下此毒手。”政治谋略中要盘点的方方面面，实在太过复杂。
李经方曾做过驻日公使，属于知日派。根据张佩纶记录，李经方六月二十三日晚由南方到天津，随后多次拜访张佩纶，劝他帮助李鸿章，为张拒绝。樊增祥此前密告张之洞，说张李郎舅关系很不对付，“小合肥欲手刃之”。在张佩纶日记书信中，虽找不到他们直接争论的迹象，但李鸿章小圈子中这两个核心人物与张佩纶相互成见之深，当无疑问。
另有一种观点，由于前方缺乏统帅，李经方跃跃欲试，以为可立军功，完全没想过战争的残酷后果，和自己缺乏指挥作战的能力，而为张佩纶所阻。这个说法见于野史笔记，但在七月二十七日北洋电报总局督办佘昌宇致盛宣怀的密信中，亦可证实小圈子谋划的痕迹：
平壤岌岌可危，该处乃三韩最要之地，倘被倭占，东三省已失门户，非特朝鲜大势已去，东三省岂能按枕耶？……鄙意此本傅相（按即李鸿章）重任，而万无亲征之理。刘铭传又托病不出，现在淮军有将无帅，断难用兵，非李经方代相前往不可。但此举傅相不便陈奏，李经方又难自请，必须廷臣封章入告。望兄设法暗中托人陈奏，如能奉旨赏给三品卿衔，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朝鲜事务，实于大局有益。
对于驱张内幕，圈外人亦有怀疑。九月二十九日，御史安维峻上奏，把锋芒直指盛、李：
此次军务，张佩纶意在主战，与该督争论，大相龃龉，至耻为其婿。盛宣怀既迎合该督之意，阴为和议计，又恐平日弊端为张佩纶讦发，乃用反间之计，函托御史瑞良将张佩纶参劾。而盛宣怀亲笔寄瑞良之信，英人以二百金从该御史家丁手中购去，李鸿章复以四百金购自英人，诘以何故诬陷其婿？盛宣怀初不承认，及该督出其所购手书示之，则答言“是我亲笔，但此事系伯行少大人吩咐，不敢不从。”所云“少大人”，即该督之子李经方，伯行其字也。该督语塞。
安维峻是甲午战争期间风芒极健的言官，批评李鸿章毫不留情，此时却为张佩纶讲话。他的弹劾后来不见动静，但未尝不含有一定的真实性。前方战事如此急迫，中方战时指挥能力如此落后，李鸿章的核心团队还在窝里斗，焉能望其统筹全局、获得胜利？
那个端良，确实不是好鸟。他本人不久陷入另一丑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底，御史溥松上奏，称京城内外匪徒滋事劫案层出，请饬严禁务获究办，诏令步军统领等衙门严拏送部究办。端良旋即上奏，称案内赵春宜、张春祥等系属商人，并无不法情事。次年二月十八日奉旨，经查明张春祥等确系商人并非匪类，溥松所参各节毫无实据。惟端良于奉旨交查之件未经明发，何以先作剖辩，显系受人嘱托。溥松、端良均著革职以示惩儆。由此可见，他就是经常受贿受托，做些恶意弹劾或中介拉和勾当的政坛混混。
伶仃落寂的兰骈馆
自打结婚后，张佩纶住在直隶总督公署后院的兰骈馆里。兰骈馆之得名，他曾作《兰骈馆记》解释，大致是说，菊耦闺房中，养着百盆兰花。光绪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有一花盛放，清香悠远。当初菊耦出生时，也有兰花开放，这次是什么征兆呢？原来是我乘轻舟来天津谒见傅相。待到结婚，就将居所命作“兰骈馆”，蕴含着伉俪情深的意思。《易经》中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我二人希望也是这样。
光绪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李鸿章亲笔书写“兰骈馆”素榜，悬于屋中。张佩纶对此又有新解：“适得秋江史所藏《兰亭》，乃定武肥本，有阮元道光甲辰年跋。李鸿章有神龙本，乃王秋坪所藏者，翁方纲嘉庆辛丑书《神龙兰亭考》于后。两美必合，皆稧帖之佳者。而南阮北翁聚于一笥，亦佳话也。”这样解释“兰骈馆”——收藏两部《兰亭帖》，成双的宝物，也是很贴切的。
时下根据上谕，张佩纶将被逐出督府，兰骈馆里气氛凝重。中秋之夜，雷雨交加，自然没有月色，张佩纶心情忧郁，闭门不见一客。次日他向李鸿章说妥，十七日携妻迁居，先住到城中派水草堂。
八月十七日早晨，张佩纶向岳父辞行。李鸿章说要上折为他辨析，张佩纶表示前方军务方殷，傅相圣眷稍减，上奏决非所宜。李鸿章默然。张佩纶长揖，“谓公请专意军事，勿为小人之言所误。”今后“非奉旨不再来署，师生翁婿从此为别，竟未敢定再见之期。”这个告别，何等凄凉。
同日，清军在朝鲜陆路战场遭受败绩的电报传到天津，万余人马据守的平壤被日军攻陷，统帅叶志超弃城狂逃至安州。十八日（9.17）早晨，这消息又传到朝廷讨论军情的会议上。李鸿藻愤怒地嚷道，李鸿章非严予处分不可，非拔花翎褫黄马褂不可！翁同龢支持李鸿藻，遂向光绪帝建言：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或请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以示薄惩；或交部严加议处，恭候钦定。光绪帝选择拔翎褫褂。黄马褂原是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的服饰，后亦用于赏赐于对太平军作战有功者。三眼花翎是用三枝孔雀羽毛做成的官帽装饰，相当欧洲宫廷最高等级勋章。有清一代，获赏三眼花翎者，除少数王室成员外，满大臣中仅傅恒、福康安等四人；汉大臣唯有李鸿章（后来还赏过徐桐），这是本年正月初一为庆贺慈禧太后六旬大寿特颁的恩典。现在拔翎褫褂，是巨大的责备和羞辱。这道上谕下午一点半发下，诸臣各自出宫歇息，而恰在此时，京津两地官员们尚不知悉，千里之外的黄海大东沟海域，中日两国海军主力的决战已经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八月十九日下午，李鸿章二公子李经述去看望张佩纶夫妇，告知平壤失守、黄海战败和李鸿章被拔翎褫褂的噩耗，菊耦决定立即回府探视。父女见面，李鸿章却惦念刚被驱逐的女婿，说蒉斋素来刚直，我劝不过他，你要他给京中李鸿藻和其他朋友写信啊。菊耦说，高阳如有权力，不致书也必无事。其他朋友多为词人墨客，如此急难之际，致书徒伤品行。张佩纶后来评价说：“闺人见理甚明，年未三十遭此难处之事，合肥闷恨万分，竟能委曲开慰，素患难行乎患难，良为可敬。”菊耦心细，还注意到从前李鸿章常到兰骈馆一起吃饭，如今只能独自在签押房自食（李的夫人已在两年前去世）。“近来食少事烦，已形衰惫，经此变态，更是食不下咽，此生生要老翁性命而已。”国事堪危，家事不宁，李鸿章处在这种困顿无措的局面之中，情何以堪。
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还是上奏为张佩纶辩护，说张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以直言敢谏蒙皇太后、皇帝特达之恩。马江之役以船旧兵单为法人所乘，获咎遣戍军台，人犹谅之。释戍后臣察其意气已平，学养益粹，始将女儿嫁之。“人物贵贱贤愚，孰不爱其子女，臣久忝兼圻，何难求一快婿？若非臣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安肯以爱女畀之品行有亏之人？此臣区区怜才之苦心不待自明，而可上白于朝廷，下质于天下后世者。”又称瑞良未谙外间事例，纯构虚词，张佩纶在臣处杜门谢客，外人罕见其面。各种干求奔竞踵门投书者一概拒绝。至于其在署中，亲戚往来无干禁例，臣以其心地极为忠诚，遇有疑难之事亦与之商榷，而张佩纶拘执姻嫌，畏首畏尾，不赞一词。今年春夏之交以足疾就医，病榻支离不相见者几及一月。事机贻误，咎独在臣，与张佩纶丝毫无涉。这番解释，与张佩纶书信中的说法完全吻合。李鸿章还说，时下张佩纶已经病痊回里，无待驱逐。惟其籍贯直隶，凡在直境无不可以寄居。可否仰恳天恩，准令照常居住。
奏上，光绪帝全然不给半点面子，再颁上谕：
张佩纶获咎甚重，李鸿章何得再为剖辨？仍令回籍，不准在该督署中居住！
张佩纶对中日三次冲突的看法
虽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对于如何处置朝鲜事务和如何应对日本的挑衅，一直有自己的看法。
早在光绪八年六月初九日（1882.7.23），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起事，暴动群众冲入王宫，刺杀大臣，袭击日本公使馆。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被迎入王宫，掌握政权，王妃闵氏逃走，日本向朝鲜派出军队。当时李鸿章因母亲去世回籍奔丧，清廷命张树声派吴长庆、丁汝昌率海陆军前往朝鲜，平定事变。而朝鲜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签订《济物浦条约》，允诺赔款五十万日元，并派使谢罪。在赔款未付清前，允日军千人留守使馆。日本声称与中国有同样的出兵权利。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奉诏返回天津，在当晚会见了回籍葬兄，恰好也在天津的张佩纶。张佩纶此时是“清流”健将，对于壬午之变的最后处置极为不满，认为“存朝鲜当自折服日本始，折服日本当自改仁川五十万之约始。”他与李鸿章争执，坚决要求朝鲜改约，或派军舰与日本交涉，修改朝日条约。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12.4）在朝鲜庆祝新式邮政局成立的宴会上，亲日派开化党大臣与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共同策划，刺杀亲华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然后伪称清兵作乱，召日军保护，占领王宫，控制国王，组织亲日政府，宣布废除对华朝贡关系。十九日，袁世凯统率驻朝清兵开进王宫，逐走日军，将国王迎至清军营中。竹添放火烧毁日本使馆，乘船仓促回国。几天后，中日各派军队再赴朝鲜时，政变已经平息。
次年二月，日本政府派专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及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谈判，解决双方争端。经多次交锋，依日方要求，于三月初一日形成《天津会议专条》草稿。其要点，一是中日双方从朝鲜撤出驻兵；二是促朝鲜训练自己的军队，中日均不派员担任教官；三是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
此时张佩纶流戍军台，正路过天津。听说议约之事，对第三条予以坚决反对。他回忆说：
时正遣戍过津，是日合肥饯别，吴大澂作陪。他们嘱我看草约，我坚辞不阅，合肥云：“你去军台就不是王臣了？不阅即是不忠！”我乃阅之。至此处力争，以为不可。曰：“如此两属矣，朝鲜必不能无事。中国守信义，派兵必照会，倭则不然，且虑其蓄谋报复，我猝不及防，为害甚大，不如去之。”合肥悚然。吴大澂坐在洋磨盘式椅上说：“门生以为无害。”合肥说：“会办不以为然。”我说：“不阅草约既为不忠，阅而不挑更为不智。此事早晚必见后果，公且姑记余说。”
由于谈判已经多轮往返，为让日军撤退，李鸿章、吴大澂还是决定接受条款，经总理衙门报朝廷核准，初四日正式签署。后来的事实证明，《天津会议专条》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祸根。日本正是利用此约的共同出兵权干预朝鲜内政。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天津条约》“包含将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向朝鲜派遣军队时，必须事先照会我国的条款。这在中国显然受到一次严重打击，并使其一向主张的属邦论也因之大大减少了它的力量。”九年之后，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三日，当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通知清军应朝鲜邀请，出兵镇压东学党，保护属邦之时，日本回复称根据《天津条约》，日本同时出兵。“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贵国属邦”。
朝鲜一直是东北亚的火药桶，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第三次军事交锋。前两次，中国虽占军事优势，日本却在善后谈判中夺得战场上未曾得到的分数。外交棋盘上的每一步子都不能走错，一次简单的承诺，会形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对于天津条约，张佩纶一直耿耿于怀，但欲收覆水，其实就看实力。东学党起义初起之时，张佩纶建议派主力入朝，即所谓“此打日本，非打土匪也。”只是到了甲午年间，中国原来尚存的一点点优势，也随着湘淮军和海军的蜕化变质荡然无存。对比战略眼光，张佩纶比李鸿章、吴大澂都要深远得多。而淮军和海军的蜕变和战事上的失败，李鸿章确实难逃其咎。
张佩纶谈李鸿章用人之败
一年之后，惨烈的战争每况愈下，终致威海熸师、马关议和、台湾割让，曾经辉煌的北洋海军烟消云散了。
张佩纶一直观察和分析战败的原因，写了许多信件，其中有三封信值得特别关注。
一封是写给岳父李鸿章的。时间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特别提出了用人问题。
公云“非变法，国不可保，遑计身家？”此则名论，然亦似是而非。北洋水陆各军何尝不参用西法者？乃当一羊质虎皮之倭奴，便已相率溃散，可知变法尤在变人，若仍用时相私人以为才，仍取泰西余唾以为法，徒使千圣百王所留之礼仪廉耻扫地无余，卒之人心不古、徒法不行，国仍不保。
另一封是写给李鸿藻的。关于用人，他的锋芒就很鲜明了：
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晚节若此，爱莫能助，夫复何言。
（甲午）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小李卖父误国，天地不容，自己终身废弃，盛亦累经弹劾，虽有大力庇之，终为财色冥殛。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
第三封是写给王懿荣的。他说：
记得李鸿章与弟缔姻时即欲代治公事，因我引嫌而止，近为深悔者止此一事。如果当日竟为办事，言听计从，以我之猛济其宽，淮将海军何至如此？日本即不寝谋，亦堪一战，谗口嗷嗷，何由动听，此为鄙人不老辣处，所以然者，一肚皮线订书为害耳！
在后人眼里，张佩纶是个纸上谈兵的白面书生，殊不知他竟有睥睨天下的眼光和抱负，李鸿章对他也曾有巨大的期许。马江之败和人际倾轧，使他意兴阑珊。假如他真为李鸿章“代治公事”，北洋的局面会好些吗？甲午战争中国能够取胜吗？我也未必相信。他是转折时代中的旧式文臣，并不懂现代化的国际政治和军事。但在光绪九、十年间，他亦是设立总理衙门海防股和全国统一的海军衙门的倡议者，他的见解，比同时代的官僚同行高明得多。因此，看一看他记录下的甲午战争前期直隶总督衙门内院的种种秘辛，反省当年“用人无当窝里斗”的教训，对于总结甲午战争失败原因，还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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