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我的电影浮生1970-2016
@鹦鹉史航
是的，那些让你们熟悉或陌生的电影，那些让你们铭记或遗忘的电影，正是我经历的浮生。
我出生在陈塘关总兵李靖府中，那时我不知道我将那样决绝的离开这个家，我将剔骨还亲，那时我还以为哪吒是个大富大贵的名字，那时我以为住在海边，就会拥有一个踏着夕阳归去的好童年。《哪吒闹海》——我能记得的好日子极为短暂。
一岁时，我是《狐狸的故事》中一只幼稚的小狐狸，贪恋巢穴的温暖却被父母逐出，他们要我学会自己谋生，面对波涛难测的日本海。我只能在雪野上急奔，我以为童年就此结束。
两岁时，我是《我两岁》里的小太郎，重新感受幸福，爸爸下班回家，就陪我砸那个木偶，他觉得那木偶很像他公司里的科长。妈妈为我受尽奶奶埋怨，她们想和解的时候，奶奶却在桌旁沉沉睡去，再不醒来。
三岁时，我是《荆轲刺秦王》里一个没有台词的赵国孩子，和我的同伴一起，手牵手走过邯郸的街道。我们赵国要亡了，我是被召来殉国的。我慢慢爬上城墙，最后一个跳下去。我们赵国的城墙可真高啊。
四岁时，我是死蠢死蠢的猪样小朋友麦兜。我妈妈麦太为养我到处打拼，我自己在春田花花幼稚园里快乐生活，整个白天细细啃一个蛋挞，我还不知道“笨不好笑，笨会失败，笨会输”，还不知道童年就是一个会慢慢变冷的蛋挞。但是你们看过《麦兜故事》，你们知道。
五岁时，我是《辛德勒的名单》里一个心惊胆战的犹太孩子，大搜捕开始了，我藏在公厕的茅坑里，我赶走了一个也想在这里藏身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是否活了下来——我活下来了，并且一直梦见他。
六岁时，我在《黄土地》里放羊，跟着我爹我姐受苦，种地。我认识了八路军里的顾大哥，我给他唱酸曲。我看见姐姐去投奔八路，我知道她淹死在黄河里，我记得顾大哥教我唱的歌——“镰刀斧头老镢头，砍开了大路工农走”。可我眼前是黄河，黄河是砍不开的，我找不到姐姐。
七岁时，我是《小活佛》里的美国孩子，远方来的客人说我是他们的活佛，我随他们来到西藏，他们说这里才是我的故乡。我不懂，可是最后分别的时候，他们伏身拜我，我也伏身回拜了他们。一个活佛是不该这么做的，可我看到了那个年长的喇嘛在微笑。他喜欢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傲慢的孩子。
八岁时，我在《幼儿园》里醒来，那是法西斯入侵苏维埃祖国的日子，我捧起鱼缸来到河边，将金鱼放进水中，我们要开始逃难了，反攻的时刻还没到来，战争是我们的幼儿园。
九岁时，《大气层消失》，我还是一个捧着小金鱼走路的孩子，但我比八岁时还绝望，因为所有河流都遭到人类的污染，我不知道把小金鱼送到哪里。
十岁时，我是《希望与荣耀》里欢乐的英国小学生，我将书包抛向空中，因为德军飞机炸平了我的校园。同学们一起喊着“感谢希特勒！”，因为——我们放假了！
十一岁时，我是《泰坦尼克》里的小乘客，我睡在三等舱。沉船之前舱门被反锁，因为上等人觉得，救生艇可能不够……
十二岁时，我在戏班里翻跟斗，我唱《霸王别姬》里的霸王。陪我唱虞姬的伙伴，问我能不能就这样唱一辈子，我觉得一辈子好长，就没有答应他。我知道他很失望，因为他这样答应了自己。
十三岁时，我是紫禁城里骑单车的天子，我是剪了发辫的《末代皇帝》。我眼看我的宫殿日日苍老，琉璃瓦在夕阳下黯淡无光。我在花丛中奔跑，我践踏着那些比我柔弱的生命。多年以后，我是一个满心歉疚的老园丁。
十四岁时，我是《巴黎圣母院》中的少年乞丐，每晚睡在“奇迹王朝”的贫民窟里。我爱上一个姑娘她叫爱斯梅拉达，我急着长大，急着娶她，可我长得还是不够快，她早早死去，成为广场上的传说。
十五岁时，我是《美国往事》里的马克斯，初谙世事的街角英雄。我与同伴共享友情，但一样没尝过女人的滋味。这滋味我后来尝到了，还有，背叛伙伴的滋味。
十六岁时，我是钟表店的小伙计，我尊敬我师傅谢德.卡布丹诺维奇。他被德军枪杀在清真寺，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啊”。可我还是放弃了手艺，加入了抵抗运动。不必记得我，你们只需要记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十七岁时，我是《半支烟》里的烟仔，我认识一个巴西回来的胖子，他说他是个杀手，我知道他只是个厨师，他说他是来报仇的，我知道他只是要找到给他留下半支烟的女人，他的健忘症越来越严重，他要在忘掉她之前找到她。
十八岁时，我是《日瓦戈医生》里那个在街道上接吻的大学生，我以为来日漫漫，尽如此刻般轻柔曼妙，我没看见哥萨克马队就在我身后集结，那是1905年1月5日的凌晨，这一场屠杀注定载入史册。
十九岁时，我是《英雄》里自豪的秦兵，我为秦王的勋业而冲杀，一次次呐喊着：“大风！大风！”我忘记了我曾是赵国的孩子，曾是邯郸的殇子——在那排山倒海的呐喊中，我无上陶醉。
二十岁时，我是《大桥下面》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我爱上一个名叫秦楠的单身母亲，但我没机会表白，因为七岁的差别——八十年代还不习惯诞生姐弟恋。我只能看着一个叫高志华的裁缝得遂心愿，多年之后，他喜欢被人称作皇阿玛，而我爱的人已经逃离他的身边。
二十一岁时，我是个温和的犹太人，不幸与《大独裁者》生于同一年代，我在集中营里听到一个小个子理发师的演讲，他用纯银的嗓音提到一个词——“希望”，他就这样救了我。
二十二岁时，我是华山派弃徒令狐冲，我的大敌是《东方不败》，他一笑天下春，她一叹天下秋。我不知道自己逃避的是他还是她，红尘万丈谅能遮得住我，可是江山如画江湖如醉，微斯人吾谁与归？
二十三岁时，我是《悲情城市》里的中学教师，和同志一起对酒当歌，唱起祖国的歌曲。只有同我一样憧憬未来的青年，才能知我此刻心中的苦痛。
二十四岁时，我是《色情男女》中一个场工，我们在拍摄三级片，我们的女主角是老板的干女儿。男主角是疲倦谢顶的中年人，我永远记得他的老婆孩子兴冲冲来探班，而他如何应对——原来生活是如此艰难。
二十五岁时，我是沙威，《悲惨世界》中无私无畏的警长，我逮捕下岗女工，激进诗人和慈悲的苦役犯，我忘记自己曾是圣母院前的少年乞丐，十年后，我身心交瘁，跳入塞纳河。
二十六岁时，我娶到了《上尉的女儿》，在干戈动荡之年。我和妻子一起目睹了起义军首领叶米昂扬.普加乔夫的死刑，我的一生全亏了这个人的好心成全。
二十七岁时，我是佛子，我名法海，我遇见了《青蛇》。我认定她是魔，因为她害我忘却了慈悲，她让我看见，我的修行皆是如露如电的幻灭。
二十八岁时，我是命丧《敦煌》的武士朱王礼，我临终的呐喊是“杀李元昊!”我降而复叛，力战而亡，风沙填满了我的双瞳。
二十九岁时，我埋伏在《知音》中奉命行刺蔡锷将军，我听到已患喉癌的将军用喑哑的声音告诉民众“我也会为共和而死，只有共和不死”，我放弃了行刺，从现代史悄然退去。
三十岁了，我就是那个爱上苏丽珍的警察，后来去了跑船，在异乡救了她爱的男人，又眼看那男人死去，在列车穿越雨林的黎明时分。整个故事其实不是我的故事，因为名字叫《阿飞正传》。我当然不会飞，我很早就知道。
三十一岁了，我是港英政府门前静坐抗议的甘神父，香港已是我的故乡，四望都是我的同胞，我为公正而战，岁月无敌，水流云在，我已说尽《千言万语》。
三十二岁了，我是《滚滚红尘》中疲倦的汉奸，我对即将失散的爱人说：“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
三十三岁了，我是《马可波罗》，我朝拜看不见的城市，我怜悯绵延万里的帝国，我听见忽必烈汗说：“冬天就要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北方刮来的彻骨寒风，带来蒙古草原的气息，战马嘶鸣的声音”——我注视着大汗的背影，象注视一阵远去的风。
三十四岁了，我回到二零零四年，我读到海子的箴言：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三十五岁了，我是围观《金刚》尸身的一个中国游客，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知道它跟我一样，不为这异乡所容。
三十六岁了，我听说有一种东西叫《投名状》，我无人可以结义，我是苏州太平军的一员，我死在杀降之日，我此生只敬奉天父，可我死之前已知天父不存在，那正好，他便不会背我叛我。
三十七岁了，我教出了高徒《功夫熊猫》，其实阿宝是自己悟了天机，我哪里算他师父。我是残豹的师父。残豹越狱回来，将我重伤，我不怨他，我只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努力让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我没有让你一生无悔，对不起，师父无能。
三十八岁了，我的仇人是《霍元甲》，我的师父是秦爷，师父死在霍元甲手里，霍家的老小死在我手里。霍贼追到了师父的灵堂上，我不想让他惊扰到师娘，又没本事摆平他，只能在他面前结果了自己。抱歉，我没有家小让你再诛杀了，我就靠这个赢了你，未来的精武国魂。
三十九岁了，我是《梅兰芳》的戏迷，我看着他跟十三燕唱对台戏，我看着他的朋友邱如白去北大清华叫了几百个学生。这就算赢了。戏霸马三想不出这一招，虽然他很想让十三燕赢。旧时代的流氓脑子简单，哪里比得上新派的邱先生。邱先生对梅老板说：“畹华，你的时代到了。”我想，不，邱先生，是您的时代到了。
四十岁了，我追随阎孝国将军诛杀逆贼孙文。《十月围城》，他一夫当关。阎将军杀死了孙文的替身，上天慈悲，没有让他看出那是一个年轻得多的替身，他以为自己已报国恩。孙文脱身了，孙文走向大清的腹地，那是我来不及回去的家园。那家园，从此改名叫少年中国。
四十一岁了，我是道泽社铁木瓦力斯的手下，深夜里，我随我家头目走进密林，看到起事番社那么多妇孺在这里自缢。这都是我们的世仇，我们从日本人那里领来了枪弹，就是要对付人家。可人家已结伴上路，山谷有回声，那是《赛德克巴莱》临终的歌声。我们听到，我们忘却，不然又能怎样。
四十二岁了，我在双榆树派出所的辖区行骗，我算命时自己先热泪盈眶，我从怀里掏出带着体温的符，递给我的受害者，换回几张纸币。红尘多难，救不过来，把水搅浑，替天行骗，我觉得也是功德。当然，他不那么想，所以他盯着我不放，这个不修功德的《神探亨特张》。
四十三岁了，我流落港岛，口音不改，我还是个响当当地东北银。我哭着收保护费，因为收的都是港币，回家数着都来气。我报号三江水，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嘛，我不指望别人懂这个，他们懂我拳头就行。今天，我懂了别人的拳头，这拳头教我认命，我认命，顺便认了师父。师父开理发店的，他不是《一代宗师》叶问，所以，我也不姓李，我不是李小龙。
四十四岁了，我与张乃莹女士同居于哈尔滨道外东兴顺旅馆，马高蹬短，囊中羞涩，我们说好了要共患难，可我觉得更好的办法，还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多年以后，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生死场》，看着作者像，才想起我与她竟未留下合影。这样也好，本也是她与别人的《黄金时代》。我叫汪恩甲，我是第一个从她身边溜走的男人，我多希望——也是最后一个。
四十五岁了，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没人敢当面喊我“洋火儿”，除了此刻钉在沙发上这位《老炮儿》。我知道他为什么犯愁，可我好心好意的几沓子钱让他蹿了，他觉得我是往外轰他，一支烟都没让他抽完就轰他。他挑这个理，我没话说。可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六爷，兄弟跟您是真耗不起。岁月如梭啊，你没见宣武已改了西城。
四十六岁了，我还觉得世道尚可，人心不坏。我妹夫是日本人，可他说自己是上海人，愿意为上海跟自己同胞打仗。我大哥是场面人，女人跟电影圈的潘驴邓小闲鬼混，他也不想处置得多过分，他觉得为面子取人家性命，不妥。那女人是个十三点，可她是我最想遮着护着的十三点，现在，她应该安全了，毕竟人在北方了。北方是远方，远方总是安全些。可我眼皮还是跳，成宿成宿地跳，因为我身在的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我不懂罗曼蒂克，可我不爱听消亡二字，这俩字害得我像那个倒霉房客，大半夜等着楼上的另一只靴子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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