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欧洲历史上如何反腐败
张佳玮
要反腐败，当然先得说何谓腐败。
腐败到最后，牟取的是利益；而其开头，都跟权力或职务有关。
或曰：借公权或私权，谋取特定利益，是为腐败。
欧洲历史上，也有腐败。而且他们也反腐败。
有些古希腊人认为，腐败是东方国家专有的事儿。这么说并非扣帽子，概因古希腊人跟波斯人打惯交道了，之后凡承当古希腊一脉的欧洲文明人，都觉得东方就是庞大臃肿、专制独裁的大帝国，动不动就能在赫勒斯滂海峡造个浮桥，渡过来三五百万军团、十万来头大象，权臣从中贪污腐败，视人民血肉如蝼蚁。无视公益，就是腐败。
希腊人为什么觉得自己可以不腐败呢？他们自视城邦简约，觉得这样才能保持行政清明，不至于紊乱。
又古希腊人觉得，凡是极权，必出奸佞，所以对僭君制度格外敏感，怕的就是权力导致腐败。
当年雅典大贤人地米斯托克利带领雅典人打出萨拉米海战，预定了之后一个世纪雅典的海上霸权，但雅典人忌惮他可能要独裁，先是把他陶片流放，十年不许回雅典；再搜集到“这厮可能给了波斯大军撤退的机会”，于是追逼通缉，直到自尽：这就有些除恶务尽过了头，简直让人感叹民粹过于狠辣了。
这大概是欧洲史上最早的反腐，靠的是希腊制度之下，民众的力量。
即，古希腊人对一切“可能掌握权力导致腐败”，都够敏感了。
罗马人自从入了共和，开了元老院，也觉得自己能够避免腐败：多数人的力量，唇枪舌剑的议论，准能够抑制权力制造腐败嘛。
但在击败迦太基、逼死汉尼拔、把希腊人压得差不多、把地中海周边收拾得七七八八后，罗马人也出问题了。
首先问题就出在：他们征服的地区太大啦。
世人都爱念叨，幻想罗马和大秦帝国打起来是怎么个模样。其实罗马人和秦汉大不相同：秦汉是郡县制，罗马则习惯把征服的远方划作行省，派个元老去行省当总督。这位总督爷基本只管收税、保证治安、维持司法秩序，偶尔做做彼拉多那种活儿，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其他方面，各省城市有市议会，官员自治。这些城市只要如数纳税，表示咱对罗马是服气的——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还得表示敬拜罗马皇帝——就不会有问题。
您明白了：从罗马共和国到公元三世纪之前的罗马帝国，对殖民地和行省，许多都是如此：你交了税，罗马人才不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官僚体系呢。
这制度看着自由，问题也很大：
既然罗马行省的精华都在收税上，自然税收制度花样翻新，让行省人民头晕目眩。比如有过所谓包税制，元老院说“某某省明年交税六百万”，哪位爷说“我负责一年收八百万”，又一位先生道：“一千万不在话下”，那就让嚷一千万那位去当总督；那位任期也短，自然也得尽量刮尽地皮，收工了事，除了给元老院包一千万，自己中饱私囊，那就不必多提了。
这就是典型的地方领导权力腐败。
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公民已经不再纳税，下层人民也开始好逸恶劳。为了养活这一城八旗子弟般的爷，罗马元老院也只得敲骨吸髓，把行省人民不当人看待。比如迦太基自从公元前202年扎玛之战败北，一直服服帖帖归罗马支配，但罗马人见迦太基又繁荣起来，便生嫉妒贪鄙之心。老加图就不断怂恿对迦太基再发动一次战争，仗着德高望重，每次去元老院，不管讨论什么事，收尾时都要祥林嫂似的来一句：
“而且，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毁灭！”
于是公元前149年，加图85岁高龄逝世那年，罗马元老院终于被他烦够了，起兵攻打迦太基。三年后，小西庇阿把迦太基夷为平地，收为行省，名叫阿非利加——那是扎玛会战指挥官、汉尼拔的征服者大西庇阿的名字，也是非洲这名字的来源。
这就是当日罗马的腐败方式：罗马元老院有权力策动战争，于是借着战争发财。他们无休止的发动战争，毁灭周边城市，希腊的科林斯、北非的迦太基、西班牙的努曼提亚，纷纷被抢劫，继之以焚烧，人民被卖为奴隶，财富纷纷被吸入罗马元老院们的私囊，倒霉的是阵亡的士兵、无土地的小农阶层，以及远方被沦为行省土地上，那些从平民变为奴隶的可怜人。
于是终于有一位勇士，打算出来反腐败了。
阿非利加·西庇阿的孙子提比略·格拉古出任保民官。他一上任，便说：
“就是意大利的野兽都有它们可以栖身的巢穴和洞窟，可是为意大利征战和阵亡的人们在意大利除了空气和阳光外一无所有。他们像游牧民族一样没有房屋，带着妻儿到处流浪。当统帅们在战场上号召士兵保卫祖坟和神殿使之不受敌人侵犯时，他们是在欺骗士兵。要知道许多罗马人没有祭祖的祭坛，也没有祖先的坟墓，他们是为了让别人能过上奢华生活，为了别人能发财致富而去战斗和死亡的。人们称他们为世界的统治者，可他们却无立锥之地。”
公元前133年，格拉古的“把公有土地重新分配”的提案变成了法案。理所当然，元老院特别讨厌这事儿。于是当格拉古投入竞选，想亲自监督法案执行时，被暗杀了。
十年后，他的兄弟盖尤斯·格拉古继承其遗志继续努力时，也被刺杀。
这二位反腐的失败，也让罗马人多少明白了：贵族统治也不能免除腐败啊。腐败的上层真敢杀人啊！
公元前111年，罗马民众不能允许罗马元老院继续胡作非为了。他们选举了一位新执政官，用公民总投票，赋予他在非洲的独立指挥权。这是罗马史上，第一个公民投票的方式选出的军事人员任命。这位年龄44岁、叫做盖乌斯·马略、出身贫寒的人物，一上台就兴起了一次反腐改革：
首先：先前当兵的琐碎的财产资格限制取消。这就解决了兵源问题。小自耕农可以继续在家耕地，游手好闲有冒险精神的小伙子入伍打仗去了。
然后是期限。本来罗马人当兵是业余的：平时耕地，战时出征。马略规定，士兵入伍，必须服役满十六年。
国家给发军饷，退伍后在被征服地区发给土地。如此就让士兵从业余效力变成了职业制，而且酬劳颇高，让当兵的人有了盼头——以前当兵，冒生命危险，为元老院出力；现在当兵领饷，时候虽然长，可是退役了还有土地，多值啊。
以往按年龄划分的青年兵、壮年兵、后备兵，如今重新划分。重装步兵统一为军团士兵，重新划分单位。武器装备由国家统一配给，统一规格样式，免得大家自己再出钱买。
就是这么支军队，让马略先活捉朱古达，再横扫高卢。当然，他后来触怒了元老院，一度被迫退休；但这个制度是决定性的，直接影响了此后的罗马历史。
因为于罗马而言，元老院本是个城市议会性质的组织，义务征兵制也是希腊城邦式的制度。但罗马疆界的宏大和元老院的贪欲，让他们日益腐败。军队就是元老院腐败的工具：他们滥用军队征伐，攫取利益，用以自肥。
马略的改革，看似只限于军事，但直接动摇了元老院腐败的基础：罗马有了常备军，而且不再由元老院说了算；民众开始接受军事强人，元老院则失去了绝对的权力，于是也失去了他们用以为自己谋利的最大工具——这就是一次釜底抽薪式的反腐败。
但这次反腐，也有后续作用：
因为元老院被反腐打击了权力，导致罗马的军权日益集中。马略故去后，他的副将苏拉、苏拉的副将庞培、马略的妻侄凯撒，一个个的成为了军事强人。
暮气沉沉的元老院不断被削弱，终于任由奥古斯都，把罗马推向了帝国制。
哪位说了：罗马帝国时期，权力都在军团，避免腐化了吗？
很遗憾，也没有。任何权力掌权久了，必然腐化。
瓦伦斯执政罗马时期，哥特人一度集结在多瑙河边，要求渡河。罗马人对哥特人，既蔑视又怀利用之意——那会儿罗马人早没了凯撒们开疆拓土的精神，一心想借蛮族打蛮族，颇有点唐朝借安禄山对付塞外之敌的念头。然而让哥特人渡河，终究是犯踌躇：毕竟是放蛮族入境，不是小事。于是罗马人提条件：
哥特人要过河？可以；把所有尚未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孩，都交出来作人质，此其一；未渡河前，先把一切武器缴给守河的鲁皮西努斯和马克西姆二位罗马军官，此其二。这策略听着可行，也算是个简单的入境检查。可是实施起来，大大的不靠谱。原来罗马军人，腐败到这般地步：只要哥特人把妻女交出来供他们玩乐，兵器也就不没收啦——哥特人就这么含羞忍辱过了河，怀着对罗马人的仇恨，就此在罗马帝国北边扎了根。
熟悉历史的人自然都知道：公元476人，西哥特人灭了罗马——根源就是在这里。
所以啊，军队一旦开始讨价还价，也就必然腐败了。
罗马下一位反腐败的英雄，是东罗马的利奥三世。717年他加冕成为皇帝，然后就要面对东方来的攻势。他成功运用君士坦丁堡的地理形势，挡住了马斯拉玛的二十万大军和2560艘船，被认为是在东线拯救了基督教世界。
借着君士坦丁堡围城战，利奥三世威名大振，举境仰从，于是他老人家开始了改革。军队上，他建立起了一支警察部队；司法和财政上，他都有建树。但真正的决定性意义在于：他要动基督教了。
当时东罗马的教会，确实腐败：君士坦丁一世的时候，世俗法庭审理过的案子，主教有权复审——这就是抢到了司法权。更要命的是，教会占了土地，盖教堂、做壁画，金碧辉煌。伊斯兰教徒打将过来，东罗马领土不断缩小，人民流离失所不提，教士们却从前线撤回后方，继续占有全国大量土地，君士坦丁堡一度教士数量大增。哪怕在战争时期，教会也不帮忙；有年轻人不想当兵逃兵役，教会还会收留，“一入咱教堂，就不归世俗朝廷管了！”
这就让利奥三世不爽了：
都打仗了，你们还要求特权；寡人前线拼命，就为了维护你们；你们也稍微为寡人着想一下啊？！
于是公元725年，利奥三世规定禁止崇拜宗教画像；次年，《禁止崇拜偶像法令》，规定君士坦丁堡和各省一切偶像崇拜活动停止。这事儿史称“圣像破坏运动”。这事儿听来，和中国历代会昌毁佛、周世宗毁佛颇为相似。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这次名为圣像破坏、实为遏制教会腐败的大行动，令拜占庭获得新生：
通过717年围城战，他们从外族入侵、包围、挟攻的危亡中站起来；通过这次反腐，他们和西欧的关系进一步割裂了，但与此同时，也独立，并且强大起来了。
时序递进，九百年之后，欧洲最腐败的国家，换成了俄罗斯。1682年彼得一世即位时，欧洲把俄罗斯当成典型的东方国家：庞大、野蛮、腐败、堕落。沙皇仿佛魔鬼，将国家、土地和人民当作可以随心所欲处置的私产。满国都是农奴，人民毫无自由，法律的用途是勒索钱财，军队只负责逼迫缴税。全国上层都沉溺于腐败、酗酒和暴力的生活。下层人民则沉湎于种种巫医与迷信里头。一位逃亡至瑞典的、叫做柯托希金的先生如是说：
“俄罗斯人粗鲁无能，除了骄傲、无耻和撒谎以外再未受过其他教育。他们不愿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怕孩子们知道国外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以及自由的幸福后，就会乐不思蜀。”
于是，就看彼得一世的了。
众所周知，彼得一世也不是什么圣君仁主。他老人家流传下来的无数标准像，都兼具俊美威严和嚣张跋扈之姿。一般史家客气些，会承认此人勇于创新、坚毅果决；西方史家则有不少觉得他是典型的东方暴君嘴脸：冲动粗鲁、放浪易怒、六亲不认。但只有一点，所有人都公认：此人不知疲倦为何物，好学不倦，一意孤行——最后这一点，在那个时代，还真算个优点。
史家会着重在意他那些细节，比如他喜欢微服私访、亲自去瑞典和西欧看过如何造船、亲自打死了长子、会使罗盘、刀剑，会做木工，会亲自给臣子刮大胡子和拔牙，让大臣落得满脸满嘴血，引为笑乐。这么个货，显然有些正德皇帝、康熙爷和隋炀帝的混合之感。史家会谈论他1712年迁都彼得堡，和查理十二世累战经年，1721年终于抢到北海出海口的壮举。
但这些，只是背后的故事。
1698年他访问西欧回来，抡起剪刀亲自给臣下们剪胡子，一年后又勒令贵族不许穿旧长袍，须得穿短装，逼迫他们全盘西欧化的举措，意义不下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但他做的，不止这些。
他制定无数细致政令，对各类大小事务规定各类严刑峻法。对老百姓就是各类剥夺薪水、罚作苦役、流放；对军官规定的则是剥夺军衔、褫夺官职。彼得不太相信正面情感鼓励，对谆谆教诲毫无兴趣。他使的就是残忍的刑罚，这和他性格很难脱开干系——一般传闻，这家伙的最大爱好就是灌醉女伴和鞭打罪犯。
以及，他真的下手了。
早1714年，监察官涅斯捷罗夫便开始揭发西伯利亚省总督加加林公爵的盗窃国库罪。这指控始终未能成功，因为枢密院办这案子的是多尔格鲁吉公爵，跟加加林关系不差。两位老爵爷互相袒护，理所当然。涅斯捷罗夫也是大胆，三年之后，找到机会，上奏彼得：加加林如何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侵吞国库，彼得于是出手，派了个调查委员会：一个贵族枢密院的都没有，全是自己身边出生入死的近卫军侍从。
“你们去西伯利亚查清楚！”
多尔格鲁吉公爵堵不了全西伯利亚人民的嘴，事儿并不难查。近卫军回来了，带回了足够的证据。加加林公爵认了罪，然后求彼得一世，让他去修道院悔罪，度过余生。稍微知道点的都知道，彼得一世就这么处置他姐姐索菲亚公主的——嗯，就是《鹿鼎记》里跟韦小宝鬼混那位金发美女了。
可是彼得摇了头。1721年夏天，就在拿到北海出海口的俄罗斯史诗之年，彼得把加加林绞死了。接下来的举措更奇妙：揭发加加林有功的铁面监察官涅斯捷罗夫，也被彼得绞死了。理由？虽然他精明能干、不畏强暴、刚直不阿，但在1718年，他包庇自己的一位下属、雅罗斯拉夫省的一位监察官。落到彼得手里，那就没有容情的余地了——这家伙本来就六亲不认嘛。
涅斯捷罗夫死后第二年，彼得设了枢密院总监察署，监察长权限好比秦朝御史大夫；当家的是亚古任斯基，时年39岁，风琴家的儿子，没什么背景，唯一的靠山是彼得自己——这意思简单得很：用来监察腐败状况的，必须是直属的、只听命于彼得自己的人。这位先生和彼得有段对话，至为意味深长。彼得某天异想天开，又有了个新想法：谁偷的钱够买一条绳子的，就用这条绳子，把他活活绞死——这个刑罚听来很是直观，确实能让预谋犯罪者望而却步，但亚古任斯基道：“其实我们谁都是小偷，只不过有人偷得更多、办法更巧妙罢了。”
事实是：哪怕是彼得一世如此推山劈海的大搞改革，也无法根绝腐败。他鞭打绞杀了无数贵族，给自己换上了一批直系官僚，但也无法完全阻止他们腐败。也因此，俄罗斯始终未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文明现代国家，它依然是一个瑕瑜互见的国家。
只是比起彼得一世对腐败下狠手之前，效率更高一些罢了。
如果彼得使的手段文明一些，高雅一些，俄罗斯会变得更开明吗？未必。因为他接手的那个国家是如此腐败，如此不堪。臣民保守，官吏腐败，大片地域未经开化，结果他硬生生用同样野蛮的办法，让俄罗斯帝国从北国的冰雪和泥淖里诞生，用一批残忍但高效的官吏，代替了先前腐化的贵族，于是俄罗斯这头白熊开始向西方蠢蠢欲动了。
从马略到利奥三世到彼得一世，中间夹杂着高卢和罗马的陨落，我们能看见什么呢？欧洲的腐败与反腐败历程，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没有一次反腐败来得容易。因为反腐败的根源，是反权力，是权力与权力的对决。
——马略面对的是罗马元老院的腐败；利奥需要处理教会的腐败；彼得对贵族的腐败挥动皮鞭和绞索，但归根结底，一切腐败都来源于权力分配的不均。
——反腐大多容易误伤，以及带来连带后果。利奥三世的毁灭圣像运动断绝了东西罗马，伤害了基督教的感情；彼得残忍的政法，让他御宇期间的俄罗斯居民连死带逃，减少了20%。但倘若没有这样的非常手段，这样某种程度上的集权，你便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尤其是俄罗斯，若非彼得这样以暴治暴的半流氓手段，怎么能对付掉积压数百年如淤泥般的腐败？
——从结果来看，反腐成功的国家，效率会提高，但君权（军权）也会更集中。实际上，欧洲许多君王，是以反腐败为手段，集中自己的权力。
——而被集中的权力，从罗马军队，到沙皇登基，一旦权力不加以约束，最后又可能开始新的一轮腐败。反腐败者自己重新腐败，一点也不奇怪：就像推倒昏君登基的农民领袖，也完全可能自己变成昏君。这一切永远都是在动态中进行，所以到最后，还是那句话：
权力的平衡和互相制约，也许才是相对靠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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