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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沈从文新中国生存秘笈

老愚

“好好工作吧，不明白的事沉默对待，可少错误。工作多担负些，向（好的）解放军学习看齐。向优秀党员（真正优秀的）和同志看齐，即可望提高而少出意外。谦虚谨慎不怕多，不宜忘。”
“希望你凡事谨慎，多学习，也多听群众意见，见名誉就让，见困难就帮，能把握大处，就可以少让妈妈担心。”
这是沈从文写给长子沈龙朱和次子沈虎雏信里的话。不善言辞的沈从文，喜欢通过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思。这些写于文革年月的信件（1966—1976），侥幸被收信人保存下来，——因为新中国思想控制、以言治罪的专政氛围，大多数被收信人阅后销毁，只有少数不犯忌的留存于世。《大小生活都在念中：十年家书》近百封信件，除了一封是儿子写给沈从文的情况报告外，都是他写给亲人的私信。何谓大小生活？大生活即国家政治变化，小生活指个人及家庭状况。此书给我的感受是，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皆在作者心间滚动；他是那样真诚地诉说自己的忧思和心事，不仅仅是对亲人，好像还对着无数良善的读者。
从开头短短两段话即可看出，沈从文实在是天真而世故。他以自己在新中国生存的体会告诫孩子，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惊涛骇浪的年月。在鼎革之际，他曾经因为无法接受革命逻辑而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从小渴望进步，批评父亲革命不积极的长子，尽管在思想上已经与保守父亲划清界限，但还是在1957年因口直心快给当局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讽刺的是，沈从文还得给两个不理解自己的“革命”儿子写信，以自己的体会，提醒他们如何保全性命于乱世。
毫无疑问，沈从文认定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幸存者。
1974年2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一封长信，推心置腹地讲述自己在新中国的生存方式，诉说做人做事的初衷及根由，冀望得到其理解和支持。令人意外的是，他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创作，认为进行文物研究才有价值：“而取得的进展，却又显明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的小说，对国家有现实意义。”这种认知表明，经过二十五年的思想改造，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彻底颠覆了自己，成为驯顺的革命一兵。他颇有几分自得。在如此严苛的生存环境下，他觉得自己还能顽强地活下来，被毛泽东周恩来赏识委以整理文物的重任，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当局认可的成绩，委实是了不起的人生成就。通篇飘逸着智者的骄傲：随波逐流，其实却保留着真我。那种逃避革命惩罚、获得劳作佳绩的成就感，尤其令人难忘。
他逐一总结自己的处世哲学，其中有躲过反右运动的机敏：“大鸣大放来了，我也经常去故宫，和陈梦家等等十多人座谈，谈的并不少，只是正面建议，不胡扯。”在大鸣大放高潮期的信里，他谈到民主党派的动机是要倾覆共产党的统治，周恩来告诫知识分子要明大是大非，以及获知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处理消息后他的感想：“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的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见《沈从文家事》）
谨小慎微的生存哲学救了他。即使有后来的浩劫，他也认为自己比同时代文化人活得好，因为所受的折磨非常轻：
“只写了个二千字不到的自我批评，在大会上一宣读，即告完事。”
“扫了一阵卫生间。”
而损失，也不外乎“一些些藏书”、“未集印的存稿”、彼此写的信件以及朋友的通信。
那些在1949年后被新政权重用的故旧，短暂风光过后，纷纷成为革命对象：老舍投湖自杀，丁玲身陷囹圄，巴金由高处坠入深渊，“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巴金：《怀念萧珊》）
到文革后期，巴金、冰心等人依旧被“挂着”，沈从文却被再次启用。他不由得生出莫名的感慨，觉得这是自己多年来为人做事的福报。
他确实有理由自豪。身心健康，亲人健在，还撰写了传世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老友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里写道：“这些年我们先后遭逢了不同的灾祸，在泥泞中挣扎，他改了行，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东奔西跑，唯唯诺诺，羡慕枝头欢叫的喜鹊，只想早日走尽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却是十年一梦，床头多了一盒骨灰，……”远离政治漩涡，躲避灾祸，发挥生命潜力，不虚度人生，湘西人沈从文可谓乱世中的赢家。
那么，沈从文的生存秘笈是什么呢？
首先，紧跟领袖指示，做别人无法反对的事情。因为有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及分派任务，他欣然认领了落实“古为今用”政策的旨意，以此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在政协的四五个提案，全是关于如何落实古为今用方针的，而且全部通过，他因之自感对社会有积极影响。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经验，“学习改造大大不同于人处，即不是当众发言的活泼流利，而是死死的记着一些些为数不多意思深刻的揭示，去持久实践！也可以说，单单纯纯记住十个大字‘搞调查研究’，学习‘为人民服务’，一面牢牢记住一个研究员的特别责任，是为‘解决本馆陈列研究外，还得负对外协助科研、教学及生产而服务’。”
其次，“把功劳上下推，决不提自己什么。”他用让别人感觉不到威胁的方式，赢得广泛支持和认可。对每一位来商量改进生产问题的人，不以专家自居“点点指指”，总不忘说明：“老师傅才是生产上打硬仗的战士，我是个后勤杂务人员；对美院教授，则事先交代自己只是从说明员地位介绍材料，从常识出发汇报学习体会和个人理解，主要是供专家参考；为外单位演出、编书提供材料做事，总让领导上台说话，然后再用说明员身份，为人家一一说明内容，最后总不忘表扬同事：“这个工作是美工组、库房组同志共同热心来做的事。”他还坦白，从不贪图便宜，把好的文物收藏给自己。如此一来，他化解了各种“敌人”，最终赢得了组织信任。他参加了文物检查组，过手了约卅万件不同文物，“看绸缎和瓷器就十万八万，吃透了许多专家拿不住的问题”。自反右到文革前，外面惊涛骇浪，他竟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主持一项庞大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工作计划。
有阅历的人或许会发现，沈从文的处世哲学，也是新中国有才能有抱负的正派人的常见生存模式，若不自觉泯灭自我意识，就将被迫消灭，甚至有性命之虞。故而，他的秘笈并无特别之处，但在他看来，却是自己的一大发明。一个天真赤诚之人，何以被逼成这般世俗模样，这恐怕才是关注重点。
在信里，他有点娇嗔地问妻子：“得不到党的信托，能把那么大的工作不组织什么委员会来办，却让我一个人来办？”
“除了个人脑子得用，”他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归之于“主要还是受到党的教育、鼓励、了解、信任”，以及学习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将其运用到具体工作上的结果。
他在信里自豪地宣称：“这个在主席指挥下的‘普通一兵’的资格，是取得了的。”《普通一兵》是苏联著名的洗脑作品，讲述用生命之躯堵枪眼的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的故事，1952年被新中国引进，成为革命英雄主义教科书。沈从文在此表明的是：自己取得了为革命献身的资格。
他还在信中设想，自己可以当个小班长，率领十来个人，“为了工作，这点‘野心’，总理或主席，还会以为我是为自己吗？”
呵呵，一个狡黠然而并不惹人讨厌的湘西佬的形象跃然纸上。
“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张兆和在晚年读了丈夫遗留的家书及检讨书后，感慨道，“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除了名满天下的《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沈从文最重要的思想和情感记录，也许就在“沈从文人文三书”里：一本是文革十年家书精选《大小生活都在念中》，一本是收录有检讨书菁华的《生命的光影形线：人生感想录》（还包括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随笔、时论），一本是谈艺谈文物论文化的《古人为何要留胡子》。家书、检讨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字，真实表现了大师在鼎革之后的精神活动，世故而天真，让人感受鬼魅横行岁月里一颗不甘沉沦的心灵的悸动：痛彻心扉的反省，异常艰难的生存，于绝望中奋力活下去的勇气，……读了，才知道我们原本并不了解沈先生。
当改天换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国时，知识分子沈从文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在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这件事的真正含义，中共文化教育接收大将叶圣陶在同年3月20日的日记里不无悲悯地写道：“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八天后，沈从文试图自杀，他顶上门，用锋利的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和脖颈。沈从文的长子沈龙珠晚年回忆道，他们一家人当时非常不解：“我们认为没有人要他怎么样，很容易转变的事情，为什么转变不过来？”沈从文好友林徽因质问：“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人们在几十年后才明白沈从文发疯的象征意义。那是不甘死亡的心灵的哀号，是自此消逝的旧时代的颤音，是对自由、人性、尊严格外敏感的人的死去。可以与此比拟的是，苏联革命成功后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放悲声。严霜摧折，灵魂凋谢，能否迈过这道被红色革命征服的心理之坎，对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莫大的考验。有洞察力的人逃离了赤土，更多的人轻松跨过了，沈从文却几乎被这道考题难死。沈从文在绝笔书里哀叹：“《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
多少年后，人们似乎觉得沈从文这个转变非常值得，因为他写出了可以传之后世的杰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0年，他的小姨子张充和欣喜地说：“有人说他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那才可惜！”2014年，评论家张新颖睿智地总结道：“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我以为，他们夸赞的是另一个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已经死在那一年。沈从文的所谓成就，是无奈之中可怜的收获：一只自由创造的雄鹰死了，变作笼子里的工匠，作囚禁中的歌唱——以之判定沈从文转变的价值，不免偏离了对生命尊严的考量，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自由知识分子沈从文的精神死亡，比作为小说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的死更令人叹惋——那是无法衡量无从补偿的损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死亡悲剧，才是对那个法西斯时代最有力的控诉。

他为何不去台湾？人们对沈从文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颇为不解。据沈龙珠说，南行的机票都送到手里，但沈从文决定留下，“他不走，他觉得新社会是会好的，也应该好的，不会是老样子了。”沈从文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确是这样表述的：“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他明白即将降临的新中国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但仍天真地设想，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旧中国更坏吧？他寄希望于新统治者兑现自己宣称的建国承诺，以为总可以自在地凭手中那支笔生活下去，更何况地下党也派人动员他留下来。当变来临时，他才知道那不是自己所能设想的变，而是毁灭，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这天真并非他一个人的，挚友朱光潜不走的理由有二：患骨结核的儿子身体无法移动；地下党许诺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周作人亦如此，1949年1月26日，劫难过后的周自南京老虎桥监狱保释出狱，随后奔赴上海避难，自称在监狱最后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上海易手后，周作人回到北平，期待靠翻译过平静的生活。……许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厌恶旧政权而愿意接受新政权，他们觉得任何政权都不会让自己活不下去。
击垮沈从文的，是中共文化管家郭沫若的一篇檄文。在沈从文工作的北大校园，有人在壁报上贴出了来自香港的文章，名曰“斥反动文艺”，原发1948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在1949年以前的文化界，沈从文可谓特立独行之士，他蔑视权力，不屑于加入国民政府参政议政，又厌恶那些鼓动革命的“民主人士”，一直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节，因而在知识界拥有良好的声望。中共地下党员、学生吴晗一心拉他入民盟，被他坚拒。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几篇时论里，疾呼为了新中国放弃党争，不愿让人民再做无谓的炮灰，他心里有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愿景。
基于人性立场，沈从文高声反对国共内战：
“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
“我们对于在朝在野伟人政客的信念，事实上都已完全动摇。”
这些锐利的句子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沈从文的政治立场。
他认为，年轻人在“争夺”之外，应该寻找另一条路：“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而文学的作用，就是“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
他对作家的期许是：“一个真有头脑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工作虽无从重造这个社会全体，却容易给未来一代负责者在生命最重要的青年阶段中消毒免疫。能使之消毒免疫，这国家明日的命运，很可能便不同了！”
一篇“《文学周刊》编者言”，一篇“向现实学习”，这两篇分别于1945年11月10日和次年10月20日发表的文章，彻底激怒了革命文化阵营。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剑拔弩张，虽有和平谈判和美国调解，但内战一触即发，民众期盼多年的和平的希望眼看着将要破灭。在1947至1948年间，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曾经发起了一场松散的争论，名为“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自由主义者已经明白到了必须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刻，但他们未必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取得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共产党文宣机构以解放人民的“革命战争”替代“国共内战”，自然会视反战者为敌。读了沈从文的文字，我们就该明白郭沫若为何要置他于死地了。按照共产党文化管家的逻辑，不拥护就接近于反对，更何况是如此决绝地发出犀利的反对声。
更令郭沫若之类革命文化运动健将愤慨的是，沈从文斥责这些“活动人物”寄食于文化运动的名分上，将作家放置于宣传机构门下任其驱使，他们只是在争名词是非的同时争名分。
反击是必然的。他们指责沈从文“诋毁了一切为人民的苦难呼吁的文艺……污蔑了一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奔走牺牲的作家”，讥讽沈从文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是想做国民政府的名士，……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郭氏檄文出笼。
从杀气腾腾的题目就可看出其审判官的角色。在政权易帜之际，郭沫若以中共文化裁决者的身份，吹响了清理阶级门户的号角。文章开宗明义提出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由此出发，指责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为“文字上的春宫”，并将沈从文的罪状一一罗列：抗战初期，高唱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后期反对作家从政，今又将“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称之为“民族自杀悲剧”，——“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最后斩钉截铁地认定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文素臣是清代小说《野叟曝言》里的主角，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全能型的救世英雄，他凭一己之力将儒教推向世界。郭沫若将沈从文与之相比，且加了一个形容词“摩登”，以讥讽其过气的主张以及自不量力的滑稽程度。
郭沫若还别出心裁地将“反动文艺”划分为“红黄蓝白黑”诸色，裁定沈从文为桃红色，朱光潜为蓝色，萧乾为黑色。宣称现在打击的主要对象正是这三色，“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今天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郭还进行攻心战：“我们也并不拒绝人们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敌人，一旦翻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
文化管家警告政治立场中立的文化人：你们很容易被当成反动派的花瓶而利用，不要在反动或伪自由主义的报刊上发文章。
该文的逻辑铿锵有力：不赞同革命的，当然是敌人，必围剿之；不积极参加革命，也有问题——要么是帮凶，要么被人利用，都必须自觉向革命靠拢。
不读这篇檄文，是无从体会沈从文的惶恐的。这是一言九鼎的革命判决书，彻底宣判了文人沈从文的死刑。从罪证到推论，言之凿凿，一下子击中了他的死穴，他无力辩驳，也无法辩驳，他感受到了那股强硬的寒意，因预感大祸临头而惶恐不安。神经高度紧张的沈从文，感觉被人盯梢，随时有被抓走的危险，他也确实收到了恐吓信，瞥见了后窗窥视者的影子，于是，他精神失常了，成为人们眼里的“病人”。
在新中国，人们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了，没有私人存在的空间，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无饭可吃。国家机器强制消灭了社会，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全部国有化，一个独立不羁的人无从立足，一个被单位包裹的人，事实上被分子化了，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被组织抛弃（林贤治语）。因而，谁也就没有与强力抗衡的底气和可能，投降缴械是必然的事情。
1949年7月6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新政权掌门人毛泽东在不到二百个字的欢迎辞里说：“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这样的逻辑和句式自此风行，被欢迎的753位对象从此有了自己的上帝。沈从文不在此列，因为他是革命的对象，人民的敌人。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不久，病未愈合的他，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学习”。
“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1949年5月30日，孤独而绝望的沈从文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像是慨叹，又仿佛是一道可怕的谶语。
沈从文在同年9月8日给丁玲的信中说：“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但怕的东西偏偏要来，他终究是毁灭了。

“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得站起来讲。” 这是作家沈从文的开场白，时为1981年，他应邀在故乡湖南省博物馆演讲。他紧接着说，自己是个不及格的说明员，“我的目标也就是做个及格的说明员，”“这次来主要是向各位学习，”……事实上，他这次可算是衣锦还乡，他携夫人，在两个亲密助手的陪同下，从广州校对传世名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路过长沙，被家乡当作贵宾迎接，台下坐的都是前来聆听著名文学家、历史文物学家教诲的虔诚观众。
在赞美者眼里，此为大师的谦卑；若自批评者的角度看，则不免为沈从文感到难过，因为他已经被新中国修理得如此不堪，几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但这恰是三十多年革命运动的结果，个性，棱角，自尊，都是消灭的对象。一个文化人需时时夹紧尾巴，否则便有惩罚自天而降。一个人的言语、行动，无时无刻不处于革命群众的监控之下。不低眉顺眼混同于沉寂者的行列，一个有思想的人随时会被扑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成功者——他自如地学会了卑微，不让大家产生排异反应。
1987年7月，沈从文与来访的瑞典作家汉森有一段奇妙的对话：
对方问：“《边城》是您最成功的作品吗？”
回答：“是比较喜欢的习作。是一种试探，用各种不同写法。可以算是代表作。”又说，“不成熟的，所以叫习作。”
对方问：“那是不是认为不成功的？”
回答：“不是。”
既叫习作，又说是代表作，这很难让人明白其中的逻辑。倘若照黄永玉先生的解码——“把否定当肯定”，就恍然大悟了。沈从文是通过自贬——弱，赢得人们的怜悯，但你若真以为他弱，却不免上当了，他骨子里非常自信而强悍。“习作”是示人以弱，“代表作”才是强悍。当你把“习作”视为谦语，你就对了。
晚年黄永玉揭示了表叔沈从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喜欢示人以弱；二是很会超脱。既是个性，也未尝不是其生存策略。
我理解，所谓“很会超脱”，指的恐怕是很容易从现实情境里脱身而出，留一具枯壳游戏人间。聪慧过人的他懂得生存原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低头便是以弱示人；骨子里倔强依旧，在服从的外表下，完成自己的生命目标。
新中国建立后，沈从文在家里被视为落后分子，妻子张兆和受组织信任，肩负教书育人重任，两个儿子积极要求进步，长子在思想上同他划清了界限，次子也不理解他的怪样。他成了革命大潮中的孤家寡人，即是这样，也不能置身事外，新中国是不允许他掉队的，他必须过革命关。1950年初，他被送进临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当局开办这所大学的目的，意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令其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因而所谓学习，便是强制性地灌输一整套革命理论，逼迫一个人不断反省，直到过关，被组织接纳。据沈从文后来的同事史树青回忆：“几千人听艾思奇作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理论干将，所写《大众哲学》一书被中共作为洗脑教科书，他力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沈从文在革命大学的“学习”非常艰难。次子沈虎雏说，“爸爸学得别别扭扭，不合潮流。他不喜欢开会听报告，不喜欢发言和听别人发言，讲政治术语永远不准确，革命歌曲一个也不会唱，休息时不跟大家伙打成一片，连扑克牌都不肯玩，总是钻进伙房，跟几个一声不吭的老炊事员闷坐。……”可以想象其痛苦不堪的处境，但他还是毕业了，他也必须毕业。经过十个月的政治学习，1950年12月，沈从文从校长刘澜涛手里接过了“毕业证书”，这一年，沈从文48岁，正当生命盛年。
半年后，沈从文又被安排去四川参加土改，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中共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在沈从文身上生效了。他写下了两篇重要检讨书（见人生感想录《生命的光影形线》）。
1949年2月，沈从文表示：“我已完全相信一个新的合理社会，在新的政府政治目标和实验方式下，不久将来必然可以实现。”
同年12月25日，他又写了一份六千字的检讨书里，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自己。诚恳，坦率，呕心沥血，称得上是一份合格的投降书。他将自己的转变归之于两点：从现实学习，从文件学习。“一册《毛泽东文选》和党纲报告，实帮助我启发我理解到许多问题。”他总结了自己的个性及思想历程，认为讨厌政治和内省的个人气质，使其离群而思索，为固有观念所局限，此为病症。他认识到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近于对社会进步要求的责任规避”，而毛泽东“很素朴的将一切文化活动引入政治，皈依政治，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新政治服务。措词明确具体，远比一切教条文学合乎实际”。
然后，沈从文以自己和孩子的思想冲突为例，反省自己凡事“由思出发”已不合新时代，而“由信出发”的孩子有了自己的信仰，和国家一同壮大，而自己落在了后面。 他敏锐而准确地捻出官方倡导的时代氛围：“一种新宗教气氛的孕育成形。”他觉悟道，“在此大时代中，任何个人都渺小之至。”“若工作和社会发展游离，或相反，便无意义可言。”“便觉得过去一时对社会进步的妄想，文学艺术的看法，生活方式的孤立，都实在和社会发展游离。” 他坚信这不是臣服，而是“对真理的虚心”。他还以身说法，为当局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说空话过糊涂日子的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不放下错误思想、拘腐态度和不健康的人生观”。
最后，沈从文给自己设立了一个验证自己思想改造成效的考核目标：“到我情绪健康能重新用笔写短篇小说，来讴歌这个新时代人民进步的种种，对人民革命也稍稍有点用处时。”
“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憔悴，很离奇。”现在再读一年前的句子，简直有恍若隔世之叹。
经过一番“改造”，沈从文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病根所在，自觉放下个体的生命意识，服膺了革命真理，一个自由主义者就这样成为国家主义的认同者，有自觉生命意识的沈从文死了。这种经由强力塑造的世界观，顽固地占领了他的思想和灵魂。
从沈从文尝试写的两篇小说，即可看出他被改造的程度。
《老同志》写于1952年1月14日，时值作者在四川参加土改。小说以两年前在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的经历为素材，写了一个被教育长作为标兵的炊事员的故事。这是一个五十七岁的“翻身老农民”，有“一双劳动人民的大手”，“充满一派忠诚无邪的干净气”，“每天只是一声不响地低头把事情做下去。因为他明白人民既然当家作了主人，事情是越做得多越好”，“生命的火和大炉灶中的高热炉火，俨然融合而为一，永远在为一个人类崇高理想而燃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个“老同志”面前，小说主人公生出如下感慨：“难的是素朴和忠诚，一切为人而无我。这种无产阶级高贵品质，是不容易学到的。”沈从文臆想了一个顺从、无私的劳动人民形象，属于无内心生活的纸糊人，被抽干了血肉的的人形物，一个竭力让人因感动而效仿的革命螺丝钉。这是作者被革命教育之后的文学汇报，也是他幻想中的“劳动人民”，沈从文以此赞美革命的成效：塑造了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
《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写于同年，以土改工作者的口吻，讲述发动贫下中农斗地主的进展，充其量算是一个文学化的事迹报告，主题先行的锵锵主旋律，混杂着依稀可辨的沈从文的笔调，令人有五味杂陈之感。看看这样的句子：“一切都进行得顺利。晚上各村反映情况，都说毛主席真是为我们穷人撑腰，把大恶霸枪毙了，挪去了一个千斤大石头，翻身大事再不会有何挡路的东西了……人民动起来了，全面动起来了。是的喔，历史在改变，应当死亡的一律死亡，必然新生的得到新生。打地主吗？……是的，早纠正过来了。不过，这是斗争！”
这就是一个对世界持审美态度、曾写出《边城》《湘行散记》《看云录》《摘星录》等美文的作家。与此同时，1952年因目睹镇反、土改场景而逃离大陆的张爱玲，在香港写出了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表达了一个敏锐的作家对新中国的认知。
但沈从文并不甘心就此毁灭，在文革家书集《大小生活都在念中》里，由引实物为《红楼梦》作新注而起话头，他开玩笑说：“我的名或许反而得借曹雪芹而传。”他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写小说，他至少两次谈到自己的抱负：1967年5月11日，文革第二年，他在写给次子妻子的信中批评大学教授不会写作，然后称：“可惜我心脏受了大限制，不然一定下乡，或即回来家乡住上一年，一月试写一个，一年时间内至少写得出十个一切都新的样板短篇。”1972年7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又说，若住房获得改善，“我预先感到，还会写出几个中篇，能给人耳目一新。我自以为还会写上十篇特别动人的短篇。”事实上，这仅可视之为激情的余烬，即使万事俱备，他也不会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了。
他唯一保留下来的，还是那份对时局和人心的洞察力。1974年6月5日，他在给次子的信中这样剖析中国现实：“因为明明白白是上面的路线斗争，居多中上层干部也难明白意义何在，需要的是什么结果，难于处理末后又将如何变化，多数中上层也不够明白内中情形，何况一般外人？令人着急处即不少‘好计划’，在发展将难望一一实现，而形成一种新的矛盾，也将不好收拾。因之‘运动’转为‘永动’，在动中总是用新的矛盾盖着了旧的，而始终难于在应当收时即收，由主动转为被动，又用新的主动去代替旧的，老的即在此运动中结束，中年人亦在此运动中进入暮年，国家力量形成无限制消耗，却得不到应得效果，转而授人以柄，为修与帝国主义者求之不得，使人痛苦之至!”他对中共执政的弊端洞若观火，痛心却无可奈何。所不同的是，以前论事持中立的批评立场，如今是站在国家立场言之。
早在1940年代，沈从文就从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出发，分析过中国政治制度下国民和国家的关系，“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人主的法宝。末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精神上它很高尚，实用上它有问题。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皆是必需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他几乎发出响雷般的呐喊：“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那里可望好起？”
在我看来，被称为名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固然开辟了理解物质文化史的新路：就是从以文献为主转而以实物为主，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对服饰的演变过程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无论如何，这还不能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更多的是一部说明文字的汇集。沈从文在该书后记里称为“编篡整理”，他在多个场合称“主要是资料性的，试探性的，提出一些问题”，这绝非自谦之词，而是实情。虽说他在历史博物馆研究三十年，但有二十年耗费在运动中，因而“任何一方面却始终达不到深入专精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的思想已经格式化，宣称“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才搞得通”，把历史文物研究视为思想改造的作业，为落实毛泽东“古为今用”方针服务，为新中国生产和建设服务。在此前提下，一个被束缚的研究者怎么可能进入纯粹为美而迷醉的自由创作状态，写出神采飞扬的美妙之作呢？为国家所用，让他有了一滴水融入大海的骄傲与乖巧，接受思想洗脑的后果也是可怕的，他学会了机械地使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一切服饰现象，字里行间充满对统治者的仇恨，以及对从奴隶到穷人的热爱，书里动辄出现“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统治者的虚伪”“剥削生活”“劳动人民付出无限血汗”之类字词。最好笑的是，有一节名为“清明上河图中劳动人民和市民”，沈从文或许不知如何区分劳动人民和市民，只好如此并列。1974年2月，沈从文在写给妻子的长信结尾如此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大致还至少得努力干三五年，来扭转这个忽视文物是劳动人民以至奴隶为唯一创造者。”创造者三字下面还加了着重号。这就是他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真实心态，若对此视而不见，则妨碍对其著作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革开始时，沈从文心灰意冷，他在写给大哥的信里说：“你应当经常看报上社论消息，上面刊载文章，多和目下在全国范围内几亿人的行动有关系，也和此后国家发展有关。今后有许多事变化必十分大，你手边若还有点点钱，可决不要随意花去。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空回到家乡的。……现在快到七十岁，若真的回来，大致即将作终久计矣。社会变化大，变化大，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设能在家乡过三几年安定晚境，有个三间容膝安身之地，有一二亲人在身边，已是十分幸福。” 而到文革末期，他又迅速转为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告诫妻子：“不鼓励我，也至少得原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这就是黄永玉所说“外表很软弱，内心又特别坚强”的沈从文，他凭借自己乱世里的生存策略，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
1940年代，在昆明教书的岁月里，“对生命的美特具敏感”的沈从文，曾欣喜于找到了生命的终极价值：“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必觉得那点光与色、形与线，即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能低首表示虔敬。……人有为这种光影形线而感兴激动的，世人必称之为‘痴汉’。……凡知道用各种感觉去捕捉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永生不灭。屈原、曹植、李煜、曹雪芹，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篇章，保留得完整的几个人。这些人写成的作品，虽各不相同，所得启示必古今如一，即被美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沈从文确实是这样一个，从创作到历史文物研究，他竭尽全力发现美，接近美，感受美，表现美，他留在了最高处领受荣耀。

【参考书目】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 张新颖文 钟山杂志2017年第一期
沈从文专辑 【台湾】印刻文学生活誌创刊5号，2004年出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
沈从文晚年口述 王亚蓉编著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团聚 （《自传集》） 沈虎雏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
大小生活都在念中 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生命的光影形线 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