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 Applebaum
戴大洪译
新星出版社
中文版序
根据档案写成的书具有某种不同的地位。当然,它仍然可能受到质疑,其他作者同样可以坚持认为它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不能宣称,它是凭空捏造的,或者只是某个个人想象的产物。
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场大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就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与陈词滥调所说的不同,我写关于古拉格的这本书不是“为了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而是因为它们还会再次发生。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序言
于是,命运使得人人平等
不再按照法律规定
无论是神父的儿子还是人民委员
无论是富农的儿子还是红军司令……
在这里,各个阶层平起平坐
同是营中难友,大家皆为兄弟
人人都被打上叛徒的印记……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凭着记忆》
古拉格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指代苏联的劳动苦役营系统。
劳改营囚犯总数保持在两百万人左右,从1929年到1953年,约有1800万人曾在这个系统中受难,另有600万人被流放到中亚或西伯利亚强迫劳动。
斯大林时代,古拉格是重要的经济模块;斯大林死后,其继任者认识到劳改营是一种不合理的投资,开始陆续解散劳改营。劳改营从此发生了演变,直到戈尔巴乔夫(古拉格囚犯的孙子)于1987年全面解散政治犯劳改营。
所有人都会对佩戴法西斯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锤子镰刀图案表示反感。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古拉格体系并不是从海上冒出来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周围社会的普遍水准。如果劳改营龌龊肮脏,如果看守残忍蛮横,如果劳改队邋遢懒散,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肮脏、蛮横和懒散充斥于苏联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果劳改营里的生活恐怖、残酷、令人无法忍受;如果劳改营里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不足为奇,在某些时期,生活在苏联也是恐怖、残酷、令人无法忍受的,而且劳改营外面的死亡率像劳改营里面一样高。
从1917年开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被颠倒了:毕生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成为一种负担;抢劫美其名曰“国有化”;谋杀是公众所接受的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铁丝网里面的生活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在劳改营的俚语中,铁丝网外面的世界并不是“自由社会”而是“大监狱”,它更大,没有劳改营的“小监狱”那么致命,但是并不更人道——肯定不会更人道。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国家警察的任务不是发现犯罪,而是随时准备在政府作出决定时立即逮捕某一类人
亦即,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
纳粹与苏联都有集中营。在此之外,纳粹还有灭绝营,而苏联则使用行刑队。
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在毒气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你可能死于德国的森林或者西伯利亚的荒原,你可能死于一次矿井事故,你也可能死在运牛的火车上。但是归根结底,你的人生经历是你自己所独有的。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
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陷入混乱,沙俄时代留下的监狱体系人满为患,“不逃跑的只是那些实在懒惰的人”。
为此,布尔什维克谋求新的解决方案。布列斯特合约签署后,苏维埃政权释放了两百万名战俘,闲置的战俘营被交给契卡作为集中营。
契卡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别委员会的缩写,无须对苏维埃政府及其任何部门负责。它没有依法办事的习惯,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不需要与警察部门或者司法人民委员部所管辖的法院交换意见,游离于正常的法律社会之外。
集中营是通过政府行为把自由人变为农奴的系统。
第二章 “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
白海上的索洛韦茨基群岛(Solovetsky)于1923年10月13日移交给契卡,成为第一处集中营(北方专设集中营)。
安泽尔岛的囚犯从事伐木劳动,由于极度渴望休息,部分囚犯甚至砍断自己的手脚。
一名囚犯因抱怨家里寄来的包裹被没收,监狱看守将他全身扒光绑在森林里的木桩上,交给蚊子折磨。
弗伦克尔原为索洛韦茨基的囚徒,因上书集中营存在的问题而得到契卡高层赏识,摇身一变被提前释放并提拔为看守,一跃成为集中营商业化经营的鼻祖。
弗伦克尔完善了将囚犯的伙食定量与劳动定额挂钩的制度。这么一来,健壮的囚犯更加健壮,而虚弱或不善体力劳动的囚犯很快病倒并死亡,不再需要监狱看守对其施加酷刑。
他也取消了各种形式主义的教育改造,把集中营变成了纯粹的劳改营。
第三章 1929年:重大转折点
斯大林上台后开始强制推行集体化,数百万抵制者被划为“富农”,予以行政流放。这对集中营体系产生了新的巨大冲击,即如何处理数量庞大的农民囚犯并安排其劳动创收——即所谓“劳动力的合理利用”。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人亨利希·雅戈达:苏维埃的政策不会允许建造新的监狱。没有人为新的监狱出资。但将合理利用劳动力的大型集中营的建设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把工人吸引到北方有很多困难。如果把成千上万的囚犯送到那里,我们就可以开发北方的资源……索洛韦茨基的经验表明,我们在这一地区可以有所作为。
迁移是永久性的,囚犯获释之后仍将继续留在那里……我们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迫使获释的囚犯留在北方,从而增加我国边远地区的人口。
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建了一个特别处叫做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定居点管理总局,后简化为劳改营管理总局,亦即“古拉格”。
劳改营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一些工程师和专家因劳改营建设的需要而被逮捕;需要为劳改营补充劳动力时,政府则会开展“严打”实施大规模逮捕。
例如,1934年,亨利希·雅戈达给乌克兰的下属写信,要求得到1.5~2万名囚犯,用于完成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
第六章 大清洗及其后果
秘密警察头子亨利希·雅戈达于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枪毙,尽管他上书苦苦求饶:我跪在党和人民面前,请求他们宽恕我,饶了我的性命。
接替雅戈达的尼古拉·叶若夫流放了雅戈达的全家人。雅戈达的外甥女回忆被流放的那天:
“但愿雅戈达能够看见他们正在对我们干什么”,有人悄悄地说了声。
突然,从不高声说话的外祖母转向空荡荡的公寓大声喊道:“他应该受到诅咒!”她跨过门槛,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
随着雅戈达的倒台,劳改营负责人和管理者们陆续被逮捕、枪毙,古拉格在快速发展中涌现在的各种问题都被推到了他们头上。
加马尔尼克曾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大清洗中被指定为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庭成员。他拒绝参加审判,被开除军籍,1937年5月31日在家中开枪自杀——是条汉子。
他的妻子同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的妻子们一起被投入了劳改营。
有农民因把自己养的猪拿到市场上买而被判“投机倒把”送入劳改营。
1938年,斯大林废除了释放劳动积极分子的做法。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斯大林发言:
释放这些人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出于国民经济的考虑,这样做是个错误……我们总是释放最好的囚犯,留下的却是最差的。
第七章 逮捕
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
逮捕对象:二十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三十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苏联占领区的波兰人和波罗的人。
外国人也是逮捕的首要对象,特别是外国共产党员。1937年2月,斯大林曾对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说:你那里的所有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敌人的控制下工作。1936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共有394名成员,到1938年4月只剩171人,其余的都被枪毙或送进劳改营。
斯大林杀害的1933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的还多。
估计有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员在1937年被处决。
苏联还在大萧条期间去美国忽悠了两万五千名美籍芬兰人去说芬兰语的卡累利阿共和国定居,再把他们送进劳改营。
有海外关系的少数民族也是被捕对象,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1月,共有335513人被定罪判刑。
内务部还逮捕了所有在沙俄时期参与修建中东铁路的现苏联公民,指控他们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
还有歌剧演员因为与日本大使跳过舞、兽医因为给外国人的狗看过病而被捕。
一个娶了苏联老婆的克罗地亚共产党员说:他老婆在婚前受到所有亲戚的警告,婚后则没有亲戚敢和他们家走动,生怕与外国人扯上关系。
有电影女演员因为拒绝与反间谍部门负责人上床,而被对方亲手签署逮捕令。有斯巴达队的四兄弟因为战胜了契卡头子贝利亚喜欢的迪纳摩队而遭到逮捕。
有个从没听说过基洛夫的农民因为说了句“我他妈才不关心呢”而被判了十年。
根据1940年的法律,偷渡者的亲戚无论是否知情都应被捕。
苏联笑话:夫妻俩半夜听到敲门后高度紧张,得知只是邻居来告诉他们房子着火了,两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秘密警察经常忽悠被捕者顶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回来了,以降低他们的警惕以免发生抵抗行为。
列夫·拉兹贡:把一个身体不怎么好的中年妇女送进监狱,就连装内衣和洗漱用具的小包也不让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自从法老时代起,一直允许被捕者随身携带这些东西。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中描述看守对刚被捕的囚犯进行搜身:
用手握住你的阴茎。翻开包皮。多翻一点。好了,这样够了。把你的阴茎朝上,朝右,朝上,朝左。好了,你可以放开它了。
芬兰籍共产国际领导人奥托·库西宁的妻子艾诺·库西宁被捕后的第一晚被安排在可以听到囚犯受审的牢房:
即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难以形容我在列弗尔托沃监狱第一个晚上所感到的恐惧……我整夜都能听到不成人声的尖叫和皮鞭不断抽打的声音。一只遭受虐待、垂死挣扎的动物也不会像连续几个小时遭到威胁、拷打、咒骂的受害者一样发出那么骇人的惨叫。
办案人员对囚犯说:我们从不逮捕无罪的人。即使你没有犯罪,我们也不能释放你,因为那样人们会说,我们正在滥抓无辜。
第八章 监狱
囚犯们使用莫尔斯电码,通过敲击墙壁传递信息。
为了防止囚犯与外界沟通,三十年代后期布特尔卡监狱一度禁止给囚犯寄送包裹,家人只能寄钱。但不是所有家庭都有钱,因此很多囚犯得不到家里的补给,生活窘迫。
为此,囚犯们组织了“扶贫委员会”,每个囚犯拿出其10%的钱捐给委员会,用于为没钱的囚犯从监狱小卖部购买食物改善伙食。监狱当局则悬赏抵制,组织囚犯加入这个地下组织。
第九章 押解,到达,挑选
囚犯经过在监狱的过渡,很快被押赴劳改营。一般用卡车将其从监狱运到火车站,有时也会步行前往火车站,路上往往会得到市民的援助:
她们把小包食品、长条面包、马铃薯和腊肉用布包上扔进囚犯队伍。一个女人解下披巾,脱掉御寒的外套,将它们送给一个衣着单薄的囚犯。我得到一双羊毛手套。
这种反应在沙俄时代具有悠久传统。
火车上发放干面包和咸鱼,但很少提供水,导致囚犯甚至去添悬挂在车厢外面的冰凌。另一名囚犯回忆,在28天的押解途中,只提供过三次水。
刑事犯和政治犯一起被装船运往科雷马(勘察加半岛以西的西伯利亚大陆),俄国刑事犯曾在船舱内洗劫相对富裕的波兰政治犯,造成多人丧生。也曾发生过刑事男犯轮奸政治女犯的案件,受害妇女的尸体被直接扔进大海。刑事犯还强奸同舱的少年。
没有人受到惩罚。
“任何读过但丁《神曲》的人都会说,地狱就在那条船上。”
1944年12月24日,由51节车厢组成的CK590特别列车的官方记录:
囚犯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到达,没有为所押送的囚犯准备取暖设施。每节车厢有十至十二个铺位,铺位上可以安排十八个人,但是每节车厢的囚犯多达四十八人。车厢没有足够的水罐供应饮水,结果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长达几天几夜。发给囚犯的是冻得硬邦邦的面包,他们连续十天得不到任何食物。囚犯到达时还穿着夏天的囚衣,肮脏不堪而且爬满虱子,他们显然都冻伤了……生病的囚犯被推到车厢的地板上,得不到药物和治疗,结果随时就地死去。尸体长时间留在车厢里……
对于押解看守对囚犯的虐待,幸存者认为:这并不证明邪恶,只是证明他们对被押解者的极度冷漠。他们不把我们当作人看。我们只是有生命的货物。
缺水应该不是故意虐待我们,而是因为供水必然要给看守增加额外的工作,所以只要没有命令,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押解队的指挥官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而看守则不愿冒着囚犯逃跑的风险一天几次押着他们去车站的水井或自来水龙头打水。
索尔仁尼琴的分析:
一名苏联军人为什么就得像头驴似的为人民的敌人去打水?
打来水分给囚犯,押送人员能够容忍这一切,只要那帮猪猡咕嘟咕嘟喝饱了之后不要求解手就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如果一天不给他们水喝,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他们喝一次水,他们要求解一次手;要是可怜他们,给他们喝两次水,他们就要解两次手。于是,这成了个简单明了的常识:什么也不给他们喝就对了。
(《古拉格群岛》第二卷)
科雷马劳改营门上的标语: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而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
索洛韦茨基劳改营:通过劳动——获得自由
奥斯维辛集中营: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
第十章 劳改营的生活
德米特劳改营规定马匹每天走路不得超过32公里,每八天必须休息一天。但对于囚犯,有每十天休息一天的规定,但根本无法落实。
有组织的囚犯群体睡在空气较好、空间较大的上铺,势单力薄的囚犯睡在下铺,睡在地板上的则是最底层的囚犯。
在科雷马,囚犯劳动一整天后,需要为进入澡堂在严寒中排队等待几小时。澡堂小而囚犯多,15人使用的更衣室往往塞进100人。澡堂墙壁上有许多裂缝,所以一点也不暖和。每人拿起一个木桶,得到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还有一小块黑乎乎的肥皂,气味很难闻。
每天供应一到两次菜汤,有人回忆它是用“烂包菜和坏土豆做成,有时放一点猪油,有时放几个鲱鱼头”,有人回忆它是用“鱼或动物的内脏加上一点土豆”做成。
一些劳改营按完成劳动定额情况制定精细的伙食标准,以至于需要有人每天专门计算本劳改营一千名囚犯每天应该得到十三档伙食标准中的哪一档。
在劳改营里,偷窃行为被人容忍,只有面包除外——面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劳改营不成文的法律是:偷别人面包的囚犯被逮住后会被私刑处死。
第十一章 劳改营的劳动
在某些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有鞋穿的囚犯不到一半,囚犯们只得凑合,用桦树皮、碎布片或者旧轮胎做成便鞋。
一名囚犯回忆说这种鞋使得脚趾暴露在严寒之中,冻伤不可避免——但冻伤却挽救了他的性命,因为他可以不去干活儿了。
在极寒地区的科雷马,劳改营规定气温降到零下51度以下才能停工。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唱歌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何止劳改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人民不都是这个态度吗?
第十二章 惩罚与奖励
为了给妻子写信告诉她自己已被运往劳改营,戈尔巴托夫将军在押运列车上用烟叶向其他囚犯换来铅笔,把信写在卷烟纸上,再用烟盒做信封,用嚼烂的面包把信封粘上。再从毛巾里抽出丝线把信和黑面包皮绑在一起配重,将1卢布钞票夹在中间,在列车经过大站时扔出去。捡到它的人显然同意收下1卢布,贴上邮票把信寄出去。不久之后,将军太太收到了这封信。
纸在劳改营里是一种极其珍贵的东西,就连管理人员都会撕下糊墙纸写公文。所以就算囚犯被允许与家人通信,也往往苦于没有纸笔。
一个因饥饿导致的坏血病而垂死的囚犯格奥尔吉·热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40年他母亲从列宁格勒寄出两个包裹,三年后才到他手里,救了他的命:
包裹里的所有东西都用包装纸包着:白糖、香肠、猪油、糖果、洋葱、大蒜、曲奇饼、咸饼干、香烟、巧克力。在跟随着一个又一个地址追寻我的三年时间里,它们已经混在一起,仿佛在洗衣机里搅拌过一样,最终变成了一个带有腐烂、发霉、烟草和糖果香料气味的大硬坨儿……我走到桌前,用一把刀把它切成小块儿,在大家面前,几乎不嚼就吞了下去,也不管吃着是什么滋味。一句话,生怕有人出来打断或是从我手里把它抢走。
一个囚犯的妻子带着两岁的女儿去探视丈夫。见面时,她让女儿“去吻爸爸”。小姑娘跑到看守跟前吻了看守的脖子。
另一个囚犯贝斯特罗列托夫的妻子患了肺结核,来日无多,从莫斯科来向他诀别。临走前她伸出手去触摸他的脖子,结果被看守粗暴推开,摔倒在地,咳出了血。囚犯失去理智,打了看守。所幸当天爆发了苏俄战争,在混乱中他攻击看守的行为没有得到惩罚。他再也没见到过他的妻子。
第十三章 看守
古拉格管理人员与囚犯之间是存在流动性的。1938年,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半数以上的管理人员和将近半数的武装看守曾经是囚犯。大清洗中,许多管理人员则成为了囚犯。
众所周知,古拉格不仅是囚犯的流放地,其职位本身也是秘密警察的流放地,是内务部体系中人渣们的最后栖身之所。
同时,由于所受教育程度较低,古拉格的管理人员“通常都是非常狭隘的人”。
有些看守太懒,拿着别人的枪站岗以避免擦枪;有些则缺乏基本训练,比如有个女看守甚至拿着一把枪管被破布塞住的步枪站岗。
由于击毙逃跑的囚犯可以获得奖金,有些看守故意引诱囚犯逃跑,或诱使他们离开围栏,然后开枪扫射。
一名医生与劳改营负责人争辩是否向病人增加食品配额
医生:上校同志,显然我没有解释清楚。即使得到特殊的伙食,这些人也只能勉强活着。一个残废囚犯领到四百克面包(标准定量),依靠这点食物他们将在十天内死去。我们不能这样做。
负责人脸上浮现出一丝关注的表情:怎么回事?你的医德不允许你这样做?
医生:当然,是的……
负责人平静地说,没有任何发怒的迹象:好啦,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医德。把那句话写上了吗?我们走吧。
第十四章 囚犯
囚犯分为三类:职业罪犯、一般刑事犯和政治犯。
苏联政府一开始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职业犯罪分子视为“社会亲近分子”试图改造,而把异见分子视为不共戴天的“社会危险分子”。到三十年代后期,当局放弃了对职业罪犯的改造期望,而决定利用职业罪犯控制威胁其他囚犯,特别是“反革命分子”。
囚犯中形成了金字塔结构,处于塔顶的职业罪犯领袖并不参加劳动。对劳改营官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产量和秩序,而非某个具体囚犯是否劳动。如果狱霸能够控制秩序,不劳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劳改营中也有赌博和私刑。有个人打牌输了,受到三年不许出声的惩罚,即使转到其他劳改营也不敢出声,因为所有刑事惯犯都知道这件事。
另一名囚犯被私下判决死刑,当局将他辗转转移到相距甚远的劳改营,但四年后最终被两名职业罪犯追踪杀死,两人则被当局处以死刑。
囚犯的“罪名”千奇百怪:有人因两次上班迟到十分钟而服刑十年;有人因在市场偷一只胶鞋被判了六年;有人偷了十条面包被判了十年;有人买了香烟去其他地方出售而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判了五年;更有母亲从办公室拿了支铅笔给儿子写作业而入狱。
多嘴多舌的人则往往以“反苏宣传”罪名入狱。
如果与劳改营看守发生争执,则会被加上“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名。
一名波兰囚犯,入狱前是水泥厂的工程师。俄国囚犯们问他有几套西装,他说六七套吧。结果一个年轻的俄国囚犯说:你是个骗子!为什么我们竟会容忍这种荒唐的故事?所有事情都有它的限度,我们不是小孩子。
在西方,任何一个稍微注意外表的普通人都会有意添置几套西服,衣着时有变化使人更好地保持形象。对于很少拥有一套以上西服的苏联知识分子来说,这的确难以理解。
一个美国囚犯则受到俄国囚犯的质疑:你想让我们相信美国工人开的是自己的车??
不少中国人游过黑龙江想在森林葱郁的对岸谋生,结果一过江就被逮捕,以间谍罪判处十年徒刑。
苏联版的不食周粟:
有一些教派拒绝以任何方式与苏维埃撒旦合作,既不参加劳动也不签署任何官方文件。1930年关押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一批教徒拒绝接受苏联的护照或货币,作为惩罚,当局把他们送到一个小岛,告诉他们只有签字后才能发给食物。他们拒绝了。不到两个月,他们全部饿死了。
第十五章 妇女和儿童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瓜分波兰后,16岁的波兰男孩耶日·克米奇克试图越过边境进入匈牙利时被捕。一连几个小时他被要求保持站立或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只给喝咸菜汤,不给水喝。
审讯者问他:为了让你提供情报,丘吉尔先生付了你多少钱。
克米奇克不知道丘吉尔是谁,要求审讯者先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有十岁的孩子经过一夜审讯后承认自己从七岁起就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成员。
有专门的儿童劳改营,里面也给孩子们上课,比如:
英国是西欧的一个岛国……它被身穿带白领圈的红色长袍的君主统治着。他们让工人为他们辛苦劳动,可是只给工人一点点钱。
索尔仁尼琴评价少年囚犯:在他们的意识中,什么可以做与什么不可以做之间没有界限,他们也没有善恶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想要的一切都是好的,妨碍他们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寡廉鲜耻、傲慢无礼的行为方式,因为在劳改营里这样处事最有利。
第十六章 垂死的囚犯
沃尔库塔劳改营如何处理尸体:尸体像原木一样堆放在一个侧面敞开的棚子里,积攒到足够在劳改营的墓地来一次大规模掩埋之后,它们被装上雪橇,赤身裸体,头在外,脚在里……雪橇驶出劳改营大门之前,内务部的官员用一把丁字镐猛砸每具尸体的头部,这是为了确保没有人活着出去。
这样的大规模掩埋其实是被禁止的,但苏联各地的劳改营旧址都有万人坑的明显痕迹。
像纳粹一样,劳改营被允许拔掉死者金牙,送到距离最近的国家银行。
每个囚犯均以严格固定的时间间隔给家人写信,以便通信突然中断能使家人知道他死亡的大概日期。
第十七章 生存的策略
幸存者甲:我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活到第二天,继续活着,不生病,少干活儿,多吃饭……拯救我们的是年轻、健康、身体强壮,因为在那里,我们生活所依据的是达尔文法则:适者生存。
乙:劳改营是对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的普通道德观的一场严峻考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没有经受住这场考验。
丙:仅仅过了三个星期,大部分囚犯就绝望了,除了吃以外,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们表现得像野兽一样,厌恶并且怀疑别人,把过去的朋友视为生存竞争的对手。
丁:十月革命前的监狱里,难友往往相互配合,强壮的帮助虚弱的;而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所有囚犯都为自己活着,为了在劳改营的等级制度中往上爬一点而拆别人的台。(因为前者还有理想,后者已经幻灭)
戊: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女孩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带着这些特点你就不可能活下去,你不得不使自己变得冷酷,你学会了说谎,学会了想方设法做一个伪君子。
第十八章 逃跑与反抗
成双结对的职业罪犯逃跑时往往会带上第三名囚犯作为路上的“食物”。曾有两名这样的惯犯带着劳改营的炊事员一起逃亡,杀死并吃掉了后者,但还是没能逃出生天。这时两人心里都清楚,谁先睡着就会被另外一个人杀死——尽管两人是多年的朋友。于是两人都假装不累,讲故事熬夜,同时密切观察对方。最后还是有一个逃犯睡着了,被另一名逃犯割断了喉咙。两天后幸存的逃犯被抓获,袋子里还装着难友的几块肉。
第十九章 战争爆发
二战期间,苏联规定所有工厂和机构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的制度,禁止工人离开其工作地,违者视为刑事犯罪——这不就是奴隶制吗?
德军入侵时,内务部的部队释放刑事犯,枪毙政治犯,仅在乌克兰利沃夫就杀害了四千名囚犯。
第二十章 局外人
二战爆发后,苏联对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实施大规模流放,波兰的流放标准包括:反革命组织(指各政党)活跃分子、前警察或监狱部门人员、重要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分子、前国防军军官、上述这些人的家庭成员、由德国占领区遣返的波兰人、波兰难民、小偷妓女。在立陶宛还包括经常出国旅行或者与海外有通信往来的人,世界语学者、集邮爱好者、红字汇工作者、流亡者、走私者、曾被开除出共产党的人、神职人员和宗教活动积极分子、贵族地主富商银行家实业家旅店老板
估计10万波兰人被送进古拉格,32万人被流放至俄罗斯边远地区;波罗的海诸国则被捕近10万人,流放16万人。1939至1945年,爱沙尼亚损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二战期间苏联流放了两百多万少数民族,其中包括120万日耳曼人、9万卡尔梅克人、7万卡拉恰伊人、39万车臣人、9万印古什人、4万巴尔卡尔人、18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和9千芬兰人。
1944年5月,3万名内务部官兵只用了3天时间流放了20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只给每个家庭15-20分钟收拾行李,随后就被塞进火车运往乌兹别克。6-8千人在途中死亡。
被流放的车臣人则估计有7.8万人死在闷罐车里。
苏军反攻至东欧后,将大量当地人流放至俄罗斯边远地区。如一对匈牙利父子,仅因拥有一台收音机就被逮捕。
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盟军同意将所有苏联公民遣返苏联。许多十月革命后与红军作战失败流亡至奥地利的哥萨克家庭在被英军胁迫返回苏联前全家自杀。
第二十一章 特赦——及以后
二战爆发后,劳改营的囚犯被特赦,集中编入犯人营。有一个犯人营500人只发了100支枪,军官说:“你们的武器在纳粹手里,去把它们缴获过来。”
五十年代初期,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起劳改营制度,绵延至今。
朝鲜除了国内的劳改营,还派遣劳动队去西伯利亚采矿伐木,偿还欠俄罗斯的债务。这些俄罗斯境内的朝鲜劳改营完全由朝鲜人管理,估计有6千名劳工。
第二十二章 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全盛时期
二战向苏军战士和苦力展示了相对奢华的西方生活,苏维埃政权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宣称西方劳动者比他们的苏联同类贫困得多。
劳改营继续使用职业罪犯控制政治犯,但战后入狱的政治犯大多受过战火洗礼,很多是战争初期成建制被德军俘虏的红军士兵,经历过德国战俘营,现在又被自己人关进了劳改营。他们团结起来反抗职业罪犯的欺凌,劳改营陷入混乱,需要更多的看守维持秩序,当局不得不将他们分开管理。整个体系显然入不敷出。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死了
1953年3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斯大林逝世。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迅速实施改组,把古拉格由内务部转交给司法部管理,停掉了多个毫无前途的古拉格核心工程,并着手特赦约100万名囚犯。然而,赫鲁晓夫拉拢其他党的领导人,于当年6月末发动政变,逮捕了贝利亚,后者于1953年底前被处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抬高某个个人,把他变成一个超凡脱俗的类似于神的超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因而是不能允许的。这样的一个人被认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想,无所不能,他的行为不会出错。多年来,我们对某个人形成了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就是对斯大林。
第二十五章 解冻——与释放
米高扬曾解释为什么平反工作不能进行得太快: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这个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
一名妇女,夫妻双双被捕入狱,丈夫37岁死在卢比扬卡狱中,妻子服刑20年零41天。1954年她提出申诉,两年后收到平反证明,获得赔偿:两个月的工资,外加11.5卢布,因为他丈夫死时身上有115卢布,打了一折还给她。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发表后,作家协会负责人法捷耶夫自杀,留下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射出的这颗子弹适用于斯大林的政策、日丹诺夫的美学和李森科的遗传学。
一对夫妻分别在集中营服刑多年后被释放团圆。先生注意到妻子看上去身体过于健康,便问道:先告诉我你是如何使自己没有变丑的……你甚至没有显得消瘦!
当晚他们离得远远地躺在床上,无话可说。
《新世界》主编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拿到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手稿后,起初躺在床上看,读了几页他觉得必须起来正襟危坐地阅读这部小说。他读了整整一夜,等到天一亮就跑到办公室,要求打字员打出几份副本以便分发给朋友们。
一封读者来信:我泪流满面。我没有擦掉眼泪,因为,刊登在寥寥几页杂志上的这一切所描写的正是我的生活,我内心的生活,我在劳改营度过的十五年里每一天的生活。
第二十六章 持不同政见者的时代
一名记者在审判布罗茨基时私自做了笔记,后来流到西方:
法官:你的职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我是一个诗人。
法官:谁承认你是诗人?谁给你权力把自己称为诗人的?
布罗茨基:没有人。谁给我权力作为人类一员的?
法官:你为此进行过学习吗?
布罗茨基:为了什么?
法官:为了成为一个诗人。你为什么不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在那里培养你,你可以在那里学习。
布罗茨基:我不认为诗歌是个学习问题。
法官:那它是个什么问题?
布罗茨基:我认为它是……来自上帝的一份礼物……
全面而真诚地讨论苏联历史最终将会动摇苏联统治的合法性。
所以,中共制造了“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
尾声:纪念
俄罗斯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原因之一是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尽管自愿参与者不在少数,一些体面正派的人们同样被迫做过可怕的事情。
此外,截至2001年12月苏联解体十周年,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十三个仍由前共产党人管理着。
在当代俄罗斯,几乎没有人认为历史是一种责任或义务,它根本不是。历史是一场应该忘掉的噩梦,或者是一种应当无视的流言。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静候着下一代人。
附记:究竟有多少?
根据古拉格档案逐年列出的1930~1953年囚犯死亡率记录,共有2749163人死于劳改营。这并不包括没有进入劳改营而直接被处决的政治犯(一组研究数字是1934~1953年处决了786098人),不包括死在开往劳改营火车上的人,不包括死在审讯期间的人,不包括卡廷屠杀中的两万名波兰军官,也不包括获释不久就死去的人(劳改营往往释放行将就木的囚犯以降低死亡统计数字)。
它显然也不包括留在家里的年迈父母、年幼儿童的死亡情况。
一九九〇年,作家列夫·拉兹贡获准查阅他本人的档案材料,那是薄薄的一份卷宗,记录了他的被捕以及他的第一任妻子奥克萨纳和她的几位家庭成员被捕的情况。他从头到尾阅读了档案并在后来就其内容写了一篇随笔。他有力地展示了档案的内容;指出了证据的缺乏;说明了当局所作指控荒唐可笑的实质;描述了发生在岳母身上的悲剧;揭露了岳父—契卡人员格列布·博基—的阴暗动机;对毁灭他们大家的那些人不可思议地毫无悔意给予了谴责。但是,在他对这份档案的感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自己看完档案之后的矛盾心情所作的描述:
我早就不再翻阅案卷,一页页文件摊开在我的面前已经一两个小时了,它们那特别的内容让我浑身发冷。监督我的人[克格勃的档案管理员]已经开始提示性地咳嗽并不停地看表。是离开的时候了。我在这里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我把档案交了回去,它们被随手再次扔进购物袋。我下了楼,沿着空旷的走廊经过门卫—他甚至没有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走出大楼来到卢比扬卡广场上。
这时只是下午五点,但是天色几乎已经暗了下来,断断续续下起了宜人的细雨。大楼还在身旁不远的地方,我站在人行道的外侧,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糟糕的是我不信上帝,因此不能走进某个安静的小教堂,站在温暖的烛光下,凝视着十字架上基督的眼睛,像一个信徒一样,述说并且做一些使生活变得更为容易承受的事……
我摘下头上的皮帽,雨水或者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我已经八十二岁,站在这个地方,又一次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我听到奥克萨纳和她母亲的声音……我可以记住并且想起他们每一个人。只要我继续活着,这样做就是我的责任……
Place your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