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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09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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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事实,以及选择

李鸿谷

严宏昌的T恤,都是带领的,穿在身上,整整齐齐扎在裤腰带里面。以我的经验,县城里的上层人士喜欢的腰带品牌是“金利来”;多瞅一眼,严宏昌不例外,也扎着一根金利来腰带。这是一般综合性市场随处可见的那种金利来,亮晶晶,其实也不算便宜,40多块钱一根。

2008年秋天,我和四位三联的同事,在严宏昌家住了一周时间。

从北京飞到合肥,坐长途车去到凤阳县城,这里竟然还有古城楼,然后再找微型面包车谈价去小岗村。我们找到严宏昌家时,他穿着整齐的衬衣,抿着嘴,微微作笑,在自家院子的大门前候着我们。挺有仪式感。这是一趟有意思的采访,改革开放30年,我们希望做一个家庭史的封面故事,摹仿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路径,先住到采访对象家里去。

小岗村现在也是一个小村落,村民比较集中地住在友谊路两旁,一天的时间,我们就跟村民混了个脸熟。第二天,严宏昌仍然穿着衬衣。虽然秋天了,天气还比较热呢。大家都是短裤T恤,他的着装,比较正式。再过了一天,我可以分辨村里谁是干部,谁是农民了。一般穿衬衣的是干部的可能性大,领子是否干净并不关键,如果把衬衣扎进裤腰带里,甚至还是一根金利来的腰带,那一定是干部无疑。到了第三天,严宏昌开始穿T恤了,不是村里一般人那种圆领老头衫,是带领的。也是名牌,“梦特娇”。

我们选择小岗村作为我们家庭史的故事现场,是这里18位农民最早把土地承包了,这促使后来中国政策巨大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般史论:由此开始。小岗村的故事,也被誉为人民创造历史的经典样本。如果在18位摁手印决定分田到户的农民里,找到两位领头人,严宏昌必定中选无疑,但他能不能排在第一位,则略有争议。当时,他是村里选出来的队长,但上面却任命了另一位。因而分田到户时,他在村里“权力位置”排在第二。这就是他能不能排第一位领头人的争议关键点所在。因此身份,也因为那18位村民里,只有他接受过初中教育,能够有条不紊地从容叙述,所以几乎所有的采访,也都由他来展开。这个村庄的历史,看起来,大多是由他完成的建构。即使我们住他家的一周时间,就有5家媒体的采访,如果加上各级政府与单位的学习与拜访,严家每天之热闹,不在我们这些也可谓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记者经验范围之内。

严宏昌的小岗村故事千锤百炼,30年来,他一遍遍讲,在城市记者的想象与功利化的宣传动机诱导之下,他自己的、农民的真实,变形了,故事另成体系。

住在严家,我们商量好了食宿付费标准。这个标准之外,严宏昌每天的中饭与晚饭,会格外提供一瓶当地的白酒,大家边喝边聊。即使此时,严宏昌的叙述,仍然是那套自成系统的宏大叙事模式。这个农民,实在像干部。他很努力地希望跟外来者达成沟通,历经30年磨练,似乎也达到了。但公允而论,以可以被理解的角度看,他的故事,实在枯燥。宣传腔调,像金刚罩一般,拒绝了大家对真实的需求。事实永远在遥不可及的乡下,而不在严宏昌的意义阐述里。

严宏昌的老婆段永霞做菜很棒,每天喝点小酒,如果不想着如何把这件活干出来,还是很舒服的。可是,我们不是来农家乐的。心中焦虑,自不待言。很偶尔的一个清晨,看着段永霞烧火煮饭——他们家一个早上,要做三轮饭,第一轮是上小学的第三代孙子、外孙,还有孙女;第二轮是儿子、女儿与媳妇;最后是严宏昌和我们这帮外来人。我没话找话,问她:你们家的田地为什么那么远啊?哦,那还不是老头子没用!当年第二轮分田,大家争,分不下去,最后严宏昌选了最偏的一块地,才把这个矛盾解决⋯⋯嗯,还有第二轮分田?

研究者会说:历史如外国。其实呢,在二元结构的中国,对于记者,乡村也如外国吧。我们住在人家里,甚至都提不出问题。很幸运,小学都没有上完的段永霞,一个从来也没尝试跟外来人讲讲自家故事的农妇,开启了我们进入这个村庄这个家庭的门缝。

分田到户,对于我们,所谓记者,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它是终点。18个农民摁下手印,把田地给分了,当代历史因此改变。这个历史定论如此强大,也不怪严宏昌所有的叙述从这里开始,越说越别扭——城市人,学者还有官员,已经定义了这段历史的“事实”,并且规定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严宏昌不得不一遍一遍在既定框架里,演义这个“建构”。

进入乡下,正如进入外国,你要理解他们的故事,得慢慢来。

小村庄小岗村,由两个姓构成,一个严姓,一个关姓。严姓又分两支,以严宏昌为代表的是世居此地的严姓,他们住村庄的东头;而另一支严姓者,则为迁徙而来,他们与关姓,住在村庄的西头。小岗村的利益区隔,不以姓氏家族为别,而是以东头西头地理为界线。偏偏西头严姓与关姓,虽然是小族,却总是占居村庄干部的位置与资源,直至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严宏昌的崛起,并且在村民的选举中,代表世居于此的严氏家族获权。

严宏昌家有兄弟三个,而他叔伯兄弟严俊昌家却有兄弟五个,虽然严宏昌被村民选中了,但严俊昌却疏通关系,让上面任命了他自己为队长。这是村里的一把手的位置。世居于此的严家掌权,时间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东头西头的隔阂,这是小岗村的现实;而凤阳又素以出外讨饭为习俗,如此一来,小岗村不出粮,无法上交公粮则又成为矛盾焦点。严俊昌、严宏昌,队长、副队长上任,为解决不出粮的难题,干脆东西两边一分为二,省得彼此计较出工与出力的问题。而一分为二之后,东西两边再按家庭细分便顺理成章,这是第一次“分田到户”。后来中共安徽省党史研究室来调查时,严俊昌与严宏昌诚实以告:当时就是东头西头闹矛盾,才分开的。当然,更认真地讲,东头西头闹矛盾,出工不出力,完成不了公粮,也是大锅饭之遗祸。分田单干,矛盾之外,吃饱一顿饭,更为重要,是动机也是动力。

动机与结果,往往是不匹配的。18户农民以及他们的“手印”,一个“壮举”改变了历史,结果被如此定义之后,事实本身已不重要。“摁手印”,一个细节就足够显示故事之曲折与惊心动魄。多数基于城市经验的想象,到此,已走到故事的尽头,不可能再有追究。

既然东西两边一分为二,继续再按家庭细分,为什么会有第二次分配呢?

小岗村离凤阳县城极远,现在尚且交通不便,过去更是偏安一隅。更麻烦的是,小岗村地界内,没有河流,对于农业,水以及灌溉才是核心。在小岗村,只能依靠水塘,接一点雨水存着,然后饮用加灌溉,因而它甚至比田地更重要。西头与东头分开之后,毕竟他们过去有干部资源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资源的积累,有土地处分的技术能力,他们按水塘与田地结合,把地给分下去了。而东头严姓呢,虽然一个大家族,世居于此,但内部永远纠结不清。他们继续细分,选择的是更显公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而水塘因此成为“公共品”。分田到户的第一年,风调雨顺,大家干劲十足,获得了一个大丰收。第二年,干旱,还是大旱,需要拉水管来给水塘补水以便灌溉,这时,先给哪个水塘送水遂成冲突之源,毕竟与水塘远近不同,将会严重影响各家田地灌溉的效果啊!

这样,纠缠之下,东头严姓有了第二次重新分田到户。

这次他们仿效西头的细分办法,水塘与田地打包搭配着分配,各家还是抓阄决定。严宏昌好运气,他跟会计严学昌抓到了最大的那个水塘以及它周边的田地⋯⋯有五兄弟的严俊昌家不高兴了,要换⋯⋯那天早上,故事没有太多波折就到了这里,段永霞说他家老头子没有能力——严宏昌退让了,严学昌也退让了,选择了更偏远的水塘与田地,这场原本无法解开的结,因而得以顺利完成第二次分田到户。

这个故事,尤其是严宏昌与严学昌的退让,以外来者如我等角度看,无论如何也算得上美德。但在乡村的逻辑里,段永霞“没用”的评论,或许更接近事实。在英雄的、宏大的叙事里,严宏昌如何讲这个故事呢?彻底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农村,这种谦让之德性,实在罕见,应当彰显。可是,要说清楚它,那套基本的因果逻辑链,不容易搭建。

我后来去找严俊昌,还真让我在大塘边上找着了他。他指着塘里的鱼,说:今年这个卖不出价钱啊!相比于小塘,大塘的优势,至少可以养鱼。我问他:是不是当年这个塘,是严宏昌抓到的阄?农民的直率,永远在你的想象之外。他说:是啊,但是我家有五兄弟,要这个塘正好。以力搏利,人多势众,基本的生存规则,在严俊昌那里,没有也无须任何掩饰。

我后来去小岗村博物馆非常仔细地观看了当年分田到户的签名与手印的复制品,这一物件,也曾有媒体质疑其真实性的问题。坐在博物馆外,我把前前后后各种事实捋了一遍,确实,从传播的角度而论,摁手印的戏剧性,远远比上面这个一次与再次分田到户的过程更具传播性。作为一种政策的宣示,它的垂范性,比原本事实是什么重要。至少当时如此。

人类学田野调查基本的要义之一:对象本位。即以对象而非自己的理念为理解问题之始。那天清晨,段永霞帮助我戳破了严宏昌的叙事金刚罩,所有被叙述扭曲的乡村故事,显现出它自身的形状。这些故事,严宏昌在饭桌上全部讲述过一遍,直至此时,我们终于可以穿越他的语码系统,由语言抵达事实。至此,严宏昌、他的家庭以及过往,还有小岗村⋯⋯所有的问题奔腾而来,这些疑问背后,那些事实,隐约可见。

嗯,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我的初始疑问是:穷,对严宏昌,对小岗村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这个,才真是在我们的经验与知识之外。对象本位,由此起步!

穷,我们如何想象?它是一种身体还是心理的记忆?事实果真在别处。当凤阳素以逃荒讨饭为基本生计之时,穷本身不再可能被描述;对于严宏昌和他的家庭以及后代,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实,仿佛空气、阳光与水,它是基本现实,而且还是制度构造的来源。明白它,不容易。它其实让你有绝望之感,却又可以由此而单纯与理性。

我问严宏昌,他第一次出外讨饭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正巧是段永霞送菜上桌,她跟我们熟悉了,接嘴说:生了老大,那年过完年就出去讨饭了。1970年11月,严宏昌家老大出生,年底开始缺粮,熬过年,农历二月二,他们一家三口,还有段永霞的姥姥与舅舅,以及严宏昌的妹妹,一大群人上路了。

饿到什么程度,才是一家人决定出外讨饭的临界点?还是讨饭本身即为习惯?

一般乡村,秋收之后,交足公粮,余下的粮食,村里再分配给各家,这些粮食得帮助各家各户度过一年至明年秋收;因为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人的勤怠不同,总有村落的余粮无法帮助他们挨过一年。比如凤阳县,也比如小岗村。这个时候,国家会有基本的救济制度,多数时候是过完农历新年,会提供救济帮助农民度至当年秋收新粮上市。具体救济策略,各地不同,在凤阳县是每家农户有一个粮本,粗粮细粮一起每人每天8两。

制度与地方经验,即在救济粮这一项上,亦有清晰的规则。一般而言,当地农民会分两次把国家的救济粮买回来,第一次购买与第二次购买,功能不同。缺粮,穷的基本现实,在凤阳以及广泛的乡村,很自然形成两种交易价格,即国家有一个统一定价,每斤粮食7〜8分钱;而在黑市,价格就涨到了2〜4角。这个黑市之广泛存在,用“黑”已然不妥。多数凤阳县农民的基本规则是:第一次先买一部分国家救济的平价粮,然后去黑市高价卖出,如此所多赚的部分,则第二次再把余下的平价救济粮给买回来。

当我们进入事实部分,严宏昌的意义宏扬迅速退场,乡村规则与智慧成为故事的核心。一位初中生,有能力把这一切讲得清清楚楚。

问题又来了。如果穷,那么,最初去买的那部分平价的国家救济粮食,钱从哪儿来?人民公社,农民跟工人一样,出工干活挣工资,壮劳力一天可挣10个工分,一个工分1〜2分钱,一天农民可以挣回来1角或2角钱。而一个12岁左右的小男孩,每天则可挣1〜2个工分,一两分钱而已。即使如此,也是一笔财富,严宏昌那一辈,读完小学后普遍缀学,回家挣工分。而如果读书,不挣工分还要花家里的钱,不划算。严宏昌能够读完初中,多少算一个异数。工分所挣回来的钱,基本为家庭必须的开销所占据,不太可能用它来购买国家的救济粮。

国家救济粮匹配着另一项制度,即给农民的小额贷款,最少的大约可贷2〜3元钱,最多甚至可以贷到8〜9元钱。这笔钱通常用来第一次购买国家的救济粮,然后倒手卖出,再买进全家口粮。

这都是非常顺利时候的算计了。如果当年村里粮食欠收,阳历年底至农历春节这段时间,就会缺粮;而具体到每个农民家庭,如果嫁女儿娶媳妇,还有病灾,基本上也熬不到春节,就没粮了。出外讨饭,便是制度之外的乡村生存途径了。它在这里是如此普遍,已经内化成基本的生存方式。阳光、空气、水以及穷(讨饭),仿佛一直如此,而且永远如此——你突然意识到这层乡村事实,才真是让人绝望之处。

严宏昌直到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才第一次出去讨饭,不得不说是个意外。由此也可见他曾被家庭寄予多大的希望。可是,从乡村经验的角度,教育甚至也是“害”了他。4天讨饭,都未见严宏昌出门伸过一次手。第5天,段永霞去牛棚里看严宏昌,问他吃了没有,虚弱的严宏昌甚至都没有气力说什么了。他伸出手指,指指屋梁,段永霞他们讨回来的馍,一个没吃,全用细绳系着,挂在梁上,而且已长毛发霉了。“我就是拉不下去讨饭的脸!”教育“害”得严宏昌对讨饭这种甚至具有自然属性的乡村生存之道有了羞耻意识。他与妻子段永霞相拥而泣:“除了去讨饭,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在饭桌上,我们的家庭史行进至此,彼此都有些伤感,放下筷子,进入缄默无言阶段。想象不是记者对待事实之道,虽然残酷,我还是直接提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去讨饭呢?”严宏昌停顿,很努力地想了想,找到了他想要的那个词:“尊严!”泪水从他眼里流出。

8年之后,成为小岗村副队长的严宏昌,领头把村里的田地给分了。

在中国严密的组织体系里,为什么小岗村会如此石破天惊?无论那手印是否成立,这里把田地给分了,是事实。若论学术,这既是政治学者、也是经济学者的课题;迄今,周其仁产权理论的经济学解释最具力量。只是,如果产权理论具有普遍解释的效力,那么,在同样的地理与环境里,为什么是小岗村而不是它的邻村把田地给分了呢?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本身吧!对于这个村庄,穷是正常与自然的,严宏昌的尊严意识,才是意外的。它是撬动历史杠杆的那个因素吗?

事实之后,对事实的解释以及对动机的寻找,在于你选择相信什么。

那些馍吊在屋梁上,已经长毛发霉,这时,严宏昌面临一个选择——8年后,另一个机会在他面前时,选择,其实早已完成。这个故事至此,小岗村分田到户何以发生,我同样也面临一个选择。

我们住在严宏昌家时,他正在建设他家那幢大房子的第三层;像中国古代退休官员一样,他希望他分散各处的孩子们都回到小岗村,盖出更多的房间,就是必须的了。

严宏昌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傍晚时分,他家养的鸡,无论公母,先跳上小矮墙,然后再跳上树枝站立,有只公鸡甚至是昂头傲然单脚站立⋯⋯麦穗、微风、夕阳、树上的鸡,还有院子外的大狗,这种景象有点非现实。喝了一点酒后,问严宏昌为什么他家的鸡会上树?他回答说:有人出500块要买我家那只带头的公鸡,我不卖!此刻,他恢复了他的农民本色。

 

李鸿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87年任《长江日报》体育记者,1998年任《武汉晨报》编委,2000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现为执行主编,全面主持周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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