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陈宧，章太炎眼中的“中国第一人物”
羽戈
民国元年（1912）春，章太炎进京，见到了时任参谋次长的陈宧。晚年他撰自定年谱，称陈宧“雅多奇策”，深得袁世凯信任，超过北洋宿将，随之话锋一转，“人以袁公方孟德，是子则为司马宣王矣，仆袁公者，必是人也。”大意是，如果把袁世凯比作曹操，陈宧就是颠覆曹家政权的司马懿。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所记录的版本，更加生动。话说章太炎一见陈宧，连连惊呼：“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翌日，此语传遍京城。这到底在抬举陈宧呢，还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反正陈宧由此恨上了章太炎，后来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京，正出在陈宧的设计。
章太炎有狂士风，好出惊人语，不过论陈宧这两句话，却非夸夸其谈，如刘成禺所云，“人初以为太炎之偏执，后乃服太炎之神慧”。章太炎的慧眼，不仅看穿了陈宧的才具，还看穿了他的命运。
民国初年，陈宧固然谈不上“中国第一人物”，却堪称中国第一流人物。袁世凯的人才库，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之说，陈宧正是十五大将之一，然则他作为将才，不在冲锋陷阵，有万夫不当之勇，而在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此而论，把他划入策士之列，亦无不可。
陈宧的谋略，高明到什么地步呢？陈裕时与陈宧都是湖北人，一度还是好友，他告诉日本医生矢原谦吉：陈宧是狗头军师型人物，民国可与其并论之善于幕后筹策、翻云覆雨者，惟徐树铮一人而已。在我看来，北洋时代，论将略，首推蔡锷，其次徐树铮。把陈宧与徐树铮并列，自然是极高的评价。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陈宧，大半篇幅，都在写陈宧如何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其实陈宧并非北洋系出身，他本是文人，曾考中秀才和拔贡，三十岁那年，投笔从戎，在荣禄部下当兵；后来追随锡良，在四川、云南、东三省练兵；民国初年，曾短暂效力于黎元洪，当黎元洪被任命为参谋总长，遂保举其为次长，到北京任职。黎氏本意，显然以陈宧为代理，不料陈宧进京不久，便背叛黎元洪，投靠袁世凯。
陈宧得到袁世凯的重视与信任，与蓝天蔚有关。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有一说法，叫“湖北三杰”，指吴禄贞、蓝天蔚、陈宧三人。清朝末年，他们都是军界最耀眼的新星，陈宧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师长）之时，蓝天蔚在他手下任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说起来还是上下级。
辛亥年，吴禄贞遇刺于石家庄，蓝天蔚率军北伐，适逢南北和议达成，被迫撤回烟台。袁世凯执政之后，派陶云鹤携十万元到烟台，解散蓝天蔚的军队，结果钱花光了，三千蓝军依然在。无奈之下，袁世凯改派陈宧前往。陈宧凭借与蓝天蔚的交情及其手腕，未动分文，三天之内，遣散蓝军。袁世凯闻讯，向左右称赞陈宧：“北洋军中竟无此人。”从此陈宧进入了袁世凯的决策圈。
按刘成禺所述，1912年8月，孙中山进京前夕，袁世凯与陈宧夜谈，纵论天下大势，有刘备与诸葛亮隆中对之感。陈宧认为，时局重心，分为三处，一是北京，袁世凯统治，二是武昌，黎元洪坐镇，三是南京，黄兴指挥。三方各有声势，各有后援，近乎三足鼎立。他献策“如何笼络黎元洪，如何推倒黄克强，如何勾通各地军人，如何芟除异己，有策略，有步骤，言之綦详”。袁世凯闻之大悦，自言相见恨晚，此后遂倚陈宧为主角，大事必先与其商量，所谓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宧。
当时袁世凯的幕僚，如杨士琦、赵秉钧、梁士诒等，都是足智多谋之人，堪称智囊，不过他们的智谋，更多应用于政治、经济，对于军事，则属外行。至于“十五大将”，如大名鼎鼎的北洋三杰龙虎狗，可练兵，可带兵，却不以智谋见长。唯有一个徐树铮，正在陆军部作司长，可惜他忠于的是段祺瑞，而非袁世凯。陈宧应运而出，恰好填补了袁世凯人才库的巨大空缺。
不过，刘成禺的记载，不无纰漏。陈宧与袁世凯密谈，发生在8月，然而早在5月，黄兴便辞去了南京留守职务（按毛注青《黄兴年谱》：5月13日请辞，5月31日获批），江南的军队，在其辞职之前，便已分流。陈宧所论天下三分，其实只有二分，如果一定要配以三足，不妨加上经略西南的蔡锷。
刘成禺说，陈宧为了取消南京留守府，首先“阴使金钱，特派机密，造成南京大兵变，并于报纸宣传，谓黄留守无控制南中军队能力”；其次游说黄兴的部下陈裕时、黄宝昌等，让他们劝黄兴假意辞职，他则请袁世凯慰留，这样必能增强黄兴的威望，便于治理南京的乱军，不承想假戏真做，当黄兴致电辞职，袁世凯立马照准，中计之后，黄宝昌追悔不及，愧对黄兴，“削发为僧，闭关以死”。
假如这番话属实，陈宧的智谋，的确可称高明。只是，4月11日夜，驻扎在南京的赣军俞应麓部兵变，劫掠白门桥、太平桥一带商户，并未发现有人幕后指使——即便有人在幕后指使，那也不会是陈宧，4月13日，他才正式到北京参谋本部上班——纯粹出于军饷不济，军队的伙食由干饭改成稀粥，后来连稀粥都不能保证，以致士兵哗变。经此一变，留守府总参议李书城感慨“我才认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与此相应，一个月后黄兴请辞，最大原因即“军饷无法维持”。
根据袁世凯颁布的《南京留守条例》，留守府的经济权归于中央财政部，人事权归于江苏都督，掣肘之意，一目了然。黄兴申请军费，不是被敷衍，就是被克扣，这正构成了他辞职的主因。其辞职电云“盖为国家制度计，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坏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其中“南北人士，互相猜疑”一句，可谓他的心声。
逼迫黎元洪入京，正是陈宧的杰作。如刘成禺所述：
南京二次革命告终，同盟会各省兵力解散，党人尽走海外。修改约法，设参政院。陈宧谒袁曰：“对付武昌之时机至矣，扫武昌如扫落叶耳。”乃献议曰：“世界副总统无领兵者，美国副总统为上议院议长，今宜请黎入京，行参政院议长职权。各省底平，亦无须副总统坐镇，派一统兵大员足矣。”此说为各方所赞许。宧派人赍密函告黎，势已至此，黎无如何。段祺瑞随函南下，黎即夜走刘家庙来京，无一人知者。有亲随上车，宧所派人持令不准入，闻者皆曰：“陈二庵（陈宧号二庵）押解黎宋卿（黎元洪字宋卿）来京。”
解决了黎元洪与武昌问题之后，陈宧为袁世凯献上了西南四省——这块土地，对袁世凯政权而言，近乎国中之国，始终鞭长莫及——的处置之法：
“桂方陆荣廷，名位虽高，实具前清大员气味，出身绿林，无远志也；总统笼络以最高礼遇，召之必来，能派一与陆极相善大员，为桂民政长，桂可无忧。”
“黔方刘显世，为宪政派人，黔士多梁启超党人，梁已在京，原主张君主立宪，大总统隆重启超，黔事自无问题。”
——陈宧献策之时，贵州都督应为唐继尧，刘显世官居军务部长，此后蔡锷进京，唐继尧回云南接班，其职位留给了戴戡，刘显世出任护军使，执掌贵州军权，不过无论戴戡还是刘显世，都是梁启超一系，陈宧的判断大抵无误。
“川方胡景伊，已有妙法使彼与川中革命党人相水火，来往诸事，宧已布置万全，川事可皆问计于宧。”
“所余者，滇方耳。滇方蔡锷，梁启超弟子，其人具革命性质。蔡，湖南人，滇中军队，则滇人领之，宧已派人与唐继尧、顾小斋（即顾品珍）各拥军权者接洽。所派范熙绩等，皆唐、顾日本士官同学，而最亲密者。滇军有违言，蔡锷必不安其位，大总统特礼遇之，蔡必入京，感戴大总统。蔡锷去而唐、顾以滇人握滇权，滇人亦感激大总统。于此，则中国各省定矣。”
事后来看，陈宧对西南局势的剖析，完全当得起“稳”“准”“狠”三字。一定要挑刺的话，则对云南，略有误判。蔡锷虽是湖南人，到云南时间不长，然而他在滇军之中，威信极高，难以动摇，1913年10月离滇赴京，出于自愿，与云南人的排挤无关。当然，倘把时间往后拉三年，我们不得不佩服陈宧的眼力：1915年底，蔡锷回到云南，举兵反袁，唐继尧并不十分配合，反而常拖后腿，导致护国军在四川屡屡陷入血战与绝境。
陈宧出谋划策，袁世凯依计行事：笼络陆荣廷和梁启超，将蔡锷调虎离山。唯有四川一地，迟迟无果。1915年3月，陈宦亲自出马，率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入川，以参谋次长身份会办四川军务；5月，被任命为四川巡按使；6月，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自此成为封疆大吏，雄踞天府之国。
这是陈宧仕途的巅峰时刻，反过来看，其人生由盛转衰，恰也始于此。他的最大缺陷，如陈裕时所云：“……在不能为帅，一出任方面大员，即窘态毕露，进退失据矣。”说白了，陈宧这个人，只适合在幕后，不适合到台前，只适合当参谋，不适合当将帅。与他相似的人物，在古代，是马谡，在民国，如蒋百里。
这背后，除了眼高手低、纸上谈兵之外（譬如陈宧向袁世凯献策之时，显然低估了四川的复杂局面，高估了自己对四川军政两界的影响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多谋之人，往往寡断。作为参谋、军师，寡断不是什么大缺点，主帅自会决断，这甚至是后者的专利，不容前者染指；当他们被顶上前线，或者坐镇一方，智谋再多，却不能杀伐果断，反倒瞻前顾后，举棋不定，必将贻误战机，此刻，他们的多谋，近乎是一种重负，倘若少一些思虑，少一些算计，凭借血气与勇气，也许能杀出一条生路呢。
陈宧的寡断，还与其政治立场与性格相关。说到政治立场，其实他没有什么立场，不像蔡锷忠于国家（共和），不像徐树铮忠于个人（段祺瑞），他所忠于的大概只有权力，谁的权力大，谁的前景好，他就投靠谁，有奶便是娘。如果权力之争，强弱分明，那么不难抉择，如1912年他弃黎元洪而投袁世凯；但是，1916年前后的中国，局势相当混淆、焦灼，窃国与护国两派势力相持不下，则使他难以取舍，只能观望。加之他的性情，以滑头著称，一贯左右逢源，两面讨好，最终表现出来的却是依违两可，首鼠两端。这已经不是不能决断，而是不敢决断。
当寡断者被迫决断，对于相争的某一方而言，往往是最坏的时刻。1916年5月22日，陈宧通电宣布四川独立，给予袁世凯致命一击。梁士诒的亲信郑洪年告诉刘成禺：“陈独立电至，袁方食馒头，每馒切为四，梁（梁士诒）至，已食其三，乃问梁，陈究如何，梁以不至如此对，袁乃尽食之。与梁同阅来电，梁瞠目，袁拂袖而起，遂起病。”所谓“送命二陈汤”的典故，大抵由此而来。章太炎预言“仆袁公者，必是人也”，于此应验。
陈宧亲袁而反袁，前后表现都非常恶劣。赴川之前，他向袁世凯辞行，“伏地九叩首，且膝行而前”，去嗅袁世凯的脚，表态道：“大总统如不明岁登极，正位中国，陈宧此去，死都不回。”袁世凯答：“一切照汝策画，决正帝位。”
曹汝霖见证了这一幕，后来告诉刘成禺：“此种嗅脚仪式，欧洲中世纪有对罗马教皇行之者，陈宧在大庭广众中竟能出此，官僚所不为也。”章太炎亦云：“陈宧将不能与袁共始终乎？无论如何谄佞之人，事出常情，大事既去，必生反噬。陈宧恐远离都门，为世凯北洋旧人所倾轧，藉此深固袁之宠信，实有戒心矣，能始终忠于袁世凯乎？”
再说反袁。在一干反袁者中，论与袁世凯的亲密度，无人能比陈宧，他人反对袁世凯，只是反对，陈宧反对袁世凯，则属背叛。而且陈宧宣布四川独立的通电，声明代表四川省与四川人“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么绝情的措辞，当时独一无二。
民国初年，古风犹存，时人论争，讲究“公谊不妨私”，如冯国璋与段祺瑞，分别代表直系与皖系，直皖战争，杀人盈野，血流成河，二人的私交却不差。陈宧把矛头直指袁世凯个人，则犯大忌，从此为人所不齿。后来段祺瑞执掌内阁，惩办帝制罪魁，追索陈宧，坚称若不把陈宧列入通缉名单，他人皆可不必惩办。其对陈宧的厌恶，可见一斑。段祺瑞如此，曹锟亦然，故而北洋时代，陈宧再无翻身之地，只能担任一二闲职。
陈宧晚年，曾对好朋友邓之诚说，自己本不赞成帝制，一心拥护共和，遭小人构陷，百口莫辩；他与袁世凯之间，不是他忘恩负义，而是袁世凯不仁不义，猜疑他、陷害他，欲置之于死地：“宧犹忠于世凯为尽死力，一旦独立，举国惊诧。诸不快宧者，遂腾诋宧为背世凯，实则世凯深忌宧，防之弥甚……”“大抵世凯雄猜，而宧负命世之才，终至差池。然知宧才者，竟莫世凯者矣，也不知委曲，遽谓宧背德。宧之为德于世凯多矣，而世凯背之宜其及也。”洗白之意，昭然若揭。
这是一说。另一说，可见矢原谦吉《谦庐随笔》。矢原是日本医生，悬壶北京，常去陈宧家为其眷属看病。据其记载，陈宧于“……洪宪事平后，隐居北京东四，徒留辫以自娱，俨然遗老，似颇欲令世人信其背袁之故，种因于其对清室之念念不忘也”。有一天，陈宧夫人突患急性胃炎，请他前去诊治，行医期间，他看见“有人默然穿堂而过，辫发垂垂，众皆肃立致敬”，陈宧的姨太太魏三姑娘告诉他：“这就是将军。”至此他才相信陈宧果然留有辫子，传言属实。
对照这两种说法，你会发现，哪怕远离权力，赋闲在家，陈宧依旧两面三刀，一面说忠于清室，一面说忠于共和，谁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呢？也许这就是策士的本色。
1917年1月，陈宧被北洋政府授予明威上将军，此时他正值盛年，却被迫进入退休生活，在贫困与寂寥之中，了此残生。其晚年事迹，最值得记上的一笔，与章太炎有关。
1936年6月，太炎先生去世，陈宧寄上挽联：“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名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上联将章太炎比作郑玄，下联比作孔融，而以刘备自居。《后汉书》云，孔融为黄巾贼所困，遣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刘备惊道：“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随即发兵三千救之。陈宧用这个典故，呼应当年章太炎称他为“中国第一人物”的故事。
此后他在北京，常对人说：“太炎云殁，世间无真知我陈某为何如人者，太炎真知我，我亦真知太炎。彼陆朗斋（陆建章）谓得章太炎作一篇文字，胜过用十万兵马，犹轻视太炎耳；我则谓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也。”抬举章太炎的真意，则在抬举自己，足见他的落寞，以致无聊。三年之后，他便相从章太炎于地下，享年七十岁，去世之时，“贫无一钱，故旧资之，始成殡殓，妻子犹甘饥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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