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梦开始的地方
王鸿谅
闷头码字，一晃10年。惊心动魄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到自己这儿，只是无止境的采访和写作。其中的快乐和痛苦，那些孤独、焦虑、绝望和绝处逢生的喜悦，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未免过于戏剧化，难以共鸣。有时候恨不得从镜子里伸出手来抽自己一巴掌，醒一醒。每年的年会，滑雪泡温泉之后的聚餐，社会部的人循例都会喝翻几个，哭成一团。还不够的，换个房间再聚，叫一堆宵夜，哭下半场。于是胃和心都得到了抚慰，也种下来年的心愿，努力做个正常人。
社会部是三联生活周刊里人丁最兴盛的部门，从2003年朱文轶、吴琪和我进来开始，形成了招应届毕业生的新传统，李鸿谷李大人的说法是，新手“沟通成本低”，同事们悟出来的共识是，新人好“洗脑”。学体育出身的李大人机缘巧合投身了新闻事业，秉承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是探索者也是布道者。他热爱以鲜明的竞技风格，目光炯炯地从智商和逻辑上碾压对谈者。不破不立，社会新鲜人的自信心被反复摧毁，过几年缓过来，“洗脑大业”也就礼成了。不过，李大人的布道并非一劳永逸，等我们挣扎着完成自我重建，再生反骨，各自作怪，他就只能挨个收妖，摁下这个，浮起那个。也许，他会特别希望有一只金角大王的葫芦。李大人只醉心讲业务，鄙视人生大道理和心灵鸡汤，所以，他能拿来安抚我们的，只有永恒的一句，“扬起人生的风帆”。
10年里，看着不同的新人加入进来，同样的一腔热情、异想天开和忐忑不安，从查找资料开始，被扔去各种天灾人祸的现场，从零开始。高校新闻教育与日常实践的脱节，似乎每况愈下。后来跟同事杨璐说起来，重新审视新闻教育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采访与写作的技能，这个终归是要依靠大量的实践和悟性的，而是在于树立最基本的新闻伦理和价值观，存正心，走正路。归根到底，普利策依旧只有新闻奖，并没有最佳表演奖。渴望当主角而不是记录者的，应该投身于奥斯卡事业。
突然冒出这些九斤老太般的感慨，大约也是自己这些年真实的困惑。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便捷，传媒业的声誉反而是直线坠落的。好像很多人都不愿意再用笨功夫，不愿意在采访和写作上多耗费哪怕一点点的时间和心思，都在赶着传播和立论，越别致越惊悚越好，恨不得140个字就道尽了世间的秘密宇宙的真理，在微博上的斗志，远大于日常本职的调查和思考。这个职业的门槛和伦理，好像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不堪。记者从来没有成为过无冕之王，但是何以沦落至此呢？
在怪现状里无解的时候，看看身边的这班同事，看着他们在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里，在各自的内心困惑里，依旧老老实实地下着笨功夫，把稿子看得比命还重要，就越发感慨主编和李大人的目光犀利，以及三联“洗脑大业”的成功。有时候我们也会问李大人，当初会把我们招进来，是不是因为他一发功，就清晰地看见我们的脑门上都刻着个“二”字？是的，当面行各种妖魔化于我们的领导，是社会部的另一项悠久传统。
对于三联，其实我始终是心存庆幸和感激的，庆幸自己职业的起步是在这么简单干净、是非分明的地方，感激这个平台给予我们的信任和宽容。这是一种对母校的情感，就是自己可以数落它千百遍，但不能接受外人说它半句不好。三联也真的像一所学校，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单位。它用最精简的构架，最宽松的治理，让每个人的好奇心得以延展，它尊重个人风格，鼓励个人发现和自我成长。我们的痛苦，来自读不完的书，找不完的人，写不完的稿。我们的快乐，来自求知求真，认识与发现的收获。在这个始终以稿子作为最核心评价标准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已经是社会人，其实还是讨人嫌的、不接地气的学院腔。
我的先生起初一直惊讶于我在写稿日的癫狂，简直像一个强迫症，要坐在固定的地方，穿上固定的写稿服，换上一张想死的脸。写稿服分四季，我最爱的还是冬天的，一件翠绿一件粉红，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就像信号灯，绿的是森女风的连衣裙，拖到脚面；粉的是带帽子的绒睡袍，也拖到脚面。我还差点买下一件有尾巴的恐龙服，只为了周日可以把签名档改成“我正忧伤地坐在我的尾巴上憋稿子”。成为三联的家属，跟我的同事们成为“饭友”之后，我的先生才意识到这属于集体癔症，是对这个职业的心无杂念，掏心掏肺。没有解药。他因此重塑了对记者和媒体的认知，对于爱莫能助的癫狂，有了更大的宽容度，比如默默地给诸位叫嚷着想死的同事点个赞，比如临睡前道晚安，叮嘱我一句：“不要从阳台上跳下去，小区房价会跌的哦。”左邻右舍真是应该给他发个热心公益奖。
“天亮了，稿子就会出来的。”这是许多人都说过许多次的社会部的名言，也是一直支撑着我的心理暗示。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个暗示对我失效了。那是一篇关于故宫的稿子。我采访了整整三周，故宫上下的核心人物都找遍了，采访录音加起来几十个小时，可是我毫无头绪，觉得不管怎么写，都词不达意，轻薄片面，对不起我的采访对象们。截稿前我有一趟非洲之行，去了津巴布韦，在维多利亚瀑布城的娱乐项目里，我挑了蹦极。深呼吸了几口气，眼一闭就下去了，被拉上来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稿子还没有写完怎么办。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恐惧这种完全被稿子占据的生活。回来没几天就是截稿日，我真的没有写出来。有一种天塌了的崩溃感。我觉得主编和李大人应该迅速把我赶走，清理门户，可是没有。接下来的一周，终于写完了那篇稿子。我以为它将会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篇稿子了。结果，跟葛维樱喝酒到半夜，第二天，又乖乖地回去上班了。
也许是我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看不到走出瓶颈期的方法，2014年5月，终于还是选择了告别。做这个决定，比想象中还要难过。最后分别去见李大人和主编，还是忍不住掉眼泪。回家后接连几天，半夜睡前都会莫名其妙地哭一阵，并不觉得解脱，反而充满负疚，觉得对不起这些年他们给予我的宽容、信任和期待。明明是辞职，又不是被开除，求仁得仁，还搞得这样情绪起伏得波澜壮阔，我实在又很想从镜子里伸出手来再给自己一巴掌。
在写这篇命题作文的时候，我已经暂别新闻行业，不再是记者了。辞职后的这三个月，亲爱的同事们陆续送出了“祝福”，比如“三个月就会打翻回来的”，或者“最多一年，新鲜感过了就会回来的”。从媒体人到公司人，的确是个挑战。由会议、PPT、计划和报告构成的公司日常生活，需要的更多是对规则和权威的服从，是团队协作，是各种沟通和利益权衡。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我茫然无措，跟毕业新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魏一平说，应该写一篇“我是如何脱离邪教的”。我回答他，“邪教是深植于内心的”。大家的语言，4个月后就应验了。从辞职到重新入职，我以最折腾的方式，完成了职业倦怠期的自我较劲，也意识到了依旧深植于内心的对新闻的执念。
这一场折腾，倒是让我也能用局外人的视角再回过头来审视三联和过去的10年，由此也更意识到，塑造一个人性格的，不是父母和家庭，而是第一份长久的工作。我实在是深刻地打上了三联的烙印：散漫、固执、独立、思辨、无视权威，刨根问底，执著于内心的感受。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统统是不接地气的不着调，权力和金钱，不如执迷于一样，也算脚踏实地。可这却是我更想感谢三联的，这份工作，从来不曾要求我们去学习那些经世致用的技能，去忍受变得圆滑和谄媚，它一直鞭策我们的，只是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让自己的知识更充盈，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宽广。
Place your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