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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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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
沈志华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绪论
(中国)对苏联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一本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彼得一世改革后产生的矛盾:
1、西方化目标和东方化手段
2、生活的西方化和内部结构的东方化
3、上层的西方化和下层的东方化
由日俄战争引发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是资本主义文化与俄国传统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对抗。1905年沙皇政权做出妥协,结束君主专制,成立杜马,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演变,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解决,即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这仍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
一战暴露出俄国工业生产能力的落后,前线部队缺乏弹药补给,后方民众缺乏粮食供应。二月革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彼得格勒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面包骚动”引发卫戍部队同情而迅速蔓延爆发的:当局逮捕了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士兵,结果引起更多的士兵游行示威并造成兵变。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由前线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主要包括伤愈士兵和新兵,战斗力很差,且害怕上战场,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惟恐天下不乱,首都越乱当局就越不敢把他们调往前线。为了抓住这支武装,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都承诺不把他们送往前线。二月革命后,上台的临时政府考虑把部分卫戍部队调离首都,结果把这支部队推向了布尔什维克一方。
沙皇尼古拉二世部署军队讨伐彼得格勒的兵变部队,但双方达成了妥协,沙皇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在杜马和军方的压力下决定退位,先是将皇位传给皇太子,由弟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后又将皇位直接传给米哈伊尔。米哈伊尔在杜马和临时政府的劝说下拒绝接受皇位,表示应由立宪会议决定俄国国体。俄罗斯君主制遂告结束。
二月革命胜利后,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兵”是工人与士兵的简称,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一个兵种)成为无政府状态下并存的两个权力中心。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认为在俄国这么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铺平道路,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通过向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因此,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而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在加米涅夫领导下也倾向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直到流亡海外的列宁归来。
加米涅夫: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这个时期将会到来,推迟它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长期的君主专制致使资产阶级领导人缺乏治国理政经验,无法与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布尔什维克相抗衡。可以说,资产阶级政权不是被社会主义政权打败了,而是被专制政权打败了。
列宁从流亡地瑞士苏黎士经过德国、瑞典和芬兰回国,否定了自己先前持有的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提出武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政府完全决裂的斗争策略,起初遭到布尔什维克党内同志的一致反对,但他依靠其口才不断争取,最后其《四月提纲》获得了通过,打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七月事件是布尔什维克试图推翻临时政府并由苏维埃掌握政权的一次政变,但失败了。布尔什维克被人捅出拿德国人的经费。失去了卫戍部队的支持,布尔什维克遂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停止了示威游行。
8月,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试图拥军占领彼得格勒夺取政权,结果失败被捕,俄国的极右翼势力因此受到毁灭性打击,自由主义政党受到牵连也声名扫地,左翼政党获利最大,布尔什维克趁机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夺取了苏维埃的领导权。
布尔什维克继续向首都卫戍部队宣传,说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能进行和平谈判,得到了不想赴前线作战的士兵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武装了工人建立赤卫队,以这两支力量举行武装起义,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冬宫推翻了临时政府。整个起义一共死了6个人,伤50人。
在起义后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为表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而退出会议,意在否认会议的合法性,只剩布尔什维克一家的代表大会趁机通过《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建立了政权。
二月革命后,俄国军队事实上已经瓦解,地主土地被农民夺取并分配,临时政府对此犹豫不决,担心实施土地政策后会导致前线军官离心,士兵蜂拥返乡,导致全面崩溃与俄国战败。这种犹豫不决的政治后果就是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顺时而动,窃取了革命果实。
所以,“攘外必先安内”。
二月革命后直至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一直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保证苏维埃将按时召开立宪会议。等到布尔什维克武力推翻了临时政府,又控制了苏维埃,马上翻脸说“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并逮捕了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最后,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5日召开,1月6日就被宣布解散,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
和共产党搞议会斗争是不行的,人家根本不按游戏规则来。
布尔什维克搞了这么多政治花样,人民保持了沉默,对被非法取缔驱散的其他政党表现冷漠。这样的人民,也就配得上这样的政党和政府。
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俄国政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绝对的民主政治。
一位孟什维克党员在军事集会上发言,谈到了战争、和平、土地问题,介绍了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种种好处。结果士兵们高呼:我们要您来做我们的沙皇!伴以掌声和欢呼声。“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多么单纯而又无知的人们,多么容易被控制的人们!”
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
1921年喀琅施塔得(Kronshtadt)事件的背景是苏俄“战时共产主义”实施三年后造成了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战时共产主义”的前两年是迫于内战需要的应急性措施,第三年则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试图把战时体制延伸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捷径,将临时政策作为经济政策在战争结束后予以推广。政府于1920年9月要求下达至乡一级的余粮征集额,要求老百姓用连环保的方式予以完成,并将500万军队编为屯垦军——也就是事实上的农奴。
1920年9月,列宁: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
结果,1920年谷物产量仅为战前的54%,棉花为6%,甜菜为8%,工业产量则仅为战前的1/7。
由于苏俄政府取缔了私人贸易,导致黑市猖獗,城市里公营商店物资稀缺,黑市物价飞涨。
列宁本人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
之所以说“危险得多”,是因为经济危机导致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危机。
在农村,因为粮食被武装征粮队夺走,农民暴动日益频繁;在城市,生活困苦导致工人阶级离心,1921年2月,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游行示威;在军队,来自农村的士兵不满情绪增长,党对部队的控制削弱。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调查报告: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是今年2月下旬在彼得堡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2月25日,喀琅施塔得军港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水兵自发声援罢工工人。军官愚蠢的允许水兵派出代表团赴彼得格勒了解罢工情况,结果火上浇油,代表团回来后,提出了13点要求的决议:
1、无记名投票改选苏维埃,并在改选前实行宣传自由;
2、言论和出版自由;
3、集会、组织工会、农会自由;
4、召开无党派会议;
5、释放政治犯;
6、选举专门委员会重申囚犯;
7、取消政治部;
8、撤除征粮队;
9、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供给份额;
10、取消共产党员值班(工厂)和战斗队(军队);
11、给予农民土地的完全使用权;
12、号召所有部队附议;
13、使用出版物广泛传播该决议。
并迅速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些要求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口号是基本一致的,临时革命委员会以为可以得到苏俄政府的认可,没有认识到他们其实是在与虎谋皮。
苏俄政府方面,首先把事件抹黑为白卫军的阴谋,由沙俄将领领导,从而获得反感沙俄的俄国人民支持。
同时,苏俄政府迅速逮捕了兵变领导人的及军事专家的家属作为人质。为此,临时革命委员会愤然致电苏俄政府: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的家人绝对不受侵犯。卫戍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委员会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的仇恨中,这样的逮捕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
呵呵,共产党干出这种事来再正常不过了。
3月8日,俄共(布)十大召开,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标志着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苏俄一方面认清形势,在经济上顺应兵变和广大人民的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在同一天进攻喀琅施塔得,在政治上严厉镇压,其目的是统一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
对兵变的讨伐由托洛茨基领导,由图哈切夫斯基担任指挥,一方面调动陆军和炮兵,通过尚未解冻的冰面进攻喀琅施塔得所在的Kotlin岛;一方面将附近的其他水兵调往南方,以防其变节并增援喀琅施塔得。
3月8日的首次进攻遭到失败。托洛茨基原以为开几炮叛军就会投降,没想到反而是自己的部队或者拒绝进攻(561团),或者干脆投诚(一个营),或者被歼被俘后撤退,第一天毫无战果。
托洛茨基迅速调整了战术,一方面加强炮兵力量,从四周的海岸线轰击孤岛,一方面向前线部队派驻党代表,严惩避战军人,3月14日即在两个拒绝作战的团中分别处决士兵41名和33名。
3月17日,政府军发动总攻,总攻命令中要求使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炸弹”攻击军舰。3月18日,政府军占领喀琅施塔得军港。约8000名叛军逃亡芬兰。
苏俄政府对叛军实施了残酷的镇压,公布的枪决人数为2103人,监禁人数为6459人。鉴于喀琅施塔得守军总数约16000人,可见留下来的军人全部受到了处罚,也说明叛军宁死不屈,将斗争进行到底。
1994年,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政府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者无罪,并为他们修建纪念碑。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苏维埃政权从理想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现实的政治国家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出于巩固政权需要的镇压一旦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选择取向,就会发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权力机制的蜕变,在没有建立起相应制衡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蜕变为日后斯大林式的个人专制埋下了伏笔。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研究
对新经济政策的归纳:
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承认市场机制
允许中小工业非国有化
把大工业企业联合,实行经济核算
取消义务劳动制,按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
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的发展
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
实行货币改革,发行稳定的卢布。
到了20年代末。由于工农业剪刀差加剧,农民与其把粮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掉,还不如留下来养牲口还钱,这就是所谓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苏联政府收购不到粮食,无法出口赚到外汇,也就无法进口工业设备和原料。为此,斯大林不是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调整价格,而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刑法来强迫农民出售粮食,最终出现了“富农”概念,也就是不肯向国家出售粮食,不肯加入集体农庄当农奴的自由农民。
1925年阿穆尔州农妇马秀拉投书《农民报》:
共产党好像竭力要使所有的农民变穷,只鼓励贫农,不是帮助他,而是鼓励他穷,如果一个农民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经营,那他就会从贫农队伍中除名,在他头上贴有富农的标签,把他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可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改善自己的经营,这就在党的眼中成为富农。换句话说,这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老太太逻辑不错。
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在内部矛盾达到极致的不利情况下对农民的妥协,是权宜之计,是为进攻所做的暂时退却(苏共对新经济政策的定性),并非真心要搞市场经济。十年后,随着斯大林逐个清除了政治对手实现独裁,新经济政策就“见鬼去了”(斯大林语)。
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个比一个左,都反对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为了打倒这些人,才没有马上拿新经济政策开刀。等到这些人死的死流亡的流亡,斯大林才左右开弓,开始打击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李可夫一派,顺手把它也取消了。
新经济政策的兴衰也说明,光有经济体制的自由而没有政治体制的开明,这种自由是随时可以被窒息的。
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
官册制度是苏联的干部任命制度,以对任命官员登记注册的花名册(简称“官册”)为核心,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考察、任免和管理的制度。1923年《关于任命制》决议的通过和批准第一份官册,标志着官册制度诞生,三十年代末最终定型,1989年10月被废除。
列宁逝世前,斯大林扩大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权力来提高个人地位。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凭借书记处下属中央登记分配部(后来的组织分配部),将反对派干部调往基层或边疆,在关键岗位任命拥护自己路线的干部,从而赢得了党内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
根据1929年的统计,苏联全体最高管理者中,完成高等教育的仅占3.7%,仅受过初等教育或不识字者占78.2%。
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研究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政府大力提倡住房公社,也就是筒子楼,配有公共厨房、食堂、洗衣房、浴室等生活基本配套设施的宿舍结构住房。这种住房公社起初用学校宿舍、宾馆改建,后来又新建了不少。
这个时期的干群差异是:干部住在宾馆改建的住房公社里,群众住在简陋的宿舍里;干部一家人占有几个房间,还有一批服务人员,群众几个人住一间;干部很快搬出了住房公社,群众则持续住了下去。
20年代,高级官员住在克里姆林宫,但这也是类似酒店的长走廊门对门格局,领导人并不喜欢。其他级别略低的高官住在高档政府楼,内有特供商店、车库和食堂。
老百姓呢?
丘科夫斯基在192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如此描述:住宅中有一种特别的莫斯科的味道——大群聚集的人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厕所总是在不间断的工作,在每套住宅里每分钟都能听到厕所冲水的声音。
1925年,一个区的苏维埃每月排队等待住房的人数为2.7万人,但能得到住房的不超过五六十人。
一个在筒子楼走廊里住了5年的36岁列宁格勒工人写信给莫洛托夫恳求给他安排住房。
一个六口之家,被分配到楼梯下的亭子间里,面积只有6平米。
1926年,全苏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米,莫斯科为5.2平米。到了1940年,莫斯科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了4平米。
从对抗到承认:1917~1933年的俄美关系
1920年7月出台的《柯尔比照会》:布尔什维克党尽管数量上仅占民众的极少数,却凭借暴力和阴谋诡计推翻了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政府,夺取了权力和国家机器,并继续依靠这些手段和残酷的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1921~1923年苏俄发生严重饥荒,美国救济总署在一年内就提供了788878吨物资,救助饥民855万人。
美方在挑选当地雇员时喜欢找有一定社会阅历的知识分子,而俄方则认为美国有意雇佣资产阶级分子。俄方经常逮捕美国雇佣的俄方人员,说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导致许多俄国人不敢为美国救济总署工作。1923年救济活动结束后,苏俄政府更是集中逮捕了几百名俄方雇员秋后算账,引起美方强烈不满。
美方工作人员也确有不检点之处,如个别人要求与俄国当时社会条件不相称的待遇,还有个别人意图走私俄国毛皮、珠宝和艺术品。
美方的目的是赈济灾民,而苏俄方面则希望恢复经济,这恰恰是敌视苏俄的美国不愿意做的,因此美方拒绝了苏俄关于提供拖拉机和农技的要求,引起俄方不满。
最后一根稻草是苏俄开始出口粮食,致使美方于1923年5月正式通知苏俄政府终止救济工作。
20年代,苏美贸易逐步恢复。1932年,苏联买走了全世界出口机器设备总值的一半以上。斯大林曾表示苏联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而此时美国正经历大萧条。一个要买货,一个正愁货卖不出去,苏美建交遂成为经济上双赢的选择。
地缘政治方面,远东崛起的日本帝国对苏美均形成威胁,这里既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利益所在,也是苏联力量较为薄弱的边疆地区,双方最早的战略合作遂着眼于远东地区。
在欧洲,纳粹德国成为美苏的共同敌人。由于欧洲各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对苏联实行孤立主义,苏联不得不着眼于美国以实现远交近攻。
1929~1932年的美国总统胡佛在沙俄时代有大笔矿山投资,十月革命后均被收归国有,因此对苏俄十分反感,成为苏美建交的首要障碍。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主动致函加里宁,邀请苏联派代表赴美商谈建交问题,成就了苏美关系的破冰。
苏联30年代大清洗
罗伯特·因德里克维奇·埃赫,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1938年4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2月被处决。埃赫在法庭上的声明:在似乎是我交代的供词中,除了下面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这些签名也是被迫的。供词是在审判员的压迫下制造出来的,从我被逮捕时起,就开始对我实施严刑拷打……审讯人员还利用我有病的身躯(我的脊柱已经被折断),在上面击打,就像在琴键上做的那样。这是无法忍受的酷刑……我没有犯罪,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活动。
太史公曰:谁叫你参加反人类邪教组织,活该!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天之内就签字批准枪决3167人。
由于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是红军的缔造者,斯大林对苏军将领的清洗格外残酷,这直接导致了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的大溃败。
大清洗大镇压中,莫洛托夫主要负责组织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镇压,伏罗希洛夫积极参与对军队将领的镇压,卡冈诺维奇亲自组织镇压活动,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则是第一线刽子手,此外日丹诺夫、赫鲁晓夫、米高扬也都是卖力分子。
1930~1940年判刑人数总共为2871711人,其中726030人被处死,分别比二十年代增加十多倍和三十多倍(未被处决者许多死于古拉格)。1937~1938年是高潮,每年处决人数比1936年高十倍,两年共逮捕1548366人,其中681692人被处决。
据统计,1937~1938年的1344923起判决中,仅有约十分之一(134751人)由法院做出,绝大多数是公安机关决定的。
大清洗表面上加强了团结一致,实际上加深了社会的内在矛盾,使苏联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是战争的逼近才使危机在1930年代没有爆发出来,但矛盾也越积越大越深,埋下了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祸根。
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
在对富农实施强迫迁徙过程中,被剥夺财产的并非只有富农,也包括所谓“依附于富农的人”,其中有中农、贫农甚至雇农。
整个20年代,苏俄农民对集体化政策持观望态度,截至1929年11月,集体经济组织耕地只占全国的3.6%。1930年,政府开始出台消灭富农的规定:凡是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即使是中农或者贫农也被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
原本意义上的富农早在十月革命中就已经被消灭殆尽,20年代末的富农都是依靠新经济政策发家致富的能干农民,这批人在30年代初遭到了灭顶之灾。
1930~1931年,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被强迫迁徙至乌拉尔山区、西伯利亚和北方地区。这一可以消灭农村中反对集体化政策的成分,二可以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三可以利用没收的富农资产来建立集体农庄。
40~50年代初,强迫迁徙对象转为少数民族及相关社会集团。
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这是民族迁徙的理论基础。
后来当上苏共北奥赛梯州委部门负责人的印古什族人阿拉比耶夫回忆当年被迁往特殊移民区:那是1944年2月里的一天,在超载的装牲畜用的车厢内见不到一丝光亮,也没有一滴饮水。几乎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进……有人得了伤寒却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在人迹罕至的会车处,在列车暂时停靠的那几分钟内用蒸汽机车的煤灰将死人草草掩埋在附近,如果有人企图离开火车5米之外,便会被随行的警卫人员枪杀。
特殊移民受到各类歧视,如无法参军,工资低于普通公民,没有迁徙权,后代连坐等等
50年代,苏联摘掉了部分特殊移民的帽子,允许他们返回迁出地,但这又激化了其迁出地新居民与特殊移民之间的矛盾。
特殊移民政策的恶果
1、强迫迁徙富农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助长了闲散懒惰风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
2、以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导致苏联内部的民族离心倾向不断发展,最终演化为点燃苏联剧变的导火索。
沙俄时代就依靠侵略扩张、制造民族纠纷、挑动民族仇恨、实行分而治之和残酷屠杀等手段构造了横跨亚欧大陆的殖民帝国,民族积怨很深,苏联时代采用粗放经营形式对少数民族区域的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把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留给原住民,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关系。
3、特殊移民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和死亡,为俄国人口危机埋下隐患。
4、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败坏社会主义声誉,给民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
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承认:政府从前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强制迁移法令属于非法和犯罪性质……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
5、特殊移民政策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长期落后,改革举步维艰;也对苏联民族主义活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特殊移民政策的作用
1、数百万特殊移民的牺牲换来了农业集体化的建立和国家工业化的实现
2、促进了俄国东西部的人口平衡
3、促进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开发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这是沈志华的文章,分析简明到位!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美、法、德同时发生的革命。
列宁死后,斯大林坚持“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其政治对手,老一辈革命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诺夫的“世界革命”战略相对立。随着斯大林确立其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贯彻“世界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1939年8月苏德签订秘密条约,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宣传,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亦即对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不合作立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接受长江局领导,消极避战,遭到政府军全歼,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强调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配合其政府开展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减轻苏联自身抵抗德国的压力),而放弃了共产国际组织世界革命的初衷。
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接受苏联关于战后安排的构想(苏联获得波兰东部,将德国西部补偿给波兰),斯大林决定于1943年5月解散共产国际以投桃报李,解除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戒心,表示苏联无意使用共产国际这一工具干涉各国内部事务。
连曾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都降级为党歌。
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
在二战后期,斯大林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和巩固与西方的同盟关系,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再次使苏联陷入战争,保障本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因此,斯大林向各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政策,要求它们与其他党派实现联合,共同组建政府,放弃与资产阶级政党势不两立的“世界革命”。
对于中国,为了建立苏联的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对日作战为条件,说服美国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认外蒙古的分离以及在中国东北享有独占权益。在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甚至表示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苏联显然是希望中共加入以国民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就像英法等西欧国家那样。
然而,苏联出兵东北后,中共认为时机已到,大肆向日军投降地区派兵,抢占城市和要道,甚至筹划在上海起义。
结果,苏联于10月下旬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摁住中共不允许其轻举妄动。毛泽东只得收手,同意去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
但中共毕竟不是苏联能够长期摁住的,一年后国共内战爆发,标志着苏联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破产。
在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苏联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则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加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又叫新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
二战结束仅一年后,“联合政府”政策即告破产:在西欧,共产党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在东欧,共产党则把资产阶级政党排挤出了政府,实现对政权的垄断。
“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既源于意识形态对立,又称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当苏军扫荡日本关东军并迅速进入朝鲜半岛时,美军尚在冲绳。为堵住苏军南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于8月15日致电斯大林,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受降,斯大林立即表示同意。之所以将南北分界线划在北纬三十八度线,就是为了把首都汉城划入美军控制区。
为了在北方建立一个亲苏政府,苏联忽略了北朝鲜的共产党、民主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而选择了在苏军第88独立步兵旅服役的金日成及其战友,将金日成扶植为朝鲜北方领导人。
第88独立步兵旅是东北抗联退入苏联境内后编成的一支侦查破坏部队,又叫国际旅,由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苏联籍华侨、朝侨组成,旅长是抗联负责人周保中,金日成(金成柱)则是朝鲜营的负责人。
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
苏联对以色列的援助:
武器: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终止了后者与阿拉伯国家的军火贸易谈判,只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同时,苏联自己不直接提供武器,而通过捷克这样的卫星国提供武器支援。
人口:从1948年中到1951年,东欧先后向以色列输出了近30万名犹太移民,这都是在苏联的授意与默许下完成的。反观苏联自身,为了保护其战后人口不外流(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犹太族),也为了维护其民族和谐的招牌,严格限制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原因:1、巴勒斯坦地区所处的战略位置(尤其是苏联战后在土耳其、伊朗方面扩张企图受挫);2、配合美国排挤英国在中东的势力;3、如果以色列最终未能倒向苏联,则阿拉伯一定会倒向苏联,苏联处于不败之地。
在行动策略上,苏联选择不提出具体方案,由英美两国去制订方案,苏联则根据其战略利益在联合国大会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时发挥影响,以间接方式介入巴勒斯坦问题。
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
1944年2月15日,犹委会提出了“克里木方案”,即在俄国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地克里木半岛建立犹太族自治共和国。当时正值苏军即将收复克里木,当地原住民鞑靼人在几天之内被苏联政府放逐到了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就给克里木方案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但苏联方面显然不肯把克里木这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交给受到西方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因此拖到战后的1946年,此事正式告吹。
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
犹委会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犹太人中的社会名流为响应政府号召而建立的半官方反战组织,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犹委会首先被苏联作为工具压制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最后又被以“大清洗”模式罗织罪名,其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枪决。可以说,犹委会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对外同西方冷战,对内加强专政的产物。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对中国的算盘:占领外蒙古;控制东北;承认国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
毛泽东的算盘:利用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和国军远在大西南的权力真空,抢占日伪军占区,夺取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持半壁江山在手,与国民党展开内战。
看到中共的部署,蒋介石的对策是邀请中共和谈,作缓兵之计;苏联方面则认为中共的战争部署将导致远东局势紧张,破坏苏美英构建的雅尔塔体系。如果中共败于国民党,或者中共战胜国民党但导致美国军事干涉,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因此,1945年10月21日左右,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中共应参加重庆和谈。
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结合苏联电报分析当前局势:
为什么要收手:没有外援不能克敌
为什么苏联不帮忙: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
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为希腊乃英国所必争。同样道理,中国乃美国所必争(但事实上美国最终没有援助蒋介石),若中共拿下南京上海,则美国势必干涉。
接下来,毛泽东非常明智地认识到:既然苏联只关心其自身安全,只希望保住在东北的权益,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得不到苏联支持,那么中共就应该放弃抢占半壁江山的策略,全力抢占东北,以苏联为依托,伺机席卷中原。
为此,在重庆谈判中中共的筹码是依次让出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江南的根据地和江北的根据地,但陇海路以北至外蒙古乃至东北是不能放弃的。
毛泽东与斯大林对于“联合政府”的政策差异:1、斯大林主张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毛泽东则坚持平分天下或武装割据;2、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走议会政治道路,毛泽东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3、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否则也不会放下武器),毛泽东则仅视为权宜之计。
苏联占领东北后,表面上要求国共军队在苏军撤退前均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潜入东北,卡住东北各个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共军便可抢占先机。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在自己以及自己的协从武装掌控之中。
中共心领神会,把原先准备东进南下的干部悉数投向东北。刘少奇: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
觉察到中共动向,蒋介石的应对是向美国求援,要求美国军舰将国军海运、空运至东北。这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对美国进入东北的担忧,决定一方面阻碍国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一方面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转交给共军。
当苏联已无法阻止国军登陆时,一度指示共军迅速接防中心城市,阻击蒋军。但由于当时苏联在日本、伊朗、土耳其问题上需要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因此苏方突然改变策略,重新回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框架内,要求中共尽快与苏方脱离接触,并允许美军空运蒋军至长春、沈阳。
苏联使馆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不要试图占领长春铁路,并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
斯大林则在会见蒋经国时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
在苏方变脸后,毛泽东再次审时度势,做出了正确的应对:暂时放弃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亦即刘少奇所总结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此后,由于苏方向南京政府提出的垄断东北经济权益的要求没有得到中方同意,苏方再次变脸,于1946年2月份通知中共可以在苏军撤离后占领中心城市,“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但这一次中共没有应变,继续秉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但决定以长春为界,长春以北为共军驻扎区,以南为蒋军驻扎区。
正是为了控制住长春,林彪才反复死守、强攻四平。
苏联在最后撤军时也玩尽了心机,一方面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政府保证将通知具体撤军日期,一方面搞突然撤军,使蒋军来不及接防,而由共军占领长春。
总的来说,苏联对中国内战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地区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即可。苏联对东北的政策貌似反复无常,但都是为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
如果战后美苏真诚合作,是完全可以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而中国内战的爆发,既是美苏之间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
难以作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
斯大林早在筹划朝鲜战争时就对金日成明言: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北朝鲜入侵南朝鲜后,斯大林坚持所有苏方军事人员不得越过三八线,以免被俘后造成外交麻烦。
美国参战后,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放出风声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可以志愿军方式穿上朝鲜人民军军服与美军作战,并询问苏方能否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做出了承诺,表示将派一个配备124架喷气机的航空师掩护中国部队,经培训后将所有装备转交给中国。
但尽管美军参战对朝鲜人民军造成重创,斯大林迟迟没有要求中国出兵,显示其并不希望中国介入朝鲜问题。金日成秉承其意旨,即便在美军仁川登陆后仍拒绝了其部下向中国求援的建议,等着斯大林向中国开口。
1950年9月30日,朝鲜局势大坏,金日成终于恳请苏联提供军事援助,或由“中国或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在如此危急形势下,斯大林终于松口,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正在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朝鲜已没有任何抵抗部队(失去了联系),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没有任何设防,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
仁川登陆前,中方可以派兵协防后方,保障朝鲜人民军在前线作战;仁川登陆后,中方可以在三八线建立防线,阻止美军北进。但朝方和苏方没有在这两个重要时点邀请中国出兵,直到战局无法收拾了才紧急请中方救火,这就导致中方出兵后损失很大。
10月11日,周恩来飞赴黑海面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可以提供各类飞机大炮准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无法援助中方出兵。为此,周恩来表示中方也无法出兵,只能放弃朝鲜。
在国内,彭德怀代表的军方也坚持必须有苏方空军配合,否则无法出战。毛泽东犹豫了两天,于10月13日召见罗申,表示中方仍将出兵,希望苏方空军在两个月内到达。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
中方出兵后,苏方早有准备的空军随即提供了空中支援,一是掩护中方沿海中心城市,二是掩护鸭绿江以西军事目标,三是掩护鸭绿江至清川江的志愿军交通线,并开始组建与培训中国空军。但苏联空军始终没有进入前线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作战。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该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做的,因此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这份报告既不否定苏共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20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和“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路线。它并不是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报告分别揭露了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在卫国战争中的责任,民族政策的错误,以及斯大林千方百计的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
报告: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
身为乌克兰人的赫鲁晓夫在谈到强迫迁徙时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不忘拉一把斯大林的走狗们: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呆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赫鲁晓夫的报告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及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包括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最后只能千方百计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死人身上,这一点是不负责任的。
苏共二十大后,该报告被传达至各级党委,结果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引起骚乱,最后动用了军队镇压。
苏联科学院讨论该报告时,知识分子趁机发难,初级研究院奥尔洛夫:所有制属于人民,而政权却属于一小撮坏蛋……我们的党奴才性十足,大部分党员看风使舵……国家和党的机关中阿谀奉承,拍马屁的人比比皆是,办报刊的是一些骗子和看风使舵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则培养了一批打手。
中共对该报告的定性: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文学的“解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法捷耶夫的遗书: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
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
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以付诸实践的建议。
1977年,勃烈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又称为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职,独揽党政军大权
在赵国,这成了标配。
西尼亚夫斯基:持不同政见者不是阶级敌人,也不是苏联社会的异己分子,而是这个衰败体系的产物。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非法出版物分两种,一是私下出版物,亦即个人在苏联境内非法出版的刊物,二是那边出版物,亦即在境外出版,偷运回苏联传播的刊物
马克思: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
勃烈日涅夫上台后,逐渐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方针,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控制,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为了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共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
然而,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群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实施监督的人。
是否感觉很熟悉?
1975年,核物理学家暨异见分子领袖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掀起发表文章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1980年初,萨哈罗夫被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至1986年底。
鉴于苏联当局用逮捕关押手段惩罚持不同政见者,一批哲学家上书苏共中央: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
西尼亚夫斯基: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些珍贵的东西,对他来说,它们高于他自己本身,高于他的不眠之夜,高于他所受的巨大的委屈和苦闷,这些珍贵的东西就是祖国和自由。
如何对待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抑或是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苏联党和政府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存在严重的问题,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
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
一战前,东正教徒占沙俄人口的70%。到了1991年1月,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2%。
作为对苏维埃体制的反馈,地下教会的教徒拒绝持苏维埃身份证,也不允许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或者只上到粗识文字为止。他们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不服兵役,不在官方单位就业,只当临时雇工。有些被称为沉默派的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
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分五个层级:
事前检查:作者的自我检查、编辑过程中的审查、编辑部或出版社报出版总局审查
事后检查: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检查,后改为克格勃第五局、党的领导的审查
中国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最早来自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的讲话,他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类,认为“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最反动,“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在政治上动摇,技能更差的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斯大林的言论又源自20世纪初的马哈伊斯基主义,认为知识分子通过对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剥削,所以生产资料越多,剥削性越强,也就越反动。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思想熏陶下由斯大林体制模式塑造出来的,虽然他发动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但批判得很不彻底。他反对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还不如说是斯大林个人。他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而很少着眼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这就没有彻底打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没有把个人崇拜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
赫鲁晓夫1962年12月接见文艺界知名人士作总结发言时,竟然用上校和将军发生争论来比喻苏共领导应怎样解决文艺争论。
赫鲁晓夫说,上校“很有说服力地讲述了一切,讲的很有说服力”(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的乌克兰矿工语言),将军听着听着,也不做反驳,只是站起来发布命令:“喂,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后转,起步走!”
赫鲁晓夫最后总结: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上校,而我呢,很对不起,是将军。向后转,起步走!请。
全场掌声。
赫鲁晓夫在参观马涅日画展时的讲话:(对于艺术)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物了,不是吗?
分崩离析: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苏联的民族问题:
1、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不利于国家统一
苏联的国家结构按民族属性划分,包括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区,缺乏统一标准,人为造成不平等。
有的自治共和国因政治原因被取消(如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共和国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自治共和国),民族属性被弱化;而很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名实不符,冠名民族并不占人口多数,民族属性被强化。
由于国中有国,各民族区域之间人口、面积、经济结构和经济实力极不平衡,都埋下了隐患。
2、联邦制国体潜伏着巨大冲突
在苏联成立前,列宁与负责民族事务的斯大林曾发生严重分歧。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则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斯大林没有理解到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想用行政压制方式解决;而列宁主张通向联盟的道路是自愿的,不能靠武力强制,而是靠联盟内各成员国间的平等,靠联盟能增进各民族发展与进步,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列宁死后,斯大林实现了权力独裁,把苏联由宪法上的联邦制国家变成了事实上的单一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根本没有经济自主权。苏联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搞劳动分工,尤其是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乌兹别克盛产棉花,却没有纺织厂生产棉布;土库曼斯坦生产天然气,当地90%的家庭却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为了加强单一经济,苏联还把哈萨克斯坦适合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把乌兹别克适合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所谓加盟共和国并无平等地位,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
3、民族不平等政策留下隐患
这主要是指强迫迁徙政策。二战中,各民族都有投敌行为,影响最大的降将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大多数人是俄罗斯人,但斯大林从未因此惩罚俄罗斯族人。
4、苏联时期扩张和兼并的后果
如波罗的海三国
民族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任内集中爆发,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阿塞拜疆境内80%人口为亚美尼亚人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要求回归阿塞拜疆,引起阿塞拜疆人在巴库和苏姆盖特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攻击和仇杀,未得到有效控制;
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阿布哈兹族人要求升格为加盟共和国,遭到格鲁吉亚人的反对。当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来自格鲁吉亚,其后任帕斯季阿什维利在反腐斗争中牵扯到了谢瓦尔德纳泽一系,因此谢氏与此次闹事的人民阵线领袖加姆萨胡尔季阿等人结为同盟,通过动摇格鲁吉亚局势来赶走帕斯季阿什维利,没有回格鲁吉亚调解冲突。
1989年4月9日,中央军驱散第比利斯的游行示威者时大开杀戒,造成19人以上死亡。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参会代表指责军队,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导致军队离心,以后再也不肯参与这样的镇压行动,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强调以后不得动用武力,后来的分离主义分子遂大行其道。
1989年,鞑靼人获得批准返回克里米亚,但中央居然要求由鞑靼人迁出的共和国向乌克兰支付补偿费,遭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坚决反对,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给这些人提供了安身之地,提供住房与工作,又没有提出将他们强制迁出的问题,有什么理由应该支付补偿费呢?恰恰是中央应当筹措经费来安置返乡人员。
1990年3~5月,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陆续脱离了苏联宣布独立,叶利钦推波助澜,积极支持。
1990年6月12日,叶利钦策动俄罗斯人大宣布俄联邦为主权国家,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苏联大厦开始崩塌。
1991年4月,格鲁吉亚也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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