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敦刻尔克：电影背后的真实历史
张星云
1940年5月15日早上7点30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熟睡中被叫醒，电话对面的法国总理雷诺用英语说：“首相阁下，我们已经被打败！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役！”丘吉尔还没完全回过神来，雷诺又重复了一遍。“不可能！”丘吉尔冲着电话大声叫道，“肯定不会发生得这么快。”
“法军在色当的防线被突破了，德军坦克像潮水般涌来。”雷诺说。丘吉尔保持镇定，拿出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所有经验都证明，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进攻就会告一段落。……五六天之后，他们必须停下来进行补给，这就给了我们反击的机会。这一切都是我当年听……福煦元帅亲口说的。”
雷诺回答道：“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面对的是一股坦克洪流。”丘吉尔当时一定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下午4点20分，丘吉尔飞到了巴黎，从巴黎勒布尔热机场走出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明显感觉到，“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丘吉尔坐车到了塞纳河边的法国政府大楼，在那里，他见到了法国总理雷诺、国防部长达拉第和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大家都站着，我们一直没有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丘吉尔后来回忆，当时外面院子里的火堆冒着烟，他隔着窗户看见，年迈的官员们正在卖力地将一车车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文件扔进火堆里。“可见，政府已在准备撤出巴黎了。”
甘末林站在一张用学生黑板架起的小地图前，用5分钟时间低沉单调地介绍了当前形势。德军已经渡过默兹河突破法国东部色当防线，阻击他们的法国军队不是被歼灭就是被击溃。一支集中了大批坦克车的德军部队正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向东海岸的亚眠和阿拉斯挺进。此时法国人猜测德军可能会直奔沿海地区，但也可能会扑向巴黎。
甘末林讲完之后大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最后，丘吉尔开口问道：“那么，战略后备部队在什么地方呢？”他顺口又用法语重复了一遍：“Où est la masse de manoeuvre ？”
甘末林转过身看着丘吉尔，摇了摇头说：“Aucune.”（没有战略后备部队。）
丘吉尔惊呆了，他说：“我承认，这是我一生中遇到过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情。法军总司令和政府部长们显然确信一切都完了，这让我们有所动摇。”
5月16日，此时德军对西欧国家开战仅仅6天。荷兰已于一天前投降了。而10天之后，法国北部的英法联军则会在敦刻尔克狼狈地撤退，再过不到一个月，法军向德军投降了。对英国和法国来说，灾难比他们预计的来得快很多。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早在去年10月就开始着手准备这场决定欧洲西线战场命运的关键战役了。
混乱的备战
战争还未开始，胜负结果几乎已成定局。德军从入侵波兰后就开始逐渐完善自己的西线作战计划，而盟军在军事上完全失策，政治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当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盟军其实已经与德国宣战。但当时双方军队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进攻，德国征服波兰后，英法与德国陷入了“假战”。全世界所能看到的是战场上一片沉寂，但实际上双方都在幕后备战。
同盟国领袖们花了一个冬季的时间来构想各种不同的攻势计划：取道挪威、瑞典、芬兰以进攻德国的侧后方；通过比利时进攻德国鲁尔工业区；假道希腊和巴尔干打击德国东面侧翼；进攻苏联高加索大油田，以切断该国对德国的石油补给。同盟国领袖们充满了想象力，直到希特勒发动西线攻势，才像一盆冷水浇在他们头上，把他们从美梦中惊醒了。
希特勒的想法总是走在情况发展的前面。当德国入侵波兰结束后，尚未向英法公开提出全面和平建议之前，希特勒就已经开始思考在西线发动攻势，1939年10月9日他发布了《元首第6号特别训令》。他害怕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不能确保苏联人中立，因此希望凭借新型装甲部队在军事上打败西方国家，以期进攻苏联时避免两面战线的处境。当时希特勒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他只希望通过迅速征服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这三个低地国家抢占先机，并进一步征服法国北部，再通过荷兰机场对英国实施长期的空中和海上进攻，最终在与西欧长期的持久战中改善德国的处境。
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因此奉命制订了最初的“黄色方案”，即入侵低地国家。这一进攻方案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施里芬计划”非常相似，通过在比利时中部的正面进攻，以预计牺牲50万名德国士兵的代价将盟军迫回索姆河。希特勒感觉到应该马上动手攻击，否则就太迟了。因此当英国和法国陆续拒绝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之后，他总结道：“只要条件勉强可能，则应该在这个秋季发动攻势。”这使德国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在内的诸多德国高级将领非常担心时间过于匆忙，而将影响进攻获胜的概率。布劳希奇甚至曾经以提出辞呈相逼，而最终，是低地国家持续的恶劣天气使得希特勒最终将进攻时间一拖再拖，从秋天到冬天，一直延期到了1940年初。
此时一出戏剧性的插曲完全打乱了德军的计划。1940年1月10日，一名德军联络官打算从明斯特飞往波恩与空军将领讨论西线进攻计划中的细节，但他却携带着整套德军西线进攻的全部计划。在严寒和冰雪强风中，他的飞机误入比利时，并在马斯梅赫伦迫降。这名联络官在迫降后未能把文件完全烧毁，进而落入了比利时人手里，史称“梅赫伦坠机事件”。当天晚上，比利时国王与荷兰女王作了电话长谈。这让敌对双方都紧张了起来，德国人不知道比利时人到底掌握了这份计划的多少内容，盟军也不敢确定这份计划的真伪。
希特勒决定改变进攻计划，启用之前搁置的曼施坦因计划。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是德国A集团军群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的参谋长，在“梅赫伦坠机事件”之前他就认为希特勒的进攻不应该完全复制——施里芬计划，因为敌人也熟知那一计划，定会做好准备。他觉得应该更冒险，把主力装甲集群转移到阿登地区。阿登地区山林密布，非常不适合军队推进，外加色当处于法国马奇诺防线的末端，因此法军镇守兵力薄弱。曼施坦因认为当德军装甲集群突破之后，将迅速向西插入，不必等候大部分步兵师，直接单独从侧后方袭击与比利时中部德军正面进攻的盟军部队，形成包围之势。
此时的曼施坦因正在科布伦茨为制定新计划踟蹰不定，于是便去拜访了住在附近酒店的德国装甲集群天才、第19装甲军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曼施坦因问我从阿登向色当的坦克运动是否可能，我了解那里的地形，在地图上研究了一番之后，我同意他的观点。”古德里安后来回忆道。曼施坦因将第19装甲军从B集团军群调入了自己的A集团军群，古德里安正式加入了这一计划。并成为开战之后这一关键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最终效果甚至远远超出了当初他们两人所预想的。
由于曼施坦因的计划过于激进，在德军总司令部中引起了很大不满，结果他被调离了A集团军群参谋部。但2月17日曼施坦因获得与希特勒共进早餐的机会，并向元首当面解释了自己的计划。初期“黄色方案”的策划者哈尔德在希特勒的旨意下修改计划，并继承了曼施坦因的构想，只是要求装甲部队在突破色当后应该在默兹河停留5天时间并建立桥头堡，等待步兵师赶上并建立一条连续的战线。
而当1940年1月“梅赫伦坠机事件”中的德军最初进攻计划“黄色方案”落入比利时人手中后，英法两国政府很快就获得了这些文件的复印本。但两国的军事顾问们却认为这些文件是德国人故意用来欺骗同盟国的。更奇怪的是，盟军统帅部并没有对自己原先的备战计划做出任何改变，同时认为如果比利时人获得的计划是真的，德国统帅部肯定早就改变了其中的进攻重点。
同盟国最高军事会议早在1939年11月就批准了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的“D计划”。这一计划决定大力加强英法联军左翼面对比利时中部和荷兰的兵力，并期待在战争最初期，先于德军进入比利时，尽可能向东推进。后来证明这就等于直接落入了希特勒的手中，完全配合了他的新计划。英法联军向比利时中部推进得越远，德军的坦克也就越容易突破阿登地区，迂回到英法联军后方将其截断包围。盟军把大部分机动部队送到比利时中部边境，只留一个师守卫阿登地区。
战争还未开始，胜负结果几乎已成定局。除了军事上的完全失策，盟军各国还出现了政治危机。
1940年5月9日中午，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希特勒明确地把西线总攻时间确定在翌日早晨5点30分，将不可撤销的行动代号“但泽”迅速发给了德军西线军队的指挥官们，并在黄昏时分乘坐专列动身前往波恩西南被他称作“鹰巢”的新大本营。
同一天的伦敦，一直提倡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工党和自己的保守党压力之下被迫辞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应英王乔治六世要求组建一届新政府，直到5月10日晚才组成战时内阁，自己出任联合政府的首相兼国防部长。
同一天的巴黎，新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与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和总司令甘末林的矛盾达到了顶峰。上午10点30分开始的内阁会议上，一片沉默中，身患流感的雷诺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声音越来越嘶哑的他凭着毅力用了将近两小时读完了对甘末林的指控书，谴责他此前没有采取果断行动抗击德军对挪威的入侵，并要求任命一位新总司令。这一要求遭遇到了全体内阁的沉默。没有人说话。最后所有人都转向了紧紧手握军权的前总理达拉第，他是甘末林的保护人。达拉第终于发言了，他反对撤换要求，表示甘末林没有责任，而对于法德战线，他认为“现在不要开火”是法国政府的“意愿”。雷诺要求其他内阁成员发表意见，但是没有人说话。气愤的雷诺宣布政府内阁立即辞职，而下午才知道消息的甘末林也写好了辞呈。
5月10日凌晨1点，甘末林在巴黎近郊文森城堡自己的指挥所里被人叫醒，潜入战线德国一侧的法国间谍送来消息：“德国军队正在向西进军。”
当德国人集结了136个师总共300万名士兵准备在拂晓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英国发动进攻时，英国没有政府内阁，法国既没有政府内阁，也没有军队总司令。
从突破到海岸
当时德军的兵力相比盟军并无优势。德军基本动用了全部兵力，300万人。而法军总共拥有600万名士兵，只不过在北部部署了220万人，加上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的部队，法国北部的盟军总共超过330万人。此外英法联军的装甲车辆共有4000辆，而当时德国陆军所有的装甲车辆只有2800辆，这还包括了装甲侦察车，真正进攻时使用的不过2200辆。
但正是德军装甲兵团在色当的突破成为整场战役的关键。盟军在色当狭小的裂缝很快就扩大成一个巨大的缺口，德军坦克共有10个装甲师，其中由艾瓦尔德·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将军指挥的7个装甲师从这个缺口冲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坦克集群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将法军的信心彻底击碎。
当战争头几天德军在右翼比利时中部使用空降部队配合B集团军群和3个装甲师佯攻时，盟军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过去了。没有人注意色当。5天时间，古德里安率领的先头装甲部队已经突破了法国的色当防线并在默兹河建立了桥头堡，驻守的法军第九军团被彻底消灭了。法军和德军都不相信德国装甲部队可以推进得这么快，因为他们都忽略了决定因素古德里安。古德里安将军早在战前就潜心研究独立使用装甲部队战略性深入贯穿的理论，并且对坦克长距离突破的理论充满了狂热的信心。正是古德里安和他的坦克部队一次又一次地不顾上级的停止命令，拖着整个德国陆军向前，才产生了德国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胜利。
兵团总指挥克莱斯特5月15日晚按照战前原计划命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并驻守桥头堡等待步兵师跟进，古德里安与他激烈争论。“我不能同意这个命令，也不愿同意，因为它会使我前功尽弃，完全丧失奇袭的作用。”古德里安最终获得了接下来24小时推进的许可。
不过，自从突破了法军色当防线，希特勒就一直非常紧张。前进越顺利，敌方抵抗得越少，他就越不安。德国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哈尔德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这种心理变化：“5月17日，相当不愉快的一天。元首神经紧张到了可怕的程度。他被自己的成功吓坏了，他害怕接受任何机会，并尽量控制我们……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元首与统帅部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他对德军南面侧翼的安全不断地表示担忧。他大声怪叫着说我们会把整个战役都搞垮。”
17日早晨7点，克莱斯特坐飞机去最前线找古德里安，下了飞机就对古德里安破口大骂，指责他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让坦克停下来等待步兵。等到克莱斯特一口气说完，正在喘气的时候，古德里安提出辞职。A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施泰特知道后，赶紧派来第12军团司令李斯特上将安抚古德里安留下，并授权后者执行“威力搜索”。古德里安对这个名词擅自做出了弹性解释，率领坦克部队强渡瓦兹河、索姆河并一路冲向大西洋海岸。“我始终都再也没有接受过命令，直到我抵达大西洋海岸前，一切的决定都是自己一个人负责。最高统帅部对于我的行动只有牵制的作用而已。”
古德里安率领第19装甲军5月20日在阿布维尔达到了大西洋海岸，旋即向北直取海岸线各个港口和英法联军背面。此时在法国北部的法国第一兵团、英国远征军和比利时军队的22个师被彻底包围了，他们三面环敌，背朝大西洋，离他们最近的海港便是敦刻尔克。一部分英军装甲部队曾奉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戈特（John Gort）之命企图21日在阿拉斯向南突围，未果。但这次突围却在德军最高统帅部内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德国人开始保守了。
5月24日，古德里安和其他坦克部队全部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求他们停止前进，所有部队撤回到外围运河一线后面，敦刻尔克的被围盟军交给空军来对付。“我们当时都无话可说了。因为命令的理由未被宣布，所以连辩论都不可能。”古德里安抗议得到的答复只有“这是元首的手令”。那时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距敦刻尔克仅有10英里了。“于是我们在一眼可以望见敦刻尔克的地方停下来了。空军进攻的同时，我们眼看着大船和小船不断地把盟军撤走。”
在彻底耽误了两天之后，5月26日古德里安才获得了希特勒的准许继续进攻敦刻尔克。“可是已经太迟了。如果当初最高统帅部没有制止第19军的推进，那敦刻尔克早就被攻克，胜利的成果也非现在可比。假使当时我们能够俘虏全部英国远征军兵力，那么未来的战局发展恐怕就很难预言了。很不幸，这个大好机会却被希特勒个人的神经质糟蹋了。”“二战”结束德国投降后，古德里安在自己的战争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希特勒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让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的争议命令？
5月24日上午，他先去视察了A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泰特的总部，正是A集团军群负责德军阿登、色当的突破任务。伦德斯泰特是一位谨慎的战略家，对一切不利的因素绝不大意，正因如此，他对于希特勒来说常常是一个好帮手。此刻他指出，长时间的迅速行动已经减弱了坦克的实力，而长驱直入的坦克部队很可能受到南北两面法军的夹击。他认为德军坦克要想通过面前的弗兰德斯沼泽地相当困难，会对坦克集群造成进一步的消耗。希特勒对伦德施泰特的谨慎态度表示“完全同意”，并强调保存装甲部队以供未来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出现了，他向元首保证他的空军可以从天空封锁海边的盟军退路，以完成合围的任务。显然，戈林高估了空军的威力。古德里安后来分析：“我想促使希特勒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戈林的虚荣心。”
后来还有证据显示甚至德国空军的使用也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全部实力，希特勒同样加以制止。希特勒军事理由的幕后是否还有政治理由的存在？伦德斯泰特总部作战处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对希特勒访问A集团军总部时曾记录称：“希特勒的精神非常愉快，承认这次战役的过程的确是个奇迹。他相信6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和法国签订合约。他还表示英国有存在的必要，想站在英国认为可以接受的基础上与他们谋求和平。”布鲁门特里特在其以后的回忆中经常使用这一记录，希特勒是否觉得保留英国远征军可以更容易与英国达成和平协议？如今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敦刻尔克大撤退
5月31日，丘吉尔再次飞往巴黎。他告诉法国将领们，到目前为止盟军已从敦刻尔克撤出16.5万人，仅在前一天就撤出了大约5.3万人。“但是，有多少法国人呢？”法军新任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刻薄地问道，“法国人是不是都被留在原地了？”
“大约有1.5万名法国人，”丘吉尔直视着魏刚继续说，“而且，法军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登船撤离的命令。我到巴黎来的主要原因就是确保向法军和英军的指挥官下达同样的命令。”
“不管怎么说，”法国总理雷诺打断道，“22万英国士兵当中已经有15万撤离了，而20万法国士兵中只有1.5万人被送走。如果不能得到立即纠正，它将会给大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早在5月26日19点前，英国海军部就发出了信号：“开始实施发电机行动。”此时的法国第一兵团、英国远征军和比利时军队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及其外围，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离他们只有10英里远。而5月19日刚刚顶替甘末林出任法军总司令的魏刚则策划了一场救援行动，打算通过南面的法军向北突破封锁，称为“魏刚计划”。但法军马上发现德军的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在索姆河沿岸建立起了防线，“魏刚计划”根本不可能成功。
“发电机”是英军和法军从敦刻尔克撤退的行动代号。信号发出两小时后，第一艘英国船只“莫娜小岛号”开往敦刻尔克，并在当晚载着1400多名英国士兵返航。在英军匆忙撤离的同时，布朗夏尔和他指挥的法国第一兵团还在敦刻尔克周边死守德军的攻击，直到29日才接到命令向港口转移，后来我们知道那为时已晚。而比利时军队没有接到盟国联军向海边转移的通知，伦敦在制定撤退计划时根本没有考虑人数最多的比利时军队。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正式向德国投降。
此时的敦刻尔克犹如地狱。德国斯图卡俯冲式轰炸机的不断轰炸和德军连续的炮击已经将敦刻尔克城区和海港夷为废墟，成千辆被击毁的各种车辆躺在道路和海滩上起火燃烧，道路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疲惫不堪的士兵和他们丢弃的运输车辆。
危急时刻的英军、法军后方指挥部门和前线领导者之间的交流不畅是致命的。27日法国海军高级军官与英国海军首长在多佛尔会面，共同制定从敦刻尔克撤退法英军队的计划。据魏刚回忆，看到英军长官把撤退计划摆上桌面，法国海军将领都傻眼了，因为法国没有撤退计划。这导致了接下来的情况，虽然多佛尔协议规定英法两军共同使用所有船只，但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并不知道这一协议，因此不准法军部队使用英国的运输船，而法军部队实际上根本也没有自己的运输船。
惨剧就这样在敦刻尔克的港口和海滩上发生着。当一位法国将军和他的副官试图挤上一艘英国轮船时，他们受到英国士兵的“粗鲁对待”。筋疲力尽的法军士兵冲向最近的海滩，他们随后总是发现那里专供英军使用，至少有一次，手持步枪刺刀的威尔士哨兵拦住了他们。法国军官巴尔洛纳上尉5月29日在敦刻尔克港口看到，英军给所有通道都设置了路障，以使他们的队伍极其顺利地通过。法国人愤怒了，一些炮兵叫喊着要用大炮瞄准他们然后开火。巴尔洛纳命令两名军官带领100人用力将英军的那些路障移开。
也正因为这些摩擦，丘吉尔才会在5月31日再次飞到巴黎。他随即对法国领导人表示将31日定为“法国日”，“法军部队将比英军享有绝对的优先权”。与此同时，法军达尔朗海军上将草拟了一份发给敦刻尔克盟军的电报，电报要求，当守卫外围阵地的英法部队开始登船时，让英军走在前面。“不行。”念到电报这段时，丘吉尔用他那无法模仿的法语插话道，“Non…partage…bras dessus，bras dessus.”他坚决主张两国军队要“挽臂”同行。“因为迄今为止撤离的法军部队太少了，所以将由英国的三个师殿后。我不同意再让法军做出更大的牺牲了。”丘吉尔希望打消雷诺和魏刚的疑虑，“即使我们中的一个被打倒，另一个也决不放弃斗争，绝不放下武器直到它的朋友重新站起来。”
于是5月31日和6月1日成了大撤退最成功的两天。随着海峡对面起飞的英国战斗机加强空中打击，德军的炮击和轰炸大大减少，这两天从港口和海滩总共撤出13.2万人，英国士兵基本上全部撤出。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和他的参谋奉伦敦之命在5月31日午夜过后乘船返回英国，留下亚历山大将军和不到2万名英军防御阵地。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运输船只损失，丘吉尔致电雷诺建议“今夜（6月1日）停止运送”。愤怒的魏刚给英军总司令部发去了一封回电，“坚决要求”英军留下来与法军“肩并肩”地坚守阵地，直到更多法军撤离。英国的船来了。从6月3日夜幕降临到午夜时分，2.6万名法军士兵登船，从午夜到黎明行动即将结束时，另外2.6万名法军士兵撤离。
6月4日上午9点，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结束。曾经一度辉煌的法国第一兵团所余4万人向德军投降了，这些留在敦刻尔克血战到底的士兵使他们12万名法国战友和超过20万名英国远征军得以安全撤离。
魏刚说：“敦刻尔克的撤退肯定不是一场胜利，它仅仅由于不幸中的万幸才得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6月4日，当最后一批撤离士兵在英国上岸后，丘吉尔在议会下院发出警告说：“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要把这次救援行动当成一场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而取胜的。”
尽管如此，走投无路且兵力处于劣势的法英军队顽强地阻击了优势明显的德军部队，并营救出了30多万名士兵以供他日再战之用。盟军总共损失了61个师，几乎是三个星期前战役开始时所拥有兵力的一半。英军丢弃了所有大炮、坦克和重型装备，而法军损失了他们的最精锐部队以及陆军全部机动、装甲车辆。
就在敦刻尔克陷落的第二天，德军对法国其余领土的进攻开始了。迎击他们的法军只有60个师，其中许多兵员不足、装备粗劣，也没有必要的运输工具。乘胜前进的德国人在步兵师和装甲师的数量上分别是法国人的2倍和9倍。除了一个英国步兵师和一个英国装甲师部分部队以外，在法国已经没有任何前来支援的盟军部队了。
法国沦陷
早在5月18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正向大西洋海岸飞驰时，雷诺总理改组了法国政府内阁，他声称为了恢复国民衰落的士气，维护法国军队的荣誉，召回了两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将领。“一战”凡尔登战役胜利者菲利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被任命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当时的雷诺总理并不知道，即将加入政府的贝当元帅在离开马德里时对弗朗哥说：“我的国家已经被打败。他们叫我回去谋求和平，签订停战协议。”被称为“一战”“福煦元帅卓越战友”的魏刚将军则被雷诺任命为法军最高指挥官，从贝鲁特登上飞回巴黎的飞机前，他与朋友谈道：“这场战争已经失败，条件公平的停战是可以接受的。”
而此时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后果正在毒害着巴黎的空气，以贝当和魏刚为首的失败主义情绪蔓延。魏刚没有选择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他决定各军全力坚守当前据守的各河流域防线。而贝当相信英国人的退缩是为了与希特勒达成一个有利的和平协议。
随着6月8日索姆河战役失败，法国内阁决定政府于6月10日撤离首都，南迁至图尔，并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同一天，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法国军队四分五裂，残部毫无斗志，一心只想向南逃命。
6月14日巴黎沦陷。“德国陆军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上午9点，德国军队开进巴黎。”哈尔德将军在他日记的开头写道。B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将军匆匆赶到巴黎体验胜利的感觉。他先在协和广场上为先遣部队第九师主持了一个即兴的阅兵式，然后迅速赶往香榭丽舍大街检阅第8师和第28师的队伍。博克向迈着正步通过凯旋门的德国士兵们微笑致意。“最后，”他在集团军的作战日志上写道，“我开车去巴黎荣军院瞻仰了拿破仑墓，然后在里兹饭店享用了一顿非常美味的早餐。”当他在里兹饭店吃早餐时，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纳粹带钩十字旗在埃菲尔铁塔顶端升起。
美国世界现代史学家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当时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担任驻纳粹德国的战地记者，他6月17日随德军抵达了巴黎。他在日记中写道：“巴黎所遭遇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每个人听到德军将要进城的消息后都失魂落魄，法国政府也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市民只是被告知要迅速离开，结果这个城市本来有500万人口，现在有300多万人连行李都来不及拿就徒步逃出城去，奔向南部。懦弱无能的法国政府甚至忘了告诉民众巴黎并不设防，现在巴黎市民对法国政府恨之入骨。”往昔热闹的街道，现在却变得像荒漠一般。商店大门紧锁，窗户密闭。“此时我在巴黎看到的全部是破败的景象，法国社会已经崩溃了，军队、政府、民众的道德全部崩溃了。”
第二天6月18日，不到正午，夏伊勒站在协和广场上和一群法国人聊天，突然广场上的扩音器播放公告。然后他听见，已经84岁的贝当元帅在广播里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法国人民，今天我以沉重的心情告诉大家，我们必须停止战斗了。”贝当元帅在波尔多刚刚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件事就是向德国人请求停战。
然而当天还有另一位法国军官也通过广播发表了演讲，不过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他就是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就在6月5日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第二天，当时的总理雷诺任命刚刚晋升准将的戴高乐为国防部副部长，多年来他一直呼吁法国政府向德国人学习建立装甲部队，实现军队现代化。在这场战役期间，他还曾率领着新近组建的第4装甲师与全速推进的古德里安第19装甲军交过手。然而6月16日雷诺辞职后他也就跟着下台了，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都不欣赏他。现在戴高乐随着英国驻法国政府的联络官斯皮尔斯将军从波尔多逃到了伦敦。贝当元帅建立维希政权后，曾命令他立刻回到法国，以逃兵名义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这位昔日的坦克司令没有屈服，他决定留在伦敦。6月18日下午18点，他独自一人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里，开始发表演说：“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说的吗？丝毫没有希望了吗？失败已成定局了吗？不！法国并不孤单……她没有被孤立。在她后面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她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继续战斗。”
戴高乐后来回忆演说时的感受：“我感觉自己的前半生终结了，这半生来我和一个坚强的法国、一支不败的部队紧紧捆在一起。然而，49岁那年，我开始了人生全新的冒险，就像一个人突然被命运切断了他和以往的一切联系。”
他在演说中希望告诉祖国人民，要用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来看待这场战争。“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战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所有的错误、所有的延误和所有的苦难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我们要用尽世上的所有方法在某一天击溃我们的敌人……世界的命运就系于此。”
可惜当时在法国几乎没有人听到戴高乐的讲话，德军把法国绝大多数城市和村镇的供电都切断了。6月22日，在1918年德国代表签署“一战”停战协议的旧地贡比涅森林同一辆火车厢内，希特勒和法国代表签署了这次的停战协议。法国沦陷，纳粹德国继而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随后展开的不列颠空战、北非战场以及东线战场对苏联的战争，使纳粹德国陷入了多面受敌的世界大战局面。直到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世界的命运才真正出现了曙光。
（参考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李德·哈特著；《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威廉·夏伊勒著；《噩梦年代》，威廉·夏伊勒著；《闪击英雄》，海因茨·古德里安著；《法国的沦陷》，温斯顿·丘吉尔著；《失去的胜利》，埃里希·冯·曼施坦因著；《战争回忆录》，夏尔·戴高乐著；《山的那一边》，李德·哈特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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