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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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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记忆的容颜

李菁
三联书店
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我的父亲阎宝航
1937年元旦,阎宝航因斡旋解救因西安事变而被软禁的张学良,首次见到周恩来。1937年9月,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入党。当时共产国际答复是阎系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党内也有人认为阎宝航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对那人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1941年春,周恩来找阎谈话,说根据苏共和共产国际的要求,派阎收集国民党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方面的情报,交给苏方。阎曾向苏提供了德国将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的确切情报,还曾提供过国民党情报机关收集的关东军机密资料。1995年11月,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向阎宝航后人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感谢阎宝航所做的情报工作。
这不就是叛国吗?
1967年,阎宝航作为国民党特务被关进秦城监狱,1968年被迫害致死,火化后官方批示:“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保留骨灰”。阎死时其女儿梦见父亲躺在医院长椅上没人管,后家人找到复兴医院,护工指认当时阎宝航确实躺在长椅上,无人抢救。奇幻了吧?
金戈铁马已成昨——回忆我的大伯薛岳
薛岳生于1896年,《马关条约》的第二年,其父给他起名“仰岳”,意为仰慕岳飞,精忠报国。他成年后改名为单字“岳”,以示身体力行。
长沙会战前,统帅部要求薛岳部队避免决战,保存实力,伺机放弃长沙退往周围山区。薛岳半夜打电话给重庆的蒋介石,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表示:“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
次日蒋介石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固守长沙。
薛岳在长沙会战中提出口号为:化路为田,运粮上山。也就是坚壁清野,消解敌军的机械化优势,使敌军陷入我军的层层包围。
日人视薛岳为中国战神、长沙之虎,打到薛岳家乡粤北乐昌时,不仅没有破坏,还把薛家祖坟清理干净,杀鸡杀羊祭祀,表现对敌人的尊敬。
陈香梅到美国后写过一本《一千个春天》,书中把她丈夫叫做抗战期间的flying tiger,而薛岳就是running tiger。
抗战胜利后,薛岳就准备解甲归田。他一度担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后因潜伏在国防部的刘斐向蒋介石进谗,蒋用刘峙替换薛岳,薛起初不肯放权,经宋美龄出面劝解,才慨叹半壁江山就要完了,于1949年初回到老家乐昌,但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1949年12月,薛岳移师海口,准备将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基地,他守海南,老蒋守台湾。但因美国只同意协防台湾,国民党放弃海南岛,薛岳及其部队遂退往台湾,薛岳也被削去兵权,在阿里山脚下务农。
薛岳、张发奎、余汉谋、叶挺都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将领,后来“新四军”的名字就是从“老四军”而来。
我的父亲母亲:人民导演与红色间谍
1939年,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与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达成一致,日方默许潘在香港以办刊物《二十世纪》为名,建立情报机构,由日方提供办刊经费与活动经费,中共则每半个月向岩井英一领导的外务省直属情报机构“岩井机关”提供一批情报,涉及大后方、国共合作、英美苏动态等。
这又算什么性质呢?
陈曼云在解放前一直干情报,解放后在国务院侨委工作,1967年因日本特务嫌疑被捕,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1975年放出来时已中风偏瘫,不到一年就死了。
为舞台而生的人——我的母亲舒绣文
舒绣文晚年(其实也就50岁出头)因肝硬化身体虚弱,走路只能扶着墙走。有一次儿子雇了辆三轮车送她去人艺接受批判,被造反派打了一顿,给她加上了“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罪状。
共和国第一冤案——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最高法院首任院长谢觉哉很少视事,只签涉及死刑的重大案件。谢有一句名言:要送给我签字,我必须看案子,不看案子我不签字,不然将来我到阎王爷那里说不清楚。
潘汉年案的核心是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事前事后未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以致被国民党披露后,毛泽东还亲自签署电文辟谣。潘案是毛泽东御笔钦点的案子,早有指示不判死刑。谢觉哉最后开导审判员:“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1963年1月9日,潘案开庭审判,潘汉年全盘认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服刑一个月后就被假释出狱,与夫人在京郊团河农场过上了软禁生活,每月生活费200元,偶尔还可以进城探亲访友,直到1967年文革爆发后被抓进秦城监狱,1970年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1977年在湖南逝世
毛泽东对潘定调: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1978年,陈云主动出面:“当时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一共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他们两个都不在人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我再不说话,将来再复查潘汉年案就更困难了。”
现在看来,潘案中投向国民党的罪名,此事是由中央批准的,王明派潘汉年去接触国民党,还给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写过信;至于会见汪精卫,是受到李士群挟持,且系潘汉年于1955年主动向陈毅坦白的。
潘汉年的这些情况、审查材料,周恩来其实都是知道的,但他最终还是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我的父亲与黄金运台之谜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下野的前一天深夜,命国防部预算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以“预支军费”名义,从央行国库提取151箱共90多万两黄金和大批纯银,价值7000万美元,用海军昆仑号、峨嵋号运往中国银行位于厦门鼓浪屿的地下仓库,待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后又转运台湾财务署。
当时的地下仓库现已不存,原址为钱币博物馆。
此前,国民政府即已于1948年12月1日从中国银行运出属于央行国库的80吨黄金(合260万两)与120吨银元,用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转运台湾,并由军舰护航。运出金银时被住在隔壁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的《字林西报》英国记者George Vine发现并披露。第一批系金圆券准备金,第二批“预支军费”则是国库外汇。1949年2月又空运了第三批60万两黄金。5月份上海解放前海运走了第四批近20万两黄金和120万块银元。8月又分两批运送20万两黄金,其中一半后来被转运至广州充当行政经费。
运台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后来又被空运至各地充当军费,因此不能说全都留在台湾。
据本文计算,共运往台湾500万两黄金,其中140万两回到大陆,留在台湾大约350万两。
1949年5月23日,亦即上海解放的四天前,蒋介石居然写信给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及上海市长陈良、防卫司令陈大庆和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石觉,指示留2万两黄金和100万块银元给共匪,不知何故。
1971年9月13日:一场特殊的飞行和被改变的命运
空军有专机师,专机师的100团是主力团,专门负责接送国家领导人,主力机型是苏制伊尔-18。
1970年,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引进四架英制三叉戟,组建三叉戟中队。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飞得又稳又快,性能优于伊尔-18,速度不亚于如今的波音和空客,缺点就是耗油大,因此90年代被淘汰。四架三叉戟中,250和252用作一般专机,254和256分别是江青和林彪的专机。毛泽东不坐专机坐专列。
江青坐飞机不允许滑行,因此每次都是坐车到跑道,上飞机后直接起飞。落地后也要在跑道上迎接她。
专机服务员曾见到江青的勤务员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非常吃惊。勤务员解释说,江青要求很高,咖啡热了冷了都不行,又不能喝一口尝试温度,因此直接上手……
林立衡有一次搭三叉戟252号,因为忘带皮鞋,上了飞机又下去取,飞机等了她40分钟。
1971年9月12日,林彪的专机三叉戟256号被从北京征调到山海关,命令要求加16吨油,当时西郊机场只有15吨油,全部加给了这架256。到山海关之后只剩12.5吨,由于加油车油枪口径不配套,迟迟未加油,待起飞前准备将燃油注入机翼时,因林彪一伙仓皇出走,又没加成。这就导致了油耗量极大的三叉戟最后在蒙古折戟沉沙。
9月12日深夜,机组人员被叫醒,匆忙赶往跑道,结果只上了专机师副师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没有通知两名副驾驶和领航员。林彪夫妇于9/13零点22分抵达机场。这时陆军派一卡车士兵直接开上停机坪拦截,三叉戟遂于零点32分匆忙起飞,右机翼上的航标灯都被油车输油管拽掉了。
同时,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在京北沙河机场用林彪手令调用3685号直升机,装载了大批文件资料,机上为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三人以及两名飞行员陈士印、陈修文。周宇驰自己也会开直升机,因此与两名机师坐在驾驶舱。
飞机起飞后,周宇驰才告知机师,经蒙古乌兰巴托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此时张家口起飞的八架歼击机起飞拦截,两名机师趁机瞒过周宇驰,悄悄掉头飞回北京,最后迫降在怀柔。降落前陈修文试图抢夺周宇驰的手枪,被周击毙。飞机落地后,陈士印侥幸逃脱,于新野射击陈时不慎击穿了周宇驰的手腕。最后周、于二人开枪自杀。陈士印被拘留审查11年,那架3685号直升机还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乐部。
1976年,副驾驶、三叉戟中队原中队长康亭梓被强迫转业,必须离开北京。因其家小都在北京,康要求在河北就近安置。根据河北的政策,凡要求就近安置的,都安置在最穷的张家口的最穷的地方,康遂去了怀来县的一个拖拉机工厂。
我国那时候就是这样安置转业军官的。
回忆我的远征军历程
奇袭密支那是史迪威最为冒险也最为成功的军事行动。他派一个美军团和两个驻印军团,加上300人的克钦族别动队,组成特遣队,穿越野人山,抵达密支那机场埋伏。
1944年5月17日,美军先轰炸密支那机场,日军离开掩体后,特遣队发起猛攻,全歼守卫机场的300多名日军,美军遂将主力空运至密支那机场,进攻市区,花了80天才拿下密支那。
走过一世纪的沧桑
1924年11月,杨之华把瞿秋白带回家,与丈夫沈剑龙谈了几乎一整夜。次日在邵力子创办的《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成朋友的关系。
杨之华与沈剑龙育有一女,生下她后做了手术无法再生育。瞿秋白给她取名瞿独伊,视为己出。
瞿秋白死后,杨之华被安排去苏联,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带着女儿回国,在迪化被盛世才扣留,1946年才回到延安。文革开始后,杨之华被隔离审查,女儿瞿独伊则被打成苏修特务、军统特务、国民党员和叛徒,饱受折磨。
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则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留苏归来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邵志刚,结婚生子后不久,邵志刚就被暗杀于意大利。后来邵力子做主,把视为女儿的杨之英改嫁给了杨的留日同学吴元坎。
文章结尾,杨之英说:
回忆这些往事,仿佛做梦一样,一幕一幕悄然滑过。我最怀念的还是童年,在家里的山间田地自由地玩耍,没有政治,没有动荡,无忧无虑,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我的父亲周扬
解放初期周扬对长子周艾若的训诫: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
周扬再婚后生子苏苏,1946年其妻苏灵扬带着子女随华北联合大学从张家口撤退时,因夜间赶路骡车翻车,6岁的苏苏被压死。
文革中,周扬被打倒,连累苏苏的尸骨被红卫兵从土坟中挖出,抛尸扬骨。
最后的“战犯”——我的父亲黄维
七七事变爆发时,黄维刚到德国学习军事,应召由柏林回国,回到上海后直接担任18军67师师长,在罗店守了一周,手下三个团兵力整编时已不满一个团,师部除了电报员以外,连文书、炊事员都上前线了。
我的父亲胡宗南
胡宗南在淞沪抗战中率领第1军第1、第78师在杨行、刘行一带坚守6周,顾祝同派兵来换防时,胡宗南说: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
胡宗南的4万人最后只剩下1200人,报人张季鸾评价:第1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
归隐台湾后,胡宗南将每个月的薪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作为长官部公费,三分之一给澎湖两个各有七八个孩子要养的部下,最后三分之一才是家用。
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
1926年秦邦宪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根据苏联要求得起个俄文名字,秦邦宪起名博古诺夫,回国后遂叫博古。
1931年,秦邦宪长子出生,起名秦钢。1936年,他的二儿子出生,1942年上学前秦邦宪给他起名,居然又叫秦钢,够糊涂的。
所以秦家有大秦钢和小秦钢,1956年大秦钢上大学时染上肺病而死,小秦钢遂得以扶正。
林伯渠和邓子恢都把儿子留在白区,待新中国成立后才找回来,结果发现林的儿子越长越像邓,邓的儿子越长越像林,才发现是寄养的老乡搞错了。两人把儿子换了回来,但名字就不改了,所以林伯渠的儿子叫邓瑞生,邓子恢的儿子叫林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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