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一带一路”将使中国重蹈日本的战略局面
刘仲敬
“亚投行”能搞成什么样子现在还说不清楚，因为中国是异常特殊的国家，它的金融体系跟际社会一直无法接轨。这不是说西方先进我们相对落后造成的。实际上，我们跟西方不能接轨的程度比第三世界国家还要厉害，比如像佛得角、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虽然它们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上，但是自古它们跟欧美的体制是可以直接接轨的。而中国的体制是高度特色的，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出先例来的。
“亚投行”只是一个空虚的概念，具体规则没有搞出来，你很难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机构。如果是像现在国内四大行的机构在海外的翻版，它能不能有效运作很难说。现在又有很多外国想加入亚投行，这又修改了原先的建制。所以，我感觉“亚投行”一开始就是没有一个完善和准确的计划，对到底干什么事情没有很坚定的决心。开始可能是按照国内银行支持基建的类似方式，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国外去，但是假如这样，恐怕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因为会很快改变主意。因为吸纳了西方很多国家，这就已经放弃了初衷，我判断可能会搞成“四不象”的东西，因为它很不规范，因此难以信任。但是，从中国国内角度来讲，它已经被西方嵌入太多东西，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操作，实现原有初衷。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也非常相似，是一个非常空的概念，除了一个模糊的地理方位以外，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除了把大量的美元和其他资本投到海外，把许多基建产能投到海外，你说不清楚到底干出什么事情来。我也很怀疑设计者当初对这个东西有没有仔细考虑过？特别是“一路”涉及到很多国家，都是政治上极其不稳定，经济上没有吸引的地方。如果是民间投资，这种吸引力很差的地方，肯定不是首选投资对象。如果是利用国家信用去搞基建投资，回收成本的期限极其漫长，大量的基建会暴露在安全形势非常恶劣的地方，有可能变成袭击目标，而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就要面临严重的选择，就是要不要把军事力量投放到海外的问题。所以，我倾向于这是非常危险的“无底洞”，一旦陷进去，很可能在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里都无法脱身。
“一带一路”非常像当年日本的战略动机
日本当年对中国实行干预的动机有点像刚才说的“一带一路”问题，它要维护它的海外资产，比如南满铁路，比如它在中国的大量工厂投资，如果它在海外市场收不回投资，就要对国内出资人做出交代。为了保护这个利益，它就要派出关东军直接保护在东北的利益，或者在东北扶持张作霖这样亲日的代理人。日本对中国直接干涉，主要出于保护海外资产的必要性所造成的，它保护这些海外资产的必要性，跟中国保卫八大港口必要性一样。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一旦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高涨，出现抵制日货的现象，它只能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最终被一步步拖进使用军队的地步，但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日本处心积虑想灭亡中国。但是这个做法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完全不存在的。
我之所以说日本做法和英美不一样，主要就是与日本对亚洲大陆开发政策有非常密切关系，政治家对海外基建投资的政治危险性没有充分估计，才使日本外交决策陷入很尴尬的地步。因为基建投资不像一般金融操作，英国人之所以没有出兵干涉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它没有南满铁路，它对中国投资主要是沿海港口贸易和金融操作，根本不用到内地保护这些利益。但是，日本如果不深入内地，它这些基建投资就没有收回成本的把握，这种差异对日本的政策影响很大。
所以很难说日本对中国非常不好，只能说日本对中国投资采取比较笨拙的形式，这种形式捆住了它的手脚。这种危险不仅是适用于日本，如果中国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这种地方买铜矿，有可能很快就陷入日本当初在东北的局面。如果塔利班攻打你在巴基斯坦的铜矿，你该怎么反应呢？如果你派兵去保护，就很容易陷入日本在中国那样的局面，如果你什么都不管，只能是满盘皆输。
亚投行是“四不像”
亚投行是一个异常冒险的东西。冒险的意思是——它比较像法国在印度的经营（1642年法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68起在印度的苏拉特、默苏利珀德姆、圣多马、金德讷格尔建立多个贸易点，但始终与英国、荷兰及印度本土势力争斗不断，后逐渐失去），而且还要不如一些。因为它投资的那些地方，从传统上讲是过去的金融家忽略的地方。而过去的金融家之所以忽略它绝对不是无意的，他们没有理由跟自己的业务过不去。他们经过审核以后，觉得这些地方还债的把握是基本没有，属于“道旁苦李”（出自《世说新语·雅量第六》，王戎和他的同伴，经过某地看见路边有一棵树上结满李子，大家争相去摘，只有王戎一个人不去。别人问他何故，他说，树既然长在路边，路过的行人一定很多。经过了这么多人，树上居然还有李子，那些李子一定不好吃。摘的人一尝李子果然是苦的）。
亚投行就是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投到巴基斯或者阿富汗去呢，直截了当说就是：因为以前的资本家在这些地方不大肯投资，因为这些地方的投资是没有保障的。顺便说一句，中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在这以前已经做了一定这方面的投资，这跟中国过去几年矿产饥渴有点关系。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在阿富汗这些地方，都买了不少的矿材，用来保证中国的原材料进口。阿富汗这些矿山，论铜矿的品质来说是非常好的。如果只看铜矿的品质，它应该卖得很贵。中国那些可能是几个百分点的矿山都在拼命开采，人家那有百分之二十的矿好像还没有开采。但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开采？因为阿富汗政局不稳定，你也不知道新政府会不会承认你的产权。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编了很多材料，控诉大日本帝国对中国的战争罪行，其中有一个材料就是说，日本从山东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黄金，但是我老实说，这完全是诬告日本，日本在山东不是掠夺了很多黄金。而是在战争爆发以前，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中日两国还是和平友好相处的情况下，日本的资本家，不是日本政府，组织了投资公司在山东开矿，开金矿的公司赚了不少钱。然后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这些赚了的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证据，如同战场上直接抢劫战利品一样。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那些投资的项目，性质跟英美公司在上海开公司赚钱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也跟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钱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能说是，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了两百万美元，坦桑尼亚的历史学家就愤怒谴责，中国帝国主义从坦桑尼亚掠夺走了两百万美元，这行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美公司在深圳赚的那些钱，外资运走的钱，我们现在就要编历史书，来愤怒控诉他们从中国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钱。那些钱，那些金矿，不是日本军部抢你的东西，而是日本资本家花钱买下来的东西，然后他赚了钱。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还是把日本人赶走了，尽管这个金矿的经营本身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日本战败了，这个金矿就是完全没有了，而且还在历史书上黑别人一笔。当然，历史书上黑不黑别人，那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谁也不会相信这个。但是关键在于，英美资本家或者俄罗斯的财团都不去要的那些铜矿，你中国人要那些铜矿是什么意思。如果美国军队撤走了以后，塔利班进了城，他尊重你的那些铜矿的产权么？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微小的。就算塔利班不进城，在联军撤走以后，阿富汗的任何政府，有能力在喀布尔（阿富汗首都）之外发号施令么？显然没有能力。他跟你签署的任何条约，都不会比黎元洪跟日本人或者是跟美国人签订的条约更有效吧。张宗昌（1881-1932，早年闯荡东北，依附张作霖起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下大功，得到山东地盘。张在党军北伐时奋勇抵抗，失败后一度旅居日本，最后被韩复榘、冯玉祥设计谋杀）会不会遵守黎元洪签署的条约，或者孙文执行不执行段祺瑞签署的条约，答案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你买下来的东西，你将来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你再当一次冤大头，这笔钱就算是我的我也不要了；要么你像日本或者德国一战以前的商人一样，游说本国政府，派一支关东军到当地去，把塔里班给我赶出去，把那个地方给我夺回来。九一八事变根本的动机就是这样，你袭击了我们日本公司投资的关东铁路（柳条湖事件），妨碍了我们正常经营，我们关东军是去维持秩序，把你赶出去，把地方夺回来。
中国容易成为冤大头，牵涉的危险很大
如果你不想做冤大头，你就要准备一支军队，必要的时候去维护你的产权和利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的话，当冤大头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准备一支军队，牵涉的危险是非常之大的。你要到吉尔吉斯去维护什么产权？顺便说一句，2010年4月吉尔吉斯发生了严重的排华骚乱，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商人损失惨重，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派一支军队去干涉的话，俄罗斯人会不会把你赶出来？会不会像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队进了中国，然后英美、苏联都很想把你赶出去，最后弄得日本搞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你就全部亏本了，你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地方搞投资，将来你早晚，不是早晚，而是在很近的未来，就会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巴基斯坦下一任领导人很难承认与中国签署的协定
谢里夫（1949-，1990-1993、1997-1999、2013至今三次担任巴基斯坦总理）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连段祺瑞都不如，他就是黎元洪那种人，巴基斯坦的军队已经赶走他好几次了。赶走以后，下一次，第一次法统重光以后还有第二次法统重光，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还可以和他的国会一起回来，段祺瑞滚蛋以后，黎元洪还可以跟他的国会一起回来，因为是合法当选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共和国总统。尽管军阀可以发动政变把你赶走，但是军阀自己也要下台，他下台以后你还可以回来了。谢里夫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回来了，又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又回来了。现在他跟你签署了这个合同，第三次把他赶走的时间还会远么？他能够当到五到十年以上么？等他被赶走以后，下一任军阀肯不肯承认他跟你签署的合约？或者巴基斯坦整个国家，会不会被他自己长期培养起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武装推翻？
你这个投资，用来修一条铁路，从喀喇昆仑山一直通向大海，横跨了俾路支和普什图的广大地区（这两个省份自印巴分治以来都多次发生暴乱，要求完全自治或成为独立国家）。普什图地区是塔利班的外省，而俾路支地区是横跨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俾路支独立游击队的一个外省。修这一条铁路，你就像是在1942年维持津浦铁路（天津—南京浦口）的运行一样，你要在苏北跟韩德勤（1892-1988，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战期间任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打仗，要在华北跟林彪打仗，从浦口到天津的火车，必须配上大批的皇军做警卫。一路上的各式各样的强盗都会说自己是铁道游击队，是奉国民党的命令和TG的命令来抵抗日本。你如果不派一支安全部队去驻守沿线的话，你这条铁路是没法畅通的。这支安全部队如果驻守的话，比如说你去跟巴基斯坦签一个条约，很好，这个条约签出来的结果就跟南满铁路条约一样。这支军队将来的下场，就跟签署了南满铁路条约的关东军一样。哪一天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上升的时候，这就是中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象征，我们一定要把关东军赶出去，接下来就是九一八事变。
如果你不派出这一支军队，信任巴基斯坦自己的安全部队的话，那么这支安全部队可能就会变成段祺瑞的参战军（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参战借款，由日本提供军火和教官，编练参战军。但这支军队并未投入一战，战后改称边防军，成为直皖战争中皖系的主力），他拿了你的钱，本来这笔钱应该是练兵来保护铁路的，但是他拿这笔钱去打别的军阀、部落武装或者去干别的事情了。然后那些部落武装被段祺瑞打了以后，就要对日本恨之入骨。被你中国武装起来的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打了以后，他一定对中国恨之入骨。下一步他一定会像是孙文依靠苏联来反对日本一样，依靠，比如说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的极端分子，捐款来打你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像这种投资在外交上的主要结果，跟日本的西原借款（日本于1917年至1918年间8次借款给段祺瑞政府，共1.45亿日元，帮助中华民国改善财政状况。这批借款由日本民间亲华人士西原龟三促成，是民国所借外债中条件最优厚的，日方以此对华释放善意。但段祺瑞一开始就没打算还。最后民国以赖账了事）很有相似之处，它肯定会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为中国树立无数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容易渗入中国的西部边境，那不是你的银行团能够收拾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投资范围，包括从巴基斯坦、吉尔吉斯，通向亚丁湾和叙利亚这条危险道路的话，那么收回成本的可能性是接近于零的，而制造出严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则是极大的。当然如果你的路线是从福州到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条路线可能赚钱，但是赚到的钱能不能抵消掉这条路的巨大投入，是很成问题的。
亚投行足以把中国搞得寸步难行，投资多半收不回来
所以我只能说，亚投行是一个四不像的组织。估计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是想唱独角戏，用中国的剩余资本去解决中国的产能问题，跟那些国家单打交道。能够请来一些西方国家捧场，长长面子是很好的，但是决定权要中国做主。可以用国内那种黑箱操作的手段，来维持这个银行表面上的信用。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落牙齿和血吞，不至于公开出丑。但是既然八国联军入了亚投行，这一套就玩儿不通了。尽管人家的股东不是主要的，但是人家在金融体系方面，经过长期经营，论规范论技术是超过你的。至少人家如果要挑漏洞，这是太容易了。人家都是股东，还有发言权。最后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出钱大部分是中国人出的，人家出小头，但是在经营的过程中间，观察员协会的那些经验丰富的外国金融家，足以把你搞得寸步难行，而投出去的资本多半是收不回来的。出现我刚才描绘的这种可能性，恐怕是占压倒多数的，比其他任何几种可能性加起来发生的可能性都还要大得多。
亚投行对美国一点威胁也没有
西安斯坦什么时候建成的问题，我想，国际武装分子大规模地入侵我朝西部，应该就是最近五年之内的事情，不大可能拖得更久了。因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已经开始在阿富汗彼此宣布圣战了。面对着喷赤河（原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边界河，长1125公里，2001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订了边界条约，宣布放弃帕米尔高原西部至喷赤河一带领土）和瓦罕走廊（又称阿富汗走廊、瓦罕帕米尔，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至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境内呈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段之间的一个山谷）的那个边境，已经是门户洞开。他们不来是不大可能的。而我朝自我安慰的理论是，它已经收买了塔利班，塔利班的立场倾向于中国。但这是根本没用的事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那种部族和宗教政治派别极其复杂的地方，如果你收买了某一个派系，得到的结果就是，那个派系的所有敌人就会自动变成你的敌人，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收买的。如果你收买、资助段祺瑞的话，段祺瑞的敌人，肯定会找苏联或者找其他人，在反对段祺瑞的同时，也把你日本人当作替罪羊，附在一起反对。这就是中国在那些地方进行经营的所面临的必然下场。那些地方的武装团体，找海外支持者是不难的，它可以找亲俄罗斯的力量、亲美的力量，还可以找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那些有的是钱、长期以来不断资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些基金会，就是这些基金会，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它的背后是逊尼派长期以来在地下流动的巨额的石油美元。这笔钱中间抽出三、四十亿来，在中亚地区扶植武装团体，让它越过形同虚设的边境，技术困难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西部，将是一个遍布胡志明小道的地方。
中国的自我定义依然非常模糊
在1920年代，日本和整个世界体系的冲突，本来可以作为地方事件解决的技术性冲突，在1930年代终于演化成为破坏整个国际体系的大规模战争。在1930年代的冲突中，日本处于主动地位，因为他当时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破坏国际体系的地步；当时中国尽管自身的国家想象同样不符合国际体系的需求，但他的实力不足以对国际体系构成整体性的挑战，所以作用并不明显。而当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融合度已经很高，将来的发展渠道应该也不会发生重大的偏差，只会在现有的情况下进行细微的调整：而中国，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震荡以后，他对自我的定 义、自我的想象、对将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和自身的宪法结构和国民教育，都仍然处在非常模糊和混沌的状态，存在着多种发展和选择的可能性：在一个极端上，中国对自身错误的想象可能使他跟现有的国际体系不能相容；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决心把融入国际体系当作自己首要的任务，那么中国就必须将自己的国民教育、整个历史叙事都做出根本性的改造，才能完全符合国际体系对其的要求。
中国的两种自我想象均存在问题
目前的中国的自我想象包括两种成分，而这两种成分都不大符合未来他的需要。第一种叙事产生于列宁主义的革命叙事，要求把整个旧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看成是不公正的，给自己赋予改善整个体系的特殊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发生什么具体的问题，那么这种具体的问题就不能通过纯粹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而是会把它解释成为，在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之下，他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的和常规的手段，改善自己的地位。第二种叙事，就是中国国耻教育的叙事，这种叙事假定近代以前的华夏文明，是一个比欧洲更为悠久和古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观念高于欧洲的文明，他在近代接受国际体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妥协，在他自身强大起来以后，他应该摆脱这种束缚，给自己以更高的地位，对他来说，是恢复原有的光荣和伟大的地位，也给世界提供一种比欧洲人能带来的这种世界秩序更好的新秩序。这种历史解读的方法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列宁主义的历史解读方法，但是它对现有的国际体系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冲击，并使中国自身 承担了一种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承担的巨大的负担。
目前的情况和目前的政策已经深刻的受到这两种历史想象的影响。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此从事这一方面的官员、知识分子、或者是其他的人，对国际体系是抱着理解和拥护的态度。但是在安全方面，情况显然不同。尽管柏林墙倒塌已经结束了欧洲的冷战格局，但是从朝鲜战争到金门危机，所形成的这个远东冷战边界仍然存在的。从经济上讲，冷战的双方已经具有高度的依存性，谁也离不开谁，双方关系的任何削弱都会对双方造成极大的损害。但从安全上讲，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共识，重新采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各国采取的那种相互威胁的做法。安全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脱节，这是目前远东形势最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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