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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文革的制度起源：压制不同声音和“大跃进”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许成钢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文革的制度起源”系列的第四篇。前三篇分别为：《文革：世界文明史独特的政治现象》《文革：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文革的制度根源与其导致的制度变化》。

至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半个世纪了。这是由时任主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动领导（林彪，1966），由所有中共党政官员和亿万人民参与的。
半个世纪前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多数部委，各省的多数厅局，都丧失了基本功能（中国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国有资产实际早就由各级地方政府控制；所有集体资产从来由地方政府控制）。其中一些中央部委被永久性解散。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和鼓励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到企业（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到处的党政军民，都在为争夺权力而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的谈话中宣称，当时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标记是天下大乱”。时任副主席、“副统帅”的林彪清楚地陈述了文革的重要目的：把权力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来。他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林彪，1966）。为了夺取政权，从而控制“一切”，所有党政军民中的派系，在城市、农村与对立派争夺、厮杀，有些地区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而每一派都以忠于毛主席为理由去攻打对手。
直到1969年，在借助军队平息秩序，保证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后，中国巩固、强化了，自从“大跃进”以来建立的，政治上高度集权，行政经济上高度分权的，向地方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分权式极权制）。自从195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全盘苏化，建立极权制之后，“大跃进”是系统性地偏离苏式极权制的第一个重大制度变革。这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制度基础的重要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文革的前奏。它造成的影响极其深刻，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
中国今天的分权式威权制，其部分重要制度基础源自“大跃进”。“大跃进”是全国全面推行地区竞争机制的发源，而人民公社则既是全国全面推行地区实验机制的发端，也是全面推行地区实验机制的结果。即，中国改革以来曾经行之有效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源于“大跃进”。在文革研究的大量文献中，普遍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不同见解，或因此引发的权力斗争，作为导致文革的诱因。但忽略了“大跃进”引起的巨大制度变化，没有看到“大跃进”为文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大跃进”运动作为改变制度的一场“革命”

在1950年到1956年期间，中国已经建立了典型的极权制。但苏式的典型极权制的权力分配在中共内部引起矛盾。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用枪杆子建立全国政权之前，是以地区为单位统治各个相对独立的“解放区”的。各个“解放区”的力量合成在一起，以类似联邦制的形式，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基础。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全国全面迅速地建立了苏联式的极权制，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在这个制度中，中央把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利都拿走，既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也破坏了他们的激励机制。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反映了全盘复制苏联式的极权制和中共传统的地方权力权利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在195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争论。
“大跃进”是第一次把中国从典型极权制变成向地方分权的极权制的第一次“革命”。这次革命的主要制度变化，是向地方政府大规模放权，包括行政权和经济权。这种在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政治和人事紧密控制的基础上，大规模向地方放权的制度变化，从基本上破坏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基础。其实质是在具体统治方面，部分恢复中国帝制的传统制度，“郡县制”。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描述自己和他领导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从制度角度，他所谓的马克思，指的是从苏联来的典型极权制，包括共产党制度。他所谓的秦始皇，指的是郡县制。
毛泽东之所以要推动这场向地方放权的革命，有两个重要的动力。第一是最高领袖的权力。向地方分权有助于巩固中央最高领袖的权力。因为在1950年代初大规模集权之后，地方已经没有可以与中央竞争的政治领袖。但中央不同。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行政、经济力量越强大，中央部委实际上可以制衡最高领袖的实权就越大。大规模分权会极大地削弱中央部委的力量，实际加强最高领导的政治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出自统治全国政治经济的具体考虑。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史记》等等古书。
在“大跃进”初步建立的分权式极权制中，一面是是对人事、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和意识形态的高度集权，程度比苏联还高。另一面是对行政和经济的大规模的放权。88%的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被下放到地方各级政府。这个制度导致了党内外和政府内外原来就已经非常微弱的制衡机制被进一步大幅度削弱。此前中国的极权制中，制衡的力量已经非常之弱。但有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统计、监察、计划、执行等在技术层面互相制衡的部门和制度。如果有机构作假，另外的机构能起制衡作用，避免作假。“大跃进”，向地方放权，把这一套制衡机制全部破坏。在苏联式的制度中，虽然不能很好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但是至少可以预防最坏的作假问题。把这些微弱的制衡机制也破坏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所谓的浮夸风、“放卫星”等机制盛行之下，多省爆发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几千万人饥俄致死。

“大跃进”及产生大饥荒的制度条件

“大跃进”在中外历史上最著名的不是其制度变化，而是其导致的巨大灾难。压制中共党内外的不同意见，是导致“大跃进”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严谨地论证，20世纪以来，由于农业、运输和信息通讯等领域的巨大进步，全世界上已经完全消灭了纯粹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即，任何饿死人的饥荒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包括封锁信息。他研究的案例中包括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他指出这是人造的饥荒。而这个人造饥荒的核心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压制、破坏了其内部的所有的制衡力量，破坏了信息传递的渠道。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其前奏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把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或表达不同声音的所有党员非党员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都打成右派，即中共的敌人。据改革开放早期的官方统计，全国受到各种打击和惩罚的右派分子数字高达五十几万（最近有证据表明这一数字是三百多万）。经历如此全面彻底的打击之后，党内党外，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都没人再敢发出与最高领袖不同的声音。这为创造盲从的群众基础和巩固极权制度准备了条件。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鼓吹随之升级。
饿毙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虚假信息和隐瞒信息。任何统治者都希望避免饥荒，包括专制制度的统治者。问题是，在“大跃进”时期，为什么最高决策者不能发现虚假信息的问题呢？问题在极权制度。当制衡最高决策者的机制被完全消灭，个人崇拜盛行时，质疑虚假信息的机制不复存在，即使有人内心质疑也不敢说出来。
例如，在1958年，周恩来对“大跃进”的谨慎被批判为保守，并被迫做公开检讨。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职务被取消。随后分管计划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都为表达对“大跃进”的不同意见作检讨。所有的中央政权里面主管经济的人一律低头认错。同时，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和林彪积极支持“大跃进”，批判周恩来、支持柯庆施（虽然几年之后刘试图扭转饿毙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大跃进，而这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随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升为政治局委员，林彪升为政治局常委。而柯庆施则提拔重用了张春桥（文革中的“四人帮”一员）。
政治的极度集权完全破坏了中共党政高层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剩下的唯一的激励机制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即奖励和惩罚。但是，在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下，真假不分，变成谁吹牛就给谁奖励，即提拔。在严重扭曲的政治环境下，甚至一些最著名的学者也在参与了宣传鼓动。
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6月发表钱学森的文章，从光合作用固碳的角度计算和论证，一亩地可以产10万斤以上的粮食。为“大跃进”中各地的亩产吹牛竞赛奠定了“科学基础”。“大跃进”时期最出名的，因吹牛被提拔的一例，是河南省省长吴芝圃。他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河南省正是“大跃进”时期大饥荒饿死人数最多的省份。恰是因为河南省吹牛吹得最狠，而中央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粮食生产数量向各省收缴粮食。因此“大跃进”时期大量的粮食，甚至种子都被从河南省调走，造成农民不仅没有粮食，甚至连种子都没有，这就导致了河南成为大饥荒最严重的灾区。河南省内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信阳地区，其地委书记路宪文，是因为吹牛从地级提拔起来的典型人物。他吹牛最狠，造成的饥荒也最惨。
激励机制中的“大棒”就是惩罚。在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下，最高领导的好恶成了标准：只准报喜，不准报忧。于是，谁持怀疑态度就打击谁。时任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对省长吴芝圃的吹牛表示怀疑，毛亲自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称其农业发展计划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不仅如此，河南省所有和潘复生相似的人全部被抓出来批判，整个河南省抓出20多万“小潘复生”。由于河南省内所有表达了对数据怀疑的干部都为此遭受了灾难，任何敢于讲真话的人都受到了迫害，才使得大饥荒发生的如此极端，悲惨。

走向灾难的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

地区竞争与地区实验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曾经起了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第一次在全国全面应用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是在“大跃进”。而其作用是高度破坏性的。
“大跃进”的第一步是向地方政府大规模地放权。地方的实权使得地区竞争成为“大跃进”时期地方官员的基本激励机制，同时取代了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与改革开放时期发展市场经济，地区之间竞争GDP不同，“大跃进”时期消灭市场，竞争的是钢铁产量、亩产、粮食总产等数量指标。地区竞争机制同时取代了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发布数量指标，要求地方竞争超额完成。超额完成指标的地区竞争是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
消灭市场机制意味着消灭了价格信号，这会造成决策者失去对市场的基本判断经济活动完全无法被准确认知。同时，“大跃进”时期把制订和执行中央计划所需要的，中央部委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以及党政内的一些基本技术层面的制衡机制都破坏了，把对信息的双重检验和核实环节的机制破坏了。
在地区竞争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努力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源投入各种建设项目，包括大量招工、无偿调拨农民的人力和财力，以求在竞赛中得胜。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农业中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钢铁总产量，即所谓的“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在失去制衡和监督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吹嘘自己能生产多少吨钢，吹嘘自己的亩产。
地区竞争的激励功能远超过生产和经济方面，而直接影响“大跃进”的制度变化。“大跃进”中创造的新制度人民公社，并非由中央设计，而是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在地区实验中自发产生，再通过地区竞争的激励，向全国推广的。“大跃进”初期，在向地方放权的同时，中共中央鼓励地方尝试新制度。“制度创新”也是地区竞争的内容之一。在全国地区竞争中一路领先的河南省，在1958年4月发明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当时苏联在全世界首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为之欢呼，自己也要发射卫星，因此称这个制度发明为卫星人民公社。以后毛泽东亲自修订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发表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在全国大力推广人民公社。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在1958年4到8月的5个月内，河南省通过地区实验和推广，建立了1300多个人民公社，全省99%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在丧失所有制度制衡的条件下，在地区竞争的激励下，从1958年6月起，全国各地竞争上报的粮食亩产逐日升高。例如《人民日报》报道称，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7 月23 日）；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43075.9斤（8月22 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52599斤（9月1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10两（9月18日）。为了掩盖作假，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压制报告真相的人。例如在毛泽东、刘少奇曾亲自涉足的全国共产主义试点河北徐水县，为掩盖真相，其县委书记在1958年8月和10月发起两次抓捕潮，共逮捕4643敢于报告真相的人，导致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亡。
全面作假导致大规模征调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到城市或用于出口，使得全国连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此外，农民发现入社后，不仅丧失土地，而且丧失家里的牛、马、毛驴等（刚刚四年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农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的私有产权），导致大批宰杀牲畜。在全面大规模强制性的征调粮食，和各地封锁实际粮食信息的背景下，引发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饥荒，全国在三四年里几千万人死于饥饿。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朝着建立分权式极权制大方向的第一步。从此，全国的行政和经济的主要权力转移到了各级地方政府手里。由此大大削弱了中央部委的实际权力。同时，在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的新制度。毛泽东将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则阐释为“一大二公”和“工农商学兵俱全”。“大”是指规模大，“公”是指公有制。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人民公社的章程规定一切生产资料为公社所有。人民公社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工农商学兵俱全”，或“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意味着每个人民公社是一个小社会，政治经济不分，同时是工厂、是商业、是学校、是军事组织。把一个社会应具备的所有基本功能，都在每一个人民公社内全部实现。每一个人民公社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每一个人民公社自给自足，方方面面公社内部都能解决，不需要中央的计划、执行和监督。因此，不仅从制度上破坏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从制度上进一步大大削弱中央部委的实际权力。这为强化最高领袖的权力奠定了基础。如果每个人民公社都效忠伟大的领袖，响应领袖的号召，在这个分权的极权社会里的领袖，就会有更不受制衡的政治权力。
在用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取代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的“大跃进”中，在破坏了所有对权力的制衡机制的条件下，地区竞争变成了吹牛竞争。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到1962年，大饥荒被制止后，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到全国的县级和以上的领导干部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承认“大跃进”出现了枝节上的问题；宣布从此政府的日常工作由主席刘少奇主持，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但是，巩固和强化大跃进的“制度创新”不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也为文革的发动奠定了制度基础。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时形成的分权式极权制的基础上发动的文革中，地区试验和地区竞争也是其基本机制。相似于人民公社的创建和发展，红卫兵是由北京的中学生发明，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向全国推广的地区试验。而且，向全国推动文革的热潮，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是地区之间的竞争。例如，夺权运动首先由上海的实验开始，之后推向全国。在上海造反派于1月8日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之后，各地（省市县等等）造反派竞相以竞赛方式夺权：贵州1月25日，黑龙江1月31日，山东2月3日，等等；以求达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