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历史上一场最怪异的战争
安德鲁·罗伯茨
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是历史上最怪异的战争之一。在它的三十五周年之际，不妨研讨一下这场冲突。英国与它的敌人阿根廷之间相隔8000英里之遥。在本期专栏中我将调查这场战争的起因与背景。在下个月的专栏中我会研究作战的具体过程。福克兰战争有好几条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尽管这场战争发生在三分之一个世纪之前。
福克兰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麦哲伦海峡的东端入口，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省以东，所以英国居然在这个地方摆脱了丧失帝国霸业之后的衰颓，也真是奇怪。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超过四分之一世纪里，英国在逐渐地、似乎是无路可逃地丧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势与影响力。借用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一针见血的话，英国“丢失了自己的帝国，却找不到一个新位置”。然而令世人大吃一惊的是，英国突然在南大西洋受到考验并振作起来，摆脱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的萎靡不振。福克兰危机给了英国重振国威的意志力。
1981年12月，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将军的军事独裁政府在阿根廷夺权成功，随后重新对他们所谓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提出了主权要求。而自从1833年，该群岛就处于英国控制下，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1981年12月，英国外交部建议撒切尔夫人祝贺加尔铁里军政府掌权，她回答道，英国首相“不会在发生军事夺权的时候发祝贺信”。）福克兰群岛面积4618平方英里，人口1813，其中97%是英国人，但当初英国人控制福克兰群岛主要是通过不可抗力，所以从技术上讲，谁是群岛的真正合法主人是有法律问题的。虽然有史可查最早在群岛登陆的是英国人，时间为1690年1月，但群岛曾经属于法国和西班牙。虽然群岛距离阿根廷海岸线足足有250英里，但距离英国却有整整8000英里。
所以，英国和阿根廷历届政府就群岛的未来作了长达数十年的冗长谈判。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外交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因为外交部有其他重要的去殖民化问题要集中精力考虑，比如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卡灵顿勋爵在自己1988年的自传中表示：“理论上值得追求的东西，和实际上能拿到手的东西，这二者间的鸿沟太宽，所以明智的办法是将几乎全部精力集中在后者。”
但当时没人预想得到，加尔铁里的法西斯军事独裁政府会突然地、单方面地决定动武，一夜之间入侵了群岛。之前英阿两国讨论过分享主权、英阿共管、99年租借和其他多种方案。所有这些方案都受到岛民坚决的、几乎万众一心的反对，他们都想永远当英国公民。
阿根廷的长期政治动荡（在独裁与不稳定的民主制之间摇摆不定）更是让岛民更加坚定决心要当英国公民。但阿根廷出兵之后，上述方案都没有意义了，因为英国王室的臣民遭到了攻击，女王陛下的政府具有明确无误的职责，去援助遭侵犯的公民，不管他们与英国本土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
福克兰冲突之后，有人推测，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政府通信总部）一定是严重失职，才没有预测到阿根廷的侵略。事实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并没有犯错，因为加尔铁里的三人军政府直到1982年3月30月才做出入侵群岛的决定，而英国人第二天就知道了。直到3月31日（星期三）上午11点，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意见仍然是：“阿根廷政府不愿意首先动武。”但当天下午6点，形势就已经明朗，阿根廷人正在执行入侵计划。
当时的英国国防大臣约翰·诺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截获的一系列讯号和其他情报……让我们无需怀疑，阿根廷计划于4月2日星期五上午入侵。”一艘阿根廷潜艇被部署到福克兰首府斯坦利港，阿根廷海军在集结，一名陆军将领被指定为一支海陆联合部队的指挥官，驻伦敦的阿根廷大使馆奉命在战争爆发之前销毁文件。诺特立刻到首相撒切尔在下议院的房间，与她会晤。
多年后有人指责诺特在1981年6月的一项决定，即命令皇家海军的南极勘测船“坚忍”号撤退，认为这是向阿根廷领导人示弱。但实际上，阿根廷人决定发动进攻，不是因为英国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而是因为一种很经典的缘由：专制政权在急于转移人们对其国内挫折（在这个例子里，是经济萧条）的注意力时，常常会选择战争。
3月31日，星期三，卡灵顿勋爵在以色列，国防参谋长（英国陆海空三军中的最高军职和英国首相、国防大臣的最高军事顾问）泰伦斯·勒文爵士/将军在新西兰，陆军总参谋长埃德温·布拉摩尔爵士/将军在阿尔斯特，而海军总参谋长约翰·菲尔德豪斯爵士/将军在直布罗陀。从这可以看出阿根廷的进攻多么突如其来。好在当晚有一位高官在伦敦，那就是国内的高级海军将领——第一海务大臣亨利·利奇爵士/将军，他刚刚视察朴茨茅斯的一处海军设施回来，还穿着全套海军制服就去参加了下议院的会议。“穿军服的男人的英姿，总是会让女士们开心，”多年后诺特用颇为纡尊降贵的腔调写道，“而玛格丽特是一位特别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女士，总是对穿军服的男人肃然起敬。”
不管撒切尔有没有对利奇的外表肃然起敬，她必须对他要说的话高度重视。利奇将军坚决主张“派遣舰队中全部有价值的单位……这需要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不是一支小舰队。必须有两栖作战能力和一个完整的突击旅。还应当出动两艘航空母舰‘无敌’号和‘竞技神’号，以及适当数量的驱逐舰和护卫舰为其护航。简而言之，要投入足以应对一场战争，而不是‘警察行动’的军力。”玛格丽特·撒切尔想听的就是这个。
利奇补充道，舰队可以在周末过后启航，而阿根廷的入侵预计将于本周五开始，所以利奇的话自然让在座的大臣们都颇受震撼。撒切尔随后向利奇提出了关键的问题：如果群岛遭入侵，我们能将其收复吗？英国皇家海军作为三军中历史最悠久的“高级军种”，拥有可以追溯到霍雷肖·纳尔逊乃至更早的优良传统。利奇秉承此种传统，答道：“我们能。并且按照我的判断（不过轮不到我来说），我们应当将其收复。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或者如果我们畏首畏尾、没能取得全胜的话，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没有信誉的国家。”利奇无疑已经预想到，这种论断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影响极大。
诺特与利奇有长期分歧，认为利奇“不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诺特即便还没有得到关于阿根廷空军实力的报告，仍然对派遣舰队远渡重洋8000英里并且没有陆基飞机掩护的前景很消极。诺特后来写道，他想起了1838—1842年间灾难性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他的祖先威廉·诺特爵士/少将参加过这场战争；他还想起了最近的国防部报告会，其间大家对英国能否收复福克兰群岛表示严重怀疑；最后，他还想起了“我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苏伊士运河的灾难对我产生的冲击”。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入侵埃及，后来丢人现眼地被强迫撤退。
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的所有经验都告诉英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应当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谈判。这样的话说不定还能从灾难中挽救一些东西。大英帝国的解体、越南战争、国防预算大幅削减、苏联的影响力深入非洲和亚洲、前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所有地区撤军、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国本土的炸弹袭击、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入：这一切都使得英国统治阶级更愿意谈判，甚至是绥靖。
当时英国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根深蒂固的防御性、谦卑的姿态。而与这种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女人的本能。那就是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她在1979年5月才上台，也就是不到三年前。她决心在英国开展根本性的改革，而她最想改变的东西之一，就是政府和文官体系中很多人对英国未来的海外潜力的负面态度。她充满干劲、积极乐观的施政方阵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体现，就是她从福克兰危机一开始就坚决主张，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解放福克兰群岛。
这样的决定——派遣一支强大的海军和陆军“特遣队”远航超过8000英里，途经海况最恶劣的海域，然后袭击群岛上兵力更强的敌军，以便从极右翼军政府手中解放人数不多的英国公民——与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的所有经验都直接抵触。在外交部、议会、媒体，甚至她自己保守党政府的很多人看来，她的决定令人难以置信。但撒切尔夫人和她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组成的小小的战时内阁，就是这么决策的。
福克兰危机标志着一个裂缝，那就是60、70年代英国与80年代英国之间的鸿沟。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英国，过于强势的工会、工业界动荡、不断重演的收支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率把英国经济搞得乌烟瘴气。而在80年代英国，这些问题被一一克服并最终解决。后来所谓的“福克兰因素”或许无法用逻辑解释，但战场上的胜利不知怎么的转化为新的昂扬斗志与信心，帮助英国在工业和出口市场提高了竞争力，重新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将军领导的阿根廷军政府被彻底打败（不久之后被国内革命推翻），而撒切尔政府获得了足够的胆量去解除全国矿工总工会和其他工会构成的威胁。
如果说有一个时刻让英国人、阿根廷人和更广阔的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确是“铁娘子”（这个绰号是苏联人在三年前给她取的），那么这个时刻就是1982年4月，她命令击沉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以保护英国军队。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是军事上的必需，同时也昭示天下，撒切尔政府为了保护英国利益，有能力做到冷酷无情。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英国逐渐丧失了尊重和世界地位，而撒切尔的决定帮助英国重新得到了尊重和恰当的地位。
在战争初期，英国就宣布在群岛周围建立一个方圆200海里的禁区，禁止阿根廷船只在该区域航行，否则英国潜艇将用鱼雷将其击沉。1982年5月2日，“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321名阿根廷人死亡。虽然严格来讲“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处于禁区之外，但英军特遣队司令，海军少将桑迪·伍德沃德仍然认定它对英国人的生命构成了威胁。福克兰战争的官方史官，德高望重的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记载道，英军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是因为英国海军认定它是个威胁，而不是为了破坏当时正在推进的秘鲁与美国的和谈（这只不过是个阴谋论）。（读过我之前关于阴谋论的文章的读者朋友会认识到，这种说法完全符合阴谋论的定义。）
英国海军担心，“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以及支援它的若干驱逐舰是阿根廷军队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的南半部分。要消除这个威胁，必须击沉该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自己的舰长在2004年公开承认，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击他遇见的所有英国船只。一位英国评论家概括道，英军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的后果是：“这迫使阿根廷人将他们的航母舰队撤离战场（以免遭到鱼雷攻击），于是我军自己的不可或缺的航母就不必害怕被击沉了。”
到格林尼治时间5月2日11点45分，战时内阁全票一致决定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之时，该舰已经改变航向，驶向伯德伍德暗沙的浅水区。该浅水区跨越了群岛以南的禁区，在那里的英国潜艇“征服者”号很可能会跟丢目标。当时的副首相威廉·怀特劳描述了战时内阁作出的击沉该舰的决定，说这是他从政生涯中作得最轻松的决定之一。弗里德曼就此事件写道：“特别能让人下决心的一个问题是，‘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当是尚在可以击沉的区域之内，军方请求将其击沉，而如果政治家拒绝了军方的请求，结果‘贝尔格拉诺将军’号逃脱并击沉一艘英国航母，导致成百上千人伤亡的话，政治家该如何为自己辩解。”
海上发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个月的专栏里我会记述陆地作战的过程，并概括今日中国从很久以前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这场冲突中能够学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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