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吴晓波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克罗奇：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
第一讲
支撑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是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确保中央的人事任命权；尊儒制度确保意识形态大一统；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文官考试制度吸纳精英；国有专营制度实现重要资源的国营垄断，控制国计民生。
管仲最早提出了“寓价于税”的间接税收，“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降低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
管仲开辟了中国政府赋税收入和专营收入两大收入结构，至今依然如此。
第二讲
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也是四大基本制度的先驱：郡县制度废除了封建制度，延续两千年至今；军爵制度是科举制度的武士版前身，使底层精英有机会进入上层建筑；严格的思想控制和愚民政策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先声；国家控制几乎所有重要生产资料则是国有专营的极致。
难怪1973年毛泽东作《七律·读<封建论>》中说道：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讲
历代经济变革的基本逻辑可以用一副对联阐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两句话都出自邓小平。
顾颉刚：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法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第五讲
若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而更可能是资本从事业溢出的恶兆。
第六讲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由中央养兵，结束了唐代藩镇割据之乱，但也形成了中央沉重的财政包袱。
中央财政养兵政策使中国从宋代到清代不再出现地方割据，直至清末在内外患夹击之下，朝廷无力应对，地方武装在厘金制度的支撑下再度崛起，最终演化为民国初期的分裂状态。
宋代广泛实施专营，国家控制了关键产业，民间资本仅限于中下游产业和流通领域。因此宋朝没有大商人。
宋代在专营牌照方面引入制度创新，有买扑和钞引两种模式。
买扑就是招标承包，由政府拿出资源公开招标，而且采用实封投状法，也就是暗标制。
钞引就是特许经营制，以盐业为主，盐商向官府缴纳钱物，获得盐钞，凭此至指定产地领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盐钞遂成硬通货，围绕它形成了交易市场，以至于货币被称为“钞票”。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整体配套改革，吸取了变法失败的教训，体制内创新动力和勇气尽失，但求稳定压倒一切，直至稳定压垮一切。
第七讲
顺治五年，清廷在全国府学、县学立卧碑，铭刻三大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违者杀无赦。这也就是封杀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两种作物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水稻的高产解决了粮食问题，汉族统治着从此失去了对外领土扩张和掠夺人口的冲动；产自印度的棉花则造就了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以其零成本优势阻碍了机械工业化的兴起。
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以反对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共同造就了符合中央集权要求、以保持社会稳定为目的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超稳定结构”就形成了。
古代中国具备了农耕文明得以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1、土地广袤，粮食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2、人口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社会需求；3、自然地形与外界相对隔离。
因此，宋代以后，历代中国政府奉行“大陆孤立主义”。
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闭关锁国以及社会组织的散沙化有着天然的渴望，这种政治制度若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任何新的技术进步都可能异化为提高“自转”能力的手段。
当今之中国，实行闭关锁国及社会散沙化的客观条件仍然存在……内需市场越来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业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急剧下降。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明普及，中国对国际性自然资源的依赖度很可能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
明清两代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许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利润。三大商帮尽管富可敌国，但都是被豢养大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增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获得捕鼠的特权。
第八讲
托克维尔：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
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仅为增量改革，也就是李鸿章晚年自嘲的“裱糊匠”
不是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老百姓没有获得实利；商人缺乏机会参与投资，投资的又没有获利；政府则既没有得到经济利益又增加了政治风险。唯一得利的是启动和参与改革的官僚，以及中国的工业起步
有现代化而无现代性，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
第九讲
国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信奉国家主义，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
《孙中山全集》：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
《孙中山全集》：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
蒋介石：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
国民党的国家主义与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美苏德普遍采取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有关。
北洋时期，银行业高度民营化。国民党执政后，先由宋子文主持设计国债发行新政，用折半现值诱使银行持有，再发新债还旧债，使银行持有大量政府国债，不得不与政府捆绑在一起；随后又于1935年由孔祥熙出面，以欺骗手段，先让银行同业公会购买1亿元定向国债，用于救济实体经济，然后用这笔钱强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股票并定向卖给政府，也就是用银行业的钱买银行业的股份，以此控制了两大行。此后不久，银行业的国有控股就从不到12%上升到了70%以上。
解放前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
真是朴素的至理名言。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在以城市经济为爆发中心的通货膨胀中，受伤最严重的是军人和公务员，因为政府提薪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这直接导致执政效率的下降和吏治败坏。
第十讲
1949～1976年，共产党人以无比的自信进行了一场史上最为彻底而坚决的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大试验，其历程可以用哈耶克的两本书名来形容：开始于“致命的自负”，终而“通往奴役之路”。
陈云在上海采取的经济政策：
管制资本市场，查封交易场所，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拱手交给香港；生产资料管制；流通渠道管制，将制造企业卡在中间；用土地税率逼走外资公司。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其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在技术转让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50年代初期苏联对华援助可以与马歇尔计划援欧项目相比。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是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中国历朝历代都坚持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粮政策，直到中共上台，从农民手中收回了打天下时颁布《土地法大纲》授予农民的土地，采取严密控制措施：1、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2、推行票证经济，在物资短缺条件下长期控制物价；3、控制人口流动，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
沿用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中共，“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第十一讲
民营企业家回忆八十年代初的广交会：我们没有进场的资格，就用三种办法，一是贿赂门卫混进去，二是从下水管道爬进去，三是在会场外摆摊自建一个非法会场。
吴敬琏把放权分为行政性放权和经济性放权，行政性放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县，由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经济；经济性放权就是把集中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吴敬琏认为：
行政性放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不能改善经济体制。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层层放权，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
因此，吴认为行政性权力须适当集中，经济性权力则应充分下放。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并无蓝图，且行且思，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定之规。这个阶段是思想解放政策创新的活力阶段。
八九动乱后，中共遇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加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此前十年左右的弱中央、强地方和弱政府、强民间模式遭到质疑，改革开放进入经济集权主义阶段。
计委老干部朱镕基于1991年底奉调入京，担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主要任务是处置经济复苏阶段末期产生的乱象，实现政府的经济集权。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中央只有约1000亿元，，支出却有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号称“讨饭财政”。
财政包干制下，包干基数是按照80年代初期数据核定的，结果上海市一年上缴120亿元，广东上缴10亿元，山东（欠青岛）只上缴2.89亿元，苦乐不均，极不合理。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包干制，会后第一站就是成功说服财政大包干体制下受益最大的广东省（）。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留给地方政府——这造就了后来的“土地财政”。
中国分税制的特色，一是事权不清，上级逐级上收下级税收，却把支出留给了下级。统计显示。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财权不足17%，却要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支出，从而逼得地方政府把自己变成企业去挣钱。二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把持大部分税收，却不公开财政支出明细，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只得设立驻京办，出现“跑部钱进”，争取中央转移支付。
也就是说：地方上缴了大部分的钱，需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上收了大部分的钱，却不跟地方商量怎么花。
朱镕基在1998年提出的三驾马车：城市化建设（投资）、外贸进出口自主权（出口）、房地产市场（内需）
结语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
傅斯年认为，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
中国社会各阶层存在四大意识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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