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2008
吴晓波
中信出版社
总序
易卜生：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前言
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1978 中国，回来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向《光明日报》的投稿，辗转修改四个月才发表，1978年5月11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刊发，当日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胡福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回答：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构成了中国改革文化的三大思想基石。
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格森：说社会的进步是由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1978年恢复高考语文试卷第一题，加标点符号：
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蒙牛集团的创始人牛根生出生一个月后就被父母以50块钱卖给了别人，跟着养父姓牛。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冈田在1978年8月28日发表的《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中提到：由于哈尔滨机场没有水泥跑道，飞机在草原上滑行，因此一碰到下雨就必须停航。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我在广州几天，在住的酒店里，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 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二十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我以前认识的中国人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霍英东：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爱建集团的前身是1979年注册的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它被认定为解放后第一家民营企业。
重庆钢铁厂厂长王宇光回忆，当时一方面国家下给重钢的收购指标已经用完，钢厂不得不停产，一方面是需要钢材但没有指标的单位在重钢排成长队，要货却给不了。王宇光开门出货，但第二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就联合发文，认定“钢材自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必须被坚决制止”。
招商银行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平安保险的掌舵人马明哲则是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早年的司机。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舒婷《墙》，1980年：
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顾城《一代人》只有两行：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1980年1月22日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允许试点企业从原来的全额利润留成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但企业必须完成产量、质量、利润、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后方可按规定的留成比例提取留成资金。
国家经委一个月后发通知要求实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深圳也是全国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签订于1980年1月1日，港商刘天竹，房地产局干部骆锦星。
刘：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
骆：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
刘：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
骆：你拿得太多了。
刘：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
1984年，装卸工潘祎因拿了一块焊锡，被以盗窃罪判刑三年半——让我想起《悲惨世界》里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坐了半辈子牢的冉阿让。
中粮原先想把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第一条生产线放在上海正广和汽水厂，结果遭到了上海方面坚决而强烈的抵制，说这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打击了民族工业。中粮只得把生产线放到了北京丰台。
1980年夏天，有芜湖客户投诉鲁冠球生产的万向节上有裂纹，鲁派了三十多个人把全国各地的客户跑了一遍（当然那时一家乡镇企业其实也没多少客户），收回了三万多套有问题的万向节，当着全厂工人的面，由鲁带头，把这些残次品背到废品回收站当废铁六分钱一斤卖掉，一天之内损失43万元。
世界银行对乡镇企业TVE的定义：具有独特产权形式的企业，既非国有制也非私有制，而是地方政府和居民所有，激励机制与私营企业相似，剩余仅在社区、政府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分配。
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1980年前后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是浙南温州台州地区，二是广东潮汕地区，它们也因而成为当时商品经济起步最快、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1981 笼子与鸟
“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80年代的国企改革思路：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但国有经济体系是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大邱庄的禹作敏接待县里来的清查组，说他的村办钢厂扰乱了钢材市场。清查组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禹作敏当即反驳：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项南到福建当省委书记，向国务院报请“三个要干”政策：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的，我们也要干。
这样的好书记，后来果然不出所料，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受到免职处分的省级领导。
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曾拜访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请教如何整合旗下上千家公司。德鲁克教他：你手下的公司有没有价值，只要看有没有人愿意花钱来买它就是。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可口可乐的口味起初在中国市场不受欢迎，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买可乐送气球或筷子。这引起北京报纸抨击，说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结果可乐被限售，禁止卖给中国人。
中法合资的王朝葡萄酒厂，法方经理告诫工人的第一件事是：请不要在酒厂里随地吐痰。
新中国经历了五次经济体制模式转变：
1949～1977年：计划经济
1978～1983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1987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1992年：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温州柳市商人郑祥青只因家里盖了三层小白楼，路过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遂认定为搞资本主义的重点清查对象，在郑家发现一堆废弃的电机线圈，于是把郑定性为“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入狱关了半年。
1983 步鑫生年
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的王石在深圳铁路局工作，偶尔在蛇口看到泰国正大集团的玉米仓库，那玉米是正大集团从东北采购，转口香港再运进深圳用于饲料厂。王石很奇怪正大为什么不直接从东北采购玉米运到深圳，厂房表示无法解决运输指标问题。王石遂发现商机，促成了玉米的海运，在一年内赚了三百万。
后来王石碰到刘永好，戏称：要不是转行办万科，“饲料大王”的名分就是他的了。
王石这样的倒爷日渐摧毁了僵硬的计划经济流通体系，用灰色而非法的方式重建了中国的市场流通和资源配置。倒爷是经济转轨期里必然出现的经济寄生物。
八十年代企业之所以热衷于评选金质奖、银质奖，是因为金质奖最多可加价15%，银质奖可加价10%，优质产品可加价5%。这是计划经济价格管制的产物。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前身是当地“敲糖换毛”的传统，也就是用糖和小商品换取鸡毛，用于肥田。
温州四千精神：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
1983年，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将利润上缴方式（衍生出利润留成方式和提取方式）改成有比例的纳税制。
1984 公司元年
1886年，纽约的图书推销员大卫·麦克尼在推销莎士比亚选集时发现他随书附送的香水很受青睐，遂创建了自己的香水公司，并用莎士比亚故乡的河流名字给自己的香水起名为Avon雅芳。
王石靠当“倒爷”起家，万科的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专营倒卖货物和外汇
1、特区进口的商品不能在特区外销售，但特区外的客户可以在特区内购买商品并运出特区，所以王石只要把进口货在深圳倒卖给外地商户即可获利，其关键资源是获得外汇以进口商品。
2、境内企业的“外汇留成”和实际市场汇率类似价格双轨制，王石从中赚取差价。
张瑞敏回忆1984年接手青岛日用电器厂：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
张瑞敏上任后制订了13条规章制度，第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其他制度包括：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不准哄抢工厂物资。
张瑞敏把车间门窗打开，派人监视，结果第二天上午就有人大摇大摆地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张瑞敏就贴出布告开除此人，算是张瑞敏版的百金立木。
联想依靠倪光南发明的“联想式汉字系统”生产联想汉卡起家，因此公司也起名为联想。
科龙公司的前身是珠江冰箱厂，生产容声牌冰箱，在技术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支援，资金上则来自镇政府出的9万元资金支持，因此这家厂成了乡镇集体企业。
1984年，55位福建国有企业的厂长在政府官员的授意下上书省委书记项南，唱了一出双簧，标题叫做《请给我们松绑》。
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面对当时的个人电脑巨头IBM，戴尔的做法是通过直销渠道创新与其竞争，微软是为其提供软件，思科是将其连接成网络，而联想则是成为其在中国的渠道代理商。
1985 无度的狂欢
80年代初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雷宇描述当时海南人民的淳朴：
当时海南根本没有任何商品意识，海南人拿鸡蛋、水果到村头巷尾、榕树底下来卖，不敢去收钱，等你拿了东西将钞票压在他的筐底下，人走了他才敢收起来，他觉得要人家的钱不好意思，但没有钱又不行。
真的是淳朴吗，还是经过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不敢做小买卖？
80年代中国从同一家意大利公司引进了9条同一型号的冰箱生产线，先后产生了合肥美菱、牡丹江北冰洋、南京伯乐、上海远东、景德镇华意、重庆五洲、宝鸡长岭、兰州长风和中意冰箱，合称“阿里斯顿九兄弟”。
某山寨村的干部指着身后的农民新房对记者大义凌然地说：我觉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贫困的家乡富裕起来。
张五常认为价格双轨制是成功的做法，它既没有死守计划单轨不放，也没有像苏东那样采取休克疗法直接转轨至市场单轨，避免了经济动荡。
无锡红豆集团的周耀庭回忆：1985、1986年前后，纺织企业原料紧张，他找无锡有关部门争取：“我讲，国营企业是老大哥，我们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学习，能不能让纺织公司给我们一点儿棉纱？部门的干部回答我：你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吗？称不上的。”
周耀庭后来接受央视采访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乡镇企业是私生子。那个时候，我们乡镇企业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
《经济日报》曾报道价格双轨制下倒爷操作实例：赤峰金属材料公司从一座铝锌矿以每吨3714元的计划内价格采购500吨铝锭，以每吨6500元的价格就地倒卖给广东公司，广东公司再倒卖三次，以每吨7000元价格卖回给赤峰金属材料公司，赤峰金属材料公司再调拨给赤峰电线厂，最后吃亏的是国营的矿场、金属材料公司和电线厂。
工人子弟唐骏为了获得教育部的出国名额，每天一早守在教育部门口，看到分管此事的李司长就打招呼，每天早中晚三次，四天后李司长把名额给了他。
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
国务院副总理、大寨劳动模范陈永贵晚年重病期间，每天把医生开的药吃一半留一半，积少成多，嘱咐儿子在自己死后奉还国家。
80年代乡镇企业厂长群像：他们无论穿什么牌子的西装总是不合身，很少有人会正确地打领带，他们最喜欢的服饰品牌是法国的皮尔·卡丹和香港的金利来，它们的标识都做得很大，老远就能清晰地看出来。他们的普通话都糟糕透了，还特喜欢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企业介绍册和广告上，而形象都是一律的可笑：坐在诺大的办公桌前，右手在打电话，左手还按在另一台电话上，眼睛呆板地望着前方。
乡村的强人通常既是乡村的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同时具备两种能力：其一是极其善于利用一些优势和概念，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而受扶持的执政氛围；其二，他有相当的市场敏感性，往往就能办起一家乃至若干家非常赚钱的工厂。
他们的子女在强人在世的时候便已经是乡村管理的核心人物，而当这些强人老去或死去的时候，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权柄传给了自己的子女。
华西村的吴仁宝有四个儿子，分别交协东、协德、协平、协恩，用来纪念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吴仁宝退休时，华西集团的内部分工是：协东主管建筑装潢公司，协德主管钢铁产业，女儿凤英主管服装公司，协平主管旅游服务公司，协恩则接他的班任书记。
从经营控制权来看，名义上集体性质的华西村其实就是吴家的家族企业。
创办乡镇企业暴富起来的企业家们充分利用了各级政府的急切和天真心理，以创造公共财富和承担社会职能为理由和承诺，获得了低成本的政策扶持。与城里的国营企业相比，他们有着体制上的宽松性，同时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让他们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国营公司尽管被中央政府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政策，却因其体制的天然缺陷而进一步萎缩；乡镇企业一边遭遇政策压迫，另一边却在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支持。当这些企业成长到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又纷纷转型成了私营化公司，把地方政府期待的“共同富裕”踢到了一边——反正原本持有这种期待的政府官员也早就调走或退休了。
萧山有个叫徐传化的农民创办了一家液体皂生产厂，聘请国有大厂技术员指导生产。这个技术员总是在最后一道加工步骤请徐氏父子回避，独自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液体皂中。支付几年技术服务费后，徐传化决定花2000元买下这个神秘配方。技术员收到钱后告诉他，那包粉末就是盐。
这个故事后来被简化成：传化集团花两千元买了一勺盐。
浙江玉环的苏增福起初给中国最早生产压力锅的沈阳双喜压力锅厂提供配件，后与双喜联营，生产贴牌双喜压力锅，每年付给双喜500万元的品牌使用费。到了1993年，这笔钱已经超过了双喜自己的营业利润。再后来，苏增福索性甩掉双喜，自创了“苏泊尔”的品牌。
1986年，温州民间借贷发生“抬会风波”，三个月内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当时上百所小学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者当作人质抓走。
1987 企业家年代
宗庆后回忆娃哈哈的早期全国营销模式：到一个城市，先找报社、电视台，签下广告投放合同，昏天黑地广告轰炸；拿着这个合同拜访当地糖酒公司，请他们进货、铺货、卖货。如果糖酒公司没兴趣，就躲在小旅馆里，用当地黄页给商场、百货店、经销公司一家一家打电话，问你们这里有娃哈哈营养液卖吗？过两天糖酒公司的人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1986年的联想一年卖6000多套汉卡，代销1000多台微机，就养了上百员工，可见利润之丰厚。
当时全球个人电脑公司都打兼容牌，与IBM兼容。IBM为独吞市场，推出了基于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自制芯片的P/S系列微机，令其他用户的软件系统无法兼容。这是IBM犯下的最严重失误，逼得其他兼容机公司自立门户，英特尔公司宣布开放系统平台，Sun和微软公司应声崛起，IBM试图施展的横向垄断遭到上下游产业的联合狙击，计算机进入纵向分工产业时代。
中国的柳传志也抓住这个机遇，决定中断与IBM的合作，转而代理销售AST兼容机，使AST成为中国市场卖得最好的PC机。三年后，联想推出了自己的联想电脑。
AST是两个香港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在美国创建的公司，以两人的名字各取一字，又名虹志。
顺口溜：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
造纸厂长马胜利退休后，每月只有130元退休金，自认为挨了整，以至于他召集旧部搞了一家私营纸厂，生产的卫生纸品牌叫“援旺”（冤枉），餐巾纸品牌叫“六月雪”，蔚为奇观。工商局不让注册，马胜利笑言：这种名字，除了我，没有人会仿冒的。
1988 资本的苏醒
1988年12月6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王文京去海淀区工商局注册公司，企业登记处的办事员问他想登记成国有性质还是集体性质，王文京说：我们想办自己的企业。办事员说：那你走错门了。
王文京只得去隔壁的个体科，注册了个体工商户。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却意外地使用友在12年后上市时免受产权归属的困扰。
柳传志于1988年赴港注册贸易子公司，找了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和香港导远公司作为入股方，各出30万港币。中技转有贷款资源，导远公司则纯属借用其港资公司的牌子。
1993年，中技转退出香港联想，香港联想随即增资扩股。香港导远拿不出钱，柳传志借了552.58万美元给他，让他增股联想。联想原为中科院的全资国有企业，柳传志通过这些步骤组建了一家产权清晰的子公司，成为新的资本操作平台，反过来推动母公司的资本改造。
广州市二轻机修厂引进松下生产线，生产万宝冰箱，1988年产能超过100万台，年产值十多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
万宝的沦落是政府介入经营的典型案例：工厂属于二轻系统，系集体所有制企业。二轻看到万宝冰箱形势大好，就把旗下24家亏损企业都推给万宝组建集团。二轻系统委派的党委书记与厂长邓韶深不和，前者无条件听从指令部门的指挥，而邓则谋划跳过二轻系统，获得更高行政部门的支持，他的很多规划与决策来自于中央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这就让地方政府感觉邓韶深尾大不掉。
1988年6月份，通货膨胀加速，全国出现抢购潮。上级部门要求邓韶深赶制三万台冰箱投放市场，邓一方面加班加点，一方面从外地调运冰箱。结果到了1989年初，因物价闯关失败，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家电陷入滞销，邓韶深提出停产整顿、检修设备、消化库存，上级则让他继续生产，“以防万一”，导致产品积压，资金链迅速断裂。
1988年，王石兜售万科股票非常辛苦。有一次他通过工商局找个体协会搞路演，台下的个体户站起来大声说，不用讲这么多了，该摊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据说当时主动要求购买万科股票的只有两家企业，其中之一是华为，任正非买了30万股，还请万科的推销员吃了顿饭。
上海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延中实业，前身是静安区政府为管理以返城知青、家庭妇女、残疾人为主的街道生产组而成立的管理机构。
当时的基层官员认为，天下有两大难事，一是计划生育，二是推销国库券。国库券诉诸于摊派购买，形成黑市，折价率很低，且各地价格不同。
“杨百万”杨怀定的第一桶金来自于1988年国家开放七城市国库券转让业务所产生的价差空间。杨怀定去合肥吃进10万元国库券，倒卖给上海的银行，来回三天即获利2000元。
1989年元旦，万国证券老总管金生在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桌上的文件说1988年国库券准备上市，发现巨大商机。他遂和杨怀定联手，在海宁路1028号的办公室大肆收购黑市价75元的1988年国库券。金管处张宁处长来查，管金生就把存放于地下金库的国库券挪到自己的办公室，检查组一无所获。几个月后，1988年国库券果然上市，价格为104元，利润接近40%。
哈耶克《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
《中国物价年鉴》：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升23.7%的基础之上的。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那些愿意把变革视为机遇，并努力开拓的人。
1990 乍热骤冷
浙南贫困县泰顺县一度兴起诈骗热潮，向各地国企订购二手机械设备，再用假名发布讣告，以此抵赖债务，并因而形成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乐清柳市以生产伪劣低压电器闻名，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柳市专门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严厉查处整肃。经过整合，柳市出现了正泰和德力西两家名企，当地低压电器产量占全国六成，成为现代化产业集群地。
《纽约时报》：天安门附近的分店创下肯德基单店最高销售记录，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盈利最好的连锁店。
1991 沧海一声笑
《商业周刊》：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有经济条件下，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轿车才能卖人民币17.8万元，几乎六倍于该产品的世界平均价格。
1989年，牟其中受邀参加瑞士达沃斯年会，被当地物价吓倒，半个月的会他只呆了四天就准备逃回国，结账时才知道作为受邀嘉宾他的食宿是主办方全包的。
柳传志回忆：1990年前后，联想以3.39万元的价格向内地市场出售386型电脑，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还有24%的纯利润。
1992 春天的故事
物资部对外合作司的田源下海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为凸显风控，田源在公司门口用凹凸不平的石头铺成“风险台地”，进进出出都磕磕绊绊。
正大集团创始人为潮州人谢易初（易初莲花即得名于他），27岁（1924年）赴泰国打工，解放后归国，1965年逃回泰国，1979年再次携正大集团进入中国。谢易初有四个儿子，以正大中国为序，小儿子谢国民接班。
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
难以想象在此之前企业没有这些权力是如何经营的。
1992年，上交所总裁尉文渊突发奇想，包下文化广场作为交易场所，盖了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每隔五分钟播报一次行情，一共开了一年半。
大户室也是尉文渊发明的，股票行情即时通报，买卖有优先权。
1992年夏，深圳发行新股实行抽签法，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10%，抽签表100元一张，认购者凭身份证最多可购买十张抽签表。
深圳邮局当即被全国各地寄来的身份证邮包淹没，最大的特快专递包裹重达17.5公斤，内有2500张身份证。深圳当时有60万常住人口，两天内涌入150万人。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从原价三十多元炒到二百元。当地农民给没有边防证的外地人带路，钻过铁丝网进入深圳，收费40元/人。
王石回忆：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的基本上万科都涉及了。
1992年是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人们意识到：观念突破和技术引进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并不足以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改革进入制度层面的深水区。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开始表现出热烈的参与欲望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
1993 扭转战局
1993年，朱镕基决定搞分税制，解决中央财政赤字问题。三季度即决定以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这引发各地纷纷想法设法虚增最后4个月的财政收入，如让企业多交税后返还，预交第二年税款，或者让已经倒闭的企业借钱缴税。
1993～1998年，每年工商部门都要发通知，禁止在广告中出现“情人节”字眼，因为当时认为“情人”不是个好词。
1994 青春期的躁动
济南的三株与先期推出的上海昂立一号在配方和功能上没什么差异，主要成分都是双歧杆菌，用来调节肠胃菌群。但三株以强大的广告攻势以及在农村地区的刷墙广告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
君万之争：1993年君安证券承销万科B股时成本为12元，但上市价只有9元，君安手里砸了一千万股。为了拉抬股价后出货，君安准备恶意收购，炒作改组新闻。幸亏王石获得了证监会的支持，最后君安证券知难而退，万科也吸取教训走上战略转型道路，开始收缩业务专注于住宅开发
万科两大原则：
1、两个70%，即70%盈利须来自于房地产，其中城市住宅项目要占到70%
2、高于25%利润不做。
在联想股改过程中，柳传志避开现实障碍，首先提出红利分配方案，由联想员工获得35%分红，“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然后于2000年在这个红利分配方案的基础上把分红权变成了股权。
联想柳倪之争的实质是：柳传志要继续搞攒机挣钱，倪光南则想搞芯片，走技术创新道路。它展现了中国企业在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发展瓶颈时的选择。结果是，中国的企业家们都选择了柳式道路。
1995 收复之役
羊肉烩面连锁店老板乔赢于2000年宣称：麦当劳将于2015年消亡，人类将进入用鼠标吃饭的数字餐饮年代。
乔后因非法集资入狱服刑，但他对线上点餐的预言是相当精准的。
1996 500强梦想
国家从深沪交易所上收股票发行权力，实行指标配额制，由中央政府确定上市额度，再按系统分配到各部位，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这些指标绝大多数被分配给了国企。在上市过程中，国家财政和银行对国企的拨款、贷款先变成债权，再变成股权，最后一股脑儿卖给了股民。
这就导致上市缺乏公平性，上市企业素质不佳，出现大量虚假报表和权钱交易，造成中国股市的底子差。
张维迎指出：我建议中央，应该对国有企业进行间接解困，让那些好的，有潜力的私营企业、非国有企业上市，然后用筹集的资金收购国有企业，这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而且解决了机制问题。
张维迎的建议当然不会被中国政府接受。
1992年9月，朱镕基赴三九集团视察，临走前提出要和药厂领导们合影，结果三九掌门人赵新先回答：副总理，我这没有副厂长，领导就我一个人，我是厂长、书记、总工程师一身兼。
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阿信》的原型就是八佰伴创始人和田加津。1995年底，上海第一八佰伴开业时，一天内涌入107万顾客，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1997年，八佰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倒闭。
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企业改革的一大影响在于：此前流行“抓大放小”论，“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实力的巨型公司”。当日韩财团在金融风暴中纷纷落马后，中央政府对于这一路径失去了信心，将同类企业拉郎配组成集团的做法迅速降温。国家的策略由拼凑大财团改为垄断上游产业，求强而不求大。
华为推出的合资模式就是与客户合资组建地区子公司，把产品卖给当地电信管理局，再把盈利与这些电信局分润。电信局用公款采购设备，再把分红在职工内分润，积极性很高。
伊丽莎白·泰勒：成功是了不起的除臭剂，它可以去除你过去所有的气味。
1998 闯地雷阵
1998年，中国面对的经济形势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下行，消费过冷。为了刺激消费，朱镕基决定让老百姓掏钱买房子。1月份，王石秘密受召入京，进了中南海才知道是朱镕基问他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
1999 庄家“恶之花”
深圳大鹏湾沙头角的那条明斯克号航空母舰，原为苏联太平洋舰队旗舰，退役后被德隆于1999年花1000万美元购入。
华尔街名言：把自己变成野兽，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
曾子墨回忆，1999年她作为摩根斯坦利团队的一员赴新浪谈美股上市合作，摩根斯坦利的高层们对互联网经济一窍不通，在会晤前10分钟恶补了一下。谈判中，新浪谈到战略方向是建设“门户网站（portal）”，一位摩根斯坦利高层低头问旁边的项目负责人：我以为新浪是一家网络公司，他们要门干什么？
携程四君子，沈南鹏是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总裁，梁建章是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季琦办过科技公司，范敏是上海旅行社总经理和新亚酒店管理公司副总。四个人在鹭鹭餐厅边吃边谈电子商务机会，最后从网上书店、建材超市和线上机票酒店服务中选择了第三项创业。
1999年财富年会，参会的GE CEO杰克·韦尔奇对记者表示：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家大都像是在演戏。
《中国企业家》则评论：在美国，能否进入500强可能影响公司股票走向及经理薪金，而对中国企业来说，500强情结包含了企业家的人生价值和民族责任。
2000 曙光后的冬天
中石油与中石化（参考综合信源）
1998年，石化行业实施重组，组建了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集团公司，业务上划江而治，中国石油负责长江以北的业务，中国石化负责长江以南的业务。
由于中国大陆的油田基本都在北方，因此中石油多油田，中石化则多炼油厂，用于冶炼进口原油。
中石油的本土油比中石化的进口油密度低，因此早期同样一吨油，中石油可以比中石化多加30升，这也体现在中石化的汽油更耐烧。
但随着国家标准的不断提升，两家的油品有趋同趋势。
尽管初期规划是划江而治，但双方很快开始抢占对方地盘，争夺加油站资源，在全国布局。同时意图垄断加油站和油气资源，与地方政府利益发生冲突，形成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背后有地方政府撑腰的民营加油站、油田三方之间的竞争。
石化行业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垄断领域的两个变革逻辑：一是“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以市场的名义盈利”，在资源型行业形成国企之间的“内竞争格局”，将民营资本排斥于游戏之外；二是加快资本化运作和与寡头式跨国资本的结合，例如埃克森美孚、壳牌和BP通过战略投资中石化，BP通过两边下注战略投资中石油，获得了进入中国成品油市场的资格。
1998年底，长虹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垄断性采购300万只彩色显像管，以控制核心部件的方式打击竞争对手；1999年又发起价格战，降价10%～20%。
创维黄宏生劝长虹倪润峰：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是先有森林，后有大树。倪润峰则回应：我的观点是，先有大树，后有森林。
结果彩管行业加大产能，继续向其他彩电企业供货，同时走私彩管规模大增，长虹反而因囤货和杀价而元气大伤。2000年，倪润峰黯然下台。
2001年8月，武汉汉阳商场曾论斤卖彩电，每公斤30元，日均销售400台。
中国的彩电业全行业亏损，企业都无力投入研发，于是跟着显像管的淘汰而一起落水沉没。
格力的朱江洪回忆：2000年前后格力、海尔、春兰竞标重庆体育馆中央空调项目，但三家都没有技术能力，都靠向三菱询价。最后格力中标，从三菱买回设备，拆掉商标，再自降100万元给体育馆装上。
2001 入世与出局
时任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在200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礼上的演说：中国企业界在过去制造了很多很有害的词，“资本运营”是其中之最。你在所有的成功企业特别是西方的成功企业词典里，找不到“资本运营”这个词。
杰克·韦尔奇在退休前谈中国：我十年来一直往那儿跑，每次到那儿都会笑话自己上次来时知道的那么少。那个地方这么大，这么复杂。我搞不懂，真的搞不懂。这也许是我要退休的原因——该由别人把它搞懂。
韦尔奇的继任伊梅尔特把GE中国的投资重点从民用产品转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基础工程上，如工业照明、医疗设备、燃气轮机、水电设备、电力输送等项目，这些都是民营资本难以进入的禁地，外国资本获得很好的回报。
中国电信以小灵通业务狙击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提供的移动服务，使用日本人发明并淘汰的PHS流动市话技术，用无线接入方式利用固定电话网提供无线通信服务，吴鹰创办的UT斯达康公司为小灵通提供设备，赚得盘满钵满。
台州人李书福仿造台湾光阳公司的女用踏板摩托车起家，后“产业升级”转向造汽车，生产许可证来自于四川德阳一家监狱的下属汽车厂。李书福注资获得70%股权，然后将汽车厂改名为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998年8月8日，模仿夏利的第一款“吉利豪情”下线，李书福宴开100桌，邀请全国官员和汽车经销商，结果只来了一个本省副省长，90多桌空着。
王峻涛：辞职就是一种业务重启，需要换一种方式做事业。
网络文学网站“榕树下”与德国贝塔斯曼公司谈并购，贝塔斯曼起初的报价是1000万元人民币。谈判间歇，贝塔斯曼的代表偶遇“榕树下”所租办公楼的物管，得知“榕树下”已拖欠几个月的水电费。回到谈判桌，德方马上把收购价格降到了100万元。
所有的成长都必须经历煎熬和历练，危机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吉姆·柯林斯《从优秀到卓越》：卓越并非环境的产物，而是慎重决策的结果。
2002 中国制造
为降低生产成本，美国企业把生产线交给格兰仕代工生产微波炉核心部件变压器，格兰仕则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三班倒完成美方生产任务，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免费使用生产线为自己生产变压器。最后，日美生产线都汇集顺德，格兰仕成为微波炉世界工厂。
牛根生深知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道理。给伊利打工时，有一次公司奖他一笔钱购买高档轿车，他却把这笔钱拆成几份买了低档车分给部下。
冰棒理论：国有资产就是太阳下的冰棒，不把它吃掉，它也会融化浪费掉。
2003 重型化运动
电荒的深层次原因是煤电两大垄断行业从计划调拨向市场定价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反弹，电力部门拒绝高价买煤，结果导致无煤发电。
2004 表面的胜利
中国宏观调控的规律：经济过热造成资源短缺，引发争夺，政府介入，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再分配，期间民营企业往往遭到整肃，负责人甚至入狱。
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宏观调控的教训再一次证明，民营企业家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2000年，柳传志退到幕后，将联想一分为二，杨元庆执掌联想电脑，从事PC业务，包括90%的财产、80%的员工和业务收入，郭为执掌神州数码，从事IT服务。
郭为就是那个想出“人类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广告语的人。
杨元庆一上台就一头扎进互联网业务，结果恰逢互联网泡沫破裂，给杨元庆一个下马威。柳传志及时出马，指导杨元庆赶紧调整，专注PC本业。恰逢IBM战略转型，遂于2004年将PC业务卖给联想。
柳传志2007年才透露，收购IBM一事曾遭到联想所有股东的全票反对。
陈久霖于2004年3月28日得知期权投机出现580万美元浮亏，他没有选择斩仓，而是继续做空。当时正值美国攻打伊拉克，油价上涨，卖空无望，10月3日亏损扩大到8000万美元，陈久霖被迫向中航油集团求救，继续筹集资金补仓，终于11月9日爆仓，亏损5.5亿美元。
对于私企来说，早就应该止损了。但对于国企负责人，亏损580万美元也是下台，何不赌一把，也许可以时来运转挽回损失呢？
王巍描述陈久霖式的国有企业经营者：高度迎合市场需求，积极勾兑政府资源；巧妙利用多种身份获益，刻意回避所有规则；既无视公司治理规则，也回避政府的组织制约；成则安身立命实现个人抱负，败则振振有词地推诿于传统体制的束缚。
用市场动作来绑架政府决策，用政府行为来掠夺市场利益。
利用政府的身份来高屋建瓴地控制资源和割据市场，利用企业的体制来设置无数江湖规则以屏蔽政府的干预。
2005 深水区
2005年6月8日，台湾明基宣布收购德国西门子的手机业务。西门子承担手机部门的5亿欧元亏损，把没有负债的手机业务资产转交给明基，还附送2.5亿欧元现金嫁妆，以及出资5000万欧元购入明基股份，也就是西门子承担了8亿欧元成本，把手机业务送给明基。
第二年9月，明基宣布放弃这块手机业务，明基德国手机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在过去仅仅15个月里，明基注资8.4亿欧元，却收获6亿欧元账面亏损，自己的股价缩水近10亿欧元。
欧洲企业真能亏啊！
复旦大学华生：（股权分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时间最短、进展最顺利、对改革成效争论与分歧最小的重大制度变革。
格力与万科、科龙的公司治理结构很相似。万科原本隶属于深圳特区经济发展总公司（深特发），格力则隶属于珠海特区经济发展总公司。万科通过投靠华润集团摆脱了深特发，格力则一直受到珠特发控制，后来格力空调上市成为格力电器，珠特发则重组为格力集团（类似容声冰箱和科龙集团的关系），格力电器的董事长朱江洪担任格力集团的副董事长，与政府任命的历任董事长关系紧张。
2005年，珠海市政府推动格力电器股改，原意让朱江洪走人。结果所有持股格力的券商都对珠海政府考察组表示希望朱江洪留任。最后资本市场的压力迫使政府让步，任命朱为格力集团董事长、法人代表、总裁和党委书记，全面委以重任。
2006 资本的盛宴
中石化内刊于10月18日报道：当时美国汽油价格相当于4118元/吨，而国内批发价为6585元/吨，比美国油价高59.9%。
当年，财政部向中石油、中石化提供100亿元财政补贴，国资委的解释是：中石化和中石油等大型企业，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很多时候中央大企业为大局而做出了牺牲，知道的人并不多。
2004年11月，移动、联通、电信的负责人换岗任职，国资委对此的解释是：抑制过去几年电信运营商之间愈演愈烈的恶性竞争，从而引导电信运营商之间进行理性竞争，提升国有电信运营商的投入回报。
胡舒立《电信高层“闪电换位”弊大于利》：三大电信或是其他大型国企海外上市，我们都听到一种说法——缺的不是钱，而是机制，上市是为了换回好机制。对内对外，几乎千篇一律。那么，这种机制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此次中国国有大股东对三大电信商强行操作高层互换，整个决策过程并不透明，更谈不上事先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酝酿相商；其手法，显示所有者仍将企业管理者当成可以随意调动的政府官员，对市场通行的“竞业禁止”规定和“利益冲突”概念全无认知，更暴露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激励机制形同虚设，未有生效。如此无所顾忌地“跨越资本市场制约”，所伤害的正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之本。这是一种致命伤，不仅伤害了三大上市公司本身，还会对诸多处于转制过程中的国有企业带来不良示范效应。
2007 大国崛起
开发商降低土地成本的手法：
1、先通过内部渠道了解政府底线和上限，与同行形成价格同盟，由牵头公司竞拍拿地，其他公司合作开发
2、搞定评估部门、招投标审委会，通过招投标评估来排挤竞争对手
3、在城市发展规划出台前抢先圈地
2008 正在展开的未来
1974年10月，癌症晚期的顾准找来“干校棚友”吴敬琏，与他做人生中最后一次长谈，坚信中国的时代必将到来，嘱咐吴敬琏“待机守时”。两个月后，吴敬琏亲手将顾准推入太平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吴晓波：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
产权制度的畸形和体制的落后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完成世界级跨越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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