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10个酒友的故事让你明白美国为什么减税
李炜光、臧建文
有一间酒吧,每天晚上都会有10个酒友相约来此喝酒。他们彼此亲如兄弟,每次消费的总金额固定都是100元。
喝酒是要花钱的,他们没有采用AA制,亲兄弟明算账,对于每晚在酒吧的消费,经过一番商量,采取根据各自家庭经济条件量力负担的办法,其中最穷的4个人不用花钱,其余6个人依据贫富程度分担,依次是第5位付费1元,第6位付费3元,第7位付费7元,第8位付费12元,第9位付费18元,到了第10位,也就是在这群人中最富裕的那个酒友,需付费达到59元。
每晚都到这家酒吧买醉的这10个酒友,大家都满意并习惯于这样的分担模式,直到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为止。那天在结账时,酒吧老板对着众酒友说了一番话,让大家本来平静的心泛起了涟漪,老板说:“考虑到大家都是常客,一直以来都具有良好的信用——从不赊账、赖账,我决定向你们让利,从今往后,你们每晚只需付80元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问题,这10个酒友如何调整分担份额。他们延续了既往量力负担的原则,前4位最穷兄弟不会受到影响,依然免费享用每晚的酒水,但是其余6人该如何分担,或者说,该如何在保证公平的情况下,享受酒吧老板给予的20美元优惠折扣呢?这成为摆在他们中间的一道难题。
他们意识到20美元的优惠折扣如果平均分配,每人将受益3.33美元,如果考虑到之前6人各自承担的费用,第5位及第6位也都可以与前4位兄弟一样,加入每晚免费喝酒的队伍中,如果这样,实际承担费用便只剩下4个人了,如此公平吗?
这时候,正在大家感到懵逼的时候,一旁的酒吧老板提议,还是按照量力负担原则,越穷的人所享受的降幅越大,并给出了一份降费清单,具体如下:
第5位,如同前4位最穷的人一样,今后可以不付费,获得100%的减免;第6位,现在只需要支付2元而非之前的3元,获得33%的减免;第7位,现在只需要支付5元而非之前的7元,获得28%的减免;第8位,现在只需要支付9元而非之前的12元,获得25%的减免;第9位现在只需要支付14元而非之前的18元,获得22%的减免,最后第10位现在只需要支付49美元而非59美元,获得16%的减免。
总之,酒吧老板设计的方案让其中的6个实际付费者都获得了益处——减少了支出,同时,前4位继续享受着免费的酒水,利益的均沾,应该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于是大家握手,相约转天来喝酒执行新方案。
可是,当这十兄弟走出酒吧不远,很快就回过味儿来,开始算计各自的减免比例,越来越声称不合适,竟争吵起来。
第6位说,“我只在20美元降价总额中享受到1美元”,并且指着第10位说,“而他居然获得了10美元减免额度!”
“的确,没错!”第5位说:“我也只享受到了1美元的减免额度,而他的受益却比我大10倍!”
“确实如此!”第7位大喊:“为什么他可以获得10美元让利,而我只获得2美元,最富裕的人拿走了全部的优惠折扣!”
“稍等!”最穷的4个人也站出来,齐声叫道:“我们没有获得任何减免,这个新的分担比例分明是在剥削我们穷人!”
10人中竟然有8个人在抱怨,怒气都发泄在唯一的富人身上,这让第10位最富裕先生感到很沮丧·····终于,第二晚起,他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酒吧,其余9个人坐下来继续畅饮,但是,结账时他们才发现,再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偿付哪怕一半的酒钱——第10位富人依次承担酒费占比分别为59%以及61.25%,其余9人相应承担41%以及38.75%,因此谓均不过半。
这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社会上流传着一则寓言,人们对它的情节和所蕴含的智慧发生了兴趣,议论纷纷之下,亦不乏深层次的分析。此事发生在美国税改的背景之下,颇显得耐人寻味。
寓言中的酒吧即是整个社会的缩影,酒吧的老板是社会中的政府,每晚买醉的酒友是纳税人,他们支付的酒钱就是纳税人交给政府的税。
税,链接着政府与社会,与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税改紧锣密鼓的推进过程中,这则寓言,深入浅出,方便每个人的理解与评说,更利于社会大众的实际参与,其政治问题的游戏化,可见一斑,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相对成熟与文明。
我们不妨管中窥豹,一睹其中关于税的道理:
第一,税收具有交易性。表面看起来税收是强制无偿征收的,但在“经商第一”(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的美国人看来,市场经济蕴含的自由交易、平等互利的观念,在税收中也应该有所体现。
酒吧寓言这个场景,10个酒友每天让渡100元(后来降至80元)给酒吧的老板,从而购买到酒吧的酒水,完成其消费需求,这个持续的交易过程中,酒友们因花钱喝酒买醉得到了满足,酒吧的老板因卖酒赚到了利润,双方的福利均得以提升。
如果将酒水的花费100元(后来降至80元)视为一种税,也就是说,酒吧老板的酒水就代表着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是纳税人以税的形式让渡各自的可支配收入换得的,或者说是购买的,而非酒吧老板以及政府出于恩慈施予的,可见市场的交易主体之间是一种自然平等的关系。不同于国家分配论中的“被分配方”,作为与政府平等交易的买方——纳税人,也可以对公共产品质量的优劣及服务水平的高低,品头论足,所谓“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这是纳税人的专属权利,有利于出售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卖家——政府借此改进。
这也进而演化出,影响后世深远的税收付出者同意原则。如洛克在《政府论》所阐明的“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它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
第二,税收的公平性。早至16世纪,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便注意到作为平等正义代表的税收公平与财富是否相关;18世纪,斯密在《国富论》提出税收四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公平原则,即“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19世纪末,维克赛尔及其弟子林达尔又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考量公平的又一视角:“国家给付个人的边际效用与纳税人损失的财富应当等价”。
在税收体系的构建中,一般根据纳税人承担能力的不同设置相应的税负,即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人税负相对较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税负相对较轻,甚至得到税收返还或社会福利救济,避免贫富悬殊。
在这则寓言中,酒友们每天固定花费的100元酒水分别依据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而相应承担,即使是花费降低至80元时,酒吧老板的建议也依据此原则没有改变,最富裕的第10位先生每次支付的费用最大,且占总花销的比例过半,即贡献着最大额的税收,而其他九兄弟,随着经济状况的下降,其所承担的税负比例也依次下降,相对穷的4位酒友(后来增加至5位)则免于付费。
第三,保护企业家精神及才能。由于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信息完全、偏好及信息给定)与关注重点(仅在意均衡、稳定而非发展、变化)的局限,使得企业家这一变化的世界里依靠想象力、创造力做出决策的角色,长期被忽视[11],而在现实中,也往往被包括学者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误解,甚至敌视。具体到减税,这一红包该如何相对公平的分配,如何调整适用于作为财富拥有者的企业家税负,也成为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难点。
表4展现了依据量能负担原则下的两种评估视角,第一种是以“受益绝对值占总量比例”的方法,即在20元的优惠折扣中,最富裕的阶层占10元,即50%,其他各个阶层占比反而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下降;第二种是“减幅”方法,即与自身原有支付的费用相比的下降幅度,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在20元优惠折扣影响下,其所享受的降幅越大。
寓言中的其他9个酒友,偏激地选择第一种方法,导致了富人实为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角色无奈之下转移到“外国酒吧”去喝酒,最终结果是这9个酒友只好自己去承担他们的酒钱。
寓言的续集,很有的可能是:九兄弟如果想继续喝酒,并保持原有的消费量即福利水平不变,那么每个人都将付出比之前更大的代价,才能维持酒吧老板规定的80元固定价格。不难推断,如此一来,尽管是总量减税了,但是这些人的税负,将比此前陡然上升。
收入水平最高的阶层贡献着当期社会最大的税收收入,而企业家群体作为高收入的阶层,是投资者和创新的推动者,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更重要的,也是就业岗位的提供者,亦是政府税收的主要贡献者,这些方面,理应得到社会其他阶层应有的尊重与认可。
在上述模拟的减税大礼包中,从“受益绝对值占总量比例”来看,企业家群体居于最高,其作为富有阶层,考虑到一直贡献着税收的绝大部分,因此,享有最大的减税占比,本也无可厚非。从“减幅”来看,企业家阶层享受的比例反而最小,从“付费比例”的前后对比来看,企业家阶层是唯一一个负担比重不降反升的群体,而这些方面,往往是其他社会阶层所忽视的。
回到特朗普税改,惠及企业家的方案主要有两个:一是大幅降低企业税率,减少投资成本,增加企业家利润所得,另外便是鼓励海外万亿利润的回流,包括属人原则改为属地原则,简化境外所得税制,旨在提升美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借此吸引最富裕的那个“酒友”重返酒吧。
为了保护企业家才能及创新,特朗普还特意将2017年11月作为“国家企业家月”,以激励并保护企业家的创造活力,并做出承诺道“我的团队坚持不懈致力于废除非必要的管制束缚,并为营商及资本构建一个更为简化、公平的税收制度。”
保护企业家精神,争取在激烈税收竞争中的国内外企业家投资,从而带动当地就业乃至居民家庭收入的提升,这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减税的魅力,便也蕴含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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