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十年流落，浙大跻身民国四大名校
聂作平 南方周末
1 天目山中，格物致知
入秋后的杭州终于变得凉爽了。清晨五点半，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年多的竺可桢在女儿的咳嗽声中醒来。刚过七点，他就和几名部下一道，坐学校的公车赶往郊外。途中，他买了一份《东南日报》。报上的一条消息使他神情凝重。消息说：昨天，九十多架日军飞机空袭南京，下关电厂、中央广播电台等重要单位均被炸毁。
这是1937年9月26日，星期天。两个月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大片国土沦陷。与杭州近在咫尺的上海，此时中日双方投入了超过100万的军队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恶战。
如果不是战争，初秋的杭州是一年里最美好的季节，就像白居易怀念的那样：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竺可桢一行要去的也是山寺。不过，他不是去寻桂子，也没心思看潮头。他要为岌岌可危的浙大寻找一个安全的办学地点。战争迫近，时局动荡，偌大的杭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他领导的浙江大学，必须向西部迁移。但到底迁往何方，又将迁移多久，竺可桢也没底。在天崩地坼的大动乱与大变局面前，任何提前的人设都是那样苍白无力。
一年前，通过陈布雷和翁文灏等人力荐，时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和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在蒋介石答应保证预算、校长有用人自由和不干涉校务的前提下，竺可桢同意出任浙大校长。不过，竺可桢向陈布雷表示，他的任期只有半年，至多一年，待浙大走上正轨，他仍回去当他的气象所长，搞他的气象研究。
竺可桢没想到，他的浙大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将有10年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他同样没想到，筚路蓝缕的流亡办学，竟使他接手时的二流地方大学，化蛹为蝶地跻身于一流大学行列。
几年后，当原本布局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大学，化整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时，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了。后来，他充满敬意地写道：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李约瑟甚至断言：这就是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要去杭州郊外西天目山中的禅源寺。70天前，在江西庐山，竺可桢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国是谈话会。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战宣言》。随后，多所高校校长与政府官员一道，研究了战争时期各大学的迁移安置。即将被战火波及的浙大，必须迁移，但迁往何处，尚无定论。
西天目山中建于清代的禅源寺，首先接纳了浙大210名新生。竺可桢匆匆前往，就是为了检查是否准备妥当，能否正式上课。检查结果，竺可桢很满意。第二天，这批浙大新生就在禅源寺开学了。一边是出家人的暮鼓晨钟，一边是读书人的格物致知，出世的梵音与入世的书声和谐地交织在鸟鸣与泉咽中。
由于距杭州城有百里之遥，且处于茫茫林海中，禅源寺设施简陋，人烟稀少。上课的教师只能和学生一样，居住在寺庙或寺庙周围农家。但劣势也是优势：这远离尘嚣的深山，除了有清静的读书环境外，师生朝夕相处，行止接近，教师授业解惑和学生请教询问比任何时候都更方便。
竺可桢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推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导师制的最大特点在于，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专业，还要指导他们的人生。尽管早在14世纪，也就是元明之际，牛津大学就实行了导师制。但1937年秋天，在杭州禅源寺，浙大迈出了中国导师制的第一步。
一个月后，竺可桢又一次来到禅源寺，这一次，他作了题为《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讲。他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毅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话，就算满足。
至于他十分看重的导师制，“实施以来，颇著成效”。他在日记里总结说，“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如昨星期日，天气既值秋高气爽，导师与学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随着淞沪会战结束，杭州沦入敌手已是早晚之事。浙大西迁，终于从一年级新生暂留天目山，变为全校性的大撤退。
2 彼时富春江
富春江是一条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河，南朝人吴均赞美它：“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路就是从富春江开始的。几十年后，当我坐着游船行驶于富春江上时，两岸青山叠翠，城镇相望，江水丰沛绵长。但70年前，行驶在江上的浙大学子却完全没有这样的诗情画意。尤其是当船只进入富春江上游的新安江一带时，山峰耸峙，江面变窄，恰好又逢枯水，行驶十分艰难。有一个班的船在遇到浅滩搁浅时，全班男生只好下水拉纤。
在迈出西迁第一步时，竺可桢考虑得很长远：鉴于武汉、重庆和长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机关、工厂和高校迁入，运输困难、供给困难和住宿困难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因而，他的意见是搬到西南内地较为偏远的小城甚至乡村。至于第一步，他选定了富春江上游的建德。
浙大在建德停留了39天，这座小城破天荒地有了一所来去匆匆的大学。小城居民只有1万，而浙大师生就有1千多，大街小巷，都能碰到浙大师生。时人都称建德是大学城。
竺可桢喜欢摄影，每到一地，总会拍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公务之余，他用镜头记录了这座宁静的小城。其中一张照片上，牌坊高大，一群穿长袍的人匆匆而过，一条黑狗好奇地回头张望。很多年后，当我徘徊在建德街头时，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仍保存有不少牌坊，只是，我却没法辨认出，哪一座是竺可桢曾拍摄过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到建德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1月17日，竺可桢发现400余箱仪器和图书没能一同搬走。于是，他当即带了十多名员工，分乘两辆车返回杭州。此时的杭州正值陷落前夜，风雨飘摇，一夕数惊。竺可桢身为一校之长，似乎用不着如此亲力亲为，但他刚入主浙大时的演讲，则表明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大学最重要的是教授和图书、设备。
3 赣江边上浙大堤
1937年11月20日，竺可桢在广播里听说国民政府已迁重庆。同时，日军占领苏州，逼近嘉兴，建德已非久留之地。于是，第二次迁移开始了。这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
迁往泰和，是竺可桢此前与有关方面协商的结果。但实际搬迁时间却比预定提早了许多，泰和的校舍根本没法入住。不得已，只得暂时搬到泰和附近的吉安，因为当浙大到达吉安时，吉安的几所学校正在放寒假。
江阔水深的赣江从吉安城中流淌而过，水势渐缓，江心形成了一个长1500米、宽500米的小岛，它的名字叫白鹭洲。当我顺着路人指点，驶上吉安大桥时，夕阳下，我看到在我右侧的江心，一座绿意盎然的小岛，如同一只巨舰。白鹭洲在吉安家喻户晓，早在八百多年前，洲上就建起了后来闻名遐迩的白鹭洲书院。书院在创办15年后的一次科考中，竟有39人同中进士，其中一人高中状元，他就是文天祥。
如果说从杭州本部或是禅源寺迁往建德只是一次短途旅行的话，那么从建德迁往吉安却是一次充满危险的长途跋涉。幸好，此时的浙大师生已有了一定的迁移经验。上千名师生及家属水陆并进，分三批进入江西，约定一周内在当时的铁路枢纽玉山会合。学校在沿途的兰溪、金华、常山、南昌和樟树设立中转接待站。至于校长竺可桢，他坐镇玉山，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寻找车辆。
从建德到吉安，公路和铁路距离是七百多公里。浙大师生于1937年12月24日，也就是杭州沦陷那天出发，直到次年1月20日春节前才踏上了江水环绕的白鹭洲。25天里，每天只能行进不到30公里。其中的艰难曲折，当年的亲历者后来回忆说：“有的学生去通过关系交涉而能够和运兵车随行，有的则沿铁路步行安步当车，有的人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
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吉安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西子湖畔时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
对校长竺可桢来说，在吉安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还不到18岁的长子竺津，执意要报考军校，以便抗战卫国。竺可桢不忍年幼的儿子投笔从戎，然而就像他在日记里说的那样，“余亦不能不任希文（即竺津）去，但不禁泪满眶矣。”
临行前，竺可桢为儿子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留短发戴眼镜的竺津满脸稚气，面色忧伤。如果不是山河破碎，他本该在课堂上用功，在校园里发生一次刻骨铭心的初恋。
可桢/图）
吉安停留两个月后，泰和校舍终于建成。两地仅距40公里，只不过，与吉安相比，泰和是完完全全全的乡村。破旧，凋敝，人民面有菜色，患癞头和大腹病者比比皆是，儿童普遍发育不良，他们瘦小的骨骼和又尖又细的脑袋令竺可桢十分惊异。
浙大在泰和的校舍，位于上田村的大原书院和华阳书院等地。大原书院是校总部，从竺可桢留下的照片看，那是原野上几栋围合在一起的老式建筑，春天的油菜花与萝卜花同时盛开，一直开到书院的围墙下。如今，这里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园。围墙下，一株高大的柏树枝繁叶茂，那是竺可桢当年亲手种下的。
经一位当地青年的指引，我在泰和上田村的江边寻找到了一座码头。赣江滚滚北上，在泰和境内，冲积出大片平原。每到雨季，江水泛滥，上田村的几乎所有民房，都会泡在水里。当浙大师生到来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上一年洪水在墙上留下的印痕。既然年年都要遭水淹，为什么不修大堤呢？说白了，就是穷，没钱。
崇文重教的背景下，一个大学校长是有话语权的。通过竺可桢牵针引线，江西省水利局和泰和县、浙大三方决定修筑防洪堤。地方出钱，浙大出技术。为此，浙大成立了由竺可桢任主任的堤工委员会。土木系的学生正好学以致用，在教师指导下测量和设计。
两个月后，一道防洪大堤出现在上田村的赣江边。次年，当洪水再度来袭时，上田村的民居和农田第一次安然无恙。为此，当地人把它称作浙大防洪堤，而江边那个码头，自然就叫浙大码头。
只是，此时的浙大师生早已远去，流亡的道路还在脚下向着渺不可知的前方继续延伸。
4 宜山宜水不宜人
随着马当要塞失守，南昌危急，泰和也将不保。这时，教育部指示浙大迁往贵州安顺。但经过考察，竺可桢认为安顺路远难行，浙大的大批图书和设备难以运输。几经比较，他决定迁往广西宜山。
浙大西迁途中曾落脚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把当年这段往事当作了本地的荣耀。在宜山――如今已更名宜州区，是广西河池市属地――我看到一尊竺可桢塑像，塑像矗立的广场，就叫浙大西迁纪念广场。高大的榕树下，一群老人在跳舞，几个孩子在做游戏，如今宜州的美好宁静恰与昔时的荒凉贫困形成鲜明对比。
竺可桢留下的照片上，以绵延的群山为背景，起伏的浅丘上，整齐地分布着几列低矮的房屋。时过景迁，80年后，当我前去寻找它们时，我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的痕迹了。在清代，这里是一座军营，称为标营。上世纪，成为一家部队医院的院址，后来，医院搬迁，偌大的院子沦为废墟。如果不是铁门前那对石狮子曾进入过竺可桢的镜头，我无法确认这就是曾经的浙大校园。翻过不高的铁门，我在一株大树下找到了竺可桢所立的《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石碑。根据碑文记载，浙大师生在此盘桓了一年半。
亚热带气候的宜山迥异江南，历史上，曾是流放犯人的烟瘴之地，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北宋诗人黄庭坚就曾流放到此，并在这里去世）。疟疾给了远来的浙大师生一个下马威。到宜山不及一月，张荩谋教授的侄女便因疟疾去世。第二天，竺可桢在日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日来校中患恶性疟疾者日多，昨下午四点张荩谋之侄女病殁，学生中患此症者已有十余人，女生庞曾漱几于不起。同事中张孟闻近亦发热，家族中则有卢亦秋一子、一侄，俞锡荣、孙沩，刚复之侄媳。此病初起时即发高热，到39.5或40.0，一二日后稍退又发，或竟不退，三日即不起。”
浙大在宜山停留的一年多，对浙大师生来说，疟疾的肆虐、物质的匮乏和日机的轰炸固然记忆深刻，但真正影响至今的，却是在宜山期间，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在宜山期间，竺可桢进一步深化了求是的内涵。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这个共同点。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所谓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
求是校训的提出，意味着浙大要培育的不是只精于某一门类某一技术的专门人才，而是要培养具有“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的全新的通才”。这一点，和竺可桢的另一句话可互证：偌大一个大学，只注重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而缺乏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学生的思想就难取得融会贯通之效。
1940年初，随着北部湾失守，浙大第四次迁移。这一次，他们来到了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湄潭和湄潭下属的永兴。在那里，七年时光弹指一挥，他们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浙大华丽转身的新生。
北京中关村一套非常普通的住宅里，我见到了竺可桢的儿子竺安先生。年过八旬的竺安清瘦文静，看上去和竺可桢有几分神似。竺安为我展示了一大沓略微发黄的老照片，它们都出自竺可桢之手。其中一张照片上，竺安和他的姐姐竺梅悲戚地站在一座坟前。坟里，长眠着他们的母亲张侠魂。如果说西迁之路有什么最令竺可桢痛心疾首的话，那无疑就是在泰和时，他的夫人张侠魂和儿子竺衡的去世。
马当要塞失守后，泰和已属险地。为此，作为校长的竺可桢前往广西勘察新校址。1938年7月23日，考察途中的竺可桢接到电报，催他速归。7月25日黄昏，当竺可桢回到上田村时，他看到几个儿女站在大堤上，眼巴巴地盼他回来。竺可桢一眼发现，儿女们少了一个，那就是竺衡。他问竺梅，竺梅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却让竺可桢如同五雷轰顶：没得了。
不仅14岁的儿子“没得了”，同时，夫人张侠魂亦已病入膏肓。母子俩同一天起病，患的也是同一种病：噤口痢。也就是痢疾。在今天，痢疾是一种很普通的、根本不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但在缺医少药的七十多年前，夺人性命却如秋风扫落叶。
竺可桢四处求医，为张侠魂灌肠、打点滴，甚至服用中药。然而，一切努力终是徒劳：8天后，张侠魂去世。十来天里，竺可桢竟痛失两位亲人，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就像他在随后的日记里感叹的那样：“近来早稻均在收获，田亩中景色甚佳，但值此国破家亡、对此大好河山，不能不作楚囚对泣之象也。”
时局却不允许竺可桢有余暇悲痛。安葬了张侠魂后，浙大师生分批前往千里之外的宜山。竺可桢走得较晚，9月17日，他带着孩子们来到张侠魂和竺衡坟前，与亲人告别。从此，竺可桢再也没回过泰和。岁月流转，人世板荡。后来，那两座小小的坟茔渐渐被人遗忘。2008年，当地多方调查，找到了一座疑似墓。在征得竺安等人的同意后进行清理，在坟中，找到了竺可桢当年为妻子陪葬的一支威迪文钢笔，从而得以确认。
顺便说，出身名门的张侠魂颇具胆识，她是我国第一位乘坐飞机的女性，曾因飞机失事受伤。竺可桢在犹豫是否接任浙大校长时，张侠魂的劝说非常有见地，她说：正是因为大学风气不好，你更应该义不容辞。只有像你这样的学者，担当校长重任，才有可能改变大学风气不好的局面。
5 湄潭谜语：王淦昌放羊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是小小的寂寞的城。”走在湄潭街头，不知为什么，我老是想起郑愁予的这几句诗。虽然他写的并不是湄潭。
3月，黔北小城湄潭以阴以雨，加上小城中几匹起伏的山峰都顶着满头翠绿，小城显得更加宁静，幽深。我冒着细雨来到湄潭文庙，这里如今是浙大西迁纪念馆，也是我看过的和浙大西迁有关的遗址或纪念馆中规模最大、最成体系的。
湄潭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湖南两省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纬度低，海拔高；与宜山比，这里不仅气候更宜人，物产也更丰富。前往湄潭考察期间，竺可桢吃到了当地特产的大米：茅贡米。这种品质优良的大米在明朝时曾是贡品，竺可桢赞不绝口，称它是黔中之宝。
为了迎接浙大，湄潭官方和民间都显露了十足的热情，甚至还成立了专门机构，并在房屋上作了安排：湄潭初中、男子小学和女子小学让出部分校舍，党部从文庙迁出，常备队从贺家祠堂迁出，以此确保浙大师生有足够的地方。
由于种种原因，浙大没有全部迁入湄潭，而是一部分迁到遵义，一部分迁到湄潭及湄潭下属的永兴镇。
如前所述，迁校之初，竺可桢就确定了浙大不迁大城市，而是尽量迁小城市甚至乡下的原则。一则，可以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二则，能够降低师生的生活成本。但是，即便如此，浙大同样遭受了日机轰炸，如在宜山，大片校舍就被炸为瓦砾。此外，至于生活成本，随着浙大师生及家属上千人的迁入，以湄潭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为例，物价同样上涨厉害，师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箪食瓢饮。
浙大学生几乎都来自沦陷区，大多数学生与家中的联系久已中断，无法获得经济上的资助。幸好，政府向他们提供了贷学金，金额虽不多，尚能保证吃饭。当然，前提是吃得令人心酸。在湄潭和永兴，流传着浙大学生关于吃饭的两点经验之谈：蜻蜓点水、逢六进一。
当时，浙大学生十人为一桌开饭，饭管够，菜却只有一菜一汤，因而那碟用来蘸菜的盐水就十分珍贵。每个人蘸菜时，只能在碟子里蜻蜓点水地点到为止，如果来回滚扫的话，三两下就蘸光了，势必为同桌所声讨。这就是蜻蜓点水。逢六进一则是说，要吃六口饭，才能吃一口菜，否则菜就不够了。
在湄潭浙大西迁纪念馆的藏品中，一盏高脚油灯引起了我的注意。浙大来湄潭时，湄潭甚至遵义都尚未通电，照明所用，全是桐油灯。桐油灯不仅光线微弱，而且发出浓烈的黑烟，在灯下看书一两个时辰，擤出的鼻涕竟是黑色的。
有天晚上，训导长费巩到学生宿舍巡视。费巩问一个凑在桐油灯前的戴眼镜的学生近视多少度，学生懊恼地说，原来800度，现在更重了。
费巩很痛心，他想为学生们做点什么。几经研究，费巩改良制造了一种更明亮、油烟也更小的铁皮灯。他把设计图纸送到洋铁铺，制作了800盏送给学生们；后来，整个湄潭城都用上了这种灯，人们把它称为费巩灯。
费巩在应竺可桢之邀出任训导长时，他的要求有两个：第一，不加入国民党；第二，不领训导长的高薪。几年后，费巩因倡导民主宪政，被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暗杀，尸体推入镪水中化掉。
湄潭就像西南地区的大多数城镇一样，遍街都是茶馆。为此，有的浙大学生选择到茶馆读书。
到茶馆读书的学生中，有一个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胖乎乎的，有点婴儿肥。每天晚上，他总是夹着书本到同一家茶馆。茶馆坐满茶客，他就找个空位坐下来。虽然不知名姓，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流亡的浙大学生。后来，老板娘看到他来了，总是给他泡一碗茶送过来，照例不收茶钱。茶馆虽然喧闹，毕竟有桐油灯可以读书，并且，从老板娘那碗免费的清茶里，还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谁也没有意料到的是，仅仅16年后，这个坐在茶客中间默默读书的小青年，竟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是李政道。多年以后，李政道回忆起当年独自逃离故乡前往湄潭就学的情景，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李政道入浙大时只有17岁，原本就读化工系，在时任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的影响下，转读物理系。一度，他打算像竺可桢的儿子那样投笔从戎，束星北认为李政道有物理天赋，日后必成大器。全国那么多青年，谁都可以当兵，惟独李政道不可以。当时，束星北在重庆出差，生怕李政道一走了之，着急地发电报给王淦昌，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李政道拦下来。
李政道在浙大只读了一年，对这一年的影响，许多年后，名满天下的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3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学生生活艰难，教授生活同样窘迫。
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王淦昌家有八口，为谋生计，他的夫人养鸡喂鸭，甚至，还养了一头羊。不想，有一天，这头羊竟丢失了，王夫人哭得非常伤心，整个浙大都知道了此事。不久，这只羊居然找回来了——其实，这只羊根本不是王夫人养的那只，而是浙大师生凑钱另外买的。
以后，当王淦昌到位于郊外的实验室工作时，他一定会细心地牵上那头羊。羊在门外吃草，他在实验室工作。这一年，浙大举办迎春晚会，晚会上有一个谜语，谜面：王淦昌放羊。谜底：一举两得。
然而，回首往事，王淦昌记住的不是湄潭的困苦，而是困苦中的求索与坚持：“湄潭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我和苏步青、谈家桢、束星北、贝时璋等同志的一批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那里作的。”
卢鹤绂与王淦昌很有缘，他们既是同事，又是同行，还是邻居，共住在湄潭的一栋破旧老屋里。1945年夏天，漫长的抗战即将以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的前夜，卢夫人生下一个男婴，取名永亮。那一年，恰好卢鹤绂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论文《从原子能到原子弹》，双喜临门的卢鹤绂对夫人说，是湄江水养育了我们，亮亮的小名就叫湄儿吧。很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湄儿沿着父辈当年的西迁路线回溯，一直回溯到湄潭。深受感动的他联合多位在湄潭工作过的老教授的子女，上书中央，希望将湄潭县浙大西迁旧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两年后，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中，湄潭浙大旧址榜上有名。
数学家苏步青也是一家八口，和王淦昌一样属于人多钱少的困难户。他与生物学家罗宗洛一道，两家合住在一座破庙里。很多时候，苏步青家中只能以地瓜蘸盐水作主食。有一天，他突然把几个学生叫到家，拿出一包衣服，请学生们帮他卖掉。他身为教授，委实拉不下面子街头叫卖。
王淦昌家搞养殖，苏步青家搞种植。苏家居住的庙前有不少荒地，农民世家出身的苏步青在那里开出了一片菜园子。后来，他的菜园子里的蔬菜不仅自给有余，还偶尔卖给城里的餐馆。对这种艰难度日的种菜生涯，苏步青赋诗云：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曲渠疏雨水，密栅远鸡豚。丰歉谁能卜，辛勤共尔论。隐居哪可及，担月过黄昏。
尤值得一提的是，在湄潭期间，苏步青白天上课种菜，晚上就着油灯下写作，几年之间，竟发表论文31篇。那时候，权威的《自然》杂志，经常收到中国学者的投稿，信封上的地址就是：浙江大学，湄潭，中国。
至于校长竺可桢，他既要为整个浙大操心，也得为小家庭考虑。张侠魂去世后，他继娶陈汲，陈汲乃陈源，即与鲁迅打笔仗的作家、翻译家陈西滢之妹。婚后，生子竺松。一家数口，嗷嗷待哺。最艰难的1942年，竺可桢发高烧，拉肚子，生疹子，手脚冻伤；陈汲和竺梅、竺松也先后生病。竺可桢每天的早餐是一碗稀饭和一小碟盐水蚕豆。最艰难时，他不得不将早年购置的皮大衣卖了补贴家用。
令人感动的是，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清廉与敬业：据詹锳先生回忆，1940年底，友人介绍他到浙大任讲师。当天正值大年初一，詹英以为竺可桢不会来上班。但当他来到校本部时，竺可桢一个人正在忙碌。在竺的办公桌上，有两种信封和稿纸，如系公事，就用公家的，如系私事，就用私人的。
6 湄江茶田结诗社
结束了在永兴的寻访返回湄潭时，我驱车去了一个叫中国茶海的地方。登高远眺，四周浑圆的山坡上，漫无边际的茶树成行成列地铺向远方；细雨如丝，正是即将采摘每年里最重要的明前茶的时节，我闻到了漫山遍野的茶香。这个如今已成为观光农业景点的面积巨大的茶场，如果追根溯源，它的源头在另一座山，那里，依然和浙大有关。
湄潭城边，与市区一水之隔的城南，一山绵延而过，山上青翠欲滴，全是一垄接一垄的茶树。那座山叫象山，浙大西迁期间，因缘际会，这座明清时就建有茶园的茶山，成为中国现代茶叶规范化种植的开端，被誉为中国现代茶业第一山。
抗战时期，随着东南沿海各口岸被日军占领，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产品茶叶无法外运。从长计议，国民政府打算在西南山区建立茶叶科研生产基地，以便随着西南国际通道——史迪威公路——的开通而恢复出口，以换取急需的资金。浙大落户湄潭前夕，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派出专家考察了云、贵、川多个茶叶产地，最终，决定将中央实验茶场选址湄潭。
1940年初，当浙大正为迁到湄潭紧锣密鼓作准备时，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成立，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刘淦芝任场长。4个月后，浙江大学农学院迁到湄潭。一方面，茶叶是农业的重中之重，不仅农学院学生需要到茶场实习，农学院的一些毕业生，也应聘到茶场工作。另一方面，浙大有人才和器材优势，茶场有场地和资金优势，于是乎，强强联合成为必然：刘淦芝担任茶场场长的同时，还被聘为浙大农学院教授。浙大帮助茶场分析茶叶理化指标，参与茶树病虫害调查，并共同创办了西南最早的职业学校。
在青碧的湄江之滨，一座绿树覆盖的山上，立着一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壶，它意在向每一个外来者表明，湄潭是一座茶城。就在与茶壶一江之隔的对岸，我寻找到了几栋已成危房的老建筑，它的名字叫万寿宫。这就是曾经的实验茶场场部，也是浙大研究生院所在地。
作为实验茶场与浙江大学的纽带，刘淦芝是一个灵魂人物。70年前，在万寿宫，刘淦芝完成了中国最早的茶树害虫调研报告和中国首部中英文对照的《世界茶树害虫名目》，并撰写了《中国近代害虫防治史》。在他指导下，浙大学生寿宇历时3年，对湄潭茶叶产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写成《湄潭茶产调查报告》。今天的湄潭成为国内重要的茶叶产地，湄江翠芽和遵义红成为名牌，可以说，如果没有浙大，也就没有今天。
比较有意思的是，照片上西装革履的刘淦芝，他的留美背景和昆虫学家身份，都与他的业余爱好显得很有些格格不入。原来，刘淦芝闲暇时，常邀浙大教授苏步青、江问渔等人到风景优美的茶场品茗。他们品茗时，谈论的最重要话题竟然是：诗词。这一群术业有专攻的大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旧学功底，都喜欢吟诗作词。为此，1943年，他们在湄江边结成湄江吟社。人称九君子的9名社员，当年聚会8次，创作诗词258首。
与今天的人才日趋专业不同，民国时期，大多数从事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对传统诗词书画都有一定造诣。像身为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的竺可桢，他的旧体诗同样写得相当不俗。
湄潭城边有一座西来庵，那里是湄江吟社的聚会地。我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走近它时，我看到，那是一座突起于田野中的并不太高的小山，山上林木幽深，黄瓦红墙显示佛家的远离尘世。红墙之下，就是连绵的稻田和茶山，一条清澈的小河斗折蛇行，从农家院落里传来隐约的鸡犬之声。一切，依然如同七十多年前那样纯朴而静美。
7 文军西征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遵义和湄潭，浙大师生欣喜若狂。他们明白，流亡的日子即将结束，他们很快就会回到久违的西湖之滨。
从1937年跨出西迁第一步，到1946年返回杭州，浙大的流亡办学几近十年。这是山河破碎的十年，物力维艰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出人意料地从一所地方大学，成长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之一。西迁之初，浙大只有3个学院，随迁学生460人；十年后，它发展成有7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学生增至2200余人。据1989年统计，当时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将近300人，其中有27人曾在浙大任教，有40人是浙大毕业生，而这67名浙大师生中，超过80%的人参加过那场被誉为“文军西征”的浙大西迁。
在湄潭浙大西迁纪念馆，我看到一张黑白老照片，那是浙大文学院一次活动后的留影。如果不借助说明，我不认识上面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想必都已离开人世。尽管他们长相各异，男女有别，但有一点却惊人相似，那就是他们的表情。他们面色平静，既没有大喜，更没有大悲，你甚至很难想象，这是一群面临强敌入侵，大多人的故乡业已沦陷，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苦难中的学人。或许，只有内心强大的自信，才能带来表情的从容和淡定。
国难当头，弦歌不绝。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为什么能以中国的胜利告终时，除了诸多政治原因、军事原因，我想，浙大师生那种来自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坚守，也是原因之一。
离开湄潭那个傍晚，夕阳在山，天空又下起了细细的春雨。这种景象，苏步青在词中描绘过：“细雨春回溪畔草，斜阳红入墙头杏。对空山寂寂鹧鸪啼，行人听。”小小的湄潭城，打下了隆重的浙大烙印，诸如街巷和学校的命名：可桢路，浙大北路，浙大南路，求是路，浙大小学，求是中学。这座深藏于千山万壑中的小城，浙大在此的6年，是它最值得骄傲的往事。对浙大来说，湄潭的接纳，使它在艰难岁月里逆风飞扬，终成名校；对湄潭来说，浙大的到来，为这座闭塞落后的小城吹来了现代文明的新风。
竺安先生告诉我，他在湄潭生活了6年，在那里读完初中和高中，并在浙大回迁那年考入浙大化学系。七十多年后，年过八旬的竺安先生曾经重访湄潭。在湄潭，他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那栋古老的楼房。在一段视频中，我看到，竺安先生坐在楼前，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追怀中。其实，旧时光所收纳的，不仅是竺安先生的个人记忆，更是一所大学、一个国家、一种精神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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