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西南联大：真实的青春记忆
刘周岩
昆明图景
1942年，昆明，文林街整条街上全是茶馆。前来光顾的几乎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茶馆的墙壁上挂着几个大字：“闲谈莫论国事。”学生们做什么的都有，人声鼎沸。一会儿从打桥牌的桌上冒出来“just make”“他妈的”，一会儿从闲聊的座位上冒出来“四大家族……”“孔祥熙，飞机运洋狗！”“朱家骅，什么玩意儿！”。还有几桌是谈恋爱的情侣。
哲学系学生张世英走进一家茶馆，要了一壶茶，摊开书和笔记本，开始了一天。这天他带的是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这是他转入哲学系后认真读的第一本原著。他念这本书入了迷，发现千言万语集中在一句话：“存在就是被感知。”张世英忽然觉得“很好玩”，“我对茶馆里的喧嚣声、议论声都置若罔闻，也似乎是，既然我不去感觉它们，它们也就都不存在了”。茶馆读书由此获得了理论依据。
75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茶馆情形，张世英仍然记得一清二楚。“早晨一起床，吃过早饭，就夹着书本到文林街‘泡茶馆’，一杯茶从早上八九点‘泡’到12点，然后回食堂吃午饭，午饭后又去‘泡’，晚饭后又去，一天‘泡’三次。”联大校友汪曾祺毕业50年之后也写了一篇《联大忆旧——泡茶馆》，一一细数了各家茶馆的掌柜和经营特色，可见记忆之深。
以茶馆为学习和社交场所，看起来自由随性，实有无奈的成分。图书馆座位极度匮乏，寝室里则因为昆明电力不足而光线昏暗，大家除了茶馆无处可去。这所战时情况下的特殊大学，物质条件可谓艰苦。机械系校友吴大昌记得，北平的清华体育馆有热水淋浴，更衣柜配备密码锁，与现代体育馆几乎无异，到了昆明，就只能在土操场上跑跑圈打打篮球了。
算学系（数学系）校友万哲先印象深刻的是上课时的“味道”。“数学系对面就是敞开的厕所，一刮风，教室里马上就能闻到味道。”上学期间，万哲先的宿舍还发生了多起“铺盖失窃案”，有同学睡着觉身上的被子就没了。“宿舍窗户是纸糊的，小偷弄破之后，用钩子一钩就把被子偷跑了，最后也不知道小偷是谁。丢一套铺盖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是不小的损失。”
环境虽然困苦，但并不影响在这所充满活力的大学中同样有丰富的校园生活。因为教室及宿舍为多方租借、拼凑而成，加之学生活动范围广泛，就有了“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的说法。天津来的外文系学生杨苡享受着悠游闲逛的自由。“昆明的云、树、山和水，西山上的‘龙门’，‘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租界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联大师生还常光顾南屏大戏院看外国电影，因不满意翻译粗糙而亲力亲为，外文系教师吴宓由此译出《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经典译名。
最受欢迎的地方是翠湖，是联大师生共同的美好回忆。起初本地人看不惯学生情侣在湖边谈情说爱，还曾抛石子抗议，没过多久，昆明本地年轻人也如此效仿了。张世英和夫人此后一生在北大工作，被问及翠湖和未名湖哪个更美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然翠湖更美！”
今日大学生的小聪明，也都存在于昔日的联大。“清华体育之父”马约翰主持联大的体育课，偷懒的学生不在少数，不少人在跑步时躲在树后以“逃圈”。一次，领跑的老师忽然转身，发现全班同学都不见了。另有很多同学慕名去听陈寅恪的课，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然而并不能听懂，往往过了学期前一两节课之后，教室也就空了大半，只剩下少数真正听讲的学生。
联大的特别之处，在于特殊背景下全校患难与共，由此而造就的尤为亲密的师生关系，这也为校友所深深怀念。
杨苡和几位同学一度和沈从文、朱自清、杨振声等老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大家相互串门，无长幼尊卑之分。沈从文知道杨苡爱好写作，常为她引荐来找自己的访客。“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徐芳！你这个小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漂亮！”“杨小姐，来见萧乾了！”……这并非个例，据校友回忆，闻一多给学生的题词也都称呼“某某兄”。此种融洽场面的另一原因在于，当时联大的教师都非常年轻，能够与学生亲近。1938年联大开学时沈从文36岁，闻一多39岁，钱锺书28岁，人们印象中一向是胡须全白的冯友兰当年也才43岁。
这样一所学校，环境优美、人数不多，师生亲密无间，偏居一隅而构成关系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从形式上看，或许更接近今日西方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而非动辄数万人规模但人际关系高度原子化的研究型大学（University）。不过正像西南联大研究者、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John Israel）指出的，尽管西南联大确实在形式上更接近教学型学院，但它有着远比单纯的教学型学院更深远和沉重的身份：它是危急时刻组建的国立联合大学。
战争来临，侵略者必定要控制乃至断绝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西南联大和其他高等院校承担的使命就是绝不让他们得逞，要把独立自主的学术和教育延续下去。
进入1935年，北方的大学就已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清华1935年斥巨资在长沙修建校舍和研究所，同时叫外出实习的师生不要再把仪器设备带回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京津大学南迁则成定局。当年的清华外文系三年级本科生赵俪生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卢沟桥炮声一响，学校加紧将书籍、实验器材装箱。“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砸钉之声响彻在大楼里，好像小时候听大地主人家入殓的声响。”
国难当头，不甘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有就此投身抗战的，如赵俪生，“卢沟桥事变”后12天前往山西打游击，学历永远停留在了“大学肄业”。也有宁愿一死以终结此生的，如陈寅恪的父亲、“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拒绝日本人招延，在北平城内绝食而亡。更多的人决定把自己的事业继续下去，学生继续上学，老师继续教书，为中华文化留下种子。
但他们再不会拥有恬静的学园了，而是要在战火中艰难生存。
战火中的蜕变：杨小姐长大了
1937年，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的千金杨苡从教会学校毕业，获得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入学资格。但南开已经和北大、清华合并南迁，她在天津无学可上，滞留家中。租界的家里有她的宝贝：唱片、收藏的各种画片、大大小小的洋娃娃和十余封巴金的来信——她发现自己的家就像《家》中所描绘的一样，可自己又没有觉慧的勇气冲破“金丝笼”，感到苦闷，从而与这位最崇拜的作者开始了通信。
时局日益动荡，她既感到恐惧又渴望自由，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哥哥杨宪益此时提供了关键的支持。正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的杨宪益来信，支持杨苡去昆明入学西南联大。“我们家大小事情都听哥哥的，于是妈妈就放我走了。”1938年7月7日，“七七事变”整一年后，杨苡登上了离开天津的轮船，经香港、越南海防前往昆明。这是令杨苡兴奋的旅程。“不安全的预感迫使家长不得不同意把子女送到被认为是安全的地区，而我们所向往的是自由，因此我们兴奋甚至于相当开心地向码头上含着眼泪的母亲们挥手，大声说：再见！”
从天津到昆明的这段旅程也成为她一生中“最后的贵族生活”。她和堂弟一起上路，堂弟的父亲，也就是杨苡的七叔是北平中国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给他们姐弟俩买了天津至香港的头等舱船票。船上有西餐、办舞会，下船后杨苡还在当时香港富裕的铜锣湾地区住了十天观光。然而从香港到海防，杨小姐第一次坐了二等船舱，在河内，第一次住进普通旅馆，从越南入云南，第一次坐了没有座位的“闷罐车”（四等火车）。坐在闷罐车的地板上，这只飞出“金丝笼”的“小鸟”和其他平津流亡学生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和大家打成一片。“条件是艰苦的，但我却觉得好自由！”
抵达昆明，杨苡以南开学生身份“复校”，学号N2214。杨苡回忆：“我这人数学很糟，可是就记得联大的学号。当时的玩笑是‘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三个字母P、T、N，分别代表了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学籍身份。到联大后期，便不存在这种区分，学生进入的只是“联大”而不再是三校之一。不过学生还能凭作风大致判断老师们的来源：西装革履、严格守时的来自清华，长袍马褂、上课迟到的来自北大。
在边陲小镇，杨家千金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我成天看小说、唱歌，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甚至还买了一把明亮的锯琴，没事就拉，幻想着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我尽情享受着从小没享受过的自由自在！”
沈从文是杨苡在联大的第一位引路人。师生二人在来昆明的路上相识，和朱自清等人租住在同一个院里。沈从文常督促杨苡认真读书，时常拿来许多世界名著，叫杨苡读后写笔记，还叫她注意看自己屋里的灯，告诉她：“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要用功！”调皮捣蛋的杨苡也不让沈从文省心，一次她正和两个朋友大谈特谈各类飞机武器，模拟战场作战，沈从文突然掀开门帘：“杨小姐！朱先生和我都在工作，你们不要这样吵！”快80年过去了，杨苡至今记得这件事，也至今记得那天的两位朋友。他们是空军学校的学生，那次在屋子里吵闹地模拟战场是杨苡和他们最后一次相聚。没多久，其中一个随教练作空中训练时，飞机撞上屋顶，结束了他20岁的生命；另一个从空军学校毕业后投入战斗，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
恰恰是教中文的沈从文劝杨苡不要按原计划进中文系，告诉她：“还是进外文系好。进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捆住你的。”沈从文还告诫她，少写文学价值不高的口号式的抗战诗，踏踏实实读原著。杨苡遵师命念了外国文学，加之哥哥杨宪益和巴金等人的影响，从此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呼啸山庄”四个字就是杨苡定下来的，直到现在，《呼啸山庄》仍以杨苡的译本为最佳。
联大的外文系可谓阵容强盛。系主任是叶公超，他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学期开学时他会在黑板上写下“I am very well”，请每个学生大声读一遍，由此能马上判断学生的籍贯。两位诗人冯至、卞之琳，分别讲授德语文学和英语文学。其他为人熟知的教师包括钱锺书、吴宓、王佐良等。还有若干外教，如美国人温德（R.Winter）、英国人白英（R.Payne）和燕卜荪（W. Empson）。学生在外文系可以上英、法、德、日的文学与语言学课程，偶尔能赶上不定期的俄文、拉丁文、希腊文、梵文课程。毫无疑问，这是当时全中国最高水准的外文教育，尽管有人批评由于与外界的隔绝和人员的紧缺某些课程的水准实际相比战前清华有所下降。相似的欧美留学背景，使得教师中颇有趣味相投的气氛，但钱锺书离开联大后所写的讽刺小说《围城》，也同样揭示了不和谐音符。
良师之外，还需益友。西南联大有一个著名的民主墙，贴满了讲座信息、社团活动的海报。杨苡靠着民主墙上的海报，在“高原文艺社”中收获了友情和爱情。“我参加时也没想到它是哪一派的，就是他们的壁报办得很好，我最喜欢。”98岁的杨苡仍清晰记得她加入高原文艺社的情景。“那是秋冬的一个晚上。门是开着的，但我出于礼貌还是敲敲门，问：‘这是高原文艺社吗？我能加入吗？’里面的人就说：‘欢迎！欢迎！’”在这个文学青年社团里，杨苡最好的两个朋友是赵瑞蕻和查良铮。查良铮，以“穆旦”的名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新诗作者之一。赵瑞蕻，日后成了著名的法语文学专家，《红与黑》就是他翻译的——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杨苡的丈夫。
“那时候都是男生追女生，我走到哪儿赵瑞蕻就跟到哪儿。我去看话剧他跟着去，其实他最不喜欢看话剧。他来我的班上听课，其实他已经学过一遍了。”杨苡打趣说，“（自己写起诗来）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蕻还能比。”杨苡很快和赵瑞蕻结婚、生子，两人就此陪伴一生。这样的生活，几乎像联大校友鹿桥创作的小说《未央歌》所写一般：“那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
可惜真实中的联大并非乌托邦，学校南迁数千里至昆明，不是为了四季如春的气候和风景如画的环境，而是为了躲避战火，但亦未能如愿。
1938年9月28日，杨苡住的院子里热闹非凡，她正和几个北方来的“哥们儿”商量到哪里去逛逛，空袭警报响了起来。“跑警报”已经历多次了，他们并不当回事。日本军队虽尚未推进至云南，但空军会不时地轰炸昆明，主要针对市区内的重要机构和设施。昆明地下水位较高，无法建造防空洞，躲避空袭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防空警报响起后跑到市区外的安全地带，这就是“跑警报”。
杨苡和同学们发现这不过是让他们“例行郊游”：“路上买一把胡萝卜，用手绢胡乱擦一下就一路啃去。看看昆明的云、山和开着油菜花的田野，唱起抗日歌曲，再带一本《101首世界著名歌曲集》，唱够了，吃光了，就‘摆驾回宫’。”其他同学跑起警报来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空袭警报一来就去洗澡，因为这时人少热水管够，还有人专门在撤离路线上沿途捡钱，因为离开时大家总会带上值钱物件，有人带就有人掉。如此几次相安无事，杨苡早就“跑腻了”。
正巧这天“女侠”施剑翘带着来联大上学的弟弟也在，大家就请她讲当年枪杀孙传芳的传奇故事。刚要开始讲，杨苡头上就响起震耳欲聋的飞机引擎声，飞行之低让她可以看到三架飞机上的日本太阳旗。“眼见明晃晃的炸弹，伴随着哨子一样的声音落下，爆炸声把我们震得宛如石柱钉在地上。”杨苡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被尘土和浓烟笼罩了起来。只有“女侠”身手矫健、反应迅速，用天津腔喊了一声“我的妈呀”就奔向后院去了。
等一切复归平静之后，大家看着严重受损的房屋，才意识到自己侥幸逃过一劫。据统计，日军在这次空袭中扔下十颗炸弹，落在联大租用的昆华师范学院校舍，两名联大学生在空袭中不幸遇难。自此以后，“跑警报”成为联大学生不得不最认真对待，同时也花时间最多的一门“必修课”。联大生活被“跑警报”深深影响。校方重新制定了作息时间：上午6、7时开始上课，10时下课随即所有人离开学校躲避空袭，下午再恢复上课直到晚上。很多在昆明城区有家室的教师也搬去了城外，只在上课时来学校。1940年11月，受日益严峻的轰炸形势和入不敷出的校舍经费影响，联大宣布在更偏远的小城叙永建立分校，安置新生。
有一天警报解除得较早，杨苡和同学们都很高兴，一起大吃了一顿。可是下午杨振声教授的女儿就跑来说，沈从文吃饭时喝了点酒，忽然哭了起来，把大家都吓坏了。杨振声女儿告诉杨苡：“沈先生说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还没说完就哽咽不止。”一整天杨苡和朋友们都非常安静，只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沈从文。
1941年，随着丈夫赵瑞蕻毕业到重庆中央大学教书，杨苡中断了联大的学业，到中央大学借读，不过仍拿联大毕业证书。虽然学业继续精进，但那种完全自由自在的氛围却没有了。同样从联大到中大的老师陈嘉告诫她：“这儿不是联大，说话要注意。”
后来的人生里，杨苡又遇到无数艰难险阻，回想往事，她每每觉得联大几年是人生中最美好也是成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一些近乎绝望的日子里，她总会想起沈从文在联大对她的教导：“勇敢些！吃点苦没什么了不起，生活是本大书！”
科学救国：延续“赛先生”的火种
2017年11月1日，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到会的最年长校友，99岁的机械系36级校友吴大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一生投身于科学事业，为中国早期车辆工程学科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右边是物理系学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左边是机械系学弟——“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杨振宁再右边是机械系学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
几人在会场上亲切寒暄的画面展现了西南联大至今为人称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所存在仅9年的学校培养出了众多举世瞩目的科学人才。西南联大师生中，173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8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5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回忆起80年前在联大机械系学习的时光，吴大昌仍清楚记得参观昆明一家工厂带给他的“震撼”——那里的机器既不是用电机带动，也不是用柴油机带动，而是工人用手摇！“可见动力多么匮乏，人工又是多么廉价！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的落后。”这一幕，让吴大昌坚定了要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现状。
吴大昌是极少数目前尚健在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前就已入校的“元老级”校友，1936年考入清华，在北平清华园上了一年学，随后同学校一起南迁，其间还参加了著名的“湘滇黔旅行团”，由长沙步行至昆明。吴大昌同时体验了战前清华与战争中联大的科学教育。
1936年的清华园给吴大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时候的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礼堂都非常先进。如果能一直在清华园上下去当然是很好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有数万名学生，清静、优美的校园环境广受赞誉，而吴大昌上学时清华每年仅招生300人左右。到了昆明，生活条件坠崖式下降，“清华的本科生宿舍一间两人，联大三四十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
更严峻的情况在于简陋的条件对教学的影响，尤其是工程学科。吴大昌的一个印象是，从北平到昆明之后，实验课程明显减少以至于没有了。据易社强的研究，战前清华有顶尖的仪器设备，工学院的3个系拥有14个实验室和4个工厂。以水力实验室为例，它是仿照德国大学的实验室而建造，被称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在炮火中迁移几千里让这些硬件基础荡然无存，纵使校方努力运来部分仪器也无力回天。昆明拓东路上的联大工学院简陋到可笑的地步，甚至有时连纸、墨、丁字尺都缺乏，使得机械制图作业无法完成。
艰苦的条件反倒使工程教育获得了两个意外的好处：一是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基础课的教学和教材的编撰上——因为研究无法开展；二是学校以考察工厂的方式弥补实验的缺失。这二者都让吴大昌和他的同学们受益匪浅。
吴大昌至今都记得在昆明两年参观的几个工厂：水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纺纱厂、电工厂、中央机器厂。“这些参观大有好处，让我们觉得读书真是有用的。”吴大昌说，战前不少同学学工科也是为了“好找工作”，战争一旦打起来，自己国家落后的局面深深刺激了大家。他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自己朴素的想法就是“要让中国实现现代化”，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知识能派上用场。
吴大昌最怀念的两位老师吴有训和刘仙洲，都以严格著称。吴有训的物理课上，一个同学忘了关实验用的煤气被批评。第二堂课他又忘了，吴有训不留情面地告诉他：“你不要再进实验室了。”这意味着实验成绩是零分，物理总成绩于是无法及格，而必修课不及格意味着这个学生只能转系离开。刘仙洲则总是准时走入教室，关上门开始点名。迟到的人要么站在门外听，要么满脸羞愧地走进来接受一顿训斥。这样的作风，和联大其他“自由”的院系大相径庭。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老师和国际前沿相当接轨，他们本身是中国引入现代科学之后的最初一批人才，又大多在欧美最顶尖的院校接受了前沿的科学教育。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陈省身等联大知名教师的道路莫不如此。11月1日的纪念大会上，杨振宁回忆：“吴大猷先生带我走进了‘对称性在分子物理学的应用’这一领域，王竹溪先生引我进入‘统计力学’的领域。这是我后来一切研究的基础。”联大教师对物理学前沿有着相当准确的把握和前瞻。
老师们的眼光和尚能维系的购书渠道，让联大学生总可以读到前沿的科学书籍，极大弥补了设备上的不足。吴大昌忆起的一件趣事颇可佐证。联大化学系学生朱汝瑾赴美深造，极为罕见地仅用两年就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学位。朱汝瑾和吴大昌等同学在美国聚会时透露了奥秘：“是因为精读了一本教科书，把那本书注释里引的其他书也都读了。他到麻省理工的导师正是那本书的作者！导师对他说：你比我还熟悉这本书。”朱汝瑾后来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儿子朱棣文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出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不过从研究层面看，联大的理工科因战争陷入了停顿。无论是蔡元培以洪堡大学为模板用以改造北京大学的现代大学理念，还是今日世界主流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大学都该以创造新知识为己任，前沿研究必不可少。限于客观条件，联大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理工科中，即使是师资雄厚、最负盛名的物理学系，9年之间也仅发表了30篇论文，其中仅一篇是实验物理，其余均为理论物理。1943年，科技史家李约瑟访问联大，他对中国科学家所处的简陋环境同时感到震惊和感动：“中国科学工作者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逆境中他们极其乐观、豁达。”
但联大的理工院系在另一个层面取得了成功，它用基础扎实的本科生教育为中国孕育了科学人才的种子。吴大昌用朴实的话总结了这种本科教育富有成效的原因：“教师水平高，学生愿意学。”对如数学这样的特殊学科，联大优势更明显，因为聚集了更多的老师。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数学系校友万哲先1944年入学，1946年联大结束复校清华，1948年毕业。他对比复校前后：“联大的数学教育更好，因为老师更多，学生能学习的方向就更多。回了清华有些课反倒开不出。”
当战争结束，联大学生获得了海外留学的机会，在欧美学校接受系统的研究生培养后，才得以成为成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纪念大会上几位老校友的道路莫不如此：杨振宁1945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王希季1947年进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郑哲敏1948年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吴大昌1946年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杨振宁以一句话总结了自己，同时也是联大同学们的成才之路：“我在中国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在美国受到了最好的研究生教育。”
最近，吴大昌在电视上看到了联合收割机工作的场面，他颇为兴奋：“梦想成真了。80年前我们读书是希望中国现代化，今天实现了。”
哲学还是政治：“走出象牙之塔”
1944年，在联大的第四年，张世英做了一个“逆流”的选择：他终于从经济系转到了哲学系。毕业时那一届经济系学生有200多人，哲学系算上张世英，只4人。“我完全是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没和任何人商量。”家人身处沦陷的武汉，通信本也不易，几个月才能联系上一次，他自己也觉得无商量的必要。
成绩单上，张世英的表现颇不均衡，有零分的如化学，也有优等的如国文、英文，审核转系申请的哲学系系主任汤用彤评价：“看你的成绩，是个有偏爱的人。”知道张世英已开始读黑格尔，汤用彤嘱咐：“你对黑格尔有兴趣，将来可以好好在这方面做些研究。”毕业时张世英在贺麟的指导下做了《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的论文，此后一辈子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黑格尔专家，是《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主编。
转系之后，原来经济系的同学问张世英：“哲学是讲什么的？”他解释了一通“无”和“有”、“存在”与“感知”之后，同学颇为担忧：“学这些有什么用呀？你可别学成个神经病。”96岁的张世英笑着回忆当时的场景，补充道：“不过哲学系也确实有两三个神经病。”
哲学系对今日人们心中的“西南联大”形象的建构至关重要，一系列人文大师都出自哲学系：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金岳霖、洪谦……哲学系人物也为联大传说贡献了颇多奇闻逸事，如逻辑学教师沈有鼎，从哈佛、海德堡归来后，这个才华横溢又举止怪诞的教授常做出人们意料之外的举动，有传闻说他从不洗澡。更根本的在于，哲学系象征着联大的精神——在战火中继续研究非功利的纯粹学问，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
然而对当时的学生而言，哲学系被重视程度远不及今天人们的叙述建构，从学籍档案记载的学生人数可见一斑。在选系自由的联大，哲学系毕业生仅占全体毕业生的2%，最多的一届有16人，9年间毕业总人数不足百人。相比之下，经济、商学两科毕业1200余人，其中经济是全校学生最多的专业。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所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做了如此解释：“旧社会大学毕业生求职较难，常有‘毕业即失业’的感叹，但财经、商业人才例外。”
张世英却无所谓，他早已认清了自己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志趣。高中毕业时，受时局刺激他也想“救亡图存”，望文生义地选择了“经济学”。“我以为‘经济’就是讲‘经世济民之道’的，入学后却发现竟是些会计、统计之类的‘生意经’！”这个从小被同学们叫作“老夫子”的书呆子，觉得自己还是回归本性比较好。
联大自由的环境提供了空间，他开始“流窜”各系旁听。化学零分就是这么来的——选了课之后，张世英弄不懂那些“乌龟壳”一样的分子式，又去其他课旁听了，实验课一共去了一次，自然是零分。一度转入社会学系，却被老师带去妓院做调查，张世英又觉得厌烦。直到走进贺麟的哲学概论课堂。“贺先生讲课从不念稿，深入浅出，从思想情感上打动人。”讲到黑格尔辩证法时，贺麟以中国的荷“出淤泥而不染”为例。“贺先生说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清高’的最流行成语，也是对黑格尔‘对立统一’和‘扬弃’的辩证法的最生动、恰切的诠释。我一下子觉得这段讲解为我从小的清高思想做了理论上、哲学上的说明。”张世英从此进入哲学之门，“我终生无悔”。
转系后，冯文潜、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人的课程让张世英进入了哲学的不同领域，回首联大哲学系读书时光，96岁的老人颇有些激动地感慨：“那绝对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时代。”1949年之后，张世英长期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一直在中国哲学界的中心，经历了学界各种变迁。他对联大哲学系下了判语：“西南联大是中国哲学学界发展的顶峰，毫无疑问。大师荟萃的盛况只有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可以相比——但那时是聚到一起写检讨。”
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哲学系教师的研究工作不仅没有受到战争太多的影响，反倒因为人才的会聚在这一时期结出了最丰盛的硕果。冯友兰完成于抗战期间的《新理学》，体现了他日后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陈康在联大期间用德文所作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以新观点推进了柏拉图研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重视。
正当张世英以为自己找到了终生的归宿可以一心向学时，“一二·一惨案”发生了。抗战胜利后，国共对峙形势日趋紧张，联大师生举行集会反对内战，要求组建联合政府，当局以鸣枪、掐断电线等方式阻挠。事态逐渐扩大，学生组织抗议、罢课。1945年12月1日，政府当局竟派出特务使用手榴弹袭击学生，包括两名联大学生在内的四人牺牲。惨案刺激了全国范围反内战运动的爆发。
同学们在民主墙上贴出了一张漫画，以表对部分同学的不满和嘲讽：几个哲学系学生戴着高度近视镜，排成一队汗流浃背地爬梯子，梯子顶端是一座庙，正中是一个祖师爷，是冯友兰的头像，满脸大胡子，头发如云雾般缭绕，云缝间布满了“本质与现象”“思维与存在”“一与多”一类的哲学名词。“我看了这张漫画，忐忑不安，自觉身在其中。”张世英被这张漫画深深触动。1945至1946年，正是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联大“民主堡垒”的称号正由此而来。张世英回忆：“对比四烈士的鲜血和我个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漠，我汗颜无地。是继续孤芳自赏，还是投入现实，这是我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女友彭兰和恩师闻一多引他做出了选择。彭兰是联大中文系学生，闻一多的干女儿，与张世英在茶馆中相识。二人写诗唱和来往密切，进而互生钦佩和爱慕之情。“当时的联大同学之间，政治思想分野明显。她属‘左’，我属‘中’，彼此心照不宣。”在彭兰的影响下，张世英的交往圈子扩大到了“进步人士的边缘”，对地下党和延安的情况也渐渐了解。
二人确立婚约之前，闻一多进行了“面试”。长谈之后，闻一多认可张世英的头脑，促成了这个他所称的“文学与哲学的联姻”。闻一多是彭兰的主婚人，冯文潜是张世英的主婚人，汤用彤为证婚人，二人在昆明结为夫妻。婚礼一共就这八个人参加，新郎新娘，三位老师及其夫人。
闻一多郑重其事地告诉张世英：“现在的形势，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的口号早已在联大学生中传播，为张世英所熟悉，“我第一次从闻先生口中亲自听到，更感其意义之沉重”。闻一多同时送了他一本《海上述林》，这是瞿秋白编译的马、恩等人的论文集，张世英至今记得那本书的样子，“黑绒面，烫金字”。
张世英试着迈出象牙塔。国共内战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还为许多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提供避难场所。终究本性难移，1949年前后，张世英拒绝了“做官”的机会，选择回到学校教书。夫妻二人都回到北大，张世英任哲学系教师，彭兰任中文系教师并参与党务工作。
回首一生，张世英感叹：“我最终还是适合待在象牙塔之内。可一多师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正在离开昆明返回家乡路上的张世英、彭兰夫妇听闻消息无比震惊。就在7月10日，二人还前往闻一多处告别，此见竟成诀别。张世英记得，闻一多那天谈了很多很多，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我将来等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
“那个时候”，是闻一多期许的国家安定繁荣的时候。
不该被忘记的群体：从军学子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矗立在顺利复校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冯友兰撰写的纪念碑文篆刻在正面，碑阴则是校志委员会列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计832人。还有若干未被统计入内，参军学生实际应达1100人左右。前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生一共8000余人，参军比例高达14%。
早在抗战初期，是继续念书还是直接参与抗战救国，就成为许多青年面临的艰难选择。三校先行迁至长沙后，一篇题为《反对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广为流传，其中写道，除非“我们愿意做卖国贼、当亡国奴”，不然“就没有资格躲到安全的象牙塔里”。国共两党要员徐特立、张治中均到校演讲，号召学生走出校门抗战。教育界不少人士则要求学生坚守课堂，表示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士兵，缺的是学知识的人，更何况抗战之后还要建国，学生们是“国宝”，绝不能放弃自己的学业。
就在这样激烈的思想冲突中，每个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有学生1400人左右，当学校决定进一步搬迁至昆明时，有820人表示愿意前往云南，其余流散学生大多在军政机构任职，投身抗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已去联大就读的学生中又出现了若干次从军高潮。除抗战初期的第一次高潮外，还包括1944年应征翻译官，即为来华协助作战的美军做翻译，应征飞行员，以及抗战末期的青年军。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是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入口处的对联，一共有12位联大学生走入这个大门。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军队占尽空中优势，中国飞行员大量牺牲，当局决定从大学生中录取飞行员，联大学生积极报名，最终有数十人通过严苛选拔成为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参与对日作战，或驾驶运输机穿越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运送战略物资，其中至少七人壮烈牺牲。
联大学生翻译官的足迹更是遍布中国内外。美军在印度缅甸的X-Force部队、云南的Y-Force部队以及湖广一带的Z-Force部队，均有联大翻译官前往协助。“二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为一批中国军人授予自由勋章，表彰其对盟军的帮助，16位联大学生译员名列其中。长期担任联大校友会会长的是一位没有获得联大毕业证的“肄业”学生——梅祖彦。这位梅贻琦的独子正是因为从军所以未能按时毕业，他是荣获自由勋章的16人之一。从军学生们或传奇或辛酸的故事，在联大1944届同学会的努力下，已集结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一书，不过由于涉及历史再评价等诸多复杂问题，至今未能正式出版。
从军与求学，并非两个截然分开的群体，亦非两种冲突的志向。杨苡当年的外文系同学里，就出了两位有名的美军翻译，一个是社团里的好朋友穆旦，一个是“上课坐在后排，从没仔细注意过的男同学”许渊冲。穆旦随中国远征军亲历了野人山战役，踏着累累白骨侥幸逃生，许渊冲以“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为陈纳德翻译“三民主义”的事迹广为流传。这二人从战场归来，又在中外文学领域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
联大9年，前后8000余人来此，仅3000余人顺利毕业，由此可想见战时求学环境的莫测和残酷。联大学生中诞生了无数知名人士，但完整的联大不仅是由他们组成的，那些姓名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人也都曾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未能亲眼看到胜利就永远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3年入学的外文系学生缪弘，就在胜利的前夜，1945年7月31日，在收复广西平南附近丹竹机场时，勇敢冲击日军山头制高点，被敌军击中，壮烈牺牲，时年19岁。缪弘在学校时也是位诗人，他的遗诗集中留下了这样一首《血的灌溉》——
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
也该让我的血，
来注入你们的身体，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你，我，
谁都不曾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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