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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29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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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梵声为坟而鸣

嘉靖朝的一段民间律政风云

马伯庸

一说起黄山的美景,有句人人必引的名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来自于著名驴友徐霞客:“薄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那一句“徽之黄山”,指的是明代徽州府。徽州府一共下辖六县:休宁、歙县、黟县、婺源、绩溪、祁门——黄山正好位于歙县的最北端。

徐霞客醉心于描绘山景,无意记录人事。他不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间,黄山脚下曾发生过一桩民间官司。这起官司不算大,案情也不复杂,却被诉讼双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国律政剧的节奏。其奇崛跌宕之势,比起天都、莲花、玉屏三大奇峰亦不遑多让。

故事的主角,是一座古寺,和一座孤坟。

从黄山南麓的汤口镇一路南下,大约走上三十公里,地形会陡然一变。在连云叠嶂的山区之间,多出一段狭长如纺锤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地带,坐落着一座叫呈坎的古朴小镇。

小镇很美,唯独“呈坎”这个名字有点怪。如果你去旅游,千万别相信导游说的什么“游呈坎一生无坎”,那只是附会的吉祥话。

这里在汉代开始,一直叫做“龙溪”。到了晚唐时节,有两个不速之客忽然来到此间,再也不走了。这是一对堂兄弟:堂兄叫罗天秩,号秋隐;堂弟叫罗天真,号文昌。

这哥俩本是豫章的柏林罗氏,唐懿宗在位期间,他们随父辈迁到了建邺。罗氏兄弟在建邺呆了六年,眼看天下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哥俩一合计,得跑,得找一处能躲避战乱的安稳地方。罗秋隐是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他跑到黄山考察了一圈,最终选定了黄山以南六十里处的龙溪落脚,并将其改名叫做呈坎。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这是用的汉武典故。当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在建章宫里建了一座神明台。台上立有一尊铜仙人,双手举起铜盘,用来承接早晚露水,饮之可获长生。龙溪周围这片盆地,恰好有一条潨川河流经,俯瞰全景,岂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盘里么?

对此《罗氏族谱序》里的解释是:“盖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故名呈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坎”在八卦中属水,“呈”者平地,“呈坎”即是水旁平地之意。

罗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迁到了呈坎。罗文昌选择在盆地东南的上溪东、下溪东居住,成为呈坎前罗氏的始祖;罗秋隐则选择了盆地西部的后岗居住,成为呈坎后罗氏的始祖。

罗秋隐对呈坎很满意,他特意写了《定居》、《定志》二赋,告诫子孙,不要轻信别人言辞迁徙他处,然后溘然去逝。他的墓地,选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处河岸。这里背靠黄龙山,门对潨川河,乃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

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从呈坎镇向南走,快接近盆地南口时有一处依山傍水的村子,叫做杨干,即罗秋隐埋骨之地。严格来说,杨干是一个大地名,它包括了位于佛子岭附近的下杨干、潨川河畔的中杨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杨干。罗墓所在的位置,正在中杨干旁边。

杨干的这个“干”字,做“水边”讲,正如《诗经伐檀》里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至于“杨”字,便无从考据了,也许从前在这里住着杨姓什么人。

罗秋隐下葬之后,这里便成为后罗氏一族祭拜祖坟之地,立有墓祠,四时香火,罗氏还拨出专门的田地用来支应日常开销——叫做膳茔。

不得不说,这座坟的风水确实好。从那以后,呈坎后罗氏人才辈出,在宋代比较著名的有罗秋隐八世孙、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罗汝楫——不过这位亲附秦桧,参与迫害岳飞,所以后人不太愿意提——倒是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大才。

四子罗颂精通法律,判决迅捷准确,经手的案子从无冤滞,在民间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罗佛子”。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岭,即从其得名。

五子罗愿,是方志典范《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笔精醇,而且道德感很强,一直以父亲为耻,从来不敢进岳飞庙。《宋史》里有记载,说罗愿一生兢兢业业,致力于民生,到老觉得善政攒得差不多了,有脸去拜祭岳飞。结果他刚拜完,还没出庙就突然猝死。虽说这个结局荒诞不经,但也从侧面看出罗愿的性格。

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曾给过一句批语:“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双贤”即指罗颂、罗愿兄弟,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主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毁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

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

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表示我家出两个民力,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找和尚了。

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罗鼐娶的是歙县程家的女人,老丈人程元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罗鼐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罗鼐过去聊了一下,觉晓同意过来,索性把杨干院整个迁了过来。

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五间大屋,正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坡,成为杨干禅院的基本格局。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组合,如来是释家的,后土是传统民间神祇,后来被道家吸纳,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说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应了王重阳那句话:“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宝佑六年,杨干院正式建成。罗鼐又请来程元凤,专门撰写了一块《罗氏新建杨干院碑记》碑记,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写清楚,请祁门人方岳负责篆盖、歙县人方回进行书册——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方回后来在元代做到建德路总管——可见罗鼐为了建这个禅院,真是动用了不少人脉。

从此以后,罗氏祖墓旁边多了一座禅院。僧人们日日诵祈,罗氏年年拜祭坟冢,兴寺护坟,两无间忌。

时光流转,世势推移。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

在这期间,很多事情不曾改变。罗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发展成为歙县八大姓之一,而杨干禅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来的越来越少了。来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

无论是罗鼐还是觉晓禅师都没想到,本该相敬相安的罗氏一族和杨干禅院,在几百年后突然起了龃龉,彼此攻讦,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争斗的起因,还得从杨干禅院的一位”高僧”说起。

这位“高僧”的法号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于弘治八年,籍贯是歙县邻近的休宁县。此人的来历十分可疑,据说是绝户家的独子。

大明对于户籍管理特别重视,每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一里造黄册一本,写明各户的丁壮、事产,凭此科税。一户人家如果壮丁断绝,会被归类为绝户,自然也不用缴税了。

因此民间有一种作弊手段,就是让家里的丁壮逃离原籍,再向官府报备绝户,从此家人可安享免税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正德元年,年仅十一岁的法椿逃离了家乡休宁。虽然他距离法律规定的成丁年龄还有五年,但此时地方户籍腐败严重,经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恶吏强行登记为壮丁,借此要百姓多承担税徭。

能逃,还是早点逃的好

法椿离家之后,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成为没有户口的流民,四处迁徙,除非买通一地官吏假造户籍,才能合法落脚;第二个选择,就是出家为僧、道。只要有寺观肯接收他,并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徽州崇佛之风十分浓烈,境内大小寺院有几十座。法椿理所当然选了释教这条路。不过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宁,跑到临近的歙县,投拜到杨干院门前。

寺庙对于这种投拜来的逃户,一般持欢迎态度。毕竟逃户没户籍,寺院将其收留,形同大户人家多了几个隐户奴仆。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出家人慈悲为怀,人家求上门来,怎么忍心赶走呢?

事实上,徽州一带的诸多寺庙,一直在偷偷招纳逃流军民,这已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仅杨干院在正德年间,就先后招纳了四十多人,法椿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当时杨干院的住持叫佛海,大概是看对了眼,欣然收这个十一岁的少年为徒,还给他起了一个法号叫“法椿”。

“椿”本意是大椿,是一种传说中的长生古树,引申为寿高不衰之意。法椿这个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师父希望法统延续绵长的祝福。现在这个小沙弥与真正的和尚之间,只差一张度牒了。

明代对于度牒管理,颇有一套办法。从洪武十七年开始,朝廷规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没过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驾照还严格。不过就像其他政策一样,官僚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利益所在。从景泰年间开始,只要僧、道捐纳五石粮食,便直接颁发度牒。再后来,朝廷干脆把这个制度当成开源之术,一遇灾害,干脆签发几万张空白度牒给当地官府,拿去换粮食赈灾。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资聪颖,能顺利通过佛典考试;还是他师父格外疼爱,替他出了一笔费用。总之在两年之后,法椿顺利获得了度牒,正式成为一名落籍的僧人。

此时休宁县已经觉察到法椿逃户的事。法椿是家里的独子,依大明律,单丁不得出俗。县衙屡次发下文书,要求他立刻还俗应差,否则严惩不贷。可惜在大明体制里,这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讲究两个字:意识形态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礼部设立了僧录司,总管大明佛教事务。这个机构在各地每一级都有分部:府一级有僧纲司,州一级有僧正司,县一级有僧会司,逐级向上汇报。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僧人身份,谓之僧官。

用现在的话说,寺庙属于条管机构,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两条线。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进入条管单位,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却再也无可奈何。

法椿彻底摆脱了俗世纠纷,开始在杨干院里大显身手。他运气特别好,跟对了人。他的师父佛海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在正德年间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纲。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的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

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就是捐纳一大笔银钱,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说白了,这个官得买;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们的认可,有大德联名做保,才有资格担当。

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服膺这个规律。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和尚,就算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法椿的师傅佛海能当上都纲,可见身家和声望都不低。等到佛海退下来以后,稍微运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把法椿也推上了这个位置。

法椿入寺不过十七年,剃度不过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纲,着实是个人物。

此时的杨干院,风气已大不如前,庙里几乎没有认真修佛的。僧人们除了敛财诓骗之外,没事还勾搭民间妇女,几成淫窟。与杨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来的就有满真、七音、保弟、叶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释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莲教,时常在寺里起香聚会,借机奸淫妇女,搞得乌烟瘴气。

罗氏一族跟杨干院关系密切,看到和尚们这么乱搞,自然心生不满。有一次杨干院又搞起白莲秘法,这次居然公然立坛咒诅。罗家人吓得够呛,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响,找到里老抗议。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户人家合为一里。一里之内,管理者除了里长和甲首之外,还有里老。这个职位一般由年高德昭者担任,负责调解里内争端。只有当里老调解不果,百姓才能去县衙提起诉讼,不得擅自越级上告。

立坛诅咒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罗家人不好直接去县衙上告,便先请来里老吕社英调停。

吕社英去杨干院转了一圈,回来劝罗家息事宁人。罗家问那诅咒的事咋办?吕社英真能和稀泥,请来一个叫胡禛的术士,烧了几张纸,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这件小事并没闹得多大,可罗家人对杨干院的不满溢于言表,积怨日深。尤其是罗家这一代的家主罗显,知道朝廷对白莲教的态度,惧怕万一哪日杨干院事发,把罗氏一族也牵连进去。

嘉靖六年十二月,杨干院的佛殿发生了损坏,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师弟、法椿的师叔佛熙和尚负责。这个和尚指挥工匠修理时,把一大堆瓦砾废料盖到了罗秋隐的坟头之上。等到工程结束之后,他没收拾,把垃圾扔在那再也没管。

嘉靖七年三月,罗显偶尔进入杨干院,看到祖坟被一堆瓦砾死死压在下面,登时气得够呛。再一打听,发现主使者是佛熙,罗显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间,早有积怨。

杨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屡次被洪水所侵。杨干院的和尚们遂把佛殿移到了罗秋隐的坟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坟后的坡顶。经过这么一改,格局和宋代大为不同,罗秋隐坟本来在寺旁,这回被包纳进了院墙之内,与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间,位于坟后坡顶的墓祠发生坍塌,当时负责修理的正是佛熙。这和尚自作主张,非但没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机在原地起了五间大屋,修了个观音堂,还造起了钟、鼓二楼以及厂厅、廊房等设施,俨然成了一处大寺的规模。

当时罗氏虽然对佛熙不满,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让一步。没想到这个和尚得寸进尺,现在居然连罗家祖坟都要羞辱。

带着无比的愤怒,罗显叫来几个族人,把祖坟上的瓦砾清理干净,等佛熙回来理论。佛熙没露面,只派了个小沙弥回话,提出一个要求:让罗显把祖坟迁出杨干院。

相信罗显听到这个要求时,内心是崩溃的。整个杨干院是为了给我家祖先守坟才建的,你们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好不好?!罗显把来人骂走,准备好好跟和尚们算算账。

不料佛熙却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这座殿前孤坟不顺眼,这次既然挑起了冲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绝,我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里一翻,准备了一份状书,直接送到了歙县知县高琦的案头。

在这份状书里,佛熙声称罗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风水好,所以设了一个假坟在此,妄称年代久远,伪造方志文书,其实护坟是假,谋夺寺产是真。

猛一看,这状书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全无凭据。可佛熙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师侄、时任徽州府都纲的法椿禅师。

都纲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对大明律非常熟稔。整个诉状,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可不要小看佛熙这次提告的动作,里面的门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节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则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换言之,罗显要告杨干院,将会是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杨干院告罗显,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

这样一来,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杨干院对簿公堂。

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

原来,佛熙主动提诉,还有这么一层用意。

在《金陵梵刹志》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在外即听有司断理。”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交由都纲仲裁;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众之间,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

杨干院起诉罗显,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冲突,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也有权参与进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与罗显对质。

罗显本来信心满满,法椿是都纲又怎么样?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实物、有人证,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怎么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没想到,双方一对质,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

法椿上来就扔了三个大炸弹。

第一,他宣称罗秋隐坟墓的所在早已湮灭无闻,现在的坟头是罗显伪造的。理由是这尊坟墓的形制狭小,坟边又没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层砖围,分明是临时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县志记录简略,里面所说的罗氏坟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杨干院里的这座,因此不足为凭。

第三,杨干院的建立,与罗氏无关。目前这一所禅院始建于唐咸通二年,位置是在歙县孝女乡,先后经历三次迁移,方才落于杨干。而那块所谓程元凤撰写的碑记里,说杨干院自宁泰乡迁来,显然指的不是这一所杨干院。院内的坟头,自然也就不是罗秋隐的——罗家人拜错坟头了。

罗显被这三枚炸弹给炸懵了。这三条虽是强词夺理,可一时之间却不易辩驳。

没等罗显辩解什么,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弹。

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的所有名下寺产,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法椿的主张很简单:流水保簿是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证明,足见官府承认杨干院的产权在寺僧手中,并无与罗氏有关的字样。禅院内的建筑该如何处置,只有寺僧有权决定。

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强行碰瓷的话,这一条却是直指要害。

不管杨干院和罗氏在唐宋元期间有什么渊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认定杨干院是独立经营的,而非罗家私产。

罗显这下子可慌了。

他连忙申请同乡做证。知县从善如流,发牌调来排年、里老、邻佑来问话。

里老的身份刚才解释过了,邻佑即是邻居,这个“排年”,说来有些复杂。

明代的里长并非终身制,是由十户富裕人家轮换充任,每户轮值一年。轮值的人户,称为现年,不当值的九户,则称为排年。他们有义务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证词或担保。

这三类人,都是最熟悉罗氏和杨干院关系的外人。罗显以为他们肯出来作证,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两个早已从呈坎后罗分出去的族人,叫罗承善和罗互社,跳出来代表分家指斥罗显。

看来法椿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洒出银钱去收买关键证人,还挖出两个跟罗显有仇的闲汉。杨干院是远近知名的富户,都纲这级别的官职说买也就买了,贿赂几个小小百姓自然没问题。

罗显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极为被动。他唯一的希望,知县能稍微讲点道理,做出公正的裁决。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看见知县高琦,心里明白彻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里有传,他是山东武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五年起担任歙县知县。歙县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糟糕:“性刚恒,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则乘怒加杖,遂令立毙,且复黩货无厌。寻以贪酷败。”

以法椿的手段,不会不去重金贿赂这位“黩货无厌”的主官,补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审理时,表现出了极其露骨的偏袒,对法椿、佛熙一方言听计从,对罗显却屡屡训斥。罗显吓坏了,他知道高琦的名声有多坏,除了“贪”之外,还有一个“酷”,动辄动刑,被当场打死也不是没先例。

罗显年纪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会被水火大棍伺候,被迫含泪认怂。

高琦一见被告服软,立刻敲钉转脚,发下判决:罗显和那两个帮忙搬瓦砾的罗氏族人问罪发落,县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坟铲平。

杨干院一方大获全胜。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纲,熟知司法流程不说,又胆大心黑,盘外招一招接一招,更有杨干院的财力支撑。他以有心算无心,硬是把一桩没道理的官司给打赢了。罗显输得冤枉,可也输得不冤。

罗显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气愤。

倘若还在宋代,罗氏一族里世代簪缨,人脉深厚,连兴建杨干院都能请来当朝右丞相撰文,哪个宵小敢来动歪脑筋?可惜进入明代之后,罗氏的官运却大不如前。

其实准确地说,是后罗的官运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罗与后罗两脉。前罗在明代出过几个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罗小华、隆庆进士罗应鹤、著名清官罗尚锦等等;而后罗一脉则与官场断了缘分,他们家出了不少商人和举人,但再没见到什么朝廷大员。

要知道,官员数量与家族地位之间密切相关。没了官身护佑,你繁衍得太兴盛,也不过是一块肥肉,引起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无忌惮,高琦之所以敢贪赃枉法,还不是觉得后罗好欺负么?

罗显担心这场官司一输,后面的麻烦无穷无尽。他召集了各房家长,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族人们深知其中利害,纷纷出钱出力。现在有文献记载的,罗显惠、罗仪、罗权、罗兴等八人负责跟随罗显当助手,处理官司事宜;在活动经费方面,罗昌玺捐了七百二十两,罗斯昌、罗斯齐两兄弟、罗仪儒、罗良玺、罗珂珊等身家比较富庶的族人,每户捐了六百五十两银子。次一等的罗姓族人,或捐三百,或捐一百,也有家境比较困难的,只捐了十几两。

总之罗氏一族“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 ,齐心协力要渡过这次危机。罗显对此很是激动,感慨说“一时举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励云耳。”

罗家足足凑出差不多四千两银子,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八千石大米。打个官司而已,用得着这么多钱么?

还真说不定。

《近事从残》里有这么一段隆庆年间的往事。一个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坛居住,遭遇了强盗打劫,怀疑是扬州一个叫韩嘉言的盐商干的。曹大章把韩嘉言告去了应天府。官司开打之后,两家各显神通,不是买通应天府尹,就去找科道弹劾,行贿的行贿,收买的收买,银钱泼水一般使出去。最终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终于判定韩嘉言与强盗案无关。

可怜韩嘉言为了上下疏通打点,百万身家花了个磬净。虽然结局他还了清白之身,却已被这无妄之灾折腾到破产的边缘。

可见在大明打官司,不多准备点银子是不成的。拿这四千多两去对撼杨干院的和尚,还嫌不够呢。

罗显收得了银子,聚齐了人手,族里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翻案?罗显想了想,去歙县击鼓鸣冤肯定没戏,闹到徽州府也意义不大。

他一咬牙,说咱们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诉去!

巡按察院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罗显觉得去那里上诉会更有胜算呢?这还得从大明的上诉制度说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打官司要一级一级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纠纷,先让里老调解,不成则去州县里打官司;州县解决不了,再上诉到府里;府里不满意,再上诉到省级最高司法机构——按察使司。这个次序不能乱。如果有人胆敢越级上诉,扰乱司法秩序,无论是否愿望,先笞五十再说。

歙县的上级主管是徽州府。罗显要循正规途径,必须先在歙县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诉。这官司一打起来,怕是会旷日持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有一个官职叫做“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空降的纪委专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权柄极大,地方上举凡民政司法的庶务,有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更可怕的是,巡按还有两把“尚方宝剑”,第一把宝剑,是对地方官员有奖惩之权,可以保举“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贪官。所以就连四品知府看见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气气的。

第二把宝剑,巡按除了监察之外,还自带法院属性,有权接受军民词讼。如果老百姓觉得县衙处断不公,又不愿意上诉到府衙,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去找巡按上诉。

巡按是中央官员,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诉,而且他的身份独立于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扰,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条伸冤的通道。老戏文里经常看到,动辄戏台上出来一个“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得跪。虽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职,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间的威名。

徽州府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它隶属于南直隶,归中央直辖,没有按察使司。罗显在歙县这里吃了亏,又不想惊动徽州知府,自然就该去巡按南直隶御史那里找回场子。

说来有趣。徽州府的驻地,就在歙县的县城里头。罗显从歙县县衙出来以后,一拐弯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东边走上几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宽阔的公署——这里就是巡按直隶御史的办公地点,徽州巡按察院。

这是洪武三年兴建的建筑,有正厅耳房五间、泊水三间、直舍一间,后堂三间、左右廊各六间、门屋七间、听事厅左右各三间,算得上是个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没有固定驻地,要流动巡视各地,各地都设有一座“察院”作为办公室。歙县是附廓县,县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县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并一处,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

不,严格来说,是三块牌子。

这座公署本来还有一块牌子,叫做“应天巡抚徽州都院。”

巡抚这个官职,比巡按厉害。在大明国初,省级单位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分管民政、司法以及军事,号称“三司”。但三司彼此独立,运转起来特别麻烦,后来朝廷设了一个“抚政安民”的巡抚,节制三司,比现在的省长还大。再往上,

巡抚的头衔里既然有个“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设下办公地点,称为“巡抚都院”,也有受理诉讼的职能。负责南直隶一区的巡抚,叫做“应天巡抚”,因为辖区包括应天府。它在徽州府的办公室,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在一块办公的。

弘治十四年,巡抚彭礼来到徽州,觉得两院一起办公太麻烦了,徽州府赶紧在府学左边建了个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旧院仍交巡按使用。徽州百姓提到这两个地方,都敬畏地称之为“两院”。

嘉靖八年年初,罗显写好上诉的状书,带着全族人民的希冀,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

可巧新一任巡按直隶御史刚来,此人叫刘乾亨,是河南洛阳人。刘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为,对这件案子颇为重视,遂接下了罗显的诉状。

罗显这份诉状,也是请了高人指点。里面先不提杨干院和罗秋隐坟的事,而是指责杨干院“招集流民伪僧为非”、“习演白莲教法,聚散无常”,说佛熙奸淫妇女并“谋死奸妇父男”,说法椿“夤缘官府,交通贿赂”,总之先给人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阖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话必不可信。

说完这些,状书才开始讲述罗家祖坟的事,引用大量文献来论证罗氏“因坟建寺”的缘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恶行,最后还不忘把知县高琦捎进来,说他贪赃枉法,滥用酷刑,事后还派人平坟,简直罪大恶极。

刘乾亨看完罗显诉状,觉得这案子没什么疑问,胜负立判。不过正因为胜负太明显了,反而比较麻烦。

巡按虽然可以接军民词讼,但并非能事事亲审。《大明会典》里说得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許转委、必须亲问。”

可见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级转发,只有当按察司官吏涉案时,巡按才能亲自出手。

罗显这个案子涉及到歙县知县高琦,按正常流程,刘乾亨应该将其转发给徽州府,由府属推官来处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决,人家何必跑来察院多此一举?

刘乾亨再看了看,发现状书里提及了一个细节:罗显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贿赂之外,还滥用酷刑,将其屈打成招。

这回好办了!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亲审的条件,有一则特殊条款:“若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不许转委、必须亲问。”——就是说,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锻炼成狱的情节,巡按不得再转发出去,要亲自审问。

按照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应该就是刘青天亲自升堂了吧?惊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纷纷跪下认罪云云。

不,并没有。接下来刘乾亨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转宁国府提吊文卷审理。

这个宁国府,不是《红楼梦》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东北方向的邻府,治所在宣城。刘巡按这一脚皮球踢得够远,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

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刘乾亨把案子转交宁国府异地审理,自己就安全了。宁国府跟歙县没关系,可以保证审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场。将来他们若是查出歙县知县有问题,也怪罪不到巡按头上。

更妙的是,这并不违反大明律。罗显状告知县高琦,按规矩是该转交府级衙门来审。只不过这个“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宁国府罢了。在大明的司法实践里,异地审案的情况很多,谁也无法指摘。

刘乾亨这是在隐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们对异地审理有意见,那我就要援引“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的条款,动用巡按的权限来亲自审理了,届时大家面上须不好看。

“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

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能说的,等结果就是了。只有法椿显得有些狼狈,他的力量在徽州府能施展,跨境都力不能及了。

宁国府派来审理杨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态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第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狱工作的推官,俗称“刑厅”,也叫“四爷”。

这个四爷叫郭凤仪,河南人。他相当认真负责,把案卷供状、古今郡志、寺碑家谱等一干卷宗调过去,细细研读,把所有相关人证、里老、邻居等重新审问,还派了太平县的典史、巡检亲自赶赴杨干院勘察现场——太平县即现在的黄山区,明代归宁国府管理,与歙县隔黄山相邻,过来一趟很方便。

结果并没什么悬念。无论文献还是乡人证言,都证明了罗氏祖坟的存在。而宁国府的调查人员在杨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旧砖廓,更证实了祖坟绝非浮土堆成。

宁国府的判决如下:

1 断令佛熙修筑坟还罗显摽祀。

2 仍将观音堂东边地一间,与罗显盖造祠堂一间,竖立碑记,供奉罗秋隐神主。

3 以后不许罗显因而赖为己地,再有埋葬。

4 及审佛熙、满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还俗。

5 (佛熙)供拟罗显奏事不实……仗罪。

这个判决,可以说罗家大获全胜。罗显不仅保住了祖坟,可以如常祭祖,而且还追回了观音堂的一间房屋,为祖先重建墓祠。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诬告罪,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强制还俗。

唯独第三点对杨干院有利,判定罗氏对寺产并无所有权,也不得添加新坟进去。这条聊胜于无,罗显本来也没有争寺产的心思,更不会把新坟挪进去。

可惜知县高琦并没受什么影响,大概宁国府不愿去无端得罪一位官员吧,算是一点点遗珠之憾。

按照程序,宁国府把结果回报徽州府察院,请巡按覆审。刘乾亨大笔一挥,直接批准,还添了一条,责令佛熙亲自把祖坟堆回去……

还坟现场一度十分尴尬——对佛熙来说——不光太平县的典史和巡检来压阵,还强制要求杨干院的和尚、附近里老、甲首、邻人都来围观。众目睽睽之下,佛熙红着一张老脸把坟土堆回去,堆完以后,仓惶而去。

一应事项完成以后,罗显和杨干院双方“各取甘结”。

“甘结”是一种特别的法律文书。当官司做出最终判决之后,双方都要在“甘结”上签字画押,以表示服从判决,不再翻案。甘结一签,证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结。

可有一个人,仍旧不服。

法椿。

宁国府审案之时,法椿力不能及,只能眼睁睁看到判决下来。可是他并不甘心,一心要把案子反转过来。

不过这件事若再从祖坟入手,难度太大。法椿精研佛法之余,想出一条毒计来。

嘉靖九年七月十五日。杨干院对外宣布,要搞一次盛大的中元节法会,无论僧俗男女都可以来参加。远近乡人听说之后,纷纷聚拢过来,一时杨干院内外熙熙攘攘,分外热闹。

呈坎距离杨干不远,后罗氏的年轻族人们见到如此好玩,也纷纷跑去玩耍。

去的人有罗良玺、罗伟,以及罗显的干侄子郑来保。郑来保还带着自己媳妇尚金宗以及媳妇闺蜜叶氏、郑氏、徐氏等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杨干院。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中元节,也是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具体怎么回事,史书里并没有提及。总之在当晚发生了一次蓄谋已久的斗殴,在争斗中,郑来保被僧人们活活打死,尸体被一个叫智灯的和尚抢走,直接烧毁。

消息传回到呈坎,罗显无比震惊,怎么一个人去看个法会就平白无故地死了?而且连尸体都找不到?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更大的麻烦已经降临了。

杨干院突然宣布要状告罗氏。

这一次,法椿的控诉比上一次更加阴狠。他宣称后罗一族的罗良玺为了图谋杨干院土地,唆使罗伟在法会上挑衅,打死了杨干院僧人能霓、佛圆,一定要追究到底。

法椿在状书里精心做了设计,把这次诉讼的主因设计成一起人命官司,再牵连到罗氏谋夺土地的动机。新案带着旧案,便无翻案之嫌了。

不过法椿没有把状纸递到歙县县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捅到了徽州的巡抚都院。

注意,是巡抚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刚才说了,这里是巡抚在徽州的办公地点,它和巡按察院一样,也可以接民间的诉讼官司。

法椿这一举动,包藏了机心。

上一次罗显之所以能翻盘,一是因为他选择了上诉巡按;二是在状子把知县高琦也给告了。一涉官员,巡按便有理由要求异地审判,导致法椿不能控制局面,以致失败。

法椿不想重蹈覆辙,所以这次他越过歙县和徽州府,绕开巡按,把这桩案子送到了巡抚面前。他精通法律,知道巡抚都院有个规矩,如果巡抚碰到上诉案件是纯民间纠纷,无需亲自审理,而是“发与所在有司”,让地方司法部门去调查。

那一年的应天巡抚叫毛斯义,他接到诉状,一看这是歙县民间斗殴事件,不涉官员,便按规矩转发给徽州府,责成他们尽快处理。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法椿终于如愿以偿,让案子落在了徽州府。别忘了,他可是徽州僧纲司的都纲,也属于官员之列,这里算是自己的半个主场,打点起来方便多了。

除了官面上的手段,法椿在私下里也没闲着。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椿在一个叫容岭的地方摆下酒宴,请来了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胡通进、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等九人,这些人都是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告罗良玺所在里的排年里长。

同席的,还有汪招才、汪社贵、汪寄寿等人。汪姓是歙县大姓,比罗姓还要强大,叫他们几个过来,可以一壮声势。

法椿知道,这件案子一旦开审,一定会把九个排年叫去问话,得事先买通,串好口供。这件事他不方便出面,委托了佛熙来充当酒宴主人。

佛熙在宴席上公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奏本已准,望列位回护。” ——意思是案子要开审了,哥儿几个可得记住说什么话。然后他掏出了三十两银子和三两一钱的金子,交给出席者平分。众人把钱收下,纷纷表示绝无问题。

法椿这边摩拳擦掌,罗显那边可也没坐以待毙。

他是个略懦弱的好人,可不是个笨蛋。上次被法椿的突然袭击坑得太苦,这次罗显多少吸取了点教训。

罗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来到巡按察院,向巡按刘乾亨提诉,状告杨干院和尚殴死干侄子郑来保并诬告罗良玺罗伟事。刘乾亨和巡抚毛斯义的反应完全一样,把这个案子直接转发徽州府,与杨干院诉罗良玺罗伟案合并为一案,统一审理。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或者问的再专业一点。巡抚或巡按遇到民间纠纷提告,不亲自审问,而是转发徽州府处置,这和老百姓直接去徽州府上诉,有什么区别吗?这条规定的意义何在?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的职责里,有这么一句描述:“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必须置立文簿、抄写告詞、编成字号、用印关防。立限发与所在有司,追问明白,就便发落,具由回报。”

也就是说,找巡按上诉的民间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记留底,然后才会转发徽州府。巡按察院会设定一个审结限期,如果逾期未结,巡按要追究官员责任。等有司审完之后,还要把结果回报给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结。

无论案情登记、审结限期还是具由回报,其实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这件案子在我们巡按察院挂上号了,你可别敷衍塞责啊。

所以罗显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诉,是有意义的。此举能给徽州府制造压力,逼迫他们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过偏袒。

更何况,巡抚是一省之长,日理万机,这种小案子不可能特别关注,转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负责司法监察,对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对徽州府来说,应天巡抚转过来的案子,可以稍微动点小心思,若是巡按转来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来不敢出错了。

果然,徽州府一接到巡按转发,头都大了,这成了两院都关注的案子啊!知府不敢只派推官来审,更换成了徽州府的二把手,徽州同知李邦。

同知的全称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负责“清军伍,督粮税”,是仅次于知府的大人物,俗称“粮厅”或者“军厅”。碰到州县无法解决的案子或者两院转发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审官,以示重视。

对法椿来说,搞定一个推官相对容易,如今主审突然换成了同知,贿赂的成本和难度直线上升。无形之中,罗显把法椿的主场优势给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开庭。

开审的流程千篇一律,无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陈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证、人证。可就在法椿准备叫那九个排年里长出庭作证时,罗显突然亮出了杀招。

罗显当场指控,说佛熙和尚收买了这九个人,而且说出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受贿金额: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岭,三两一钱黄金三十两白银,受贿人为李廷纲等九人。

佛熙宴请之事,做得十分隐秘,罗显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这九个排年之中,有一个叫胡通进的人。他此前欠了别人债,拿到佛熙的贿赂之后立刻去还钱。而罗显靠着族里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张开了一张监视网络,盯着这些和案子密切相关的排年。上次法椿就是靠贿赂人证,差点让罗显祖坟不保。再笨的人,这次也该长记性了。

胡通进一还钱,罗显这边立刻觉察,带人打上门去,三下五除二全问出来了。

罗显在公堂上当众喝破这件事,李廷纲、王琳、范琼隆几个人吓得面如土色。他们不过是些升斗小民,哪吃得住这么惊吓,纷纷捧出受贿金银,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万万没想到,罗显看着老实巴交,却把自己的几个杀招全给拆解掉了。

到了这份儿上,同知李邦觉得不用再继续审了,可以直接宣判。罗显趁热打铁,把一个人扶上公堂——他是死者郑来保的儿子郑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谋打死自己父亲。

这种直接告来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亲自出马了。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来,让他继续审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并要求召来当晚行凶时的两个重要证人:杨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里做杂活的小和尚——汪仁坚,以及杨干院的火头吴塔监。

眼看罗显即将大获全胜,可徽州府派去找证人的皂吏回报,说汪仁坚、吴塔监两人突然病故,已经下葬。

案子到这里,突然一下卡壳了。

曹世盛忽然发现,他们没理由继续拘拿法椿。因为法椿起诉的是罗良玺殴毙僧人案,他贿赂证人,是为此案做伪证。而罗显起诉的是杨干院僧人殴毙郑来保案,如今证人绝灭,无法证明法椿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总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错,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凶手吧?

只好暂时把他放了。

要说法椿,可真是意志坚韧之辈。明明处境极为不利,他居然还没放弃,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机宜。

佛熙得了师侄的提点,再赴巡抚毛斯义处上诉。这次上诉不为胜负,只为拖延时间。巡抚接了这案子,一定会转发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复巡抚都院,文书来回,怎么也得几天时间。

接下来,佛熙马不停蹄地找到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胡通进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侮受我金银事已发觉,今就首官,难免本罪,莫若诬称罗显情亏,妄将金银诈称是僧买求,再告一词,替我遮饰,得赢官司重谢。”

这不是笔者的原创,而是供状文献里的原话。看到这里时,真是服了法椿了,亏他能从绝路中挖出这么一条缝来。

反正那九个排年已承认收受贿赂,干脆让他们改一下口供,诬称这些钱是罗显给的,也是罗显教他们说是佛熙贿赂。为什么罗显这么做?因为他心虚啊。

这套说辞并不求逻辑严密,只求把水搅得足够浑。

吴永升、汪宁等人得了佛熙保证,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记刁状,诈称那笔金银是罗显给的。

罗显一听这几个人居然还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让自己的侄子罗兴去了巡抚都院,找毛斯义毛老爷申诉。你不是要闹大吗?那我就再闹大一点。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这条诉讼线,这次走一回巡抚衙门,把两院补齐,声势搞得大大的。

巡抚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转给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烦又来了,推官曹世盛连忙请到同知李邦,按程序这事还得您来审啊……

李同知打开案卷一瞧,好家伙,一桩案子变成了四桩案子:罗显、郑文诉杨干院僧人殴死郑来保兼诬告罗良玺罗伟案、法椿诉罗良玺罗伟殴死杨干院僧人谋夺风水案、九排年诉罗显贿赂排年伪证案、罗显诉九排年诬告案。

这五桩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有来有回。本来挺简单一事,现在硬是被法椿搅得错综复杂。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这个地方以“健讼”著称,民间特别爱打官司。能在这个地方当父母官的,都是久经考验之辈。他展卷一捋,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到了关键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罗氏祖坟案。

那桩案子虽然审结,后续余波却涟漪不断。要了结眼下的四桩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并没有关于此案的资料。

当时罗氏祖坟案一审是在歙县,二审涉官,由巡按刘乾亨安排,转去宁国府异地审问。结案后的执行,也是由宁国府太平县负责。此案所有的相关档案,都存在那边,徽州府没有经手,自然也没记录。

李邦想要了解罗氏祖坟案的情况,还得去宁国府找。于是他便派遣一个叫做潘元的快手,跑去宁国府调阅档案。

“快手”不是现在那个“快手”,而是指衙署里负责传唤官司、传递文书的差人,它和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捕快”。

法椿觑到这个机会,又出手了,还是盘外招数。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笔钱。潘元心领神会,假装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请调阅卷宗的文书和自家身份凭证,给了杨干院一个叫能儒的和尚。这个能儒和尚没有剃度,拿着潘元的凭证,大摇大摆去了宁国府。

那时候身份证没照片,宁国府哪里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顶替,一看文书勘验无误,便把档案找出来,交给了能儒。

能儒拿到档案之后,直接把它给了佛熙。佛熙偷偷打开,发现里面分成两卷。一卷是歙县知县高琦判案的文件,对杨干院有利;一卷是宁国府推官郭凤仪判案的文件,对罗显有利。当年宁国府二审之时,曾把歙县一审卷宗调过来对照,因此并在了一处。

佛熙把宁国府卷宗偷偷抽出来,只留下歙县卷宗在里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借此瞒天过海。

可惜李邦并不糊涂。他看了看卷宗,发现只有歙县高琦的手笔,便多留了个心眼,召来罗显询问。罗显一听就急了,怀疑卷宗被人偷换,他大叫大嚷,要求彻查。

可这怎么彻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丢失,谁也没辙。明代这种手段很流行,本来案情清楚,结果被人故意湮灭档案,最终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见过太多,所以才敢放胆如此施为。

可法椿没料到,罗显这一嚷嚷,自己的同伙佛熙倒先心虚了。毕竟这是窃取官府文书,算是重罪。佛熙把宁国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乱之时,过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头就走。

有一个叫程宽的推厅小吏,他收拾公堂时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开一看有宁国府字样,遂送到清军厅。

清军厅是徽州府同知的办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送回来了,又把罗显唤来。罗显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还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结。

前面说了,甘结是结案后双方签署的文件,表示服从判决。这份文件若是丢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认判决结果,又把案子拿出来重审。

李邦没有寻找遗失文书的义务,他只能依照现存文件做判断。罗显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

这件事倒是不难查,罗显略做询问,很快便发现是快手潘元找人顶替的缘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都院,要告潘元和能儒偷换文书湮灭证据的罪过。

巡按照例转发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现在成了五桩案子了。

不,不止五桩。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宁国府卷宗遗失案发生的同时,杨干院又出事了。

杨干院有个小和尚叫仁膏,气不过罗氏作为,提了两桶大粪泼到罗氏祖坟和祠堂,搞得污秽不堪。恰好这一幕被罗显的族弟罗时看到了,跟仁膏两个人厮打起来,闹到歙县公堂。知县责令一个叫姚升保的歇家——这是一种做婚姻诉讼生意等中介的职业,类似于牙人——去调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没看住,让仁膏跑掉了。

罗时把这事告诉罗显,罗显大怒。祖坟被泼秽物,这谁能忍?他大张旗鼓去找到巡抚都院那里,又一次提告。

佛熙听说这件事之后,跟法椿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个仁膏被罗时寻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抚、巡按分别把状书转至徽州府时,同知李邦手里刚好凑够七桩案子,可以召唤神龙了……

李邦自然没有召唤神龙的能耐,只好召唤休宁县知县高简、黟县知县赖暹两个人,让他们合议并案审理。

上级移交下级司法机构审案,是明代常见的一种做法。尤其是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案子里牵连着歙县知县,为了确保顺畅,最好是让邻县来审。

这案子本身,真没什么好审的。两位知县调取了过往卷宗,又到杨干院现场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结论:祖坟归属无误,维持原判。至于那几桩殴毙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圆、郑来保、汪仁坚、吴塔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没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并无谋杀情节。

从这份判决中可以看出来,两县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斩乱麻尽快结案,不要深究细枝末节。所以判决大原则上对罗家有利,但像郑来保、汪仁坚、吴塔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郑来保的——居然报成了病故,显然是不愿深究。

总体来说,这次判决维护了好人利益,但也没让坏人受罚。

法椿的搅乱之计,终究还是发挥了作用

他深悉官场心态,知道官员最怕的就是混乱。一旦发现混乱开始趋向失控,官员们便会下意识地去弥缝、抹平,把事情尽快了结,哪怕中间有些许不公正也无所谓。秉持着这个认知,法椿硬是把一场败仗,搅成了一场乱仗。

当然,官府对罗氏一族,也不是没有愧疚之心。两个知县特意委托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将杨干院内的坟祠范围重新测量了一下:“东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横阔六丈五尺,坟右空地一丈六尺,坟前以沟,坟后以街沿各为界,听从罗秋隐子孙永远摽祀,不许浸损。”

这算是把罗氏坟祠的归属彻底坐实,与杨干院划出了明确界限,办成一桩铁案。

两县的判决还没完。

罗显和法椿,都判了个“奏事不实”,李廷纲等九个排年收取贿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贿、窃换文书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强制还俗(上一次未得执行);其他诸如罗兴、罗时、义珍、能儒等次一级的参与者,也俱各受罚。

你们这么折腾官府,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吧?

当然,这个判决,还是留有余地的。罗显和法椿年纪都不小了,真挨上一顿板子只怕会当场死掉,两县准许他们用“纳米”技术……不对,是用缴纳米粮的方式来赎刑。九个排年里的胡通进、吴永升家里阔绰,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抵扣刑罚。义珍和尚没钱,就用劳动的方式来抵扣——叫做“折纳工价”。

接下来,徽州府给两院各自行了一道文,在他们那儿把案子销掉,先后得到巡按御史刘乾亨、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准(毛斯义已调任),同意李同知的判决。这件事从程序上算彻底完结。

可这时有一个人,却仍旧不甘心。

还是法椿。

他居然还没放弃。

法椿注意到一个事实。那九个受罚的排年里,李廷纲最先自首,得到了免罚的待遇;胡通进、吴永升纳了米,也抵扣了刑期。但其他六个人,却只能乖乖挨打。

这里头,仍有可乘之机。

法椿找到那六个倒霉蛋,又撒出银钱去,联络了其他里的十四个排年,凑足了二十人联名具表,去告罗显。

告罗显什么呢?

告他为了隐瞒实情,贿赂了那九个排年,给了每人五十两银子,一共四百五十两。

这个数目,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说是天价了。那么有证据吗?

有啊。

当初李廷纲自首的时候,掏出了佛熙给的三两银子作为证据,我们也有。然后汪宁等六人分别掏出了五十两白花花的纹银,上缴官府。

不用问,他们拿出来的这三百两是法椿给的。

法椿也真是大手笔,一抬手就扔进三百两银子打水漂,再加上额外送他们六人的酬劳以及收买其他排年的,成本不低。

但这些银子花得相当值。

汪宁等六人家境一般,不可能自己出五十两白银,这些钱肯定是别人给的。别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给你钱?一定是要换你在官司上的合作。那么在官司上,谁最后得利了?自然是罗显嘛。按这个思路想下去,简直不要太合情合理。

更狠的是,汪宁提告的,是罗显贿赂了九个排年。他们六个现在已经把赃款交了,那么剩下的三个人:李廷纲、胡通进、吴永升,也会被官府催缴赃款——可他们哪有啊,这不等于平白多了五十两债务么?

活该,谁让你们逃过一劫,我们却要挨板子。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义,派仁膏——就是先前跟罗时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状,声称找到新的证据,能霓、佛圆并非如两县判决说的那样病故,而是被罗显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凶手叫罗禄,杨干院已经掌握了他“围捉吓骗银两、卷掳家财”的证据。

证人不可靠,死人又冒出一个凶手,法椿如此安排,等于是要彻底否定两县的判决。只要这桩七合一的案子翻转过来,连带着罗氏祖坟祠堂也就能铲除了。

此时已是嘉靖十一年二月,巡按察院里换了新主人。新来的巡按叫做詹宽,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纷争,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许翻案,而且要求这种性质的案子必须去异地审结。既然此前休宁、黟县两县判决是来自于徽州府同知的委托,那么这个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宽想了想,决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隶属于南直隶,范围与现在的池州、铜陵二市相当,紧邻徽州府的西侧。

詹宽为什么选择池州府,而不是宁国府,这个史无明载。但从种种迹象推测,法椿应该是暗中使了力气。

贿赂巡按是件高难度的事,但也得看贿赂巡按做什么。法椿没让詹宽枉法,只是让巡按大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一个法椿想要的选择罢了。这对詹宽来说,毫无成本与风险。

池州府对这个案子很重视,由知府侯缄亲自提吊人卷,着一个姓杨的推官负责具体审理。

法椿在侯缄或者杨推官这里,也使了大钱。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规则内的小聪明,是扳不回局面的,还得花钱。毕竟在大明,银钱最能通神,这一点连远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因为原本丢失了……

是这样的,这一系列案子的档案文书,收录在一本叫《杨干院归结始末》的书里。而这本书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页。所以池州府到底怎么审这个案子的,已经没法知道了。

我们只能翻到十五页,看看池州府审问的结果如何。

这里有罗显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积年打点衙门铺户唐文魁,贿嘱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计延傍晚到所,不审邻佑,不详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夹打。”

可以想象,罗显面临着多么绝望的局面。

首先这个开庭时间定在傍晚,就很蹊跷。因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一更三点就是现在差不多七点左右,等你傍晚开庭时,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没人围观,才好方便做事。

然后上头这位主审官,也不问证人,也不查卷宗,也不听辩解,直接掷下一个结论,你不画押就打。

这都是些什么结论?

要罗显承认行贿,给了李廷纲等人每人三十两白银来做伪证;还要罗显承认,罗氏祖坟是伪造的,与杨干寺无关。

罗显自然打死不从,要看供状。没想到杨推官直接买通了几个书手小吏,每人一两银子,直接把卷宗里邻居的证词给改了。所有“有坟”字样均改为“无坟”,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说这位杨推官,绝对是个老于案牍的刀笔吏,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判词,极为精彩,好似推理小说一般。这段文字近乎白话,笔者就不翻译了,特抄录如下:

对于罗氏祖坟真伪问题,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旧志书,俱载杨干院在歙县孝女乡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额及洪武丈量籍册与本寺奠基文簿备载今寺见产,并不曾开有罗秋隐墓。又查《新安文献》,载有程丞相行状,明开女适罗鼐,亦不曾开有建寺守坟缘由。止有罗显宗谱并伊执出《程丞相碑记》开有罗秋隐葬在通德乡杨干寺后……备查各执书册文簿,众执罗秋隐并无坟墓实迹。”

然后杨推官又质问道:

“杨干寺自唐迄宋已经三迁,罗秋隐死于唐末,纵葬杨干,未必在迁处所。且罗氏前朝代有显宦,传至近世,丁力富盛,既系远祖葬地,缘不递年摽祀?岂无故老相传?查自洪武至弘治,节次修盖法堂,与前殿相去不满四步,中果有坟,当必侵压,本家何无言论?”

他还去现场亲自勘查了一圈:

“况既系古坟,必有显迹,今泥砖乱砌,内实黄土,长止三尺,高广尺余,中不容一人之臂。若砖内加以板木、衣裘,止可容一人之掌,岂类廓形?傍铺细碎石子,审是本寺阶路。且歙本山乡,纵使薄葬,焉无斗灰、片石粘砌?”

杨推官从文献、行为逻辑和坟墓形制三个角度,完全否定了罗秋隐墓的存在。

那么现在那座祖坟是怎么来的?杨推官脑洞大开,给了这么一段故事:

“罗显见寺有风水,要得吞谋,捏伊始祖罗秋隐葬在本寺,令罗昝、罗文殊强搬瓦砾,修理砌坟。差委赵典史修坟建祠,罗显等暗造墓志一块,带领弟侄,假以修坟,乘机于观音堂前挖去泥土混赖,置酒邀请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吃。罗显对说:“每人且将金三钱一分、银三两送你,出官之时,只说佛熙买求你赃,汪宁等俱有。比李廷纲等听从接受,罗显又将银两、衣帛等物约共一百二十两作为谢礼,与李廷纲、范琼隆、王琳,各分三十两入己。”

不知道法椿使了多少钱来贿赂杨推官,但这钱绝对值。这篇判词推理层层推进,有凭有据,合情合理。杨推官这一支如椽大笔,生生将一桩铁案给翻过来了。

不过他建构的整个理论,还有一个致命的破绽,那就是罗秋隐墓。

杨推官的理论基础是,罗秋隐墓系罗显伪造而成,一切推理都是基于这一点发挥。反过来说,如果罗秋隐墓是真的,这篇精彩的判词不攻自破。

此前纠纷,杨干院毁掉的只是墓顶土堆,并未往下深入。罗显如果豁出去,要求官府开墓验棺,挖出祖先尸骸,这场官司赢定了。

杨推官心思缜密,不会不补上这个疏漏。他暗中提醒法椿,法椿找了当地豪强三百多人,在杨干院里夤夜举火,将坟当顶掘挖,居然真在里面挖出了砖墎、墓志。”

有这些东西证明,可见罗墓是真的。

不过到了第二天,墓就不是真的了。一干豪众次日清晨早早过来,使锹用铲,转瞬间就将罗秋隐墓的痕迹彻底抹除,只留下一片平地。

最后一个漏洞,也补上了。

很快杨推官得意洋洋地扔出了结论:“(罗显)反行污首,捏僧截卷,致仍旧断。装捏众词,平占风水。”

罗显怎么也没想到,池州府的这次审判如此不加遮掩,让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自己满满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

怎么办?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宁国府。

当年这个案子,正是在宁国府异地审讯,才让罗氏获胜。现在池州府做出的判决,是在打宁国府的脸,如果他们能参与进来,案情一定会有转机。

可惜宁国府显然不打算趟这场浑水。罗显的诉状告过去,负责人直接转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转委池州府审理,不好驳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样转到池州府审理。

转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时已经是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份,将近一年时间过去。罗显别无选择,又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去找巡按詹宽詹大人主持公道。

以往数次官司,罗显靠着向巡按御史提告的办法,占尽优势,这一次他觉得还会被福星关照。可他也不想想,当初把整个案子踢到池州府的,正是这一位詹宽。罗显找他,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罗显在这一次的诉状里声称:池州府审判不公,杨推官贪赃枉法,法椿毁坏祖坟,请求秉公处理。

詹宽一看,哦,这案子涉官了。

之前说过。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桩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这里,案件要转到被涉官员的上级机构。告县官,则转府处理;告府官,则转布政使司处理;告布政使官员,则转按察使司处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员时,转无可转,巡按才能亲自审问。

池州府也隶属南直隶,南直隶没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级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机构,只有巡按御史。因此这次罗显的案子,詹巡按可以亲自过问。

詹宽也不客气,先提拿了太平县的赵典史过来,问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杨干院筑坟的事。赵典史不知是吓的,还是得了什么暗示,说话支支吾吾,说当时罗显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筑坟,本人只是旁边监督,罗显曾经说在地下发现砖墎什么的,本人只是听说,并未亲见云云。

詹宽又潦草地审问了几句,直接判了案。不过这次判决的结果,无论罗显还是法椿,谁也没预料到。

判词如下:

“夫崇正辟邪,为政首务。欺公蔑法,难长刁风。切照罗显祖坟,就依其宗谱等书所载,果在寺后,不应今在寺中。今果在于寺中,则修造梵宫时,助缘题名于梁楣者,罗氏如许多人,又不应忍弃其祖,与僧直据其后耳。实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竞为立一赤帜耶?合平其土。”

詹宽一上来,就否定了祖坟的合法性。即便如罗显主张的那样,祖坟在先,佛寺在后,如今也该拆掉。杨干院现在是公众寺庙,捐款的外来居士很多。你们把祖坟留在庙里,别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还是供奉佛祖?

然后詹宽笔锋一转,连罗秋隐都骂上了:

“秋隐,唐时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专祠独祀于百世之下,实为僭越,法当立毁。再照杨干院创虽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迹类淫祠,又系今时例禁,尤当一切毁去。”

等一等,你骂罗秋隐也就算了,怎么连杨干院也要毁掉?你到底哪边的?别着急,咱们再往下看看詹宽给的解决方案:

“将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凤,为旧有神主页。配以罗鼐、迪威、贤孙,为碑载檀越也。左右两堂,遍祀劝缘,助缘人氏,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观音堂改与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旧,为寺有僧田,尚供税赋也。候本院另行平毁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无负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没想到,没想到詹宽的判决竟然是这么一个离奇的结果。

罗氏祖坟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幸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凤等先贤,一半留给杨干院。

詹宽这么判决,也是有原因的。《大明集礼》里记载说:“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 也就是说,明代礼法只允许庶民祭祀父亲和祖父,再往前就不许了。就算祭父祖,也不许立祠堂。

偏巧罗氏在明代没出过什么官员,确实属于庶人。所以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法椿没想到,眼看见到成功的曙光,却惹出这么一位一身正气、两不偏帮的大神。判词里有一句“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正是法椿梦寐以求的结果,可以彻底把罗氏一族赶出了杨干院——只是代价实在太大,半座寺庙没了。

除了祖坟之事,还有九位排年涉及贿赂之事等着处理。

詹宽也懒得仔细分辨,给罗显、法椿以及九个排年统统判了杖、徒之刑。好在这些刑罚很快得到了赦免,因为正赶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朱载基,大赦天下——他们的运气是真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若是晚两个月判,结果恐怕会大不相同,因为朱载基出生两个月就夭折了。

至于到底是谁贿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没查清楚,就这么不了了之。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南直隶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给徽州府,责成他们按照判决书,尽快去杨干院平坟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这道公文上还有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示:“照巡按衙门批详施行”,立刻明白,两院已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其实陈轼在徽州同知李邦审结之后,也批示过同意。现在他再同意詹宽的判决,有点打自己的脸。可陈轼也没办法,巡按虽然比巡抚品级低,可毕竟不在一条行政线上,真要在司法领域顶起牛来,巡抚也得让巡按三分。

有了两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个姓张的通判在杨干院压阵,把罗秋隐的坟墓第二次铲平。然后他们将佛殿拆毁,只留下观音堂供僧人们礼佛。

法椿和罗显看着这一切,百感交集。两人从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却是这么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面对这一结局,法椿大概是放弃了,而罗显却在一年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真相。

在郑有保被殴死的那一夜,杨干寺的和尚坚称有佛圆、能霓两个僧人被罗家殴死,但一直却不见尸首。后来休宁、黟县两县断案时,认定两人病故;再后来池州府断案,法椿又拿这两个和尚说事,指控是罗禄所杀,后被詹巡按证实子虚乌有。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去哪了呢?罗显自己也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还记得法椿的来历么?他本是休宁县的绝户长子,逃户至杨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宁县曾经找上门来,要他回去落户,不知为何没有追究到底。

罗显找到的真相是:佛圆、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杨干院却一直在虚造僧籍,让他们活在档案里。当休宁县给杨干院发来文书,要求法椿还俗回去落户。法椿或佛海便买通了休宁县的一位里老郑彦儒,把佛圆、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销掉,伪托还俗,虚落在郑彦儒的里册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账面上做平,足可以给休宁县一个交代。

经过这么一番运作,死和尚进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脱出来。

这次与罗氏对决,法椿故技重施,让佛圆、能霓两位劳模再“死”一次,借此诬陷罗氏。

罗显认为这是一条绝好的证据,凭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擞起精神,打算继续上告,可写完状书却发现,无路可走了。

此案最后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宽亲自审结,巡抚都御史陈轼附署,可以视为终审判决。罗显想要上诉,地方上已经找不到比两院更高的司法机构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没有,那么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法司,还有一厂一卫,还有阁老们,再往上……还有皇上嘛。

罗显冒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要不咱们上访去吧!

上京告御状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汉称“诣阙”,唐有“投匦状”、“邀车驾”,宋叫“诣台省”,清称“京控”。在大明朝,上访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京诉”。

越级诉讼是个特别犯忌讳的事,京诉更是敏感。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给老百姓颁发大诰,头顶大诰可以直接进京喊冤。不过很快“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 从此以后,大明历任皇帝对京诉格外谨慎。民众可以上访,但甭管申诉事实是真是假,上访者都得被问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讼传统,百姓法律意识和常识都很丰富。罗显和罗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这么一条:

“各处军民奏诉冤枉事情,若曾经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问理……令家人抱赍奏告者,免其问罪,给引照回。”(《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之二十二》第十六条》

就是说,如果上访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过,那么上访者可以免罪。这在法理上说得通,因为被这三处衙门拒绝之后,百姓没有能再上诉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罗显这个高兴。杨干院这个案子,终审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这个规定。可没高兴多久,他发现这条规定还有个适用范围:

“军役户婚田土等项,事情曾经上司断结不明,或亲身及令家人老幼妇女抱赍奏告者,各问罪,给引照回,奏词转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问。”

朝廷日理万机,不能什么鸡毛蒜皮的上访案子都接。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适用于刚才那条免罪的规定;如果你上访是为了田产婚姻户籍之类的,对不起,一样问罪,还得打回原籍。”

杨干院这个案子,核心纠纷是罗家祖坟的位置,归到田土一类,自然不能免罪。

得,空欢喜一场。

顺便说一句无关的趣事,大明律有时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问刑条例》里有一条关于“京诉”的规定:“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 ——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许上访,否则问罪不说,还不予立案。

为什么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不是不接你们的案子,实在是朝廷接不住过来啊……

书归正传。

罗家人研究了半天,发现无论如何得牺牲一人,才能把上访这事完成。罗显年纪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狱之灾,法律上也不允许老人京诉,得派个身强力壮能抗打的年轻人去京城。最后罗显的侄子罗兴站出来,毅然决然地说我去吧。

于是罗显精心准备了一份状书,将整个纷争的前因后果、证据辩驳详细地写下来,最后还附了法椿虚造户口、改换身籍的新犯罪事实。

罗兴揣着这份状纸,从歙县千里迢迢朝着京城而去。时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寻常百姓看惯了戏文,以为告御状就是望见皇帝车仗,高举状纸,大喊一声冤枉啊,迎头一拦。

其实这么做的风险极高。且不说你往先一冲,大概率被护卫直接打死,就算侥幸未死,《大明律·兵律·宫卫》对于这种拦御驾的行为也有严厉规定:“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

其他性质的京诉,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这种就直接绞刑了。

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头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问罪枷号一个月;若涉虚者。仍杖一百。发口外卫分充军。”

可见皇城喊冤也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京诉这事,需要上访者有极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一些技巧。罗兴大约在二、三月间抵达京城,他显然得到过高人指点,既没拦车驾,也没去城门口喊冤,而是找准了京诉唯一的正确门路——通政司。

通政司是干什么的?它“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呈状以闻。”

这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和信访办的合体,负责朝廷以及地方各类文书的接收、审核、分配转发等等,职责里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诉冤滞”这一类的上访。

虽然通政司只管把文书转发给有关部门,本身没有断事之权,但这是一道必要的审核程序。如果没有通政司盖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会受理你的状子。

罗兴找对了门路,把这份状子顺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审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进入京诉流程。然后通政司把罗兴一捆,扔牢里了……别忘了,京诉是违法行为,不问所诉案情虚实,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陈经于奉天门把杨干院案上奏天子。嘉靖皇帝读完这案子的前因后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刚登基那会儿,爆发过一次“大礼议”事件。简单来说,嘉靖本是兴献王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死后,没有子嗣,大臣们便把他请来京城当皇帝。嘉靖登基之后,朝臣们说您这算改嗣,得认伯父弘治皇帝为父亲,对亲爹兴献王改称皇叔,不然祭太庙不成体统。嘉靖不干,坚决不改口,还想把亲爹追认成皇帝。他跟朝臣们斗了几年,最终获得胜利。兴献王得了个“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名号,神主牌摆进了皇城奉先殿中。

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么?

而且……这个案子,很配合朕的心思呐。

在嘉靖十四年,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此时他的政治手段日渐成熟,知道这种事不宜强行推进,一定得把节奏先带起来。

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在接下来的嘉靖十五年,吏部尚书夏言将会连续上三道奏疏:《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建议放松宗庙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许子民祭祀自己几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 这是夏言的原话,未尝不是嘉靖皇帝的心声。夏言上疏之后,嘉奖皇帝立刻顺坡下驴,下旨“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祭祀始祖”。

全国宗族一定欢欣鼓舞,热烈响应。朝中臣工也无法反对,谁敢说自己不想祭拜先祖?整个节奏一下子就能被带起来了。在各地开禁祭祖的大潮掩护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亲爹追尊庙号。

这个罗氏祖坟,正好是因为违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宽毁去。对嘉靖皇帝来说,可谓是瞌睡时送来一个枕头。他可以借这件案子隐晦地点明一下态度,提前吹吹风,为未来的开禁宣传造势。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处理此事。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谁都看得出来嘉靖的态度,否则特意下旨干嘛?于是杨干院这桩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飞快,从都察院转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对罗兴的处理意见。

罗兴越诉上京,论律当罪。都察院广西道——这是部门名称,并非专指地域——判定该犯施以杖刑,但法外开恩,减了一等。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门——顺天府。顺天府对罗兴施完杖刑,给了他一张路引,让他回原籍候审听理。

紧接着,五月十四日,都察院发布了对罗显、罗兴所诉杨干院侵毁罗氏祖坟案的处理意见:转发南直隶巡按御史宋茂熙,着其亲自审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么?

老实说,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惯例。

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从细微处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么打。

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却能发现深意。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 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要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的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给罗家打call了。

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南直隶巡按御史也“默会”。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宁国府这次审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几日判决便出炉了。和詹宽当年所判相比,可谓是一个华丽的急转身:

“断听罗显等照旧修筑坟堆,并埋立志石,坟前摽祀,不许在坟左右别行修理。”

罗氏祖坟,又一次华丽丽地回到杨干院内。

九排年收受贿赂一案也顺便审结,系佛熙所为,各自追赃。至于池州府审出的那个所谓“罗显贿赂九排年每人五十两”,纯属栽赃陷害。

宁国府的判决书送到巡按都院,宋茂熙十分满意,批示道:“寺因坟而建,坟因寺而废,以理言之,毁寺而存坟可也,废坟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对于转委案件,巡按批个准字就够了,宋茂熙写这么多,是把罗秋隐坟和杨干院的性质明确下来,使奸邪无从翻案。再说了,这案子是走京诉的,判决结果得往都察院报,皇上一定会看见,趁这机会多写几笔,显得忠勤用心。

于是这一件前后持续八年、兴讼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罗氏的胜利落下帷幕。罗显百年之后,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这八年以来的艰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呐。

对了,还有一个人的下落没交代。

法椿。

他彻底失败了,不是败给了罗显,而是败给了嘉靖皇帝。在宁国府的压力之下,法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超长的招供,从他的角度交代了整个纷争的缘由、过程。

不过法椿不知使了什么招,居然逃过了责罚。

在宁国府的那份判决里,罗显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实的行为,前者杖九十,后者杖八十,但准许罚款抵消。罗显的罪名,居然比法椿还重一些。后来罗显缴纳了三十石米,才算抵消了刑罚;法椿有官身,只交了七石。

而且,虽然罗氏祖坟保住了,但杨干院也没受什么影响。宁国府判决里有一条:“本寺观音堂佛殿并地土,仍听寺僧法椿等照旧营业梵修。”

把观音堂、佛殿退还给杨干院,是因为罗氏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过对杨干院的所有权;对法椿的罪行惩罚如此之轻,是因为他一直隐在幕后,大部分行动都是通过佛熙等人来办的。

对于法椿来说,也姑且算做是一次胜利吧。

无论如何,折腾了一大圈,局势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点。杨干院的僧人们,照旧在寺内诵经礼佛;罗氏一族,照旧每年来坟前祭拜。孤坟与古寺终究没有分开,一如从前。

杨干院的官司结束了,可历史的进程,还在继续。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近一步锻成,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当地保存文献的好习惯,罗显把这场官司的相关文书,篡成了一部《杨干院归结始末》,留给子孙后代,希望他们 “未必不兴感警创以动其孝思,亦期保久远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嘉靖皇帝如愿以偿地为父亲追尊庙号,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庙。

嘉靖四十五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寺的兴建时间定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划上最后的句号。

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禅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曾迁移。远山近溪,晨钟暮鼓,几百年来,那座孤坟依旧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扬的钟声始终相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话:“阴坞口的风,杨干院的钟” ,两者皆是兴旺不衰的象征。

杨干禅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灞口,经杨干寺,逾石磁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禅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后记

我跟这个故事的缘分,说来很是奇妙。

自从丝绢案之后,我对徽州文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读到阿风老师的《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在里面第一次得知了杨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论文的重点在徽州僧俗关系,关于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讲述了一下过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全文,论文注释里却只提及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在网上找了一通,未果,看来那本史料并没有被电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关论文,可也一无所获。我绝望地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兴冲冲地跑到了社科院门口。奇迹发生了,门卫并没拦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较符合经常来这里的人设吧……胖胖的、背书包、戴眼镜、骑自行车、眼神还有点呆呆的。

我找到办图书借阅证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脑后。我说我想办证,小姑娘问你哪个所的?

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对不起,我们这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我一阵失望,但也有心理准备。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机。我在她报警之前,赶紧转身。马上要到门口了,背后忽然喊了一声:“你是亲王?”

我吓得一哆嗦,这么快警察连网名都查到了?赶紧点头承认。

然后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剑三里的师徒,刚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机偷拍了一下,发去微信跟我朋友确认。

确认身份之后,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还是拒绝了我办证的请求。

我哭着表示理解,又灵机一动:“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数据库,看有没有馆藏《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

小姑娘表示这没问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原件是藏在社科院历史所里,和社科院图书馆还不是一个系统。而且这份原件是明代原件,算文物,保存状况敏感,别说外借了,就连借阅都极有难度。

我一听,完了,这回肯定没戏了。我只好向小姑娘道谢,失望而去。然后我忽然又灵机一动,问她能不能联系上阿风老师?

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也拒绝了。不过她答应如果碰到阿风老师,可以帮我问问看。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我总算加到了阿风老师的微信。我忐忑不安地问,有没有《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影印本可看?阿风老师说没有。

我哭着表示理解。没想到阿风老师随即说,你别费劲去看原件了,很难辨读。有一位已故的周绍泉老先生做了一部分点校工作,我以他的工作为基础,把全书点校完了,马上就在下个月出版的《明史研究》上登出来。

我差点仰天长啸,这实在是有缘分了,连续两次的奇迹啊!阿风老师还很热心地把他的很多论文发给我参考,他对一个陌生人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俗务耽搁,这篇文章到现在才算写完。它基于周绍泉、阿风两位老师点校注释的《杨干院归结始末》,以及参考了阿风老师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以及《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与其说是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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