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东归英雄在民国
班布尔汗
少年汗王
在今天，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还不过是高中生，在书山题海中挣扎，为日后的高考奋力拼搏。虽然学习考试算得上苦，可家庭重担，家族前途之类，根本用不着考虑，更不可能为千万人的命运负责。
而土尔扈特第十二任汗王满楚克扎布，却在十七岁时，亲掌汗王府权力，成为土尔扈特十万百姓的主宰者。
满楚克扎布二岁因为父亲早逝而成为汗王，七岁时失去母亲，从此在叔父五世生钦的照料下成长。五世生钦是僧侣，不能娶妻生子，因此将侄子视为己出。为了使其日后能担当汗王责任，五世生钦很小便将满楚克扎布送入骑兵团，训练骑马射击和军事指挥。使得小汗王养成了军人气质。
作为汗王需要文武双全，武的一面是五世生钦培养，而文的一面，则是西力克负责。作为汗王的姨夫，西力克亲自做满楚克扎布的蒙古文老师，同时请俄罗斯老师教授俄文。在十六岁之前，满楚克扎布精通蒙、俄双语，但并不会汉语。
而开始学习汉语汉文，是在满楚克扎布结婚之时。
满楚克扎布的父亲布彦蒙库汗在世时，因要履行朝觐皇帝的义务，曾在北京居住有年。在京期间，与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过从甚密，曾经口头许下儿女亲家。
喀喇沁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其亲王家族来源于成吉思汗四大猛将之一的者勒蔑。虽并非蒙古黄金家族成员，但因为祖上家世显赫，再加上清朝建立时是较早归附的蒙古部落，因此备受清廷恩遇。有清一代，清皇室与喀喇沁通婚共一百一十四次，下嫁皇家女九十三人，娶喀喇沁女二十一人。在蒙古诸部中，要说与清皇室的关系之紧密，仅次于出了几位清朝皇后的科尔沁部。
虽是口头婚约，但这在王室之家便算是定下姻缘。因此，当满楚克扎布十五岁时，五世生钦便以家族长辈身份，派出庞大的迎亲团前往北京喀喇沁王府迎娶贡桑诺尔布亲王的小女儿乌静彬。据说，土尔扈特迎亲团携带的聘礼极为丰厚，仅现金便有八千银元，其他各类贵重礼品更是装载了三十二峰骆驼。
而贡桑诺尔布亲王也不吝啬，为女儿准备了四十二峰骆驼装载的嫁妆，隆重送女儿出嫁。小格格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前往新疆，行程达三个多月，于1930年10月到达新疆，与满楚克扎布完婚。
乌静彬，字贞卿，蒙古名古训敏德克，1914年生人，比满楚克扎布大一岁，结婚时也不过十六岁。贡桑诺尔布亲王是蒙古王公中首先倡导现代化改革的人物，在旗中废除跪拜礼，开办新式学堂，尤其是创办了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学堂。因此，乌静彬不仅受到传统闺阁教育，也接触到新思想，眼界开阔，性格坚毅。
虽是包办婚姻，但夫妻二人都是豆蔻年华，新婚生活十分美满。按他们的女儿叙述母亲的回忆，是“他们都是少年的初恋，恋情融化了他们的身心”。喀喇沁从清朝中期便是蒙汉杂居，王府早已基本汉化，加之乌静彬出生于北京，因此不会蒙古语。夫妻二人的交流，首先是从互相教授语言开始，在妻子的帮助下，满楚克扎布迅速掌握了汉语，日后甚至可在无讲稿的情况下发表演说，语言生动，感染力强。不过一年，二人的爱情结晶，长子恭本德吉特出生。
小两口享受新婚幸福，可新疆和土尔扈特却是风起云涌。先是全疆大起义爆发，之后便是五世生钦的遇害。
五世生钦与金树仁斗法失败，关键在于汗王满楚克扎布被接到了迪化，并宣布亲政。虽然叔叔对自己有养护培育之恩，但年轻的汗王“非常任性，反抗精神极强”，对叔叔长期把持政务心有不满，因此才跟从西力克前往迪化，想借机收回权柄。岂料，此举竟然害死了叔父，自己还不得不违心感谢金树仁允许自己护送叔叔的灵柩回乡，而王府大权大多又被姨夫西力克把持，可想而知满楚克扎布的悲愤。据乌静彬的回忆，丈夫在五世生钦遇害后，脾气极为暴躁，常无端爆发，难以排解。
而就在满楚克扎布愤懑不平之时，暂时平静的新疆风暴又起，年轻的汗王也有了掌握大权的机会。
在五世生钦遇害后三个月，金树仁以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统帅，集中所有机动兵力，发动了对起义军的全面进攻。此时马仲英因为前次战斗受了重伤无法指挥，和加尼牙孜的民军战斗力有限，因此不得不撤退。马部退回甘肃，和加尼牙孜也退往蒙古国边境。
在蒙古国边境，和加尼牙孜很快受到蒙古国政府的支持。于1932年春末，在蒙古国代表的斡旋下，和加尼牙孜正式被推举为起义军总指挥，尧乐博斯等人都宣誓“坚决服从和加尼牙孜总指挥的指挥，如有不服从指挥者，按军纪处理”。同时，制定了“再次邀请马仲英来哈密，正面截击金树仁部队，和加尼牙孜率队绕道到吐鲁番，从敌后攻击”战略。会后不久，蒙古国方面送来100 支枪、25000 发子弹、2 吨铅、500 双马靴、500 件大衣、500 件雨衣的援助。
起义军重新振作，而省府一方却内讧连连。金树仁因为猜忌，与麾下大将张培元闹翻了。
张培元，字子亨，青海贵德县人，原是迪化讲武堂教官。新疆“七·七事变”时，他拥戴金树仁为主席，因此受到重用，先是升为旅长兼新疆政府军事处处长。1929年又被任命为伊犁镇守使，后改为屯垦使。张培元主政伊犁后，扩充部队，建立新编第八师，兼任师长，成为一方强力诸侯。
张培元击退马、和二部后，进驻哈密。他认为军事镇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主张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因此并未对退入山中的起义军进行进剿，而是派人与和加尼牙孜、尧乐博斯等人谈判。金树仁本就对拥兵自重的张培元深有猜忌，见他不积极用兵，加上其弟金树信进谗，认为张培元“别具用心，另有企图”，便于1932 年夏撤换张培元，改由塔城行政长黎海如至哈密担任师长并兼东路剿匪司令。金树仁的这一举动使张培元怀恨返回伊犁，直接表示：“从此决不过问金树仁的事”。
同在1932年夏，蒙古国的援助送到起义军手中，而金树仁却临阵换将，真可谓此消彼长。
接替张培元的黎海如被人称为“黎菩萨”，不谙军事，屡被和加尼牙孜挫败。金树仁无奈之下，再派刘杰三担任前敌总指挥增援哈密，岂料刘杰三一到前线便偶遇马仲英派来新疆进行侦查的马赫英小股骑兵。马仲英的骁勇在新疆省军中早已留下巨大阴影，刘的部下以为“尕司令”又来，尚未接战便一哄而散，刘杰三在混乱中被击毙。消息传到迪化，省府上下人心惶惶。
在甘肃已经养好伤的马仲英，在听取马赫英的报告后，认为再次入新的时机已到，立即派副官马世民、马全禄率部先行进入新疆，实行“点火于天山南北，制造全疆动乱，使金树仁分散兵力，穷于应付”的战略。
马世民进入新疆后，先于1932年12月2日攻占了鄯善，之后又和当地民军汇合，攻陷吐鲁番。在遭到省军盛世才的进攻后，于1933 年1月27日率部退至焉耆，随即发动当地百姓举行暴动，攻取了焉耆，建立了“三十六师剿匪总司令部”，随之便把战火引到了库车、轮台、阿克苏等地。至此，整个天山南路烽烟四起。
在马世民进入南疆时，马仲英的另一部下马全禄也奉命进至迪化南山附近。此时省城防务空虚，马全禄趁此机会轮番对迪化发动进攻，致使省城迪化困危异常。
全疆再次大乱，金树仁左支右绌，将可用兵力四处调拨，其中便包括土尔扈特骑兵旅。
此时任骑兵旅旅长的，是西力克。因为金树仁的支持，他才扳倒五世生钦，执掌土尔扈特大权，现在金主席有命，自然不能拒绝，于是率部参战，在古城与马世明两军对垒。
土尔扈特骑兵由牧民组成，骑马作战本是内行，再加上俄国教官培训，战斗力不弱。可五世生钦遇害之时，随他一起被杀的还有团长巴拉登等人，之后金树仁为了斩草除根，更逮捕枪杀了罗栋、图布敦等多名连长。中层将官的失去，对于一支部队的打击是致命的，再加上西力克本是文职官员，甚少参与军事，仓促领兵上阵，根本难以指挥自如。结果古城一战，土尔扈特骑兵大败亏输，大量士兵被俘。而作为“以宗教相号召”的马仲英部下，马世明对于全民信佛的土尔扈特人自然不会手软，将俘虏全部屠杀。
此战让土尔扈特骑兵元气大伤，但汗王满楚克扎布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小汗王英勇异常，跨马扬刀的奋战之姿让士兵对他极为敬佩。而西力克是杀害五世生钦的帮凶，本就遭部民侧目，加上战败之耻，再无力掌控全权，土尔扈特实权终于由汗王亲掌。
虽然因为一场失败而亲掌大权，但满楚克扎布也没什么时间高兴，为了应对战败后的残局，他将妻子家眷送到伊犁暂避，抚恤阵亡将士，将余部带入山中修整，忙的不亦乐乎。
相对满楚克扎布，金树仁面对的更是满目疮痍的乱局。1933年4月，继马世明、马全禄之后，“尕司令”马仲英终于亲率主力第二次进入新疆。
第一次入新时，马仲英不过数百人马，尚且每战克捷。如今他已经有六千虎狼之师，更是势如破竹，不废吹灰之力便拿下了哈密三城。占领哈密后，马仲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左宗棠进军新疆时的战略，“分兵两路，并力西进”。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北路推进到奇台，南路也轻松占领了鄯善、吐鲁番，为马仲英亲率主力围攻迪化创造了条件。
战场上一败涂地，金树仁的人望降到冰点。原本就对他不满的人趁机出手，倒金的“四·一二事变”爆发。
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一致认为，当时新疆局势混乱，金政府难以继续维持其政权，同谋决定倒金。不过，这些人并无兵权，于是便拉拢了驻扎在迪化的“归化军”。
归化军，即白俄组成的部队。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掌握国家政权，大批原沙皇军队官兵以及难民逃入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当时主政的杨增新利用国际公法，和平解除了白俄军武装，将他们安置在奇台、木垒及离边界较远的南山山区和各县，拨给土地开垦放牧，且均免赋三年，使其安心生活。这些白俄被称为“归化族”。
金树仁主政后，新疆大乱，为了镇压民军，有官员提议招募有战斗经验的白俄归化族组成军队。在得到金树仁允许后，大量白俄被招募组成归化军，先编成1个骑兵团，后扩编为两个团，团长分别为安东诺夫、巴品古特。
归化军成军后，因为其主干都是白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再加上金政府给归化军的待遇较高，薪饷较省军高1—2倍，所以爆发了很强的战斗力。在与起义军乃至马仲英部交战中所获得的有限的胜利，都是归化军为先锋的功劳。
然而，新疆连年战乱，经济早已崩溃，部队军饷根本不能按时发放，到1933年，归化军已经陷入饷糈无着、官兵生活极度困窘的地步。再加上金树仁担心归化军做大不服管束，也处处进行刁难限制，归化军遂对金离心离德。
政变集团看重这一点，经过和归化军首领安东诺夫、巴古品特联络，达成了协议：“政变武装由归化军负责；成功后归化军自愿复员的可以复员，在政治上同汉人享受同等待遇，有在城市中居住、谋生的自由，还可以参加政府工作。对归化军中首要，新政府将畀一重要官职。”
1933年4月12日下午，归化军首先发难，巴品古特和安东诺夫带领归化军以军事演习为名进入东门，占领城防司令部。继之控制各城门并攻入督署收缴了印信关防。金树仁措不及防，逃出督署后，组织部队反攻。从13日凌晨2时半起，双方激战，归化军渐呈不支。在此关键时刻，取道新疆的东北义勇军郑润成部协助归化军投入战斗，金树仁部队被迫退到城外。
政变成功后，政变当局自觉难以维持大局，便请驻军于迪化南郊乌拉泊的东路军总指挥盛世才出面维持局面。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人，祖上为汉军旗人。青年时在沈阳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弃学从戎，考入广东韶关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郭松龄把义女邱毓芳许配给盛世才，不久又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奉命回国，在郭部任营长。不久，郭松龄兵败身亡，盛世才逃亡日本，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
毕业后的盛世才郁郁不得志，而到1929年，金树仁鉴于军队“恶习深锢”和“人才缺乏，兵质太腐”，派人到京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主动请缨，进入新疆，被任命为督办公署参谋、参谋主任等职。盛世才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到边区创造一局面”，因此要求到军官学校任战术总教官，从而培养了一批军中亲信。
新疆大乱之后，盛世才被委任为参谋长，立下不少战功，尤其是1933年1月，马世明率部进犯迪化，盛世才击退马军，解迪化之围，威望正隆。
盛世才并没有参与策划政变，政变发生后，他接到金树仁的平乱的命令却按兵观望。直到迪化大局已定，才同意与政变方合作。
4月14日，政变一方召开第二次临时维持委员会会议，盛世才等被增选为临时省政府委员。会议当天，盛世才出席并派兵包围会场，靠着东北义勇军和归化军的支持，强命会议选举自己为临时督办，取得了新疆最高军事领导权。
盛世才参与政变一方，金树仁彻底失去了反攻的资本，只能逃往玛纳斯。这时，苏联专门派人来见金树仁，“面告无条件以实力帮助，收复地方”。
现在，金树仁众叛亲离，若得苏联援助，重夺迪化确实大有可能。而金树仁虽然性格偏狭，治疆无方，毕竟是传统文人，有家国大义思想，明白所谓“无条件”相助的背后会是什么。他以“内部事情”不劳外人插手为由谢绝，于4月24日发出下野通电，说自己“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然后假道苏联，辗转回到内地。至此，统治新疆不到五年的金树仁政权倒台。
金树仁走了，留下了四分五裂的新疆。盛世才掌控的省政府只能控制东自奇台，西至塔城的一个狭长地带。马仲英掌握着北疆大部分地区，哈密、镇西、七角井至吐鲁番、鄯善全归马军统辖，南疆的喀什也有他的部分势力。伊犁周边则是张培元控制。而南疆各地，也在混乱中慢慢整合成一股势力，欲图以宗教相号召独立建国。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统一新疆，都需要外力援助。
紧邻的苏联，无疑是最有可能提供援助的。
大乱以来，苏联趁机谋取染指新疆。和加尼牙孜接受的蒙古国援助，其实便是苏联所提供。同时，一直防备苏联的金树仁，在财政紧张之时，也不得不与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其中有开放南、北疆的主要通商地点，限制新疆关税税率，规定新疆土货只能售与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以及允许苏联在新疆设立财政所等条目。虽然这份协定因为战乱并未能实行，但却成为苏联检验谁能够与自己合作的试金石。
马仲英、张培元乃至和加尼牙孜，都不可能利用这块试金石。能够利用的，只有盛世才。1933年5月，“四·一二政变”发生不过半月，盛世才便派人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联系，并派外交署长陈德立去苏联驻迪化领事馆会见苏联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在金树仁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新苏贸易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彼此友好关系”。为了展现自己的进步立场与苏联合拍，盛世才还请孜拉肯等人吃饭，饭后请他们参观他的书房内秘藏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表白他早以信仰了共产主义。
对于盛世才的表态，苏联并未马上做出回复，毕竟此时新疆局势尚不明朗，盛世才能否胜出还是未知之数——盛手中只有六千人马，而马仲英已有一万之众，张培元也拥兵八千，和加尼牙孜虽然兵力不足，但却拥有在新疆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中的崇高威望。
而且，苏联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运筹新疆了。
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还对新疆鞭长莫及，但此时东北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新疆若再不平息动乱，也难保不会重蹈东北覆辙。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十六天后，民政府发布了“特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的国府令。6月10日，宣慰使黄慕松一行到达新疆。
黄慕松秉承中央意志，希望新疆各派能够“各守其业，军队各守其防，静候中央处理，勿在误会重生。”也就是说，在保有现存格局的情形下，让各派用和谈的方式团结起来，避免外力干涉新疆。黄慕松下机伊始，即以中央大员身份下令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用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取消督办制，建立军事委员会，由盛世才任委员长。
相对而言，张培元、马仲英等人因为并不掌握“大义名分”，比较拥护黄慕松的主张，而盛世才深知，若真按如此处理，自己将无法在日后独享权柄，因此对黄极为冷淡。加之在6月初，盛世才利用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产生矛盾，已将和加尼牙孜“招安”，任其为南疆警备司令，斩去马仲英一臂，胆气大壮，故而将黄慕松丢在迪化，自率主力东进，欲图消灭马仲英。
黄慕松见盛世才不愿从命，而其他势力“对中央均具信仰”。便决定拉拢各派倒盛，他先争取到东北义勇军“愿直隶中央”的表态，之后又获得张培元“表示受中央驱策”的承诺。而在省府内部，更是将“四·一二事变”首脑陶明樾、陈中、李笑天等人拉在身边，迅速完成了架空盛世才的谋划。
然而，盛世才一代枭雄，迪化眼线遍布，对黄慕松的作为早已洞悉于心。6月19日，盛世才突然返回迪化，并于6月26日以召开临时维持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剿匪事宜为借口，将陶、李、陈三人逮捕，未加审讯即命枪决。然后宣布“陶、李、陈三人，图谋推翻现政府，显有谋叛行为，业已置之于法”。而黄慕松则被软禁，不得不电请中央任命盛世才为督办，并于7月20日乘飞机离开新疆。
黄慕松入新宣慰失败，引起国人高度关注。国内舆论对盛世才枪杀陶、李、陈三人，软禁中央大员的事实反映强烈，谴责盛世才“轻以莫须有之罪名杀国家有用之才”，呼吁当局“不能坐视境内有古代野蛮部落式之行政留存期间而不问也”，主张对盛世才采取强硬措施。
可此时南京政府远远没有达到实现全国政治、军事统一的程度。仅就西北而言，势力尚未达到陇西，又如何奈何新疆？只能无视舆论，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盛世才等人的宣誓就职典礼，做新疆和平的最后努力。
9月2日，罗文干一行到达迪化。在与盛世才等人商讨之后，确定省政府委员为十三人：“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朱瑞樨、张馨、李溶、沙里福汗、满楚克扎布、马仲英、高惜冰、邓聚奎、胡赛音、和加尼牙孜为省政府委员”。
这份名单囊括了新疆此时所有实权人物，而最有实力者，仍是盛世才、马仲英和张培元。以罗文干的谋划，是希望三足鼎立，维持均衡。
可惜，盛世才当初所为，已经让张、马二人完全没有与之和衷共济的幻想，马仲英虽接受了盛委任的东疆警备总司令职务，但却坚决不去迪化商谈和平事宜。张培元更是直接表态：“我就不让盛世才当边防督办，其他事情都好说”。
而盛世才既然前番可以玩弄黄慕松，对于罗文干又何尝不能覆手为雨？他原本想借马仲英来迪化商谈之机，将之扣押，见马不入彀，干脆逮捕马的代表张雅韶等人。然后拜访罗文干，称张雅韶等勾结军队叛变，不得已而用兵。
10月9日，盛发出讨马通电，同日，马仲英在吐鲁番举行阅兵典礼，宣誓一举消灭盛世才。11日，盛世才兵分两路向马仲英部进攻。一路由奇台取道七角井攻鄯善，截马部后路；一路由他亲率主力攻打达坂城。
盛世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受过系统的现代军事指挥训练。可他对面的马仲英虽然从未读过军校，却是指挥骑兵的天才。在回民骑兵迅猛而诡谲的冲击之下，盛世才按照教科书安排的阵势被彻底击垮。双方投入上万人的对阵迅速成为了马家军对盛世才省军的追击战。当盛世才凄惶惶逃入迪化的时候，马仲英则也兵临城下，将迪化团团包围。
迪化城内粮、煤奇缺，军纪败坏，“士兵逃逸甚多，情况危险”。冷眼旁观的罗文干见盛世才倒台在即，于是促成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为了配合马仲英，伊犁的张培元发兵东进。
眼见盛世才已经是山穷水尽，马上要成为金树仁第二了。
可无论是马仲英、张培元还是罗文干，都忘记了北方一直未出手的苏联。
曾对盛世才的投效未予反应的苏联，其实一直在盘算如何措手。当盛世才驱逐黄慕松，且无视罗文干而自行其是又兵败达坂城后。苏联终于决定了自己该支持谁。
在苏联看来，张培元倾向南京，曾拒绝自己的联盟要求，是不可调和的敌人。马仲英更是以民族宗教为标榜，曾经放言待统一新疆后便征服苏联。而盛世才一再示好，与南京关系闹僵，现在又陷入困境，自是最好的联合对象。
原本对盛世才并无好评的苏联，开始盛赞盛世才是“杰出的军事领导者”，派人与其取得联系，签订了充分满足苏联在新疆利益的《盛苏密约》，盛苏同盟迅速建立。苏联向盛世才提供价值300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机关炮、步枪、通讯器材、氯气弹，还有包括驾驶员在内的30架飞机”，并且决定出兵帮助盛世才剪除对手。
1933年12月，苏联红军从霍尔果斯入境，冒称是“塔尔巴哈台军”(意即从塔城募集而来的归化军)，以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为前导，迅速攻占张培元大本营伊犁，逮捕了伊犁城的各级官员，并从背后向张培元发起攻击。张培元大本营丢失，前方进攻又失利，士兵大量逃散。绝望之下，于1934年1月6日举枪自杀，享年四十岁。
张培元既死，盛世才西面的威胁便已扫除。1934年2月，苏军又以“阿尔泰军”（意即从阿尔泰募集的归化军）的名义开到迪化，向包围迪化的马仲英部发起进攻。
马仲英虽然骁勇善战，但骑兵的马刀步枪如何能抵挡坦克、装甲车的碾压与飞机的狂轰滥炸？回民骑兵伏尸累累，马仲英率残部退往南疆。
马仲英退往南疆后，将成立于1933年11月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攻灭，希望借此在南疆站住脚，但终究未能如愿。1934年7月，马仲英不得不解散部属，宣布倒向苏联，前往苏联“学习军事”，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一直在南疆，且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奉为“主席”的和加尼牙孜也将这个“共和国”的创立者沙比提大毛拉绑送盛世才，自己成为了盛世才政府的副主席。
各派力量烟消云散，盛世才终于成为最后的赢家。一直想借调和新疆各派势力而进入新疆的南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避免盛世才彻底倒向苏联，1935年11月，南京政府让盛世才出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更任命他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新疆正式进入“盛世才时代”。
“暴动”与“革命”
从“四·一二事变”开始的新疆各派博弈，盛世才的最终胜出，虽然苏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张培元、马仲英等人的败亡，也不能不归结于他们自恃实力，不甘居于人下的态度。
乱世中，有实力的人总是希望能够独掌大局，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放弃。而往往一些弱小者，因为缺乏实力，只能随波逐流，反而会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的。
蒙古人在新疆是弱小民族，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五世生钦与金树仁对抗，不但自己死于非命，还给土尔扈特造成重创。满楚克扎布汗虽然年轻，但必须吸取叔父的教训，紧紧依靠省府，以获得生存的机会。
因此，他奉行当年杨增新面对中央政府的策略：“认庙不认神”，只要是省府的命令，自己便要遵从。至于执掌省府的是谁，则并不关心。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被任命为政府委员，虽然这有土尔扈特是新疆蒙古各部中最大且爵位最高的原因，但也是盛世才对土尔扈特支持自己的表彰。
省政府委员虽然名头很响，但并无实际意义。满楚克扎布汗知道，在省政府内外交困之际，自己还需要率军出山，平定地方，才能以战功确定自己以及土尔扈特在盛世才政府中的地位。
紧邻土尔扈特游牧地的焉耆县，自1933 年1月开始便被马仲英部下马世民占据。盛世才无力派军前来，要收复县城只能依靠地方武装。土尔扈特骑兵自然是首选。
1933年8月，盛世才发布命令，令土尔扈特骑兵旅与和硕特骑兵旅合兵一处，攻打马世民。
所谓和硕特骑兵旅，来自于与土尔扈特一起东归的和硕特部。东归之后，和硕特被安置于和硕县一带。此时和硕特的首领是班第郡王，原本在杨增新时代，和硕特骑兵属土尔扈特骑兵团麾下，只是一个骑兵营，但按照前清旧制，土、和两部没有隶属关系，因此和硕特骑兵是实际独立的。金树仁时代，因为其大力扩军，和硕特骑兵也被升为独立的骑兵旅。
土尔扈特骑兵曾败于马世民手下，满楚克扎布汗早有心复仇，虽然还未恢复元气，仍然整队出山，与和硕特合兵，开到焉耆城下。
9月16日，两部骑兵对焉耆发起猛攻，先后击退马军堵截，开始围攻县城。双方反复绞杀，血战三天，战事陷入胶着。
骑兵缺乏重武器，为了能顺利攻城，满楚克扎布汗发电给迪化，希望省府派飞机支援。岂料这一决策却酿成惨祸，省府飞机飞到战场时，未分清目标便实施轰炸扫射，攻城部队被支援自己的飞机打得死伤惨重，只得退出战斗。
此战虽然未能攻陷县城，但马军统帅马世民被击毙，余部由其弟马世英统帅。十余天后，土、和二部再次反攻县城，将马世英击溃，收复了焉耆。
有此功劳，满楚克扎布汗算得给盛世才交了一份满意的“投名状”。不久，盛世才委任满楚克扎布汗为暂编蒙古骑兵第一师中将师长，西力克与和硕特郡王班第为少将旅长，统归满楚克扎布师长管辖。
到1934年，随着张培元、马仲英先后败亡，新疆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盛家天下。满楚克扎布汗也随着走上了人生巅峰，他被召到迪化，正式成为省政府委员，并还出任“新疆民族联合会”的副委员长。在1935年召开的新疆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上，盛世才对满楚克扎布汗高度赞扬，并授予金质奖章一枚。而汗王夫人乌静彬也考入了迪化女中，在校期间担任学生会会长、宣传委员、卫生委员等职务，还参加社会活动，加入了反帝会、妇女协会等组织。夫妻二人还动用王府积蓄创办了一所“汗王府小学”，不但招收贵族子弟，平民子弟也大量招录，乃至于为了发放补贴，导致王府积蓄荡然，乌静彬不得不典当首饰的地步。1936年，他们的女儿满琳出生。
在满楚克扎布汗夫妇眼中，这岂不就是岁月静好了？
然而，新疆是蹚过尸山血海才走向暂时安定，哪里会着么轻易便清平无事？
执掌新疆大权的盛世才，看似风光无限，但也知道自己有着重重危机。
在外部，因为全靠着苏联助拳才消灭敌手，所以苏联自然是太上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不列索夫作为盛世才的最高顾问，参与一切事务，“盛政府政治上重大决策和对高级官吏的任用，无论苏方要求与否，盛于事前均向苏联领事馆报告或商酌。”在省府里，大量联共党员身居要职，发挥巨大作用。甚至连盛世才引以为傲的，自称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驾齐驱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也是联共党员张义吾、王立祥等人制定出来的。
在内部，盛世才不得不与诸多原本不是自己嫡系的实力派共享权力，比如和加尼牙孜，比如从杨增新时代便身居要职的张馨等等。在军队中，原东北义勇军、归化军乃至各地方部队，他还都不能如臂使指。
内外两个因素合在一起，让盛世才如坐针毡。因为苏联是太上皇，自己必须无条件服从。而因为内部还不是铁板一块，那如果自己做的不如苏联之意，苏联自可用其他实力派来代替自己。
苏联是得罪不起的，那要寻求安全，只能从内部着手，只要没有了堪可与自己比肩的人物存在，苏联不就是想换人都无从下手了么？
1937年7月，南疆麻木提、马虎山对盛世才掀起反旗，苏联红军再次入境，动用2个吉尔吉斯兵团和1个俄罗斯兵团将之镇压。
盛世才抓住机会，将这次叛乱说成是针对苏联和自己的巨大阴谋，是“从东京到柏林，以国际托派运动和法西斯—托派阴谋家们为联系的影响深远的阴谋活动”，开始了“阴谋暴动案”为名的大清洗。
是年8月，教育厅秘书处主任张九皋被捕，经过酷刑逼供，审出教育厅厅长张馨密谋刺杀盛世才、颠覆现政府的“罪行”。 9月下旬，张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府委员以下官员、公教人员、军官、富商等百余人。
张馨是新疆省府元老，“七·七事变”、“四·一二”事变都参与其中，因此向来不服盛世才。他的被捕，虽然引起轰动，但人们只认为这是盛张两人之间的矛盾，并未想到这将是一场大清洗的序幕。
此时只有二十二岁的满楚克扎布汗，更不会想到张馨的被捕会牵连到自己，他此时还在忙着筹备“雪戏”活动。
所谓雪戏，是新疆蒙古各部传统的游戏活动，每当第一场雪降下之时，人们便要相约“赌雪”，猜雪会下多大，而赌输者则要举办宴席招待客人。1937年的“赌雪”，满楚克扎布汗和和硕特班第郡王赌输了，于是便大排宴席，邀请省府各级官员。
盛世才已经磨刀霍霍，盛大的宴会更是直接给了他借口——这不是在串联密谋，颠覆政府吗？10月，满楚克扎布汗、班第郡王、西力克乃至省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省府秘书长黄翰章、农矿厅长郁文彬、民政厅长马绍武等省府官员便全部被捕入狱。从此时开始，逮捕波及到全疆，入狱者先后有2000多人。除了政界人士，东北义勇军领袖郑汝成，归化军首领安东诺夫、巴品古特等军事将官也无一幸免。
人抓齐了，审讯也紧锣密鼓。重刑之下必有所供，“阴谋暴动案”很快“水落石出”，其步骤是：麻木提、马虎山举兵叛乱于南疆，和加尼牙孜、张馨、马绍武等配合于省城。同时，伊犁、塔城、哈密、阿克苏、喀什、和田、阿山等地发动武装叛乱以作策应。该阴谋组织还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的支持，新来的联共党员也参加了该组织。
盛世才可谓一箭多雕，转眼之间，省府和新疆各地实力派被一扫而空，而太上皇苏联也因为这“托派分子参与”的帽子只能默许盛世才将大量联共党员清理出政府。
盛世才春风得意，可被他清洗的人则悲惨无比。大部分人在饱受酷刑之后被处死，即使未死者也身心俱伤成为行尸走肉。班第郡王死于酷刑，西力克在被释放时已经奄奄一息，出狱后便去世。最可悲的是满楚克扎布汗，被关押折磨七年之久，出狱后脚趾畸形，满身烙铁伤痕，尤其是被注射了一种破坏神经的毒针，使得精神失常。年轻的汗王从此在疯癫之中，度过了自己后半生。
后世有人为盛世才辩护，认为虽然“阴谋暴动案”子虚乌有，但毕竟消灭各派势力，为新疆迎来了稳定。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所谓心怀利器杀心自起，一次冤狱便会有不断冤狱，之后是盛世才还不断发动各种清洗运动，乃至被称为“十年督办，十年人头”。“阴谋暴动案”中，因受麻木提、马虎山叛乱牵连，南疆仅在喀什、阿克苏、焉省三专区便被处决了约九千多人，其余各地处决人数无从统计。而在之后的大清洗中，被害者也达1800多人。另据当事人回忆，牵连被怨者有12万人之多。如此“稳定”，不过是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罢了。
何况，即使满楚克扎布汗在内的受害者，很多确实算得有实力“破坏稳定”，但更多的人不过是无端被波及的牺牲品。
新土尔扈特的亲王察克德尔车林便是最典型的一位牺牲者。
土尔扈特东归，所部主要被分为三部分安置，即旧土尔扈特，新土尔扈特与和硕特。旧土尔扈特是渥巴锡直属部众，和硕特是一起东归的和硕特部众，而新土尔扈特则是渥巴锡东归时的主要助手舍楞的部众。他们被安置在阿尔泰山南、乌隆古河之东，即布勒罕河（今布尔根河）一带。
舍楞为新土尔扈特第一代郡王，传到第七代密什克栋固鲁布时，清朝倒台，外蒙古爆发了“独立”运动，组成了库伦（今乌兰巴托）政府。
库伦政府并不仅想以外蒙古为领土，而是希望统一所有蒙古地区。政府刚一成立，便兵分四路欲图归并内蒙古和新疆蒙古地区。新土尔扈特王公以密什克栋固鲁布为首，都不愿归附库伦，从而遭到军事威胁，库伦政府声言“尔等因何不投诚蒙古，而反归顺民国。欲将札萨克及所辖蒙民尽行剿灭”。
密凌扎栋固鲁布为了所部安危，也为了摆脱库伦政府的辖制。于1912年8月，率所属二百数十帐，两千余人南迁，向新疆都督杨增新投诚。杨增新给予了妥善安排，资助各类物资，并“准在孚远县属山内四厂湖一带划一地段以便驻牧”。
这次南迁，使得新土尔扈特损失惨重，但也对杨增新击退库伦政府部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日后杨增新评价南迁，曾说道：“当日察罕通古官兵所以能撑持者，全赖密亲王投诚所向，若密亲王不肯投诚，则后路驻兵之嵩莱通古与锡伯图及乌什克等处，皆系密亲王所辖地方。万一蒙古派兵截断后路，粮路一断，则前敌察罕通古之兵不战自败，而新疆危矣！若蒙兵如入新疆，不难破坏全局，而附近之奇台孚远焉能无恙？此密亲王投诚内向有功于新疆，与异常内向之蒙古不同也，密亲王内向之后，其祖宗坟墓为库伦蒙古所掘，其所居王府，为库伦蒙古所毁，种种受害，不一而足……。”
到1917年，外蒙古平静，新土尔扈特大部返回布尔根河。1920年，密什克栋固鲁布亲王病故，其子纳木加旺登承袭亲王爵位。
1924年，外蒙古已经在苏联扶植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中国内部的军阀混战更甚，再无力应付外蒙古局势。于是，外蒙古部队再次侵扰布尔根河县，俘虏县佐，挟持牧民。纳木加旺登又率部民逃入新疆，被杨增新安置在孚远县。1931年，新疆大乱，新土尔扈特自卫队奉金树仁之命参与镇压起义，结果死伤殆尽。部民也四处逃难，人口损失极大，到1936年时，只剩分散居住的不足千余人口。
纳木加旺登亲王于1930年去世，其子察克德尔车林袭爵。这位王爷其实仅剩下空头王位，部民四散，毫无武装，对任何人都已不具威胁。然而在“阴谋暴动案”中也被牵连，入狱遇害。
如果说满楚克扎布汗等人是“怀璧其罪”，那察克德尔车林亲王的无端遭难，只能证明盛世才的狼戾不仁。
被盛世才杀害的众多人物，虽然不乏有反抗能力的，但因盛发难突然，计划周密，都是束手就擒，再未掀起波澜。倒是土尔扈特、和硕特的部民，怀着传统的忠义，上演了一场“忠臣藏”的剧目。
在得知满楚克扎布汗、班第郡王被捕的消息后，土、和两部一片大乱，人们弄不懂省府的各种说辞，但凭着一腔血勇和传统的忠心，立即做出了派人前往迪化，劫狱营救的决定。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商定，如土尔扈特人前往迪化，会引起盛世才怀疑，以和硕特部骑兵赴迪化城进贡的名义前往，会瞒过盛世才耳目。
于是，土、和两部精选258名部中子弟，暗中携带武器，星夜前往迪化。
然而，蒙古部民掩人耳目的谋划，与盛世才现代化的侦缉手段相比，太过小儿科。这支小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迪化城郊乌拉泊时，便被早已埋伏的盛世才部队包围。两蒙部子弟虽猛力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
现实毕竟不是传说，勇气与忠义，往往只能换得喋血沙场。
满楚克扎布汗被捕后，夫人乌静彬出面执掌土尔扈特事务，被部民尊称为“巴布诺颜”，意即母亲首领。她忍辱负重，一面上学，一面参与部落事务，还要照看年幼的两个孩子。她于同年秋被部落推荐为蒙古族妇女代表，参加全疆妇女代表大会。1937年底，为了安抚土尔扈特，盛世才宣布满楚克扎布汗已经赴苏联学习，任命不满7岁的满楚克扎布之子恭本德吉特继承汗位。
1939年，新疆实行改土归流，撤消新土尔扈特盟、旧土尔扈特4盟、和硕特盟公署，设立县、治局。但土尔扈特人众仍然服从原王府权威，乌静彬得以继续执掌部内事务。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进，盛世才虽然又凭借两次“阴谋暴动案”巩固权力，但面对波谲云诡的时势也终究马失前蹄。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形势对苏联极为不利。盛世才感到“无法预测战争何时结束，即便苏联获胜，恐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力援助新疆”。于是开始背叛苏联，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同时，频频向国民政府示好。
此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立即予以回应，提出“开发大西北”、“立国之基在西北”的口号，鼓励大量青年党员进入新疆，一时间报名者达5000之众，从而建立了新疆省党部和各县党部。同时，中央军也大量开入新疆。
眼见得大权将要被夺走，盛世才又出尔反尔，再次以“阴谋暴动”为名，逮捕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省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数百名国民党员，并请苏联援助，驱逐中央军。
然而，经过上次背叛，苏联已经对盛世才不再信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拒绝了盛世才的请求，并将盛世才的来电转递给了重庆。
没有外力支援，盛世才根本不能对抗中央军。无奈之下，在得到重庆方面保障自己安全的承诺后，做了十一年“新疆王”的盛世才于1944年8月29日宣布辞去新疆省府委员兼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职务，由吴忠信接替。
从辛亥革命以来，吴忠信作为第一任听命于中央的新疆主席走马上任。
省府换了主人，乌静彬第一时间请求释放自己的丈夫。吴忠信新官上任，自然要全面推翻盛世才原定的案子，将历年被捕人员释放，满楚克扎布汗终于走出监牢。虽然当年英气勃勃的汗王已经成为形容枯槁的精神病人，但总算可以与家人团聚了。
盛世才走了，新疆直隶中央管辖，安定却远未到来。苏联虽然放弃了盛世才，但绝不会轻易放弃新疆，吴忠信成为省主席不到两个月，一场“革命”便爆发了。
1944年11月7日，“革命”从距伊宁约100公里的巩哈县首先爆发，之后迅速发展，组成了装备精良的“民族军”，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不断推进，控制了伊宁、塔城、阿山三区。到1945年9月8日，已经分别攻占精河、乌苏两城，挺进到离迪化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新疆再次大乱。
与以往在大乱初期持观望态度不同，这一次，土尔扈特部民也第一时间参与了“革命”。裕勒都斯草原的土尔扈特南路盟藏族青年强自德、舍盖、尼满等人起事，迅速和民族军取得联系，得到支援后，征召牧民子弟组成骑兵团，并建立了裕勒都斯革命政府。
为了对付革命，新疆省主席吴忠信除了组织军队防御之外，还成立了以民政厅长邓翔海为首的宣抚委员会，下辖东路、西路、伊犁、阿山、塔城、焉耆六个宣抚大队。而焉耆地区是土尔扈特人的主要居住区，乌静彬作为汗王夫人，被任命为领队。
无论出于哪方考虑，乌静彬都不能拒绝。她率队宣抚，对部民宣传要相信和依靠政府，蒙汉是一家，要共同抵抗伊犁革命武装，保卫焉耆。毕竟汗室在土尔扈特人中有不可比拟的威望，宣抚取得了效果，“乌静彬到和靖展开宣传后，蒙民惊慌稍定。形势已趋和缓”。
因为乌静彬宣抚有功，她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先后成为国民党六全大会新疆省代表、新疆省国大代表。同时，1947年7月，由新疆省政府呈报中央政府破格批准，恢复了南路土尔扈特王府和盟长公署，盟长公署设在满汗王府，与和靖县治并存。汗王满楚克扎布出任盟长，乌静彬任副盟长。1948年10月，在满汗王府举行授玺仪式，恭本德吉特承袭汗位并兼任盟长。由于满楚克扎布神经失常，恭本德吉特年幼，实际权力由乌静彬掌握。
几经丧乱，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点。
但是，终究更大的变革已经为期不远，饱经沧桑的土尔扈特又岂能真的回到过去呢？
汗王府恢复不到一年，1949年9月，新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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