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以政改姿态化解民族主义带给中国的难题
邓聿文
近日中美达成经贸谈判联合声明后，不同人群基于不同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做出不同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但认为中国输了这场谈判的人似乎占多数，这其中，包括原先被官媒鼓动起来的、期望中国政府对谈判持强硬态度的国内民族主义者和民粹派，他们看到这个结果后，认定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做了重大让步，于是失望情绪溢于言表。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关系本身，本来不应该是目前这个样子，对此，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宣传要负很大责任。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官媒天天宣扬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可以傲视群雄，不把美国放在眼里，这无疑刺激了美国尤其美国鹰派的神经，觉得再这样下去，美国很快就会沦为二等国家，世界秩序将由中国主导。而在美国对中国祭起301调查大棒以及制裁中兴后，官媒以及某些官方和民间学者，又频频向美国放狠话，鼓吹中国要坚定地和美国打贸易战，宣扬中国必赢，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官方也只能对美国强硬表态，“奉陪到底”。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场贸易战是官媒和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点燃或引起的，这么说有本末倒置之嫌，将因果颠倒了过来，但中国的民粹和民族主义情绪确实与此有很大关联，至少是一个重要的间接因素。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鼓动起来，就会制约官方政策的调整和妥协空间，使得官方在对外事务中处理一些棘手难题，特别是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和重大利益关系的事情时，只能奉行以强硬对强硬的策略。因为一旦中国政府表现看起来“软弱”一点，会遭到国内舆论的讨伐和不满。如此一来，事情就很容易失去某些解决时机，进而使问题更加恶化。
那么，中国社会的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股情绪（其实是一股）是怎样被调动和激化起来的？追根溯源，是执政党有意识地向民众倡导和灌输的结果。自从人类进入民族国家状态，有明确的民族意识后，每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都在有意无意，或明或潜地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念去引导大众，即使如美国，以移民著称，大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存在的，只是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所以，有民族主义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关键是民族主义的限度。
世界上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将民族主义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并不将治国的理念和政策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政权也不靠民族主义赢得合法性。它们的合法性是民众的选票即民主，纵然，一些政党和候选人在竞选时，会打民粹和民族牌，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现象在西方国家也很明显，可总的来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没有成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民族主义充满警惕。
然而，中国和多数国家不同，执政党是将自己的统治诉诸于大众的爱国和民族热情。中国近代以来受压迫和贫穷的历史，同眼下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常被执政党用做历史选择其执政的最强大理由。当今领导人就强调：“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尽管执政党成立时，是以国际主义为自己使命的。
为什么执政党要将自己的统治建立在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根基之上？原因很简单，作为正宗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折腾，尤其是在文革中破产了，在大众中丧失了吸引力，就连执政党的广大党员，都不相信这套学说和理想。虽然执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上一直不曾放弃共产主义，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加以强化，比如当前，但官方也清楚，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高高形塑的牌坊，真要拿它治国理政是不行的。在正统意识形态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后，执政党就必须寻求替代者。于是，带有历史意识的“强国富民”的民族主义理念就成为执政党新的合法性所在。
以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和目标的“中国梦”是“强国富民”的现代版。中国梦所包含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无不洋溢着强烈的民族特性，代表着中国强大起来的民族利益。所以，当领导人宣称，“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复兴”的目标，对内以“人民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同意不同意”为标准，对外“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大众满意和高兴了！可以说，“十九大”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宣言书，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峰。
然而，这种出于合法性焦虑而过度张扬的民族主义虽然刺激和满足了大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虚荣心，但也使得他们高估了国家的实力，事实上，不仅仅是一般民众，甚至官方也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做了错误评估，从而在国际上高调行事，给很多国家的人民造成一种“霸道”的印象。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外交磕磕碰碰，和周边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原因。
客观而言，中国总体的国家实力在近十多年确实有大幅增长，在中美贸易战中，如果换了其他国家，可能是没有底气同美国抗衡的。但相对美国，无论是总体实力，还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单个力量，中国的差距都很大，可是在民族复兴的高调下，人们尤其是大众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这一点，总以为中国即将或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可以“叫板”美国了。现在经过这次较量，虽然不是说把中国打回原形，但让全民知道了和美国的差距。预计接下来官方可能会在对外关系上放低姿态，约束一些官媒不着边际的“胡吹”。
但仅有这点改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民族主义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是否会被放弃。如果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得不到改正，作用不会很大，因为大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已经深入骨髓，他们只会把官方的做法视作在美国霸权压迫下的“软弱”，要求官方强硬，如果官方不想失去他们的支持，只能又回到强硬路线上来。中兴和联想事件就印证出大众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
因此，要化解民族主义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几乎是宿命般的难题，只能是重启政治改革，没有别的办法，将执政党的统治建立在大众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当大众在政治参与中获得了满足感（当然这种满足感是相对的），他们就会形成对执政党的认同甚至支持。这样，执政党就无需把合法性诉诸于张扬他们的民族情感了。
大众政治参与是一个广泛的议题，包括选举，也包括对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的参与。我知道在当下的政治气氛下，不要说民主选举，连一些最初级的社会参与都不大可能，但如果执政党真的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使命在自己手里实现，就必须创造条件，宜早不宜迟地开启政治改革，即使现阶段不宜大面积推开，至少也要表示出愿意推动政改的姿态来。而无所作为，拒绝政改，一再贻误时机，终将会给民族国家和人民带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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