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爱与希望的舞厅
周成林
一
第一次学跳舞，是一九八零年代初。对于文革末期长大的人，交谊舞和迪斯科新鲜又新奇。那时没舞厅，家庭舞会一般人无可踏足，喜欢跳舞的，喜欢看人跳的，大多跑去省城河边的林荫空地，多半傍晚，人头涌涌，看的远比跳的多，或许多数看客根本不会跳，要么不敢跳或不好意思跳。
我快念高中了，半大不小，按理说没资格学跳舞，所以最初基本是看，看那些时髦男女跳。他们穿得很像日本或港台电影明星，喇叭裤，花衬衫，蛤蟆镜，男的头发留成大鬓角，女的烫了卷卷头，还有伴舞用的录音机，机身愈大愈气派，最好日本原装进口，放的多半也是港台流行歌。不像现在的广场舞让人厌烦，公开跳交谊舞，当时可是前卫时尚的同义词，即使有风险，所谓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但再也没人理会这些。
邻居伍大郎长我十来岁，跟我讲中国人文革以前或更早以前也是跳舞的，如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那段上海滩的探戈，不只是男女“国特”或流氓阿飞的糜烂娱乐。然而，当时较为“正统”或“健康向上”的是集体舞，官方也提倡，傻乎乎的青年男女，一本正经然而心怀鬼胎，手牵手围成一圈或一列，不像跳舞，更像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可是民间，尤其省城河边，跳集体舞的几乎没有，都是三步四步加迪斯科，探戈估计是顶级了。有伍大郎做榜样做老师，我跟着学会了最基本的三步。四步较难，主要是还得学会所谓“穿花”，学了一阵终于放弃，自认没有舞蹈天赋。现在想来遗憾兼痛心的是，我学跳舞，几乎没女舞伴，几乎都是别人的女舞伴，一是找不到女舞伴，二是公开场合害羞，加之跳得不好，根本不敢去请异性。
也是那一阵，省城很快有了舞厅。跟着一帮同龄小混混，我只去过人民公园的露天舞厅，从前是旱冰场，记得台上还有乐队。但我没跳过，害羞，还是看，感觉像赶集。再后来，进了省级国宾馆当服务员，知道“各级领导”也爱跳舞。国宾馆俱乐部，一九五八年是中共成都会议会址。地板是好木头，柚木，抛光打蜡，就是舞会的上佳场地，据说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这里跳过。宾馆有“重要接待任务”时，俱乐部晚上不是放“内部电影”，就是有舞会。会跳舞的女服务员都很积极，响应号召，参加这个“内部舞会”。可惜我是男的，依然不会跳，就连看也很少去看，错过近距离感受的好机会。
不论河边或公园，抑或“内部舞会”，那时跳舞，都不要钱，或不为钱，真的有点为舞而舞，哪怕跳的看的各怀鬼胎。后来“严打”，“端掉”跟跳舞有关的“流氓团伙”，跳舞却不犯法（法律并未规定不准跳舞），你情我愿跳“黄色下流”的贴面舞，也不犯法。跳舞跳到吃枪子或坐牢，就因开了几场“非牟利”的家庭舞会，绝对是历史奇葩，冤屈且不能忘记，但毕竟时过境迁，现在也只有塔利班之流才会这样治罪了。
查网上江湖人士的记叙，省城跳舞开始要钱时（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舞厅大量涌现，有了所谓舞女，有了所谓素舞砂舞之别，跳一曲要收多少钱），我要么异常“幼稚”或“纯洁”，要么离开省城远走澳门。到了新世纪，省城舞厅已如火锅麻辣烫，神州闻名；所谓洞洞舞厅或砂舞厅，更是几起几落，但我要么依然心不在焉，要么几度客居它处或到第三世界穷国流窜，就像当年自动错过国宾馆的“内部舞会”，我也错过这几波的舞海起落。
二
从初学跳舞，到第一次真正进舞厅，隔了起码三十多年，跳舞也早不是前卫时尚的同义词。四年多以前，从客居两年的大理回来不久，我第一次走进省城的舞厅，不是跳舞（当年学的三步舞早忘了），而是看看“传说中”的舞厅。是在西门内，门票不到十元。灯光昏暗，客人不少，舞池深处就像黑洞，神秘诱人。坐上舞池前的椅子，喝着一瓶国产的垃圾啤酒，六元，便宜得可笑，也第一次知道，这里不比酒水昂贵的夜总会KTV或酒吧，居然也像街边茶馆，卖五元一杯的茶。
看了一会儿，起身往黑洞边缘走，几个衣着暴露的熟妇，仿佛盘旋此间的罪恶天使，纷纷上前，要把你拉进黑洞蒸发，一边在你耳旁挑逗，菜谱一样，报着服务价格。我有些惊慌，使劲挣脱拽着不放的女人肥手。去厕所的通道，门前不远一排椅子，坐了十来个姿色和年龄各异的女子，不是等上厕所，而是等着舞客来请。进了厕所，肮脏，残旧，饲料槽一样的瓷砖尿池，泛着锈迹黄渍，如同省城从前的街头公厕。
又过了四年，我才第二次进舞厅。这家舞厅居然还在，只是大门开到同一幢楼的另一端，换了一个名字。门票涨到十元，垃圾啤酒也要十元，茶还是五元，便宜得依然可笑。遗憾的是，除了厕所比以前现代和稍稍干净，舞场远没当初闹热，或许位于“脸皮”愈来愈薄或故作高雅高贵的主城区内，只得惨淡经营，没关门就算幸运了。少了舞客的舞池，后方黑洞更加幽深，就像神秘莫测的宇宙起源。
那晚，从我来到我去，两小时内，舞女比舞客多，但前者也就大约十个，姿色多如江湖人士所谓歪瓜裂枣，多数来自小城镇，衣着暴露然而老土，脚上不是劣质的肉色短袜就是劣质的及膝丝袜，孤魂野鬼一般，在幽暗场内游走，不时凑到你的身旁耳边挑逗。唯一像样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眼镜舞女，长发，蓝底碎花连衣裙，坐在空荡荡的舞池边。跟拉夫或抢亲似的熟妇不同，她一直在看手机，跟着音乐自娱自乐，歪着脑袋哼歌，貌似孤傲知性，不像来跳舞，而像坐在那里打发无聊。她的生意，显然也不太好。
一位八十来岁的老人家让我醒神。陪他来的两个中年男，一位该是儿子，大概一心尽孝，想让风烛残年的老爹，尽可能享受几次人生。老头戴眼镜，头发花白稀疏，背已微驼，走路蹒跚。一个中年舞女，粗壮得快要炸裂，牵着老头，如同另类看护，慢慢溶入冷清黑洞一侧。我凭直觉和常识判断，他俩不是去跳舞。满怀八卦，我等着老头和看护再度现身。过了将近半小时，他俩走出黑暗，走到儿子和朋友坐着喝茶的地方。在这之前，儿子大概不放心，特意走进黑洞，看看动静。这幅活生生的二十五孝图，我看得暗自感慨。
据我后来所见和一己划分，这家冷清舞厅，只能算省城的四线场子。将近两个月前，我第一次走进二线舞厅，是在主城区外，然而跟着手机地图导航，也没找到入口，只好在僻静小街一个杂货店旁，问一个跳健身舞的中年妇女。“你说的是跳砂砂舞的地方吧。”她老公门前吃晚饭，给我指点迷津。
到了跟住宅小区相邻的门口，只有县城旅社一般的小灯箱。门票还是十元。上到二楼，如中型会场，舞池空着，四周椅子稀稀落落坐了男女，仿佛在等嘉宾讲话剪彩。我正纳闷，音乐正式响起。舞池前方稍亮，很快站满各色“女神”，多半高挑青春，穿着打扮，跟我去过的冷清四线天壤之别。不出半小时，男男女女像从石头里蹦出，全场几百号人，热闹如跳蚤大集。魔幻的是，不比多年前我在澳门等地见识的“金鱼缸”或夜店女，舞女们在舞池前自动站成一层两层甚至三层四方阵，把年龄各异的舞客围在中间。“女神”淡定自若，守株待兔，男人团团乱转，或在阵前张望，极似两军对垒，神色万千，暗中较劲。
我跟两个三十来岁的“女神”跳了几曲。后来所见，她们是这里常客，目光精到，一眼就知你是菜鸟。二线舞厅一曲十元，每曲三、四分钟。不论舞女舞客，会不会跳舞不要紧，重要的是，微明之中，随着音乐共舞或挪动脚步，不关精神，无视身家，或许让你暂时忘掉绝望孤独和荒诞人生。第一个“女神”吊带短裙，汗津津，有些发福，普通话，在你耳边高叫“我爱你”，这话，她肯定早已当成礼貌用语或顺口溜，为了谋生。第二个“女神”高挑文雅，也是吊带短裙，喷了香水，省内某地口音，做过宽带，坐你旁边搭话，告诉你站成四方阵的“女神”和坐成一排较为保守的“女神”有何不同（坐着的，多半只跳交谊舞），然后：“我请你跳一曲嘛。”就像“我爱你”，这也是礼貌用语或顺口溜，为了谋生。
夜里十一点左右，赶集进入尾段。空调风扇猛转，场内仍是烟味、汗味、体味和女人的脂粉味，偶尔一缕香水味。一天辛劳就要结束，有的舞女对着柱上或墙边镜子略整妆容、衣衫或头发，有的拿起桌上茶杯喝水（舞女也得买门票。不少舞女自带茶杯水杯，省了茶钱饮料钱）；有的一边跳一边偷偷打呵欠，要么边跳边看手机；有的只在灯光较亮的边上跳素舞（交谊舞），在灯光微明处跳，用“宽带女神”的话说，挣的都是辛苦钱。
一曲散了，手机光亮不时闪烁，总有舞客舞女互加微信，或微信付款，或现金支付（有舞女找钱时，对着灯光审视百元大钞真假）。舞池边的四方阵，屡经换位补位，这时散乱得已不成样子。两位变性者，高个，两张网红V脸整得僵硬诡异，也跟女儿真身站在一排，其中一位，T-back，黑色透视衫，两点隐约，对着依然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的舞客，揉着两团硅胶。
三
有别于更私密更“高冷”的酒吧夜总会浴场KTV乃至“尊享”会所，省城舞厅是人人平等的地方。没有让普通人却步的装修与“品位”，也没约定俗成只有腰包鼓胀的中产或土豪才能入内，更没让各类俗人一头雾水的“生活美学”体验。如同省城平民街区随处可见的串串香和烧烤，或像五元甚至三元一杯茶的露天茶馆，穿背心短裤拖鞋自带茶杯的民工，也可坦然走进绝大多数舞厅。
以四线舞厅为例，装修（包括不太干净的厕所），消费（五元一杯茶），格调（黑洞），氛围（譬如伴舞音乐，极少红歌与外文歌，多为适合跳舞的中文流行歌），跟二三线舞厅并无太大区别（最大区别，在于舞女舞客的“档次”）。然而，囊中羞涩的穷人进去，没人对你皱眉头，也没穿得比你光鲜的保安挡着不让进。除了买张门票（早场门票，最低只要四元），你可以不跳舞，就当一个心怀鬼胎的看客或偷窥者。为了省钱，茶也可以不买，可以自带中国特色的茶杯，因为开水，至少在省城，舞厅内免费供应。
从早到晚，省城舞厅也是宏大现世的缩影，有六、七旬甚至八旬老翁，有二十来岁或不到二十的各色“青勾子”（小年轻）；有开车来的普通生意人或公司白领，有骑电瓶车来手拎保温杯戴着珠串烟不离口的中年男；有腰间挂一串钥匙东张西望从来不跳的中年驼背侏儒，有孕妇一样挺着大肚T恤撩到胸乳照跳不误的猪头男。偶尔，还有高过所有舞客舞女的德国人，三十来岁，自称旅行者，大概得了省城高人指点，私访绝非“景点”的郊区舞厅，长颈鹿一样穿梭四方阵，然后溶入黑洞；或是下巴胡须编成猪尾巴的白人大叔，有妹子跟他跳过，说是美国人。
舞厅等级，当然只是我的划分，以去过的十多家为基准。一线不出两家，比较“高雅”，适合交谊舞高手，或如江湖人士所说，适合“提货”。不跳舞不“提货”，你只能傻坐傻看，门票酒水又贵，接近中档夜店，穷人不妨敬而远之。一线以下，直到四线，就很庸俗亲民，尽管一线以下的区别实在不大，如前面所说，主要在于舞女舞客的“档次”，也像前面所写，总让我想起省城的平民茶馆、串串香或烧烤。
四线舞厅跳一曲，通常五元，真的如吃串串烧烤，丰俭由人。而且，的确也像可以跳舞的另类茶馆，虽然空气不太好，音乐响得偷听不了邻桌聊天，但你可以看很多跟平常不一样的平常男女，审视舞姿翩翩或舞姿难看的素舞伴侣；要是看烦了，还可游走四方阵那样的区域，或在黑洞边缘张望，或干脆短暂溶入微明，要么就像有些淡定常客，靠着椅背，脱了鞋子，两脚翘上另一把椅子，闹中取静，打个低俗的小盹。
红火的四线舞厅，也是我去得最多的，譬如主城区外某家，地下室，残旧，落伍，应该接近省城早期的“洞洞舞厅”（也就是开在防空洞内，洞洞舞厅由此得名）。这里的下午场，一点半到五点半，尤其火爆，更像乡村大集，或似春运车站。黑洞，则是舞厅尽头一间宽大的长方形屋子，入口没门，一左一右两个保安，门神一样佩着电子广告胸牌：I love you。里面，对对舞伴如下了锅的饺子，都在团团蠕动。不时有保安一手捏着手电和扫帚，一手拿着撮箕，进去打扫。这个黑洞一侧，墙上还有换气扇，若是装上两扇铁门，就像毒气室了。
这家的舞女，不乏祖母级别。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头发烫得蓬松高耸如棉花糖的孃孃（大妈），脑后别了两根五颜六色的发簪。她起码六十了，不像本地人，脸上脖颈已有皱纹，穿裤子，化了妆，尽其可能，收拾打扮得最好，然而胆怯，保守，只能默默站在四方阵一旁，要么坐在昏黑角落，无人光顾，或许内心无比嫉妒或悲凉，望着所有比她年轻的“女神”或“女巫”牵着舞客走进“毒气室”。为了什么？钱？以她年纪，以这个国家的人情世故，她该在家带孙子。
还有一位麻子脸孃孃，口音该是省城人，也是六十左右，两个奶子，垂在汗叽叽的女式低胸短褂下面，挺着奶油肚，人堆里走来走去“猎食”。有晚，麻子脸孃孃还是没主顾，坐在角落，把三瓶喝剩的啤酒，倒进自己的塑料空水樽，不知哪几位客人留下的，裙子下面偷偷换好长裤，提早退场。过了几天，我在舞厅附近的街头见到她，穿得像个“困难群众”，推着自家的破旧单车。她不是麻子脸，只是舞厅的昏暗灯光，没有美化她，反而让你不忍直视。
另一家不那么红火的四线舞厅，舞池周围不少沙发烂掉，露出海绵衬垫。墙上的电子屏幕循环滑过一行字，就像无效的中国禁烟广告：“女士禁止穿超短裙低胸装，禁止一切有偿陪侍。”这里一曲较长，“有偿陪侍”依然五元。有晚，一个穿深蓝毛线开衫的大爷，脚上一对圆口皮鞋，犹如居家拖鞋，背着双手，仿佛吃了晚饭出来散步，舞池边踱来踱去。大爷可能快九十了。我跟他聊了几句，就住附近，常来，不跳，看看。过了一小会儿，大爷看看手表，九点半，该回去了，老年人要早睡。
这家四线，也许太破旧太冷清，舞客实在不多，为了招揽，舞女不用买票。“帅锅，跳嘛。”大爷走后，一个中年女人，矮胖，土气，跟我搭讪。她是省内小地方人，就在这里谋食，有时挣一两百，有时几十块。当然，大姨妈来了，也得休息几天，她说。对，只做这个，跳舞，自由，其它都不想做了。
除了个别一线舞厅，跳交谊舞或素舞的，则是舞厅的少数派。开场前，舞厅员工手拎一个小小的白袋子，香炉一般晃悠，在素舞区撒着滑石粉。跳素舞的舞女，当然有跳得很好的，容貌、装束和舞姿都很出众。但我喜欢看的，还是跳得不好的舞客或滑稽配对。譬如某某二线舞厅，常有一位中年小男人，戴眼镜，半秃，舞伴不是高他一头，就是比他还矮。这家伙跳舞，总像上了发条的玩偶，上下蹦着。另一家三线舞厅，一个六十多的小男人，在跟一个高他半头的二十来岁牛仔短裤妹子健身，不是跳舞，真的是健身，运动，活络。他俩跳了很久，两人闷闷不乐，苦大仇深，像在努力完成广播体操规定动作，既无对视，也没言语。这个小老头的蹦蹦舞、甩手舞和拍手舞，是我见过的世上最难看的舞姿。
四
洁癖不少的人，觉得自己有身份有派头的人，所谓品味趣向都很高端很菁英的人，自然鄙视和厌恶这样的地方。但我慢慢喜欢上了省城舞厅，包括舞厅周遭陈旧凌乱消费低廉的平民街区（我去过的多数舞厅，幸而不在所谓中产与权贵“圈层”的消费攻略之内），就像喜欢坐在五元一杯茶的街边茶馆，就像喜欢我写过的省城“劳动人民第二新村”。
并非我爱跳舞，也无兴致要在兵荒马乱的舞厅特别做些什么，而是喜欢在人群中蒸发，喜欢看到普通男女，包括自己，为了一点低俗廉价的好感与温暖，或是为了生存，为了多挣一点钱，偎依，碰触，拥抱，交流，扯淡，小哄小骗，善恶交织，哪怕虚幻，短暂，自欺欺人，也要凑在一起。
跟很多娱乐场所不同，在舞厅跳舞的女人，从不满二十到六十开外，从“女神”到“女巫”，也是舞厅客人，跟舞厅并无雇佣关系。就像我自称独立作家，而非供职于媒体或文化机构，流连舞厅的女人，在我眼中也是独立舞女。她们当然无需打卡，不必跟雇主签合同，也没人规定她们每天必须早中晚出勤。不管素舞砂舞还是别的什么，独立舞女挣的钱都归自己，不用被雇主克扣；零敲碎打，并非固定收入，也谈不上税务（比我这个被迫交税的独立作家稍稍幸运，不少人也远比我挣得多）。然而我们的收入都不稳定，还会因为各类“不可抗力”影响进账，就这一点，独立作家和独立舞女，都是一样的人。
不同于江湖人士的省城舞厅野史所写，省城现在的舞女，绝大多数来自省内各地和省外（据我所知，最远来自沈阳和新疆），很少本地女子（估计一是做舞女怯于脸面，二是本地人不管怎样，多数有个无需交租的栖身之地和饭碗，普遍没有那么巨大和紧迫的生存压力）。她们做舞女的原因各异，不幸婚史，情感重创，生活压力，没有太多特长，也没什么关系和后台“创业”或谋一份优差，普通工作收入又低且不稳定，小地方或乡下更不容易找钱，或者，就喜欢跳舞挣快钱，喜欢不受管束，就像那位四线舞厅的矮胖孃孃所说：“自由，其它都不想做了。”（所谓高雅或高尚人士或许不以为然，斥之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可是归根结底，就像独立作家卖文为生，做独立舞女，不管什么原因，也是为了一个字：钱。
舞女也是高危职业。长期置身舞厅的噪音和浑浊空气，身体一定要好。一个中等姿色的敬业舞女，如果一天早中晚跳三场舞，加起来也有七八个小时，如果不跳素舞，很多时候必须站在四方阵那样的区域，等着舞客挑选，得有站功。有了生意，跳一两曲也好，跳三四曲也好，必须尽可能跟舞客“合作愉快”，还得有跳功或砂功，不管对方是糟老头，油腻男，帅哥，斯文仔，民工，还是别的什么人。一个二线舞厅的舞女告诉我，有次，她遇到一位狐臭男，出于礼貌，不好马上罢跳，跳了两曲才婉转终止。也不是每个舞女都喜欢太有“激情”的舞客，有的舞女坦言，不喜欢动作太大的舞客。
年纪偏大的舞女，明显挣不到太多钱，即使是在中老年舞客偏多的四线舞厅。这个国家人太多，就连舞厅也竞争惨烈，哪怕竞争只是暗中，因为舞女“行规”不会彼此抢客，虽然站在一起，或同一场子，却各做各的生意。一家红火舞厅，不同区域也有不同功能。在这里挣钱，年龄，站位，装扮，类别，不言自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能否挣到钱，决定因素不完全在于自己，也在于舞客的口味与挑选，或者“互动”。
某家冷清的四线舞厅，有位乡下来的中年女人，长得不好看，四十三岁，字也不识，之前在省城高新区做过扫街清洁工和家政。问她怎么做的舞女？她说最初是一个相好的大爷带她来这儿的。跳一个月有没有两千？我接着问，因为我知道清洁工每月工资大概两千。看情况，生意好还是有，但比做动辄加班加点的清洁工轻松多了，她说，外地口音很重。然而那晚，她的生意的确很差。她后来的挑逗，带着不识字的劳动者常有的朴实、粗鄙与乐天：“老娘丑是丑，但是老娘很温柔。跳嘛。不跳？你狗日的，看到老娘卖不出去就装怪！”
有时，“卖不出去”的中老年舞女，狡黠中透出绝望，就像前面所写站在舞厅昏暗角落的老妇，让你不忍直视。有天下午四点左右，那家四线舞厅的“毒气室”前面，依然像在赶集。保安不时大声吆喝：“注意你们的手机钱包！”一个穿裤子的瘦高孃孃，昏黑中不大看得清楚样子，披肩发，头发也是棉花糖一样的蓬松状，五十好几，或六十出头了，省城口音，拉着你不放：“跟当姐的跳十块钱嘛，照顾一下生意嘛，都是本地人……”没人理会她，没人多看她一眼，仿佛她是街边人见人厌的真假乞丐，几乎所有人，都在挣脱她拽着不放的双手。
五
以我所见所知，不少舞女，并非只在一家舞厅固定谋食，有的上午在这一家，下午或晚上又去另一家，当然也有只在一处的，如前面写到的二线舞厅“宽带女神”。为了便利，她们一般都在舞厅附近租房（往往与人合租），早中晚场的间隙，还可回去自己做饭（我知道的几个舞女都很俭省，觉得在外面吃不划算），也省交通费。
生意不错的舞女，“传说”有的收入很高，据闻还有买了几套房的，但那毕竟是传说；当然，更不会有一身名牌开着私家车的“女神”来跳舞挣钱。省城这几年的房价，虽不至于像北上广那般魔幻现实主义，却也愈来愈贵，单靠跳舞，买房置业不太现实。我在新二村认识的一位茶客说，的确也有外地舞女前几年在村边买了二手房，但是人家跳了七八年，也没赌博之类恶习。我见过这位舞女，平常或正常得像个居家女人，不管是否单靠跳舞，辛辛苦苦攒一套二手房子，天经地义。
一名中等姿色的舞女，若在相对红火的舞厅谋食，除非遇到“不可抗力”，每月要跳多少客人，才能维生，或有可能未雨绸缪，为将来稍做打算？估计难有标准。十元一曲和五元一曲，收入也有差异。问过几个舞女，答案因人而异。以此推测，每天下来，肯定有人挣两三百甚至更多，挣几十块甚至更少的，也大有人在。还有，一个舞女，只要不是乏人问津，每天至少可跳十位舞客（客人包场除外），一个月要跟大约三百个陌生人或熟客跳舞，一年起码要跳大约三千客人。“宽带女神”告诉我，她跳了三四年，加起来该有上万人次了。这些客人，微明或昏黑之中短暂相遇，她有多少记得，恐怕自己既不清楚也不在意。
做独立舞女，肯定也有代价。但总好过寄人篱下收入微薄，更不要说人生困顿需要自救，跳舞也是立竿见影的一大捷径，只要你不是“卖不出去”，只要你敢跨出第一步。有位三十多岁的丰润舞女，来自西南某省小城，“常驻”一家三线舞厅。她留长发，爱穿一件连衣裙，暗色碎花，低胸开衩，比起其他舞女，算很保守的“工作装”了。她的前夫是重庆那边人，有个小女儿，婆婆在带。前几年，老公好赌，家产输光，两人离婚，她没工作。前夫不管女儿，婆婆老两口也没啥收入。姐妹一直叫她来省城：“你都那么恼火了（困难了），还不来跳舞挣钱。” 她一直没来，因为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一个多月前，她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为女儿，也为自己。她不会跳交谊舞，只能牵着舞客，或被舞客牵着，溶入黑洞。
阿静也是八零后，来自省城周边某地，长发扎成马尾，也很丰润。她是我遇到的最勤奋的舞女，早上在住处附近一家四线舞厅，下午和晚上奔赴某家二点五线舞厅（所谓二点五线，也是我的划分，仍以舞女舞客的“档次”为准），一天要跳三场。无论哪家舞厅，阿静都是四方阵区域靠近黑洞的一员，装束远比上面那位外省舞女大胆，站姿也很自信。跟很多表情僵硬或故作“高冷”的舞女不同，阿静爱笑，笑得灿烂。见多几次，如同很多女人习惯闺蜜之间称呼“亲爱的”，阿静也会叫你“亲爱的”，没有特别涵义，只是顺口，或者如她所说，熟了，把你当成闺蜜。
阿静说她跳了三四个月。以前是做销售的，业绩不好，被开除了。离婚七年，因为两个人不爱了，跟前夫早已失联，彼此的手机号码也变了。幸而没孩子，没孩子就没共同牵挂，她说。做宽带前，阿静还做过商务俱乐部的经理，有过风光日子，车子房子，但是玩百家乐，都没了。第二次见阿静，她刚交了三个月房租，一千八，估计她租的是很普通的老式居民楼单间。“房租，生活，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她说。但是再过几个月就好了，她很乐天，还说每天必须跳三场，一个月好歹就有五六千块，而且为了将来，总得解决社保和医保。
有天早场，我又见到阿静，她刚买了一部新手机，一千来块，不算奢侈。之前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原来的好手机被人偷了，于是赶紧挂失补卡再买手机，忙了大半天。阿静很坦率，告诉我掉手机那天，正好是她“办公”的日子。见我不解，她说“办公”就是来例假，本想休息一天，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跳舞之余，她都自己做饭，从来不在外面吃，除非急需。四线舞厅跳一曲只要五元，但一个早场下来，她可以挣到一天的生活费。
我喜欢阿静的坦率。她的坦率，比较接近如实道来，却又不同于有些舞女的粗鄙放荡，或许她真的把我当成闺蜜，可以自然而然跟我讲讲她自己。她说她真不喜欢跟老头跳，也不喜欢跟动辄伸出九阴白骨爪的男人跳，还要跟你接吻，她跳舞从不跟人接吻。每天三场下来，阿静大约能跳二十位舞客（她跳过的舞客也有一两千人了）。但她不只跳舞，也在黑洞做别的。她说她不隐瞒，她就是做这些的。但她看重感情，爱的男人，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
六
阿静的话，让我想起匈牙利籍英国作家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凯斯特勒跟奥威尔同一时代，他的自传《青空之箭》（Arrow in the Blue），其中一章写到自己年轻时代在巴黎做记者的“夜游”经历。二战之前，巴黎有不少合法的高端妓院（法文委婉称之为maisons de tolérance），在这些地方谋生的女子，通常二十五岁左右，因为常有健康检查和预防措施，她们都很健康。凯斯特勒写道，这些女子，多半离异或是单亲妈妈，有的可能一边谋生，一边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乡下。她们指望在maisons de tolérance打拼五年，然后用积蓄在外省小镇买个小店或咖啡馆，嫁个并不知道她做过这行的殷实鳏夫，从此快乐而体面地安度一生。
阿静，“宽带女神”，还有那位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的外省少妇，都是我所谓的独立舞女。她们谋食的地方，当然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maisons de tolérance，也未必都有一个孩子寄养在乡下，但是她们肯定也有“愿景”，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孩子，或是解决社保医保，应付一个又一个的不测风云，哪怕那位没啥生意的四线舞厅麻子脸孃孃，还有做过清洁工大字不识的中年舞女，她们肯定也想日子过得稍稍舒服一些，不那么遭罪。
不管什么原因，也不管是否缺乏世俗所谓的一技之长而不得不如此，还是真的“好逸恶劳”，为了生存，为了多挣一点钱，独立，挣扎，她们比很多冠冕堂皇呼风唤雨实则自我阉割蝇营狗苟的人更无奈也更有勇气，甚至自由，只要你对自由的定义，不仅仅限于政治或哲学那样深远的层面。
凯斯特勒那本自传的同一篇章，还写到巴黎毫不高端的maisons de tolérance。那里的客人，多为工厂工人、汽车修理工、阿尔及利亚地毯商贩、邮局职员和苦力。比较我去过的省城十来家二线或二线以下的舞厅，这真的有点神似，虽然两者的功能和类别有异。这些地方，也许真的会让所谓高雅或高尚人士鄙视厌恶，但在这里谋食的女人，在这里消磨的男人，也有自尊，甚至骄傲，就像凯斯特勒所写：“男人们至少知道他们不会受骗，他们的饥饿可得满足；对他们来说，这个带着廉价光芒的地方，甚至有一种浪漫氛围。那是他们的富人夜总会版本。以什么样的道德准则，这些地毯商贩和廉价客栈住客的套餐天堂要被剥夺？”
凯斯特勒也写到，在巴黎高端的maisons de tolérance打拼几年的女子，“上岸后”嫁给殷实鳏夫，从此快乐体面，跟良家妇女无异，对人却有更多认识，因为“她会更明白自己丈夫的弱点和一时兴致，也更明白普遍的人性”。二战前的法国，这样的女人，据说成千上万，然而法兰西这个国家，并未因为她们变得更糟。
舞厅是流动的另类集市，也是不停变幻的万花筒。尽管去过十多家省城舞厅，但我无从知晓，有多少类似的女人在这些地方流连谋食，也许数百，也许上千，也许更多。她们未必都像凯斯特勒写到的法国女子那样好运善终，但是，她们肯定明白异性的弱点和一时兴致，明白普遍的人性，也肯定明白自己的弱点和一时兴致。阿静告诉我，她觉得四线舞厅的舞客素质更低，黑洞也特别脏，然而为了钱，为了以后，为了也许还会有的、她愿放在第一位的男人，她必须每天给自己打考勤，即使“办公”，也不能懈怠。
（为了尊重人物隐私，文中若提及名字和职业等等，均为作者用杜撰的名字和职业等等来替代真实情形。）
2018年6月8日至20日写于“罗马”、新二村、营通街、抚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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