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汉武帝时代之于后世中国的深远意义
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 空前强烈的国家认同
刘勃
公元前141年，十六岁的汉武帝登基，他接手的，是一个暮气沉沉的统治集团和一个青春洋溢的国家。
汉朝实行郡县与分封两种地方管理模式。各同姓诸侯王曾经野心勃勃，但经历过七国之乱的惨败，他们很清楚自己无力对抗中央，于是或者醉生梦死，或者开始在精致的文化品位中消磨人生。
朝廷直属的地方与部门，也一样慵懒懈怠。汉朝毕竟去古未远，世袭制还有相当普遍的社会认同，给予功臣的回馈，也不得不高于后世的许多王朝。老一辈的功臣故去后，他们的子孙也在朝堂上占据要津。景帝后期周亚夫之死，可以认为是勋贵子弟中最后一个优秀人物故去，后来者即使做到丞相，也不过是“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而官方推崇的黄老之学以静镇之，似乎在给这一切碌碌无为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在大规模战乱民生凋敝之后，朝廷不多介入，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也许不失为善策。但当人口和社会财富都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又不免如韩非子说的，是“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如没有马鞭与缰绳，却想驾驭悍马了。
《史记》《汉书》谈论汉景帝后期的社会景象的时候，忧心忡忡地说起社会中上层的攀比消费，豪强大族不受公权力约束的地方特权，以及生活充裕的社会底层难以宣泄的过剩精力。不必赞同他们的立场，但整个社会，确实充满了躁动不安的气氛。
这样一个时代迎来这样一位好动喜事，雄心勃勃的皇帝，立刻就爆发出可怕的能量。
察举制：推荐与考试结合
汉武帝即位之初，活得是很压抑的。开始，是奶奶窦太后当权，好容易熬到窦太后去世，母亲家族的外戚势力又迅速扩张，舅舅田蚡，成了说一不二的宰相。
制度史家引用的材料是，田蚡“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田蚡会让他直接从郡守干起。秦代与汉初，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类似于今天的省长，东汉州成为正式行政区划后，郡守类似今天的地级市的市长，汉武帝时代，郡守则介乎两者之间。对比今天大人物的履历，这种任命有多么简单粗暴，不难体会。
至于韩安国为代表的一帮子老臣，虽然不至于这么嚣张跋扈，但一样让汉武帝不舒服。元光三年（前132年），汉武帝想借另一位外戚窦婴来敲打田蚡，让两个人当廷辩论，指望群臣表态支持窦婴一下。结果韩安国说了一大堆，大意就是：窦婴也对，田蚡也对，到底谁对，皇上您说了算吧。汉武帝气得当时走人。
怎样打造一个能充分贯彻落实自己意志的官僚体系，自然一直是汉武帝最关心的问题。
相应的制度建设，就是察举制，在汉武帝手上有了突破性发展。
当年，祖父文皇帝有个两次下诏，要求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但这显然只是临时性的举措。虽然具体开始于哪一年尚有争议，但汉武帝确实把察举变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
察举出身的官员，在朝廷里本无根基，当然不得不更加依附于皇权。汉武帝也有意喜欢提拔出身卑微的人物。在偏远地区放猪、仅仅学过《春秋》杂说的公孙弘，被提拔为第一名就是著名的例子。汉武帝信奉：“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直接打击强势的官员很容易伤害到自己，利用弱小者一点点剥夺强势人物的利益，就有效了。
察举是推荐和考试结合的制度，地方官有责任每年向中央推荐“吏民之贤者”。后世论史者喜欢怀疑推荐制度是否公平，并拿察举和科举比较，认为后者更为合理。实际上察举至少实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跨越：地方不断向中央输送人物。如果察举很公平，那这位确实是个人才；如果察举不那么“公平”，那这位多半来自地方的权势之家——无论怎样，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都大大增强。
还在制度的草创阶段，西汉察举名目繁多，学者大体将之划分为两个系统：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儒生，和能满足司法行政需求的文法吏。前者意味着尊奉着统一的价值观，后者则遵循着同一套业务标准。这意味着，不管他来自天下的哪个角落，只要进入国家的官僚系统，就能迅速组合在一起。“独尊儒术”，这种价值观上的统一，对于塑造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这一切，在秦代都还是难以想象的。法家思想以秘不示人为基本特征，从秦始皇留下的刻石看，秦帝国公开的价值导向杂乱无章。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秦也没有能够打造出广泛吸纳天下人才的政治空间，也没有塑造出统一的价值观与认同。这种关键的区别，也意味着秦与汉两个帝国在进行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的时候，将遭遇完全不同的命运。
“丈夫生不五鼎食， 死即五鼎烹耳”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攻击东瓯，田蚡和庄助的那场辩论有某种象征意味。
作为尊贵的外戚，田蚡认为越人互相攻击乃是常事，不足以烦劳朝廷的大军，自从秦代以来，朝廷已经抛弃了那片土地。中大夫庄助则坚决主张出兵，认为拯救走投无路的小国，是天子的责任，并嘲讽说：秦连都城咸阳都抛弃了，难道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吗？
庄助来自遥远的会稽郡，是地方官举荐上来的人才。尽管受到皇帝赏识，但他一口吴地口音，想必在长安的朝廷中颇显怪异，所以颇急于一展身手证明自己。临近家乡的地方发生事端，也是一次个人机遇。
这时汉武帝还不满二十岁，太皇太后握有实权，不能动员大军，于是就委任庄助以会稽郡的军队解决此事。会稽太守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想出兵。于是庄助就斩一司马立威，军队终于出动。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汉武帝如何做到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不必仔细比较秦皇汉武的政策差异，从这个细节里就可以看出，二者的执政基础根本不同。
秦始皇的扩张，最多仅是秦人的事业，六国人是怀着屈辱心的被动参与者，稍有机会，就会置身事外，甚至反戈一击，表明当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汉武帝时代，尤其是在平定“七国之乱”之后，为朝廷效力才是实现自己的成功热望的最好途径，却是天下士人的普遍想法了。在家乡不顺，那就到朝廷去碰碰运气，获得成功了，再回家乡扬眉吐气了结宿怨。《史记》《汉书》记录了大量这样的人物。庄助是如此，他的同乡朱买臣更是如此。同样的还有来自齐地的主父偃，当然还有蜀地的大文豪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有一段爱情佳话，但卓王孙对他并不感冒，后来他受到汉武帝赏识，积极投身蜀地的开拓事业，终于让“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那种志得意满，也不消说得。
这些热衷者，是冒风险的。庄助、朱买臣、主父偃都是死于非命。对这个结果他们何尝没有预见？主父偃自己说得最透彻：我束发游学四十余年，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们不肯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穷困的时日已很久了，“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这本是毫不稀奇的心理，只是，汉武帝时代给了这种心理最大的实践空间。
所以时代的扩张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这个过程里可见的不仅是帝王对权力无远弗届的追求，参与其中者万里觅封侯的热望，更为耀眼。所以史书中经常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一小队汉朝使者，艰难跋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这里资源丰沃到值得成为国家的郡县，就一边向朝廷请求支援，一边就地展开行动。整个行为是创造性的，在这里朝廷的意志和冒险者的欲望，难分彼此。在这背后，是统一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形成，这正是汉武帝的功绩。
统一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形成，“万里觅封侯”的进取心，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他驾崩后秦帝国分崩离析，一个重要原因甚至主要的原因是新并入的六国民众对秦缺乏认同，统一的认同尚未建立。刘邦与项羽的汉楚争霸，及汉武帝时代的“七国之乱”，背后都有这个原因。最终是汉武帝解决了问题：平定了“七国之乱”，证明了中央控制力的强大；随后用“推恩令”来削减潜在挑战中央的势力；用儒家学说作为统一国家的价值观基础，由此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的凝聚力空前提高。大量需要宣泄消耗的能量，由向内而变向外，被引导成为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与建功立业的雄心，这是汉武帝时代生成的民族性格，质朴刚健，青春洋溢。而成功的事例，反过来又会增强对国家与民族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并强化这种民族性格。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这是汉武帝时代之于后世中国的巨大意义。
苏武牧羊的气节千古传诵，拖累他的副手张胜尽管是个不堪人物，行为也耐人寻味。张胜那么干脆地卷入了匈奴内部的政变，不像是个照章办事的官员，而是一个追求不世奇功的赌徒。他欠缺一点能力和运气，这种心理和后来的傅介子、陈汤一以贯之，而后者尽管是昭宣之际建立的功业，却延续的仍然是武帝时代生成的民族性格。
这大约非常类似一千多年以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向西走到东方，你不能说是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女王哪个愿望更强烈些。武帝时代这种上下贯通的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在中国古代史上似乎光彩绝伦。
折腾与制度探索
武帝时代的这些冒险者追求成功的梦想，摧毁了汉代小确幸们的生活。
陆路的远征，各种物资的运输成本，比海上要高出许多倍。更不用说，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是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全国总动员。一系列行动就如同一只只吞金的巨兽。汉兴七十余年，“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几乎转瞬间就消耗掉了。
汉武帝要用尽一切手段开辟财源：推行盐、铁、酒榷，实行均输，还有所谓算缗、告缗之法。大致就是：盐、铁、酒都实行国家专卖，因此价格高。人民要向国家申报并缴纳财产税。为了实施这些政策，就要使用所谓“兴利之臣”，即商人出身的官员。
读《史记·平准书》，会强烈感受到汉武帝时代真的是帝制时代的青春期。充满热情，缺少计划。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动员，除了秦朝是从未有过的，但秦迅速把自己带向毁灭，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参考方案。汉武帝和他的团队采取的对策，很有想到一出是一出的意味，由此带来的问题，就另想一出应对。
今天回头复盘，大概很少有人会否认抗击匈奴的正当性，但连带着也会做出一些判断：是否应该集中全部力量抗击匈奴，不要同时再进行其他方向上的开拓？或者至少，同样耗费无度的求神仙是不该进行的；又如，已经“幕南无王庭”之后，继续追击成本剧增而收益递减，是否应该暂缓行动？
然而所有这一切，显然都不在汉武帝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宣帝时代的儒生夏侯胜开始，往后到司马光一直到吕思勉先生，对汉武帝的批评都带有一种成熟稳健的中年人面对不堪回首的青春的意味。
好在，也正如身体强健的年轻人，各种作，但扛得住。秦是帝制的童年，一折腾就死。而汉武帝的朝廷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开放性，不断的察举、征辟，把全国各地的人才吸纳进来，无形之中，社会上不安分的优秀领军人物，也就少了很多。
无论如何，一些长期有效的经验与制度在折腾中被探索出来。
丞相领衔的照章办事，循规蹈矩的正式政府机构，显然无力面对这个局面。汉武帝需要效率更高，执行自己意志更坚决的行政团队，于是未必是有计划的，皇帝的近臣如尚书、侍中之类，权力迅速扩大，发展成所谓“中朝”，但他们仍然是级别很低的官员。“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越是重要的权力，越不能为那位高官正式拥有（有学者称为“使职化”），这是后来历代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奉行的不二法门。
空前强烈的国家认同
汉武帝晚年，有没有懊悔自己的“伤害百姓，糜费天下”，是今天仍被史家激烈争论的问题。但武帝之后，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确实停止了。几十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留下来的印迹，是空前庞大的疆域和空前强烈的国家认同。有学者指出过《史记》《汉书》的一个微妙区别：保留着更多上一个时代记忆的司马迁，提到人物籍贯的时候，往往只称县名，这是战国以来的老传统；班固则多半遵循着某郡某县的原则，每个人都被精确定位在帝国的地方行政框架之内。
一个常见的假设性题目是：假如能回到过去，你希望去哪个时代。
照例，选择去汉武帝时候的人是不少的。当然，他们都坚信自己是英雄人物，要做改变历史的大事业，于是男生就想着要压倒卫青、霍去病，女生就想着要取代陈阿娇、卫子夫。
如果做普通人，文景之治的时候，幸福感当然比武帝时代要高很多。武帝后期，“海内虚耗，物故者半”，并不是虚语。
除非穿越成汉武帝本人，即使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风险仍然很高。《汉武帝故事》记录了这么一条：“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
无法确定汉武帝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但证之以《史记》《汉书》的记述，有多少人物被他越级拔擢又被他率尔处死，这似乎确实是他的观念。
然而，个人愿不愿意活在那个时代，和愿不愿意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是两个问题。
所有前现代的历史，都是物资紧缺的历史，普通人的生活，无非也就是在生存线和温饱线之间波动。而不论中外，所谓盛世，往往是国家在对社会承受力做极限测试。但也正是在这些极限测试的过程里，人类的创新能力得以张扬，许多新的行政模式和技术产品被发明出来。而现代社会，终究离不开这点点滴滴的经验构成的基础。
即使到了近代，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无数伟大的建筑和精美的艺术创作，也是权贵阶级攀比消费的产物。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史家发现，文艺复兴时代，物价飞涨，动荡不安，普通欧洲人的生活，实际上变得糟了。但从一个现代人“自私”的角度说，谁会愿意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文艺复兴？
汉武帝时代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大多数制度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今天的中国人，许多方面仍为这些因素所塑造。民族或国家有“想象的共同体”之类的说法，可套用《人类简史》的比喻：现代民族国家是用过去的水和面粉制作的今天的面包，那么经历过汉武帝时代，也意味着更多的水和更多的面粉。华夏民族聚成为汉民族与中华民族，汉武帝时代是至为关键的一环，这是我们这个民族青春洋溢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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