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江湖有儿女，山河无故人
楚团长
2018年还没过去，但似乎已成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大年。
前有徐峥的《我不是药神》，席卷30亿人民币票房，打破了此类电影有口碑无票房的怪圈；后有贾樟柯的《江湖儿女》，知名影评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上评分高达7.9，被寄予厚望。
这些年把商业片拍的炉火纯青的徐峥，走出自己固有的领地，端上一盘现实主义题材的大菜，跟常年在该领域艰难耕耘的贾樟柯一前一后呼应，颇有一种中央红军陕北会师刘志丹的感觉。
不过电影《我不是药神》火了之后，徐峥面对粉丝和媒体，解释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导演不是我。
导演真的不是他，也不是监制宁浩，而是一个2011年刚硕士毕业的小青年，叫做文牧野。这个长春人在媒体的通稿中经历简单：1985年生人，从小喜欢电影，考研考了三年，才挤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师从田壮壮。
大多数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娱乐市场消费主力的95后，在看到这种通稿时大都会疑惑：“田壮壮是谁？”
田壮壮是谁？这个是好问题。作为斜杠中年，他是张艺谋的同学，陈凯歌的班长，是徐帆的前男友，是北电导演系主任，带过三个有名的研究生，一个是文牧野，一个是《绣春刀》导演路阳，还有个是赵薇。
而他的家庭背景，则并不那么广为人知：他的表兄是李雪健，母亲是著名演员于蓝，主演过《在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父亲是艺术家田方，在1942年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坐在毛泽东的左边。
但这些履历和背景，并不是田壮壮的全部，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电影《蓝风筝》的导演。
这部在国人记忆里逐渐消失的影片，诞生于中国电影巅峰的1993~1994年。在那两年，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交出答卷，《活着》、《蓝风筝》和《霸王别姬》这三部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三座高峰。
几十年过去了，国内电影导演们的集体形象早已崩塌，能够获得观众认可的如同凤毛麟角。而大多数的观众，对那些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高光时刻，早已忘却。
01
1977年，北京电视台美工负责人张德生觉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名字太长，打在屏幕上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
于是从1978年1月1日起，没有结局的《新闻联播》开始占据亿万家庭的黄金时段。4个月后北京电视台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但当时的人们还来不及关注《新闻联播》，1977年底恢复的高考才是全国青年的心头大事。
在西双版纳砍了几年树的陈凯歌，不顾大导演父亲陈怀皑的极力反对，跟田壮壮一起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为电影学院不用考数理化。
导演系要考影片分析，放的是《英雄儿女》，里面饰演政委王文清的，就是田壮壮他爸田方，因此他30分钟就交了卷，出去买了冰棍和烟蹲在树底下等陈凯歌，一口冰棍一口烟。
摄影系要考绘画，教师子女顾长卫从小就在少年宫帮着画海报，轻松过关。父亲是茅以升弟子的张黎不会画画，斜眼瞄着前面安徽考生的落笔照葫芦画瓢，结果张黎考上了，安徽那哥们反而没考上。
陕西国棉八厂决定把唯一的高考名额，交给每月做4个新袜子图案的张艺谋。兴高采烈的张艺谋，带着作品杀奔北京电影学院，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28岁的他已经超龄了，没资格参加高考。
倔强的张艺谋在北京和西安跑了几个来回，最后通过第一任妻子肖华的姐夫把作品递到了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镇爱才，亲自给电影学院批示——“成绩优异，特殊处理”。
北京电影学院这一年的招生，后来被法国权威杂志《电影手册》评为“世界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原本计划只录取100人的电影学院，最终招了159个。
来自北国和南疆的学子们，聚在到处是果园和奶牛的朱辛庄，开始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电影和艺术知识，比如摄影系的张艺谋和顾长卫为了以后能顺利上岗，弄了个生铁摄影机放宿舍里锻炼臂力。
这批从全国脱颖而出的年轻人，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目睹并亲历了国家十年浩劫的苦难，他们从骨子里就带着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的深刻反思，使命感推动着他们前行。
多年后，人们用“第五代”来统称这一批电影人，十年忧愤，四载攻读，才华一泻而出。
后来导演了《大宅门》的同仁堂后人郭宝昌是张艺谋、陈凯歌的伯乐，他多年后还清楚记得第一次看到第五代们的校园作品《红象》时的感受：“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大师毕业了也要找工作，当时北影的三个阶层“高干子弟、艺术世家、平民家庭”命运完全不同，出身艺术世家的田壮壮、陈凯歌留在了北京，平民子弟张艺谋和张军钊，则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
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韦必达求贤若渴，到北影点名要了12个各系毕业生，不过只带回了四个平民子弟：张艺谋、何群、肖风、张军钊。
四个人到了广西厂后，马上立下军令状，剃了光头要拍好电影。一伙光头坐火车去拍摄地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这四个电影学院毕业生，拍出了电影《一个和八个》，导演是张军钊，摄影是张艺谋和肖风，美术是何群，这部电影奏响了第五代们的冲锋号。
可惜冲锋号声和当时的“主旋律”产生了背离：刘心武、冯骥才们的伤痕文学带来的人道主义思潮，引起了高层的重视，胡乔木、邓力群发起了著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风雨欲来之下，还在用铅字印刷的《人民日报》排字房里“精神污染”四个字都不够用了，《一个和八个》和《被告后面》两部片子在当时被做为“精神污染”的典型来重点批判。
在一片非议中，厂长韦必达站出来力挺手下的兵，“对青年人要关心爱护，如有错误我厂长负责”。所幸的是，这场“清污运动”，只维持了28天就被胡耀邦给叫停了。
韦必达不愧是豪迈人物，不仅敢顶住压力保护稚嫩的第五代们，在《一个和八个》开拍后，他更是毅然用四倍工资从北京挖来了大才子陈凯歌拍《空谷回声》，也就是后来的《黄土地》。
《黄土地》是中国电影双峰的“会师”之作，导演陈凯歌赋予了故事深沉的思想和辽远的意境，而摄影张艺谋则赋予了画面强烈的冲击感：不规则的构图下人物永远挤在画面的边缘，淹没一切的是苍天和黄土地。
而命运多舛的《一个和八个》在历时十一个月，修改了107次后，终于在1984年10月获准上映，这部电影里启用了一个不苟言笑的瘦高个青年演员，叫陈道明。
两部影片先后在国内外赢得大奖，1984年也成为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全年利润250万元，是厂里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但厂长韦必达此时已被一撸到底了。
陈凯歌有一手好文笔，1985年写了一篇《秦国人》，讲述他和张艺谋拍《黄土地》的故事。这两人都打了一手好篮球，当年北影篮球队称霸全国艺术学校联赛，他们还有个队友叫做吴子牛。
吴子牛毕业后被分配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处女作《候补队员》就拿下了第4届金鸡奖特别奖，第二部作品《喋血黑谷》惊险刺激，力压《黄土地》拿下1984年票房冠军，为潇湘厂赚了180万。
知识分子在赢得市场的某种赞誉后，总是容易飘飘然，摆不正位置。吴子牛在1985年掏出了“高于狭义战争的高度去理解战争”的《鸽子树》，对自卫反击战流露出“消极思想”，掀起轩然大波。
那是李宁、郎平在国际体坛驰骋的年代，是民族自豪感腾飞的年代，这种批评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果不是总设计师强调意识形态领域要宽松、宽容、融洽、和谐，吴子牛的导演生涯恐怕早就结束了。
这部在小范围内放映过6场的电影，仅有的一部胶片至今仍在陕西临潼的国家影片仓库里放着，据说只能保存20年，也就是说现在早已变成一堆废塑料了。吴子牛一直想给《鸽子树》留个拷贝，可惜未果。
第五代导演们最怕听到的就是“这片子不错，但是……”，轻描淡写的肯定，紧跟着斩钉截铁的否定。一部电影，从选剧本到选演员到最后送审，要经过层层审查、讨论、决定、修改，与观众见面并不容易。
但这些大风大浪年代里淬炼出来的导演，什么恶劣的环境没见过，他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十分强悍，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尤其是90年代初期，对他们来说是金子般的岁月。
02
改革春风吹满地，影厂亏得要倒闭。
虽然《少林寺》、《芙蓉镇》等片子的观影人次数以亿计，但十几年如一日的票价让老派电影制片厂陷入了困境。1989年，有厂长抱怨：“原来一个鸡蛋可看一场电影，现在一个鸡蛋可看二十多场电影。”
1993年，《关于深化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国家统销统购的局面被打破，代之以经济上“政府资助、引进外资、开发和利用外资”的三轨制。逐渐成名的大导演们，几乎在同一年迎来了艺术巅峰。
1992年，42岁的张艺谋偶然看到了年轻作家余华的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于是他让余华把所有的作品都拿出来看看，余华就把一部还没改完错别字的初稿交给了张艺谋。
这部初稿名字叫《活着》，就这样，张艺谋人生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是人生中唯一的禁片诞生了。
结果《活着》的小说出版了，但电影却被禁了，这引起了舆论喧哗。要知道，张艺谋这时候已经是拿过金熊、金狮的国际名导，投资方还有港台背景，电影拍摄前也通过了审核，既然小说能出版，为什么电影不允许上映？
对此，张艺谋总结说：“我个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觉得无能为力。”
尽管没上映，但《活着》的历史地位无法撼动，它被广泛认为是张艺谋最好的片子。不过倘若要选一个中国影史最佳，《霸王别姬》的支持者要更多一些，毕竟当太多人像牲口一样的活着的时候，少数人抗争着死去，就显得尤为震撼。
1988年，陈凯歌带着《孩子王》出席戛纳电影节，台湾人徐枫揣着小说《霸王别姬》，专程从香港飞过来找到陈凯歌。为了说服陈凯歌接下这部“三流故事”，徐枫足足花了两年半时间。
徐枫本人也是一个传奇，她不仅是《霸王别姬》的制片人，还是两届金马奖影后，饰演过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和《侠女》。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汤臣集团的老板娘，陆家嘴伫立的汤臣一品，就是她家给上海留下的地标。
演员选的也是颇费心思。陈凯歌拒绝了成龙出演段小楼的提议，找了“台上是霸王，台下吃喝嫖赌”的张丰毅，他又说服张国荣接下了程蝶衣一角，不过坊间一直有传闻，演过大太监李莲英的姜文很想演程蝶衣。
张麻子版本的程蝶衣，抱着满身肌肉的张丰毅，想想都刺激。
这部戏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个顶个的都是最佳状态。张丰毅和张国荣同年同月，处得跟亲兄弟似的，葛优听说张国荣比他还小一岁，吓了一跳，“他那是怎么长得？”最后张国荣走进戏里了，再也没出来。
陈凯歌当时是担了风险的，为了能立项成功，他伙同《活着》的编剧芦苇，先交了一份假剧本上去。最后这片子在拿到戛纳的金棕榈奖后上映了，但不允许宣传，大陆说它是港台的，港台说它是大陆的。
陈凯歌拍少年总是特别出彩，《梅兰芳》的前半段就比后面有神的多。批评陈凯歌只有一部戏，这是不懂陈凯歌，没有《霸王别姬》，他也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陈凯歌有个叫陈赫的外甥，才是一部戏吃一辈子。
《霸王别姬》资金充裕，占了北京电影厂大部分地方，同期开拍的《蓝风筝》剧组没地方搭景。导演田壮壮在《霸王别姬》主场景后面，硬挤着搭出了一条胡同，《蓝风筝》中的不少戏，就是在这条胡同中拍的。
《蓝风筝》是一部以儿童视角，将反右、大跃进、文格等政治运动娓娓道来的电影。这部电影风格朴实、场景简单、节奏温吞、叙述平淡，整部电影最惊悸的地方在于：一个家庭经历那多次折腾，时间才刚到1966年。
这部视角过于尖锐的戏，给田壮壮招来了祸事，在拿下东京影展最佳影片金樱花奖后，据说被封杀整整十年。
田壮壮作为世家子弟，在第五代导演里很有威望，而他也总有一种傲气，常说：“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现在听这话很精确，他的电影这个世纪不好说，上个世纪的观众是肯定没看到。
作家阿城的父亲，是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斐，阿城曾向父亲请教：为什么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而书就相对好点？钟老答道：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9]
03
冯小刚和第五代导演是同龄人，但没上过大学，是野路子出身。不过他也遇到过麻烦，1996年4月1日，冯小刚和王朔被叫到北影厂的厂长办公室，韩三平念了一份电影局的急件：
《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剧本对于挑逗、追逐、强奸女性津津乐道，反复咀嚼玩味男女之间的性欲及不当情感，暴露丑恶而不鞭挞丑恶，有违社会公认道德标准。建议另选拍摄选题，或者进行根本性改写，否则即使摄制完成，电影局也将难以通过。
北影厂这一年的二十多部片子，被枪毙了八部，冯小刚、王朔的好梦公司两部作品《我是你爸爸》、《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都打了水漂，一下子五六百万没了，那年北京三环的房价才四千一平。
编剧王刚给危难中的冯小刚又递了个剧本《月亮背面》，冯小刚给拍成了十集电视剧，还是被禁了。不过考虑到里面有冯远征打女人的情节，想想这种会给全国人民造成阴影的镜头，还是不放出来好。
摸爬滚打才混到影视核心圈的冯小刚这时候被视为票房毒药。当时冯小刚甚至想过走贾樟柯、张元的路，专门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揭露社会假丑恶，但冯小刚毕竟向往美好生活，不能跟人民币过不去啊。
冯小刚妥协了，在韩三平表示要把自己捞上来后，他拿出了积极的、充满诚意的剧本《甲方乙方》。在剧本通过后，冯小刚激动的要请朋友干一杯，谁再说电影局不好他跟谁急。
听说承包了门头沟的牟其中要给他投资，冯小刚直言您真是有一颗比火还热的心。后来牟其中的投资最后没到位，冯小刚把他要炸喜马拉雅山的计划写进了《不见不散》。
贺岁片的创意是《甄嬛传》导演郑晓龙的，《甲方乙方》的剧本是王朔的，成功是冯小刚的。对此，冯导开心地编了首歌：
“1997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个导演在中国拍了一部贺岁片，神话般地传遍座座城市，奇迹般堆起了票房的金山……”[8]
冯小刚早年的喜剧风格脱胎自王朔，像生猛海鲜配地道爆肚，有天马行空的胡扯淡，也有市井人家的烟火气，讲的是老百姓的事。就像刘震云说的，冯小刚是个向生活讨艺术的导演。
陈凯歌善于拍少年，冯小刚善于拍婚外情。比如《手机》这片子，男主角严守一的人物设计，虽然参考了崔永元，但其实讲的是冯小刚自己的故事，理由也很简单：崔永元跟方舟子有孽缘，但跟女人没有啊！
谁也不曾料到，《手机》这部中年男人出轨片，引发了冯导和崔永元的大战，还把范冰冰给拖了下水，比电影本身还狗血精彩。
《天下无贼》里借着葛优的嘴，冯小刚调侃了张黎，“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张黎是张艺谋同班同学，摄影系科班出身，对技术倚重而苛求，最后摄而优则导的张黎，反而成了中国最成功的历史正剧导演。
豆瓣用户是互联网最难搞的群体，张黎的两部神剧《走向共和》和《大明王朝1566》，豆瓣评分都在9.6以上。这是一个神一样的男人。
张黎拍戏功夫在两头：开机前，他和编剧、主演会做很长时间的案头准备；关机后，他会花上至少半年的时间做剪辑。
这种扎实的态度，在《走向共和》的拍摄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演员提前45天进剧组，演袁世凯的孙淳一天吃四海碗面条增肥30斤，剧组上至七十高龄的王冰，下至刚走出校园的李光洁，都在日夜讨论历史人物的性格。
《走向共和》的主创人员，是《雍正王朝》的原班人马，张黎在里面担任艺术总监。1999年上映的这部电视剧，由第五代导演胡玫执导，据说演出了大国领导的当家难，什么惩治贪腐和税制改革，都能在里面找到影子。
张黎不避讳谈历史剧的史鉴作用，“不注重当下意义，还拍什么历史正剧呢？”《走向共和》的主题是找出路，《大明王朝1566》讲君臣共制。前者在经过数度修改后，还是被404了，但这不妨碍它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叫好不等于叫座，《大明王朝1566》首映的收视率都没破过0.5%。张黎出现在大众视野时，更多是因为跟小宋佳的绯闻。而曾经抱怨明星片酬离谱的他，最近一部戏是《武动乾坤》，主演有杨洋、张天爱、吴尊，都是流量小生。
而当年抢下《大明王朝1566》版权的湖南电视台，最近翻拍了《流星花园》，由于不准炫富，新版道明寺只能给女朋友送游戏币了。
04
第五代导演是北影78级毕业的这批人，第六代一般指北影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毕业生。
1989年初，北影85级全体署名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关于中国电影的一次谈话》，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一种乡土语言，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负担。第六代导演貌似要玩点不一样的。
张元是北影摄影系85级的学生，张艺谋、张黎、顾长卫们的师弟。张元毕业后没有去分配单位报道，而是投身到一部叫《太阳树》的电影的拍摄。这部片子因为种种原因，被儿童制片厂和八一制片厂给先后放弃。
张元觉得这部片子挺有意思，舍不得放弃，决定自己找钱来把他拍完。于是他跟同学王小帅一道，在没有厂标、剧本未经审查的情况下，身兼制片、导演、摄影数职将片子拍完了，并把片名改为《妈妈》。
这部讲述离异母亲独立抚养痴呆儿童故事的电影，残酷而真实，母亲自慰的镜头和痴呆儿童可能被抛弃的开放式结尾，都太不正能量了。值得一提的是，在片中扮演痴呆儿童的小男孩，叫做黄海波。
那会儿谁也不会想到，日后张元因为吸毒进去了，黄海波因为嫖娼进去了。
当时在北京的王家卫把这片子的电影拷贝塞在行李箱，带到法国南特电影节参展。未经任何审批手续出国的《妈妈》，在南特电影节获得了评委会大奖与观众大奖，后来陆续参加了一百多个电影节，几个拷贝几乎要放烂了。
后果也很严重。1994年3月12日，广电部下发《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对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王光利等七人私自参加国外影展予以惩罚。
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导演群体进行集体封杀，被称为中国电影的“七君子事件”。[3]
张元被官方封杀，他筹备已久的《一地鸡毛》被停机，妻子宁岱将被迫停机的前前后后拍了下来，就命名为《停机》，并“顶风作案”， 将这部影片走私出境，参加了20多个电影节，对抗意味明显。
张元的反叛精神给第六代导演树立了榜样。王小帅用《极度寒冷》拍了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家，何建军的《邮差》讲了社会疏离者偷窥人。自知无法被体制接纳的第六代导演，自发的成为反抗体制的不轨者。
第六代导演带着他们离经叛道的电影，在北京的胡同流窜播放，他们是苦闷的。王小帅在墙上写下“镇静”两个大字，体制内的娄烨赢得了出手必是禁片的“美名”。但其实，这些人并非都想彻底远离体制。
因《小武》蜚声海外的贾樟柯，写了自认非常干净的剧本《站台》，主角都是正面人物，但他等了整整两年，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无法公映的结局，接下来拍《任逍遥》时，他就干脆放弃了幻想。
电影被禁的原因也愈加五花八门：《十七岁的单车》“反映了北京部分杂乱无章的胡同，将影响我国申奥。”《爱情麻辣烫》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删掉了片中两个高中生天黑后站在学校自行车棚的镜头；《鬼子来了》违规拍摄，格调低俗……
禁片不一定都是禁忌、色情、反动的，《大鸿米店》的盗版碟大肆宣扬自己是毒草禁片，不少人买回家看完后大骂：我那啥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票房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当第六代导演在和监管做博弈的时候，中国电影成为好莱坞和流量小生的天下，不少年轻人在被国产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后，从此再也不支持电影国货。
但还是有人能杀出来。北影摄影系的宁浩用处女作《绿草地》征服了刘德华，在华仔的支持下，用350万的成本拍出了《疯狂的石头》。这部借鉴了盖里奇《两杆大烟枪》的小成本电影，打开了国产喜剧电影的天花板。
客串了《疯狂的石头》的徐峥后来监制了一部《夜店》，这部成本都不够开一家夜店的喜剧片赢得了一片好评。
上海人徐峥迈上了摆脱“猪哥哥”形象的路，2011年在刘仪伟的引荐下，徐峥坐在光线传媒老板王长田面前，绘声绘色的讲了两个小时故事，最后光线决定投资这部名叫《泰囧》的电影。
从此，徐峥在商业片的征程上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地成功，无论是《泰囧》《港囧》还是《心花路放》，他们精彩，有趣，娱乐，但跟广袤的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好像并不相关，直到《药神》的出现。
虽然徐峥不是导演，但这部电影其实是三个人的作品：宁浩摘菜，文牧野掌勺，徐峥放佐料。尤其在电影过审方面，徐峥和宁浩功不可没，两人合作的《无人区》，2009年送审，2013年才上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不少人将之视为现实主义影视的回暖，倒回到2012年12月14日，中央六台放了《V字仇杀队》，当时人们也很激动的认为影视审查将吹响春风。
05
2001年，导演杜海滨拍摄了反映流浪人员的纪录片《铁路沿线》，在北京广播学院开会时放了一些片段，某地方电视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同志表达疑惑和反对：有那么多生活得好好的人，干吗非拍流浪少年？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制片人：“根据统计数据，这样的流浪未成年人有400万，总不能认为他们都不是中国人，甚至不是人吧？”说的真好。[10]
但中国的复杂之处远不止于此，作家王蒙曾说过：“大衣两个口袋里放着两篇稿子，一篇稿子是批四人帮的，一篇稿子是批走资派的。写难不住我，我不是不会写。你形势怎么发展，我有什么办法？”
受制于种种限制的导演们，面对无穷无尽的现实题材，大都选择了放弃和漠视，但你无法去苛责他们，正如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里的那段台词：“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他们昔日的大众形象，也慢慢走下神坛：有因为计划生育被罚款的，有被网络短片无情调侃的，有睡女粉睡出10w+的，有娶了漂亮老婆还去嫖娼的，有吸毒屡教不改被抓的，也有卷入阴阳合同，跑到美国避风头的。
而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中国电影过往的辉煌，大都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捧着Pad看电影，拿起手机刷抖音，这是一个更短平快的时代，现实主义的沉重内容，到底有多少生存的土壤，是个未知数。
2018年对于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是转折，还是返照，似乎不难找到答案。江湖尚有儿女，山河已无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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