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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美苏冷战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

乔治·凯南与美国现实主义的遏制政策
崔丕

1947年7月，乔治·凯南发表了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首次公开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构想，同时也引发了美国舆论界关于怎样设计对苏联政策的争论。著名专栏作家W·李普曼批评说，凯南的遏制理论是杜鲁门主义的理论依据和进一步发挥，“一个构思正确、设计可靠的策，应该针对着苏联红军驻在欧洲这一事实，而不是针对意识形态、政府形式、社会主义”等等。

70年代以来， 美国学术界又围绕着凯南的遏制战略究竟是以政治手段还是以军事手段为主这个中心展开争论。本文拟在积极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探究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的特质、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和共性、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与“多米诺骨牌理论”之关系。

一

乔治·凯南是在1946年的《长电报》中较完整地阐述其“遏制”战略思想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之立意与前者一致。因此，探究凯南的遏制战略思想之特点，就不能不从这两个文件中显现的苏联观谈起。概括起来，凯南认为，在苏联领导人的思想模式中，“同美国不可能达成一项长远的妥协安排；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扰乱我们社会的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我们国家的国际权威”。“俄国历史和传统强烈地影响支持着他们的这种感情”，从而决定了苏联战后对西方敌对和尽可能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政策。不过，苏联不会受意识形态的驱使而去仓促达到自己的目的，“它的政治行动就像是一股流动不息的溪水，不管往哪边拐弯，总是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它关心的主要是保住在世界强权这大片流域中，它已注满的每一个对它有用的角落和缝隙”。换言之，苏联领导人虽然坚信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但他们不会急于诉诸战争以求实现该目的。反之，他们将利用各种手段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和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削弱西方国家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控制和影响。要想有效地对付苏联，“不能用那些代表美国民主舆论心血来潮的零零星星的行动，而只能使用同俄国针锋相对的聪明的长期政策。这些政策无论在目的的坚定性方面，还是在运用手法的灵活多变性方面，都绝不亚于苏联那一套”。“美国对苏政策最要方面就是长期、耐心、坚定和警惕地遏制其对外扩张向”，“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地方，以坚定不移的反击来对付他们”。美国要以这样的政策作为它的力量，“促进那种最终必将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的趋势发展”。所谓“软化”，指的是苏联“性格”出现如下属性：1.“在它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将是保持容忍的、可以打交道的和直爽坦率的”，不再采取那种意识形态立场。2.“政府权力的运用将不越过一条很明显的界限而陷入极权主义之中。”3.“它将不把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具有民族自决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在实现这些目标后，“将容许在俄国早日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

显然，凯南对遏制战略取得成功抱着极其乐观的态度。这种信念深深地根置于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苏合作政策和苏维埃政权软弱性的认识。在凯南看来，二战时期罗斯福总统的对苏合作政策是一种单方面的妥协，只靠这种妥协不会使苏联变得谨慎、温和，反被苏联所利用。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让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与苏联领导人在战后欧、亚秩序方面达成的协议也是失败的。对苏联扩张主义，“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就是立即停止对克里姆林宫单方面的愚蠢让步”。“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仍然是相当虚弱的。”苏联没有战略空军和海军。由于长期加速进行工业化和战争的破坏，苏联民众“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苏联没有建立起政权交替的规则，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使得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联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 ”

不过，凯南在“X”文章中只是笼而统之地提出要遏制苏联。20 年后，凯南在撰写《回忆录》时说，“我没有讲清楚，当我提到对苏联实行遏制时，所指的乃是用某种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而不是使用某种军事威胁性的手段”；“没有把各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区别开来，没有写清楚我当时所说的‘遏制’并不是说我们靠它一定能到处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目的；更不是我们需要到处取得成功”。应该指出，这种事后限制他所写的东西的适用范围的说法，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中确实曾经一再强调苏联威胁的政治性质，但从来没有将政治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截然对立起来，始终非常清楚军事力量在遏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视为维护政治地位、抵御侵略、扶持盟友乃至战争爆发之时赢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手段。 至于凯南将遏制战略的地理区域区别明确界定下来，乃是伴随着他从偏重探讨“苏联扩张的根源”转向究明“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政策是以什么形态存在的”而来的；也是他不再继续坚持“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地方，以坚定不移的反击来对付他们”、“促进那种必将导致苏联政权瓦解”的趋势发展，明确提出“恢复欧、亚均势”、“利用莫斯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削弱苏联在其境外的影响，“改变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方式”这些具体目标的必然结果。

在上述三个新目标中，最重要的是“恢复欧、亚均势”。 凯南认为，欧洲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心，今后苏联也仍将采取确保东欧为势力范围的政策。这样一来，不仅将加强对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主义运动的压制，而且希腊、意大利、法国的共产党也将日趋活跃。“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欧、亚恢复均势。”美国的资源和力量是有限的，美国的利益也是有选择的，应当在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与实现该种目标的手段之间保持合理的关系。欧洲问题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战争给欧洲经济、政治造成的混乱。在欧洲能否与苏联相抗衡，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有英国参加的西方同盟。德国将来必定实现统一，必须努力消除有关各国的不安，改变现行的惩罚性对德政策，使德国亲美化。美国还应以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西欧各国恢复经济实力，提高西欧各国民众的信心。在地中海沿岸及南欧，只要苏联不停止对这一地区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美国就应增加对各国政府的军事援助，美军决不能后撤。唯其如此，才能迫使苏联和美国讨论德国及欧洲问题。但是，在远东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远东各国政局动荡，改变这种局面“超出了美国的能力”。美国的政治哲学、生活方式对远东的民众影响甚微，二者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只能成为“羡慕或者愤恨的对象”。远东各国的致命弱点在于人口和粮食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引进现代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可能乘机而入。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远东问题的思维方式，放弃“人权、民主化、文明生活等等抽象的非现实目标”，代之以能带来实际效果的军事、经济手段。尽早结束对中国、朝鲜的军事援助，将菲律宾、日本作为维护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支柱，以在远东增加压力牵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拥有最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最多的经过现代战争训练的潜在兵力，是唯一能举国动员参战的国家。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还存在着共产化和苏联施加影响的基础，如日共的存在，在西伯利亚滞留的“受共产主义教育”的60万日本人。现行的对日政策，尽管在解除武装和清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却没有充分考虑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渗透，因此也就无法指望日本实现政治经济稳定。所以，必须改变对日政策。在政治上促进日本国内稳定，以“经济复兴作为占领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外交上使日本与美国协调一致，在军事上创建包括“武装警察”（Constabulary）、“ 海岸警备队 ”（ Coastguard）在内的“国内警察部队”（Civil police force），同时， 美国在日本本土及附近岛屿驻军。

总括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凯南的遏制战略的特质在于“均势遏制”。这一理论是以对苏联社会制度、对外政策形态的认识和美国力量有限观念、传统的均势外交作为基础的。它所寻求的是在苏联毗邻地区确定以后苏联不得逾越的界限，进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世界战略格局。所谓“遏制”，既是政治和经济的，也是军事的。

二

乔治·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其复杂性，就在于二者之间既有分歧也有相通之处这种二重性。如果忽视乃至否认此种分歧，就难以正确地说明凯南在1949年失势的原因，更难以正确地阐明美国遏制战略演变的全球化、军事化趋势；同样，如果忽视乃至否认二者之间的共性，就无法正确地说明凯南的遏制理论何以同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就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来说，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涉及的问题也很多，在这里，我们想集中讨论三个重大事件：

其一，向欧洲提供援助问题，这是二者分歧的发端。众所周知，杜鲁门总统1947年3月12 日在国会两院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它宣称：“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希腊、土耳其受到的共产党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和由此产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很可能危及整个中东和欧洲，甚至给全世界带来灾难；“无论是通过直接侵略还是间接侵略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民都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破坏了美国的安全”；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创造条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共同建立一种不受逼迫的生活方式，“首先通过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帮助希腊、土耳其这类国家“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实现经济稳定和政治有序。凯南则批评杜鲁门主义允诺向所有呈现共产主义迹象的地区提供援助，它没有明确美国海外利益的主次之分，只会使美国负上重荷。对外援助应该在美国经济、技术、财政能力的限度内进行。凯南只同意对希腊提供援助，但不赞成向土耳其提供援助。因为那里既没有共产主义的严重渗透也没有游击队活动。“从与我国资源的关系来看”，“最应该首先援助欧洲”。

其二，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此乃导致艾奇逊排斥凯南的直接原因。凯南最初曾赞成瓜分德国。但在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后，他开始怀疑这样做的价值。凯南提出了一个“脱离接触”解决方案，建议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军同时从德国主要地区撤至边缘地区。这些军队将作为一支警备部队，监督和观察德国政府履行非军事化义务，也可行使四国管制的某些职能，但不负民事责任；终止军政府，建立一个拥有实际权力和享有真正独立的德国政府。凯南强调，“只有在主要盟国离开德国而不是在军政府内再进一步通力合作，才能使德国统一起来。只要占领区边界存在一天，德国就无法统一；而只要俄国军队留着不走，占领区边界就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下去”。目前，欧洲虽已分裂，然而“横贯整个欧洲大陆的这条分裂线尚未牢固确定”，“苏联还没有准备好发动另一次战争，德国的反共情绪比通常日子要强烈得多，苏联卫星地区因严重的骚动和不满而动荡不已”。在这样的时刻搞“脱离接触”正其时也。不然，“即使我们能等待（这是可能的），甚至其它欧洲国家也能等待（这是比较可疑的），我不认为德国人能再等待。德国人在政治上总有一天要起变化，而且不能不起变化”。当然，凯南自己也不认为“在这一方式下重建德国是解决德国问题的满意方法”。俄国未见得立即接受它。但是，这能使美国在将来的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并且就象马歇尔计划一样，把拒绝撤军的责任推到莫斯科身上。如果俄国决定接受它，这个方案也能为最后协定提供一个基础。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凯南认为，“苏联的基本意图仍然是用政治手段来征服西欧，在这个计划中，军事力量只作为恫吓的手段起重要作用。西欧的根本弱点是经济凋敝，内部不稳，这才给共产主义以可乘之机，也是这些国家领导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西欧需要军事同盟和重新武装的要求，“主要是主观上的，是由于他们思想上不能正确地了解他们的地位而造成的”。“倘若他们想要从共产主义压力下拯救出来的话，最好和最有希望的行动方针是为经济复兴和内部的政治稳定而斗争”。因此，美欧之间签订长期的集体防务协定并非是对付苏联控制欧洲的主要办法，也不能消除苏联政策的危险性。但在杜鲁门政府其他高级决策人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莫斯科的进攻能力，而不是它现在的意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3月和11 月制定的两份文件中这样阐述了对苏联的估计：“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征服世界。”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取得了“令人忧虑的成功；为了最终实现其目的，苏联不仅利用各种合法、非法的政治经济手段”，如有必要还可能诉诸战争；对苏防御政策绝非“有效手段”，美国必须组织“世界规模的反击”。“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苏联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心理战具有危险的潜力，除非美国或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政策给以足够的抵制，否则它足以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并打乱它的传统机构；与苏联开战的危险已足以有理由使美国按照常情采取有备无患的措施。”杜鲁门政府的决策者对凯南的意见大不以为然，偏执于对抗苏联的办法唯有“加强欧洲的军事实力和社会组织，现时还需加上美国的实力”。因此，德国的分裂、北约之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军援法”，是一套顺理成章的安排。其含义，不仅仅是普通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产物，而是自觉地维护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此后，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重心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军事领域，冷战的战场也从欧洲转到亚洲。

其三，关于朝鲜战争中的“北进”战略问题，这是在凯南已被解除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职务、即将离开国务院时发生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的决策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说，这次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在台湾、日本、东南亚、西欧乃至西德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如果只能将北朝鲜军队打回“三八”线以北，就仍然潜伏着战争再起的可能性，只有北进越过“三八线”，武力统一朝鲜， 才能根除隐患。并且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在军事上， 将破坏苏联在其远东领土与毗邻地区之间构筑起来的战略体系；在政治上，联合国监督下的朝鲜统一，将推动日本阻止苏联的扩张，动摇中国对苏联的一边倒。这种主张，是以对世界形势、对苏、中两国动向的错误判断为依据，当时就遭到凯南的批驳。他指出：“不能认为苏联是将朝鲜战争作为世界大战的第一步，或者是将美国的力量消耗在边缘地区的一系列局部战争的开端。苏联只不过是想得到南朝鲜的控制权。”朝鲜的事态乃是“内部冲突”。从朝鲜半岛对苏联的战略重要性上来看，“克里姆林宫很难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自己不能支配、不能控制的政权”。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苏联就会直接或通过中国对此作出军事反应。应该将朝鲜统一的长期目标与将北朝鲜军队打回三八线以北的短期目标区分开来，将地面作战限定在三八线以南地区。凯南特别强调指出：“将朝鲜永远保持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美苏之间应建立“真正的外交接触”，尽早实现停战，恢复战前状态。

上述三方面的分歧归结到一起，它说明：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在于“全球遏制”。它是以两极思想、普遍主义民族利益观念为基础和特征的。在杜鲁门主义那里，所谓“遏制”，首先是遏制苏联式政治经济制度外延的扩大。在追求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手段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唯独极端轻视外交在解决争端、避免对抗方面所具有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属于两种不同的国际政治观、两种不同的遏制战略论的范畴。

我们对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作如是观，并非意味着有意淡化二者之间的相通、共同之处。倘若我们去其粗末、取其精宏，就会看到二者之间的相通与共识远远大于二者之间的相异与分歧。这些共同点，也是杜鲁门政府乃至以后历届政府在冷战时期所持的主要观念，奠定了美国冷战政策的基石。

首先，无论是凯南的均势遏制还是杜鲁门主义的全球遏制，都将苏联视作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将遏制苏联作为处理美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和固定不变的万应灵药。诚如J ·威廉·富布莱特后来所论：“我们有一种哲学能在事先向我们解释每件事情，而每一件与之不符的事情，就可以轻率地被说成是欺诈、撒谎或幻想。”其恶果，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亚洲事务中往往“无良计可议、无良策而行”。

其次，在凯南的均势遏制战略中，推动德、日两国的经济复兴乃是实现遏制苏联建立欧亚均势的重要法宝。凯南还将在其积极推动下产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 号文件（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从民主化政策转向经济复兴），自诩为“继马歇尔计划后，他在政府任职期间最有建设性的贡献”。杜鲁门主义同样是循着经济稳定→政治稳定→遏制苏联这一思路看待对外援助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1947年秋，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部际政策协调委员会认定：欧洲、亚洲大陆国家的贫困、饥饿和社会经济混乱、政治动荡，“为苏联的扩张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要遏制苏联，首先要“改变有利于其扩张的基本条件”，“恢复经济的健全性”。唯其如此，在战后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才会呈现这样一种趋势：美国政府的官方援助与民间对外投资虽然同时并举，但官方援助的规模远远大于民间海外投资；对外经济援助与对外军事援助虽然并行不悖，但在朝鲜战争以前，经济援助为主；朝鲜战争爆发后才逐渐转向军事援助为主。当然，毋庸赘言，美国对外援助有力地刺激着美国经济的繁荣。我们在这里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援助也使美国人养成了一种思想习惯，即认为美元能够买到外交朋友和国家安全。

再次，凯南和杜鲁门主义无不极端重视美国所承担的义务的不可分割性，在充满灰色的地方，只看见黑色和白色，以不尽相同的方式表述了同一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对国际政治的这种认识，导致了战后美国在亚洲冷战中打了两场热战。因此，有必要单作辨析。

三

在战后美国遏制政策发展史中，直接明白无误地以“多米诺骨牌”作为类比，说明美国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多米诺理论”成为美国遏制战略中的专门术语，始自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 年4月7日声明。当时， “科普利新闻社”的罗伯特·理查兹请他评论一下印度支那对自由世界的战略重要性。艾森豪威尔回答说：首先是“它具有生产世界所需要的物资的这样一个地点的特有价值”。其次，“是面临着许多人类遭受与自由世界为敌的专制统治的可能性”。最后，“是随着你们称之为‘多米诺’理论而产生的更为广泛的考虑。你摆好一排多米诺骨牌，你推倒第一块，那么最后一块肯定也会迅速倒下”。如果美国全部放弃东南亚，随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将是丢掉整个印度支那，然后依次丢掉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更糟的是，丢掉东南亚很可能是接着丢掉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从而威胁澳大利亚、新西兰。然而，艾森豪威尔并非“多米诺理论”的始作俑者。

如前所述，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12日演说中提出了希腊、 土耳其形势的发展对中东、欧洲、全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问题。在此之前，副国务卿艾奇逊在陪同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会见国会领袖，以解释援助希、土政策必要性时曾经颇形象地以“烂苹果”比喻事态发展的这种连锁反应性质：“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苏联对直布罗陀海峡、伊朗、希腊北方施加的压力使苏联有可能在巴尔干获得突破，从而可以向三个大洲渗透。就像一个烂苹果会引起一桶苹果都烂掉一样，希腊的腐烂会传染给伊朗和伊朗以东的所有国家，它还会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传染给非洲，并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染给欧洲。这乃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雏形。

就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而论，凯南是在1948年在两处提出类似看法的。一是在分析意大利形势的报告中说，“如果共产党在意大利选举中获胜，就将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在地中海、可能还包括在整个西欧的地位”。他建议，在选举前宣布意共为非法组织，如果爆发内战，美国就加以干涉。二是在评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推翻荷兰殖民统治、建立共和国这一事件时表露出来的。凯南认为，印度尼西亚“是我们当前与克里姆林宫斗争中最重要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坠入共产主义，意味着泰国和马来亚的迅速崩溃，并且“导致从西伯利亚到苏门答腊这个地域被一分为二”。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就将“控制我们的东西方全球交通线”，并将澳大利亚置于危险边缘。“共产主义经过大陆西向席卷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美国应该把印度尼西亚作为从北海道到苏门答腊的沿海岛屿链防线中的重要阵地，使其成为在亚洲大陆上对抗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力量。”如果说在这里反映出来的只是凯南相当注重印度尼西亚在美国亚洲遏制战略中的地位，那么，在稍后一段时间奉艾奇逊国务卿之命起草的政策设计委员会第51号文件——“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当中，凯南则将这种逻辑推而广之，系统地阐述了东南亚战略地位重要性和美国的政策选择。

该文件指出，“东南亚作为包括橡胶、锡和石油在内的原料产地和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自由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克里姆林宫之所以谋求东南亚的控制权，当然部分是为了攫取东南亚的资源和交通线，但其直接目标，很可能是重要的目标，是不愿意让它们落入我们手中。”“中国共产主义权力的扩大，对我们来说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败”，“若共产主义进而席卷东南亚，我们就必然遭受政治上的大溃退，其影响将扩及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中近东以及那时暴露于危险边缘的澳大利亚将受到影响”。“中国被共产党征服后，东南亚便成了从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岛这一遏制线上的致命环节。世界这一部分的三个主要非共产党基地——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南亚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如果失去东南亚，尤其是失去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三个基地势必陷于彼此隔离的境地。如果能保住东南亚。这条锁链便将继续在世界这一部分存在下去，并且逐步形成一股相互依存和融为一体的对抗斯大林主义的力量。”东南亚“当前的重大问题”，乃是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斗争掩盖了东南亚的真正敌人俄罗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不论是全面支援荷兰、法国殖民主义，还是无限制地支持“好战的民族主义”，或者是采取回避态度，都无法解决。“美国应尽可能顺应真正的民族主义潮流”，“援助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领袖保持其权力和推进政治、经济稳定。”鼓励他们阻止苏联、中国的扩张。东南亚各国将来虽然应该逐渐实现经济的“多样化”。但是，为了实现美国关于日本、印度、西欧的自立化这一目标，当前仍然应该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即发展“作为原材料产地的东南亚”与“作为制成品产地的日本、西欧和印度”之间的“经济的相互依存”。1949年7月1日，该文件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1号文件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但是，艾奇逊并没有敦促会议将该文件作为国家政策正式采纳，而是要求把它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继续进行亚洲研究的参考资料。两周后，艾奇逊又将该报告作为“参考资料”送往各驻外机构。此后，该文件有关“美国应尽可能顺应真正的民族主义潮流”的见解，始终遭受冷遇，直到十六年以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政策”听证会时才重见天日。尽管如此，该文件有关东南亚战略地位重要性、支持非共产党政权和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模式的见解，几乎完全被杜鲁门政府继承下来，甚至就连表述的文字也何其相似乃尔！征诸杜鲁门政府此后有关亚洲政策、印度支那、东南亚政策的NSC48／1、NSC48／2、NSC48／5、NSC64、NSC124／1这些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历历在目。

其一，这些文件都强调：“从合众国的战略观点来看，保全从日本至印度支那的沿岸岛屿这个锁链，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东南亚是自日本南下至印度大陆遏制共产主义线上所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东南亚，那么， 中近东和澳大利亚则将被攻陷；还将“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 “使美国在太平洋近海岛屿链条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严重危及美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日本因此也可能“同共产主义妥协”。其二，这些文件无不主张：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把在印度支那边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这个决定，当作比阻止共产主义者向东南亚其他部分侵略更为广泛的研究课题加以考虑”，“把保护合众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全保障上的利益作为优先事项”；“防止东南亚国家落入共产主义轨道，帮助它们增强抵抗内外共产主义的意志和能力，并巩固自由世界”；“促使亚洲有关国家的发展，以使任何国家或联盟都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保障”。

其三，这些文件都提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不仅应维持美国在亚洲大陆沿海岛屿中已占有的军事基地，加强在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地位，还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实力，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立和政治稳定：不与中共建立任何政治经济关系，在东南亚寻求日本经济的替代市场，使其能够从事对美国和亚洲非共产党地区的稳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军需生产和劳役。凡此种种，它说明了PPS51 号文件乃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另一个源头。如果说艾奇逊的“烂苹果论”与杜鲁门政府的欧洲冷战紧密相关，PS51号文件则开启了美国在东南亚热战的帷幕，说它“成为此后20 年遏制主义的基础”也决不为过。

倘若认为“多米诺理论是在NSC48／1文件中首先提出的”，或者认为“多米诺理论在1950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中首先提出， 并明确写在1952年初题为《美国关于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中”，应该说，这些看法既没有能揭示作为观念形态的“多米诺理论’的渊源，也没有能够正确阐释乔治·凯南在美国遏制政策史上的地位。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诸多共通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揭示了二者的分歧又属于遏制手段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