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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田的主页

30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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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金庸秘密社会中的道德观

维舟

秘密社会是一个永远呈现为动态平衡的混沌秩序。在这个舞台上,以各种帮派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展现着不同动力的社会戏剧,其中最典型的冲突元素即所谓“正邪之分”,总是有两个秉持不同道德意识形态的力量,试图在一次决战中压倒对方——但通常不可能成功。

鉴于秘密社会一贯被认为独立于国家法律秩序和政治控制体系之外(他们也经常以远离官府自我标榜),其内部的这种争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清楚地表明了道德的社会功能。

一般情况下,人们是按照他人所期望的方式去做事的,闲话、批评、畏惧超自然力量等往往就能起到制止反社会行为的有效作用。

但江湖社会上的人物却是传统社会中脱序出来的游离分子,他们常常无法无天,连鬼神都不怕,闲话批评更起不到什么制裁作用,按王学泰的观点,中国游民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缺乏儒家社会意识。然而“盗亦有道”,据金庸等人的记载,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仍是武林人物安身立命的根本,尤其“义”和“信”两点乃是构成江湖社会人际关系交往的基点,也是秘密社会的共同体化解矛盾的基本机制。毕竟再乱的社会也需要规则。

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行帮道德对黑白两道都起着一种“内在化控制”(internalized control)的作用,而当有人违背这种默认的约定时,共同体内还会出现一些人物来执行惩罚措施,以作为“外在控制”(external control)。

人无信不立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金庸小说中最守信用的人物往往却是邪派人物。他们横行江湖、无视法律,对仁义道德几乎嗤之以鼻,但对“信用”却有一种病态的坚持,因此这种道德执着也就容易被人用来作为对他们行为的控制手段。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典型即《笑傲江湖》中的田伯光及《天龙八部》中的南海鳄神。在传统的道德光谱上,两人均是如假包换的邪派,田伯光还是最令人不齿的采花贼,而南海鳄神行为暴戾,动辄喜欢拧断人脖子,对生父也缺乏基本的尊敬(“我爸爸没做一件好事,简直是狗屁王八蛋”),甚至对自己位列四大恶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听到段誉说他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竟然大喜过望),自称“作事越恶越好。老子生平只有一条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此外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但这两人却惟独不敢触犯“说话不算数”这一条基本道德规则。

田伯光在衡阳酒楼上被令狐冲侥幸击败后,按承诺要叫仪琳“师父”,因此衡山群玉院一听到曲非烟说:“田伯光,你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怎地说了话竟不算数?拜了师父不认帐?”立刻乖乖地受制于她。

如果说这件事上还有被挟制、爱面子的因素,那么他后来不论桃谷六仙如何折磨,也坚定遵守诺言不泄露风清扬行藏(虽然他误会了,桃谷六仙找的不是风清扬),就显然出于信用了,无怪令狐冲要赞他“真乃天下信人”。

南海鳄神的守信似乎犹有过之:他输给段誉后不但一直主动地当面承认段誉是“师父”(即使被老大杀也还是如此),而且还叫钟灵为“小师娘”,决无抵赖反悔(第8章:“南海鳄神虽然恶事多为,却有一椿好处,说过了的话向来作数”)。这两人的所从事的职业说起来都令人不大舒服,但读者这两个“真小人”给一般读者的印象通常却并不坏,他们的守信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除了这两人之外,另一个著名的“天下第一信人”谢烟客行事也颇带几分邪气(谢本人也以守诺言自诩,所以当石清以不守信用挤兑他的时候,他极为恼火)。

甚至对欧阳锋,黄蓉也采用相同的手段来挤住他:当欧阳锋胁迫她的时候,她反过来以烧去《九阴真经》来要挟欧阳锋同意放她走:“你是当代宗师,可不能食言。” 欧阳锋虽然脸色铁青,但却坚守诺言放他生路。

《鹿鼎记》中神龙教的胖瘦二头陀“行事邪妄”,但却也“言出必践”,以至于少林寺方丈澄心也承认“胖尊者言出有信,这是众所周知的”(第18回)。用金庸的话说,“武林中人最讲究‘信义’二字。有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尽管无恶不作,但一言既出,却也是决无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颇为人所不齿。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得信守诺言”(《笑傲江湖》第35回)。

《侠客行》里赏善罚恶二使者原是对江湖上恶行执行外在制裁的力量,但也颇有些邪僻,而他们之所以和石破天结拜也全是出于守信:“胖瘦二人本来只道石破天服了毒药后立时毙命,是以随口答允和他结拜,万没想到居然毒他不死。这二人素来十分自负,言出必践,自从武功大成之后,更从未说过一句不算数的话,虽然十分不愿和这傻小子结拜,却更不愿食言而肥。”(《侠客行》第11回)

自居正派的人物爱惜羽毛,对此当然更为看重。《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因为向赵敏许下诺言答应他三个要求,以至长期为之所困扰(谢烟客也是同样的情形,诺言变成了精神负担),因为赵敏常要求他做一些相当难堪的事,但他却不得不遵守信用,这种心理上的内在制裁对人物行为控制的力量之大于此可见。

《笑傲江湖》中恒山派见青城派追杀岳灵珊,虽则有些不忍,但事先仪和说过不帮岳,就不能帮(第35回)。《倚天屠龙记》中少林派老僧甚至要求成昆“武林中信义为先,言出如箭,纵对大奸大恶,少林弟子也不能失信于人。”(第36回)

这样,在这个缺乏安全感和法律约束的社会里,信义成了一项有力的制止反社会行为的道德力量,它产生了一种对契约的有效约束力,有时甚至是一些反面人物唯一的美德。象韦小宝这样初入江湖的小流氓,也知道动不动把“一言既出,死马难追”挂在嘴边,证明这种道德观在民间社会通过广泛的传播,在社会底层形成了更牢固和持久的存在。

不受欢迎的道德执法

虽然武林中人大抵仍能秉持某些基本道德价值观作为立身之本,但仅仅寄希望于他们自己坚守理想来控制或减少自己的反社会行为,那也是不现实的。

何况像田伯光等人即使有守信这一点,但他其他的劣迹还是令人发指,使许多白道中人自发地站出来执行道德警察的任务,如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五岳剑派在思过崖困死魔教十长老等都是著名案例。

这也是武林中许多正邪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既然这些人不受法律、宗教、政治的约束,而他们的道德自我控制又靠不住,那么最终就不免有人想通过暴力来执法。

然而这种正派人物的道德执法(即强迫他人遵守道德准则,或索性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在武侠小说中却常常是令人讨厌的一件脏活。

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许多人似乎并不那么为江湖道德前景而感到忧虑,尤其不喜欢道德说教,而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却是鼓动人去动用武力执法的重要一环。《笑傲江湖》第33回明白指出:“这些江湖上好汉最怕的是长篇大论的争执,适才桃谷六仙跟左冷禅瞎缠,只因说得有趣,倒不气闷,但若个个似岳不群那么满口仁义道德,说到太阳落山,还是没了没完,那可闷死人了。”

其次则是许多人根本怀疑这种正邪斗争的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笑傲江湖》中少林方丈方证便认为“日月教和我正教各派连年相斗,其实也不是有甚么非拚个你死我活的原因,只是双方首领都想独霸武林,意欲诛灭对方”,这种观点完全将一场善恶二元斗争视为一种并无对错的权力斗争而已,甚至方证相比起来似乎倒更为提防左冷禅这样打着扑灭魔教幌子、意图一统江湖的野心家。

而不幸的是,有时这种旗号的确是被利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冷禅搜集左道旁门的高手入嵩山派,颇受人非议(《笑傲江湖》25回),而他却又以与魔教交往而镇压刘正风、并反对黑道之人并入恒山派。实际上,黑道者并入恒山和他自己的所做是一样的,可见他知道此事在道德上不见容于白道。

在书中,读者却很容易接受金庸的叙事暗示,反对左冷禅所做而赞成恒山派同样的行为(似乎投入恒山派的邪派人物是“好”的邪派人物),我们兴许可以由此说金庸是双重标准,但更可能的,他大概是想表明道德评判的危险性。

在《侠客行》中的张三李四是绝对道德价值的代表,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便进行“赏善罚恶”,对一个帮派上下生杀予夺。这两个人物乍看并未引起许多人反感,但显然,他们更多被视为是死亡的使者,而不是正义的化身。张三李四的行事颇带几分邪气,只见罚恶,赏善却不大见到(唯一的赏善似乎就是请到侠客岛,而连这一点也被“误解”为是大灾难)。这两人做事杀气太强,绝对价值观的人,大概都有点这样,所谓“欲为天使者,必先为魔鬼”。

在金庸小说中,邪派人物常常显得更有个性,有着自由的自我表达能力和意志。他们不像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业才去谋生的匪徒,倒像是一个打破一些可憎约束的自由人。

他们的形象事实上被严重浪漫化了,像杨逍和黄药师都被视为邪派,但他们说起来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劣迹;《碧血剑》中金蛇郎君夏雪宜虽然行事毒辣,但金庸已埋下伏笔,将被他报复的温家写得十分罪恶,使其复仇行为具备了合法性。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往往倒更容易被视为是传奇英雄而非邪恶人性的象征——在现代人看来,邪恶人性的象征更可能是伪君子(如岳不群和何太冲等)或道德警察(如灭绝师太等)这类人,而他们众所周知一般都出自于白道。

超越善恶

对道德实施外在控制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因素是:许多武林中的领袖人物对此采取超然的态度。道德警察的执法是一个脏活(dirty work),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时,武林中的一流人物如张三丰和少林方丈都并未参加;而地位较高的灭绝师太则因其强烈的攻击性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在金庸小说中时常有这样的流露:尽管正邪不两立,但真正的高人应当采取一种没有偏见的立场,抛弃意识形态偏见,不同阵营的人同样可以成为朋友,正派中人尤其应承认邪派中同样有值得尊敬之人。

这种冲突最戏剧性的情景发生在正邪两派通婚之际,按照族群理论,通婚意愿是两个族群之间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指针。

在传统社会中,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人是没有通婚权,或被法律所禁止的;武林中显然不存在这样的法律或宗教约束,但同样面临这样的威胁,即与盟外人通婚可能丧失其在同盟中的各项权利。因此一个爱情问题经常演变为复杂的道德政治问题,也难怪《笑傲江湖》盈盈一直担心两人因“正邪不同”而不谐——所幸令狐冲是孤儿,当时又已脱离华山派门墙,她至少不需要担心其婚约遭到令狐冲尊长的反对。而《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因娶殷素素而担心师父张三丰为之不快,竟担心了十年之久:

张翠山长跪不起,道:“可是弟子的媳妇来历不正。她……她是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张三丰仍是捋须一笑,说道:“……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张翠山大喜,想不到自己担了十年的心事,师父只轻轻两句话便揭了过去,当下满脸笑容,站起身来。张三丰又道:“你那岳父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很佩服他武功了得,是个慷慨磊落的奇男子,他虽性子偏激,行事乖僻些,可不是卑鄙小人,咱们很可交交这个朋友。”宋远桥等均想:“师父对五弟果然厚爱,爱屋及乌。连他岳父这等大魔头,居然也肯下交。”(《倚天屠龙记》第10回)

这一段中张三丰所言清楚地表明:一、他认为从道德上说,殷天正并不是“卑鄙小人”,因此只涉及政治立场,无关道德问题;二、他比徒弟们在善恶问题上看得更超脱。

在金庸及其他武侠小说中,类似张三丰的观点也得到不厌其烦的重复;而表明和张三丰一样立场的人,也必定是非常超脱和高尚的前辈——在《笑傲江湖》中,定闲、定逸、方证、冲虚、风清扬等人都持类似的观点(除了冲虚一度认为盈盈是“魔教妖女”);而在《射雕英雄传》中一度坚持将黄蓉视为“小妖女”的江南七怪首领柯镇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瞎了眼。

金庸大概深知人性中对打破道德规则的那种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向往,但他又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他笔下的世外高人虽然特立独行却往往不与道德发生根本冲突,而那些犯了恶行的反面人物,同样特立独行,则往往被强行消灭。而享有最高权威的那些人,或许更能代表金庸本人的意志:拥有宽容的心、同时由于其社会地位和武功又不会受到限制。这中间的冲突则都被消弭了。

然而张三丰等人能超越这种善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在于他们事实上处于武林诸神殿顶端,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作为武林中白道的第一高手,他无须担心有人指责他这样的立场是对黑社会的示弱。这种看似超脱的姿态,事实上从侧面反映了权力的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就不能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因此适用于普通人的善恶标准对他是不起作用的;就像法可以限制官吏和平民,却无法限制皇帝。

超越或背离日常的道德规范,常常也是一种权力。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尤其没有幽暗意识(即“总统是靠不住的”那种念头),认为内圣致外王能够自律,约束太多,反而限制其发挥。因此张翠山担心了十年的疙瘩,在张三丰的几句话面前,显得竟像是漫长的庸人自扰。不过张三丰的话也并未考虑邪派人物的自尊心,殷天正如果真正特立独行,难道会对他这番纡尊降贵的姿态领情吗?

伪君子与真小人

江湖社会中道德观的困境在于:外在行为不端的人物(邪派或黑道)却不一定是内在道德有问题的人物。理论上说,在江湖这个无法无天、不依靠法律来运作的世界里,构成社会紧张冲突根源的,主要是邪派人物。

他们和《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一样,受自身的欲望驱使,精力旺盛,无所顾忌,渴望无拘无束地享乐。他们的反社会倾向为正统的社会规范(一种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行帮道德)所不容。在这方面,金庸明显地拥护严肃的道德;但同时他又给许多邪派人物以无限的同情,经常暗示读者要跨越价值观的偏见。

《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如她的法号所明确透露的,是一个毫不妥协的人。在围攻魔教的战役中,她作为善良懦弱的张无忌的对立面,表现出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对自己认定的妖魔予以最残忍的打击。

但在金庸笔下,象灭绝师太这样怀有价值观偏见的人大多被描写得令人恐惧和厌恶——如把小龙女视为蛇蝎的全真教道士。这些人将对手妖魔化,并要求他们为江湖道德滑坡和治安恶化负责——不过最后读者总是发现他们的对手更可爱。尤其有寓言色彩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一向把黄蓉看作小妖女而强烈反对她和郭靖的自由恋爱的柯镇恶是个瞎子,作为对他的羞辱,最后他竟被这个小妖女所挽救。

《笑傲江湖》里,岳不群曾说:“我辈学武之人,最讲究的是正邪是非之辩。”(32回)然而这句话最终被证实是莫大的讽刺:作者让岳不群最狰狞的面目暴露出来,吓了所有人一跳。

金庸再三证明:道德判断是一件危险的事,人的价值应与道德好恶无关。而且,邪派人物常常情感更复杂,甚至更有趣,《碧血剑》里的夏雪宜和平板的袁承志比起来,更像男主角,他绑架温仪的结果,竟使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在所有故事里,伪君子比真小人更让人厌烦。

作为一种逆反心理的体现,邪派人物表现出对规范的极大厌恶,甚至自豪地自我标榜为“真小人”。例如《笑傲江湖》中贾布坦率地公然声称要除掉令狐冲,他对此丝毫未感到不安:“在下是真小人。”田伯光更自称是“言行如一的真小人”(第9回)。而令狐冲本人也显然谈不上是“正人君子”:他自己还曾说过,就算对手是正人君子,他不得已也会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这段自白深得风清扬赞许:“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

在《倚天屠龙记》中,武当派的俞莲舟原本对殷素素颇有偏见,但改变他这一印象的是她毫不掩饰的真小人本色:“她坦诚率真,比之名门正派中某些迂腐自大之士,反而更具真性情。”(第9回)

在《天龙八部》第36回,天山童姥自称“向来不做利人不利己之事”,明摆着说自己教虚竹武功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因我要假你之手,抵御强敌。你若不学会这六路‘天山折梅手’,非葬身于西夏国不可,小和尚命丧西夏,毫不打紧,你姥姥可陪着你活不成了”。虚竹本来对她颇有恶感,此时却觉得“这人用心虽然不好,但什么都说了出来,倒是光明磊落的‘真小人’。”

和所有通俗文本一样,武侠小说决不挑战消费者的价值观,因为那在商业上将遭遇惨败。金庸之所以再三作出这样的比较,并强调即使是田伯光这样令人不齿的罪犯,也不比岳不群这样的伪君子更让人厌恶,这显然是因为他理解:普通人群将“真”视为所有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之一,与之相比,君子还是小人的道德判断反而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一观点在以下这段话中表露得更为明显:

鸠摩智偷袭保定帝于先,擒拿自身于后,出手殊不光明,躲避追踪时诡计百出,对九名部属的生死安危全无丝毫顾念,这其间险刻戾狠之意已然表露无遗,段誉如何再信得过他?心中早就觉得,南海鳄神等“四大恶人”摆明了是恶人,反而远较这伪装“圣僧”的吐番和尚品格高得多了。(《天龙八部》第11回)

“摆明了是恶人”,比伪装的正派更易让人接受,这就是上述判断的根本逻辑。《飞狐外传》中的邪派使毒高手石万嗔就认为,使毒者不必“假惺惺地硬充好人”,他“宁可做真小人”,也不愿像师兄那样“假装伪君子”。这一逻辑除了作为邪派人物自尊心的表现外,它也迎合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难以忍受“有缺点的好人”,而易于接受“有优点的坏人”。

然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心理却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天龙八部》里鸠摩智主要是反面形象,读者对圣僧外表下的人品毫无尊重,但其实他为恶的事件从来没造成大的伤害,相反倒是促成了段誉的神功和姻缘。

岳不群被刻画为一个非常阴险可怕的狰狞人物,但除了暗杀恒山派两位师太以外,他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左冷禅之瞎眼可说是咎由自取,若不是结局如此悲惨,他也决不会得到读者的同情)。少林、武当掌门虽然知道岳不群早有图谋,但对他得到五岳派掌门的反应仍是“大为放心”。

《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和赵敏,多数人都喜欢后者,但周造成的危害极小,而赵敏在绿柳庄下毒、攻击武当山、囚禁各派高手于万安寺,其中只要有一次得手,都是极大的祸害。难怪明教首脑始终不赞成张无忌与赵敏的婚姻。

所谓“虚伪是恶对善的致敬”(拉罗什富科语),它至少承认了某一原则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指责不按原则办事的人;但如果原则被推翻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成了虚无主义。

卢卡奇也曾说过,现代文明确实难免包含虚伪成份,因为实际生活中真正达到理想的不多,然而,“虚伪是黏合文明的水泥”——道德的规范标准是社会最高的自我期许,而不是反映复杂的现状。

康德也曾说过,一个社会存有某些道德的假象,总比连假象都没有好,因为虚伪的存在,说明强者对弱者至少还有所顾忌:“这种德行的假象,也许最后会真的一步步唤醒德行”,所以虚伪其实“不是欺骗,而是我们自身中的无害的幻觉。”一个虚伪的社会往往不至于太坏,什么时候连虚伪都消失了,才是真正可怕的时候。对“伪君子”的排斥和对“真小人”的推崇,折射出的是一种对标榜道德的反感,在这一逆反的基础上,“无赖将自私变成了一种存在主义者的美德。无赖的信条是:倘若坚定的信仰是基于不真实的理性之上,那么最好还是根本就不要有信仰。自私最起码也是一种诚实。而且,它也更有意思。”(《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在现实中,人人都是有缺陷的,一个以正面出现的角色即使从某些角度来看没有错误,那也并不代表他就吸引人——因为“十分正面”往往意味着此人很枯燥、固执、难以亲近。

我们的潜意识使我们往往更易于信赖一个坦率的人(正如赵敏和明教诸人初次见面时坦率地说自己是女子,立刻博得他们的好感,几乎就此不明不白全死在她手里),而一个看上去内省、“不大透明”的人则给人的印象不那么安全。一个“伪君子”遭受非议的原因,往往并非他实际造成了多大破坏,而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还偷偷干过什么”,或“还将阴谋干什么”。相比起来,似乎一个公然作恶的人反倒更容易取得我们谅解了。

最后,“真小人”从不忌讳表露自己无限的生的欲望(赵敏在大海上就公然表示自己爱张无忌),这种坦率有时尽管令人厌恶(例如向问天说要吃人肉),多数时候却讨人喜欢,甚至显示出一种天真的喜剧效果。

除了一些过激的犯罪行为之外,邪派的怪物们通常反倒显得更富有人性,他们无视管束、权威和死亡本身。正统的价值观,如果构成对他们行为的巨大障碍,那么他们也毫无顾忌地予以蔑视,对无限自由的期望使他们将正道的戒条视为禁欲和拘役。在潜意识里,人们是暗暗羡慕他们的这种自在的,而做一个“正派君子”则意味着要压抑自己的至少一部分欲望。

在《西游记》里,猪八戒和诸多妖怪一样,被自己的欲望所主宰,渴望一种纵欲生活,他们即使不是被贬低,也是被嘲笑的;如今他们的同类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认可,这些人间的妖魔看来更有个性、更有趣,他们身上或许没有神性,甚至还带一些兽性,但至少并不隐瞒自己人性的弱点。

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都可能遭到怀疑,他们的绝对性已经降为相对性。没有任何神圣,也反感任何敢以神圣自居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劝人做一个好孩子,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人们想做的就是一个坏孩子,那样或许更酷。

用Daniel Bell的话说,人们相应地把对“品格”(character)的重视转移到了“个性”(personality)上面。从这一点来说,金庸所写的与其说是一个传统的江湖社会,倒不如说是现代社会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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