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中国“政审”：问题出在哪儿?
王军
最近，政审一词很活跃，先是重庆宣布高考考生需接受政审，稍后福建也要对考生进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对考生的政治态度和道德水准进行鉴定，强调“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言行或参加邪教组织，情节严重的”不得准许高考。这些消息传出后，引发了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热议不断。透过这些议论，可以发现中国公众对于政审仍心存芥蒂，政审依然不招人待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政审一直就存在，也不单单是重庆和福建，中国大大小小的组织和机构，尤其体制内单位，政审其实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普通中国人，从小到大，无论升学就业，还是任用提拔，抑或作为普通群众的出国旅行，都免不了填写一张“政审表”或“单位意见”。可以说，政审伴随着无数中国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全过程。没有政审，或这个环节不过关，是万万不行的。
无需置疑，政审是令许多对“文革”有记忆的中国人感到痛苦的一个字眼。原因之一是，“文革”期间，政审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滥用。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无数人的自由遭到莫须有的限制，许多人的发展机会被无端剥夺。
有人认为政审属于“文革”余孽，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政审早在“文革”前就有了。只要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便知政审几乎与中共的历史一样悠久。最初，政审只是中共党组织内部的一种工作程序。令设计者始料未及的是，如今，政审及其变种已渗透到中国各类组织机构，成为广泛使用的人事管理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顾名思义，政审就是政治审查。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因为在国外发达国家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虽说国外也有人事审查，但像中国这样涉及人员之广，以“政”字打头的审查制度，在当今世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属极其罕见。冠以“政”字，影响无数中国人的还有“政治学习”和“政工干部”等。这些术语使用频次之高，表明普通中国人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无疑是高度政治化的，想不跟政治沾点儿都很难。这既是中国的实情，也是中国的特色。
作为一个中性词，“特色”本无褒贬之分。显然，弄清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是响应执政党讲好“中国故事”呼吁的具体行动，也是更好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准备。一句话，将各类“中国特色”盘点清楚，符合中国官方语系中的“政治正确”。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有许多令人称道的“特色”，从中国特色美食，到风格遒劲的书法艺术，再到离形取意、令人欲罢不能的中国经典戏曲等，都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对此毋庸赘言。但中国也有一些不那么令人舒服的“特色”，它们不仅拿不到台面，而且令人憎恶，难以去除，这些所谓“特色”要么附着在文化和传统的陋习上，要么由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所规定，它们的存在是稳定的，更是顽固的。
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而观其行。要特别警惕“文革”和计划经济期间一些作法换个名称，以“新瓶装旧酒”的形式出现。例如，表面上减少使用那些让人产生痛苦回忆的词汇，如将“政审”改为“上级意见”和“有关部门意见”，或重庆教育当局冗长的“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的审核”等，但事实上却换汤不换药，仍按旧思维、老套路继续行事的作法，因为这同样贻害无穷。
依政审本意，它应该是干部任用和提拔前的一项程序和屏障，需要严格限制使用范围和对象。然而，当今中国存在一种泛政审化的倾向，具有政审意味的审查已扩大和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夹杂在各类行政审批和日常管理之中。例如，在基层组织，非党员群众会被参照党员规章进行管理，这既增加了管理部门的工作量，也令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涂抹上了滑稽的政治色彩。此外，政审还存在低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许多还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固定。譬如，始于1954年的“三好学生”评比，以“德、智、体”为内容，把最主观、也最难以量化的思想政治品德放在首要位置。就此，中国教育家顾明远先生曾多次呼吁：停止评选“三好学生”，因为这会“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标签”。无独有偶，几乎是同时，中国妇联也推出一个全国性的“五好家庭”评选活动。无论何种评比，都会围绕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再联系到是否爱国等等，给出思想政治品德鉴定，以此作为参评依据，更是一票否决的指标。
问题是，即便小心设计，谨慎使用，政审也很难实现设计者宣称的政策效果。试想：一个机构、组织或个人，谁能对事关他人前途和命运的事项进行审查？首先，就政审主体和资格而论，在现代国家或依现代方法治理的传统社会，只有专业组织和机构才能出具类似政审的报告，比如司法机构开具的犯罪记录证明，金融组织给出的个人诚信方面的担保。此外，前雇主出具的可核实的推荐信，虽无一定之规，却是当今发达国家使用最广，也颇为高效的人事审查方式。除去这些专门机构和关键当事人以外，恐怕没有组织和个人拥有对他人进行审查的资质，特别是那些涉及个人品德等难以拿捏的问题，根本讲不清楚。
其次，看政审内容，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抑或雇主的推荐，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且经得起各方，包括被审查对象即当事人本人的核查。对于当事人而言，审查的内容要么属于不可争辩的事实，要么属于心知肚明的情节。这其实是人事审查需要恪守的底线，无论何种审查，都要公开透明，避免当事人不知情，被蒙在鼓里，没有申述机会，直到死都不知道审查结果的情况出现。
最后，再说政审程序。中国的政审通常是怎么完成的呢？以目前中国高校为例，给本科学生完成政审，也就是大杂烩般“在校表现”的往往是他们的辅导员，这些辅导员不过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比本科生大多少，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也未必丰富，而且极少有人具备人事管理的相关知识，让这样一帮年轻人给另一群年轻人做政审靠得住吗？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主观臆断和不透明，意味着此类环节充满瑕疵，毫无可取之处。
鉴于中国高校对学生进行的政审没有存在价值，需要废止，也就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改进意见了。这一主张的背后，有一个基本事实支撑：大学生已步入成年，他们一旦犯了事儿，自然在公检法系统或金融机构留有案底，这便是他们未来接受审查的原始材料。今后中国学校只保留简单的学籍记录即可，其他与事实无关，基本依据主观推断的人事记录应尽快废止。这也是中国高校社会化改革的方向，学校不再承担理应由社会专门机构承担的事务。
在现实操作中，政审之所以难以取得成效，除去审查者需要面对众多被审查对象以外，就是上面提到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近年，中共落马官员新闻通稿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语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等。其实，中共落马的高官，无一不是通过层层，也应该更严格的政审，才晋升到更高职位的，许多官员早就发现有问题，却一路带病提拔和晋升，说明之前的政审形同虚设，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由此可见，政审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如何在官员东窗事发前就审查出来？或许，这在理论上是无解的。因为即便是信息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估计也是一筹莫展，无法设计出有效的甄别机制。这也再次证明，政审是不可能取得设计者想要的结果的。为何政审这样一个没有多大实际效果的工作程序，仍旧在中国得到广泛使用，估计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了，那就是走走形式而已。
对中国政审的反思，还会牵出一个更大，也更为基本的问题，即谁来审查政审人？这个制度缺陷得不到解决，政审就不可能有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政审有些像考试，只是很多时候应试者考试结束以后，都无法知晓答案，审查者也不提供答案和线索。通常，政审结果是不出示给当事人的，此种不透明意味着，许多被审查对象对于自己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弄不清楚的。这或许是许多政审见不得人，受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当今中国泛政审化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行政管理或审批事项过多过滥，许多已无存在的理由和必要，纯属内耗和折腾。在中国，一个彻底走样，已沦为经典笑话的例子是，“证明我妈是我妈”。因为媒体的披露，这样的荒唐之举能够为中国公众所知。其实更糟糕的是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个人可能因为无法提供类似“我妈是我妈”的证明文件，而被认定为政治不可靠，政审不合格，其前途和命运受到影响，而其本人对此却不知情等。
在中国泛政审化的各类表现之中，恐怕没有什么比得上网络审查更让人直观感受政审作法的了。不妨把他们概括为简单、粗暴，不由分说且毫无法律依据，而相关当事人根本没有申述的渠道。那些终日忙于删除他人文章的人，只在意有政治倾向即所谓“敏感”的文章，至于文章的真实性，则不是他们考虑的。其实，就文章所涉内容而论，真实性是第一位的，远比什么拿不准的敏感要重要得多。当然，无论是真实性，还是漂浮不定的敏感，他们都没有能力识别。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或个人具有决定他人该看什么，或不该看什么的能力。当有人尝试这样做的时候，首先违反和践踏宪政原则，其次是注定失败。而对于相关从业者而言，干什么都只是个饭碗而已，没人真正把这当成一个事业来做。按照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的说法，这些人既是“平庸的恶”的始作俑者，也是其行为的受害者。
一言以蔽之，由于政审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建议中国有关部门依据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加快推进人事制度的改革，真正管好用好人，注重实效，同时限制政审的使用范围，避免泛政审化的倾向愈演愈烈。
最后，考虑到政审涉及人的自由和发展等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价值，因而，对中国政审的任何改进或许都能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当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逐渐退去之后，中国若能借政审改革之风，率先释放人的自由，鼓励个人发展，令社会充满活力，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更令人愉悦的红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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