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乾隆为什么痛恨东林党
谌旭彬
这两年，中文知识界流行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论调：
明朝亡于东林党。
这论调不新鲜。往前追溯，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乾隆，早已将之发扬光大。
在《题＜东林列传＞》中，乾隆明言：
“东林讲学，始以正而终以乱，驯致与明偕亡。”
他这样讲的逻辑是什么？
很简单。他说，“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唐、明，其殷鉴也。”——有人讲学，必会标榜自己讲得好讲得对；有了标榜，必会形成不同的门派；形成门派，等于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尾大不掉，就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就会国破家亡，汉、唐、明三代，都是这么亡国的。
乾隆还说，那些讲学的东林党，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门派，就有了门派利益，有利益，就会有小人趋炎附势。所以，小人以东林党自居，其过错仍在东林党，“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是东林党自己在开门揖盗，吸引小人。
陈鼎《东林列传》旨在赞颂那些不惧死亡的东林党人。乾隆将这种赞颂直接斥为“邪说”。其逻辑是：国破家亡，黎民涂炭者数不胜数，这些东林党人“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不能守护明朝，只知道成就自己的千古盛名，“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对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乾隆也完全没有好感，在诗里直接嘲讽“足识斯人学不醇”——足见这个人学问不行，没做到家；还在诗后做注，说正因为顾宪成这人学问太糟糕，所以“其东林倡说，流而为门户，掉而为祸患，不亦宜乎？”——在东林书院宣传歪门邪说，流毒成为利益门派，成为国家的祸患。（见《题顾先成解论语四勿》诗及注）
东林党被乾隆定性为明朝亡国的主因后，纪晓岚等人奉旨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对这一定性做了许多更详细的阐释。这些阐释的主旨，简而言之就是：
东林党聚众讲学，讲学形成门户朋党，门户朋党不以朝廷利益为先，朝廷于是灭亡了。（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七》）
有些阐释，可以说是非常露骨，比如下面这段文字：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患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势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
大意是：讲学和写文章相比，前者对朝廷的危害更大。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然后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团体；文人写文章互相攻击，不过是点对点争个人声誉，对朝廷影响不大。
将民众打散成原子化的个体，杜绝任何有组织的民间力量的存在，是自商鞅之秦而下，中国所有秦制政权共同遵循的一种治理经验。乾隆及其御用文化走狗，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要批倒批臭东林党及其讲学活动。
其实，早在东林党形成之前，朱元璋和张居正，也已经注意到了“讲学”这类活动会对秦制政权造成冲击。
未雨绸缪，朱元璋在“卧碑文”里明确规定：
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
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时事利弊，只有“生员”、也就是学生不可以。
朱还规定，遇到与己无关之事，“生员”不许去衙门，不许介入其中，否则革去“生员”资格，严重者发配边疆乃至杀头。
较之作为资源存在的普通耕战之民，“生员”拥有同窗、师长方面的“优质社会关系”，若允许他们介入现实事务，很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所以，在万历三年，大权独揽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再度重申、强化了朱元璋的“祖制”，严禁学生参与一切政治事务。
张勒令天下：
“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除了官办学校，不许任何人自己开设书院讲学。脱离官办学校的游学者，允许各级衙门将之抓捕流放。
张居正说到做到。万历七年正月，他下令遵照“皇祖明旨”，也就是朱元璋的祖制，毁天下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产粮食，全部划归地方里甲。全国著名书院中，有超过六十所被查封（大略同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已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
在禁止学生干预政府事务方面，张居正的规定，较之朱元璋更为具体：
“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托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学生不许议论国家政策的利弊。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只能由家人出门去找衙门；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却前往衙门为民请命、议论官员的好坏，要被革除“生员”资格，丧失进入仕途的机会；如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聚集10个人以上，介入政治事务，为首者问罪发配，其他人一律革去功名贬为平民。
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前任秦制政权的统治技术，且有所发展。
顺治九年向全国颁布的“学生条例”，除重申朱元璋与张居正所定规章之外，另有补充：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学生们不但不能议论时事、不能亲自为自己的利益上诉、不可以帮助他人上衙门，不可以聚众介入公共事务，也没了自由结社、自由出版的权利。
顺治十七年，又下诏规定，如果各级教育系统官员（学臣）不能将之前的种种禁令落到实处，不能切实根除学生“结社订盟”的现象，一旦事发，相应官员（学臣）要与犯罪的学生“一体治罪”。
以上，乃是秦制政权批判东林党、批判东林书院、批判讲学与游士的基本逻辑。
再简单说一下东林党。
东林党的出现，与朝廷“闭塞言路”的暴政直接相关。
整个万历朝，言路，也就是批评朝政的路径，遭到了皇权的严厉打击。先是有张居正通过实施“考成法”，将包括言官在内的百官纳入到内阁的考核范围，使百官不能批评内阁，言官也不再拥有监督政府运作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张居正死，万历亲政，“考成法”虽废，又搞出“百官出位越职之禁”，不许官员批评本职工作之外的朝政事务，言官的批评也必须经过拣选过滤，才能上呈给皇帝。随后，很多官员因为“出位”（实际上是所提意见不合皇权之意）遭受廷杖、被赶出朝廷。皇权还变更旧制，将原本应该送往六科抄写的奏疏留中——送往六科，意味着即便皇权不采纳批评，批评意见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公开与流传；留中则意味着这些批评意见，到了皇帝手里就会石沉大海，毫无声息，等同于不存在。
赵南星、顾宪成等人与上述暴政对抗，要求保障“言路”、反对残暴的“考成法”（比如按照处决人数是否达标来考核刑部官员）、反对秘密政治、反对六部沦为皇权及其代言者内阁的应声虫（顾宪成主张六部有决策权，皇帝有批准否决权）、反对把下级官员批评上级政府的行为视为“妄论国是”……
其结局，便是在万历二十一年，这批人被皇权公开指责为“党”，驱逐出了朝廷。顾宪成、赵南星等，遂也坦然以“公党”、“君子之党”自居，于东林书院中汇集同道，议论时政，批评朝中“私党”、“小人之党”。
万历时代，东林党人（注意，这并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政治实体）曾有意将公开上奏反对矿税之祸的李三才推入内阁，以改变皇权肆意妄为的腐朽政局。
矿税之祸，是万历皇权祸害民众的典型案例。
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万历以募集三大征经费与宫殿失火重修经费为由，派遣宦官前往全国各地，用开发矿山、征收商税作为名目，越过各级地方政府，对民间进行放肆的掠夺。宦官们拥有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约束的权力，只对皇帝的个人私欲负责，所以，他们到了地方，“务劫夺以应上”，只以剥削民众满足皇帝为要务，“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宦吏农工，皆入税人”，根本没兴趣真的去开发矿山、没兴趣去甄别对象是否商人，官吏也好，农工也好，宦官们说谁该纳矿税，谁就得纳矿税，“公私骚然，脂膏殚竭”，不纳到家破人亡不算了事。
主政淮阳的李三才与顾宪成等人交好，政见相近，连上三道奏疏反对矿税之祸。奏折中，李三才对君主重新做了政治定性：
“（君主）省刑薄敛，视之如伤，爱之如子，人主能长为百姓之主；然后奔走御侮，尊为元后，戴为父母，百姓亦长为人主之主。”
皇帝须实行仁政，为百姓服务，这样才能做“百姓之主”，百姓则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
李三才把这样的见解写入奏折，送到皇帝跟前，无疑需要过人的胆识与相当的觉悟。
具体到矿税，一般的批评只将矛头指向宦官，但李三才不同，他的言辞非常尖锐，直斥皇帝：
“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之储，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子孙千年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大意是：皇上你喜欢珠宝，百姓们想要温饱；皇上你追求千秋万代，百姓们想要养活妻子儿女。皇上你把黄金堆得天高，却不让百姓们家中存有升斗糠粃；皇上你想要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却不让百姓们有足以活过明天的储粮。翻看历史，朝廷如此作事，天下如此景象，有不出乱子的吗？
这种政见，与陈述政见的勇气，是东林党人有意在万历后期支持李三才进入内阁的主因（尽管李在私德上有不少缺陷，比如被政敌指责挥霍无度）。
但这种支持，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东林党是个松散的同道组织，除了言路，并没有切实的政治实力，而万历皇帝一心要将秦制进行到底，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诉求格格不入。
万历之所以起用宦官前往地方搜刮，而不再依赖秦制国家的传统统治基础官僚集团，正是因为他不满官僚集团内部存在着针对皇权的批评之声，他宁愿让大量的中央、地方官员长期空缺，宁愿这种空缺严重影响政务的日常运作，也不愿对空缺进行填补。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宦官，他们是比官僚集团更忠实的皇权代理人。尽管在搜刮矿税的过程中，宦官们所贪墨的数额，是皇权最终所得（超过560万两白银）的数倍——各地宦官贪墨程度不同，总体而言，多在3~10倍之间。
这种秦制之路，在天启时代走到了一个更远的程度——宦官魏忠贤手握军队、东厂与锦衣卫这样的暴力机构，成为更具力量的皇权代理人。东林党与皇权的冲突，也进入到了一个更极端的地步（东林党不反对皇权，但主张改造皇权，重塑明朝的政治体制）。所谓的天启朝“众正盈朝”，实际上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天启二年，魏忠贤已然势大，开始倾轧官僚系统，到了天启五年，发生了“东林六君子之狱”，次年又发生了“东林七君子之狱”……东林党人不断被流放、被诛杀，天下书院也尽皆被毁。
崇祯时代，东林党已然残破不成气候，南明时代更甚，活跃的主要是在野的复社众人。这些人的命运，也与天启时代大致相似。崇祯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但东林党只是他拿来点缀朝堂的工具，他仍然更愿意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用宦官控制官僚系统，用有限的几个东林党人点缀官僚系统，是崇祯自认为“更务实”的做法。
直到明朝（包括南明）灭亡，“东林党”（包括其余绪复社）致力于扩张言路，但并未形成真正有力量的政治势力。面对皇权及建制化的皇权代理人阉党，东林党始终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
将国家灭亡的责任，归之于一个未曾获得施政机会——坊间一些人认为天启朝和崇祯朝乃至南明时代东林党人获得了实际执政的机会，纯属胡说八道，天启朝“众正盈朝”极为短暂，崇祯朝东林党人只是点缀，南明时代真正左右时局的乃是军阀——的松散同道组织，无疑不是检讨历史的客观态度（当然，东林党若有施政机会，也未必有办法应对民变与外敌）。所以，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如此写道：
“明朝，与其说亡于党争，不如说亡于阉党之手。”
皇权起用阉党治国，固然较之利用官僚集团治国，要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统治集团——阉党与官僚——之间的内部分裂。北宋自建立至元祐130余年，用宰相不过51人；崇祯在位17年，用宰相达50人，同时诛杀总督7人，诛杀巡抚11人。当皇权如此蹂躏官僚系统，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其消极怠政是必然，削弱秦制政权的统治力也是必然。
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存在“党争亡国”，那么，挑起这党争、将政见分歧变成政治杀戮的，也是那皇权自己。
但崇祯皇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后世的乾隆皇帝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反思明朝的灭亡，他更惋惜明朝没能消灭书院这种民间非原子化组织，惋惜明朝没能把东林党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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