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良心？这是一种让人不高兴的东西
卢小波
流放，似乎是刑罚中相对宽大的一种。你想啊，如果被一刀砍了，或者一枪被毙掉，那后面什么故事都没了。
整个19世纪，沙皇向西伯利亚流放了72.63万人；斯大林时期，流放人口达几百万人。密捕，镣铐，爱情，眼泪，异族风情，奇缘奇遇。风雪旅途上，故事多得不要不要的。
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有上中下三册，总共1854页。原以为读起来艰难，谁知才读到上册，就被卷入巨大的激情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监狱与流放”。
赫尔岑是1834年被流放的，当时他22岁。罪名是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反对沙皇。
赫老师的父亲是知名贵族，见过拿破仑和沙皇。因此，他流放的待遇相当优越。流放目的地，在中途换了两个地方，每到一处都在办公厅当文书。
西伯利亚流放，按惩罚方式分为依法流放和行政流放。按惩罚程度又分为苦役流放和移居流放。要知道，服苦役的犯人，一路是要戴着镣铐的。有的重犯，白天戴着锁链一路推着独轮车，晚上就锁在车轮上。还有的重犯，上路前就被砍掉手指，或者割掉鼻中隔。也就是说，一旦启程，他们就是残疾人。
相比而言，赫尔岑能够坐着马车，一路保持愤怒，一路写东西，也算是很奢侈了。要不是这种“奢侈”，后人就没法看清那个年代。
实际上，在那个年头，普通人几乎全明白，流放罪是个什么玩意儿。赫尔岑在书里写道：
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口，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
赫老师记述说，有个老医生每星期都到羁押站，去探望即将出发的犯人。这个老头儿，凭着监狱医生的身份，为他们检查身体，每次都带上一筐品种丰富的食品。比如核桃啊，饼干啊，橙子啊，苹果啊什么的，分给女犯人。有些贵族太太，也去施舍，看到老头儿那五花八门的食品，就说这是“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
但这个老头儿回答：“亲爱的太太，您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会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
俄罗斯的流放制度，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一直到斯大林时期，有近400年的历史。老百姓对流放者的同情，也是有传统的。
苏联诗人曼德施塔姆遭到流放后，他夫人写了一本回忆录，也记述了这类故事。
1938年．距离莫斯科100多公里远，有个纺织工人村镇，夜里总有流放者的闷罐车经过。有一次，有个女工举起一块巧克力，扔进了闷罐车厢的铁窗里。这块巧克力，本是要留给女儿吃的。要知道，在贫穷工人家庭，巧克力是个稀罕东西。士兵用枪托驱赶她，可是她一整天都感到很开心，因为她觉得毕竟做了点什么。
曼德施塔姆夫人就此说：“后代中是否有人能够明白，在1938年那闷人的流放车厢里，这块包装纸上绘有一幅儿童画的巧克力意味着什么？”百年流逝，但诗人太太与那老头儿的感叹，仍旧相同。流放改变了人的境遇，但无法改变人心。
按照沙皇的流放制度，路上每隔25-45俄里设一个羁押站。每站都有押解队，由一名队长，两三名至40名宪兵组成，负责把流放犯押解到下一个羁押站。这么看，沙皇当年搞流放，还是动用了不少兵源的。
赫尔岑因为是坐马车的知识分子，一路颇受尊重。有一次在羁押站里，有个路过这里的老军官，请他去喝茶。
赫老师好奇地问：“您要上哪儿，押送什么人？”
军官回道：“别问啦，一问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种事只有上面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执行命令，不是负责，可是良心上不好过。”
原来他负责押送一群犹太儿童，他是在半路接手的。转交孩子的上个军官说，这些儿童已有三分之一死在路上了。老军官叹气说：“看来没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赫老师震惊地问，是得了流行病吗？
老军官说，才不是什么流行病，他们只是像苍蝇一般死了。这些小鬼虚弱得像剥了皮的猫，一天走10来个钟头烂泥路，吃的又是干粮，一遇伤风感冒，马上倒在地上死了。
两人说着话，孩子们就集合了。赫尔岑看着这些八九岁至十二三岁的娃娃，排成整齐的队列，心中骇然阴森。他握住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要保护他们”，便逃回了马车。他就快哭出来，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当时的西伯利亚，被称为“枷锁与死亡的家乡”。据学者仅对某一个路程的研究，就统计出，流放犯的死亡率高达12%—15%，儿童的死亡率更高达70%。
沙皇对这些人的种种磨难，以及流放者的悲剧性结局，让见者心生同情，也一路上敲打着执行者的良心。西伯利亚监狱的一个主管甚至说，我近况良好，收入不菲，“但是如果能够消灭流放，明天我将会高兴的放弃我的一切。它危害西伯利亚，危害人民……”
有一个青年军官告诉赫尔岑，1831年他接到任务，去逮捕一个潜伏在附近的波兰起义者的关系人。根据收到的情报，他率队把房子团团围住。搜遍所有的房间，都空空如也。最后，他一个人走进顶楼，发现了一扇反锁的小门。一脚踢开门后，一眼看见里面站着一个妇人。
那妇人没有做声，只是指了指身边的男人。那男人抱着一个小姑娘，这是一家三口。军官不知如何是好。女人看出了这点，问他：“你忍心伤害他们吗？”
军管表示抱歉，谈了什么无条件服从，以及责任等等的废话，然后问那女人：“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女人指着门外，高傲地说：“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那个军官果然走下了楼。他对赫尔岑感叹：“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走下了顶楼……唉，女人！真有这种事情！”
在整个西伯利亚，每一个地方都有大量流放者。俄罗斯大地上的悲怆气息，人民之间的广博同情，首先是在受难者之间滋养出来的。
在一个叫“彼尔姆”的流放地，赫尔岑跟一个波兰流放者结识。因为次日要离开，他前去告别，想留点什么作纪念，就从衬衣上拽下一粒袖扣请他收下。
波兰人握着纽扣说，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带着它走进坟墓。然后，他又想了想，去箱子里掏出一条小铁链，拉下几节送给了赫尔岑。他说：“这个链条很宝贵，它与我另一个时期的神圣回忆连接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给您，只能给您其中几节。”。
次日清晨，赫老师临走时，无意间抬头望望街上，又看到了波兰人。那人奔过来说：“啊，多谢上帝，我已经来回走了四次，就是跟你远远告别一下也好，可您总是不转过脸来。”
赫尔岑热泪盈眶。他后来写道：“这温柔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没有这奇遇，我对彼尔姆就毫不留恋了。”
赫老师的这套书里，频频出现良心这个词。这大概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曼德斯塔姆回忆录》的序言，就记述了一个小女孩对“什么是良心”的回答：“良心？……这是一种让人不高兴的东西。”
良心是一个人内在的是非感。古希腊诗人米德南说过：“良心是每个凡人的上帝。”多数人在事不关己时，到处讲良心，换个境遇就未必了。赫尔岑难得的是，无论是条件优渥，还是身处泥泞，点点滴滴反映自己的内心冲突，时时处处流露出对自己的反省。《往事与随想》的伟大正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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