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俄罗斯600年：一个没有“帝国民族”的帝国
郑非
一
同英、法和哈布斯堡帝国比起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此帝国内，并不存在一个“帝国民族”。所谓帝国民族，指的是在一个帝国内部，存在某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团体，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它们的。也许会有人立刻反驳道：怎么会呢？俄罗斯人难道不是这个帝国的主体人群吗？
不，并不是这样的。
俄罗斯帝国的前身是基辅罗斯（860–1240），也曾是东方大国，繁盛一时。后来国家分裂割据，分为若干公国，有点东周春秋的模样。十三世纪初，蒙古入侵，原有各公国或灭或降，基辅罗斯灭亡。数十年后，乘着罗斯人的虚弱，波兰-立陶宛国家（1568年两国合并）也从西方入侵，逐次吞并了绝大部分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至此，罗斯的东西分裂之势就造就了。
莫斯科公国原本是基辅罗斯东北部的小邦，由于离欧亚草原较远，没有直面蒙古兵锋，得以残存，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作为蒙古的仆从国得以逐渐壮大，之后又反戈一击（1380年），击败蒙古金帐汗国，成为一方霸主。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已经一统东北罗斯，当时的君主伊凡三世于是号称自己是全罗斯的君主。之前（1472年），他娶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从而号称继承了罗马的统绪（以后以“第三罗马”自许）。
在1550年代，这个新兴国家讨伐吞并了南方欧亚草原上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这一超出原罗斯范围的征讨，可以看成是俄罗斯帝国事业的初始（同时期俄罗斯在北方同瑞典、波兰/立陶宛的争霸战争则归于失败）。有相当一批鞑靼贵族投诚，被吸收到俄罗斯贵族行列之中。但是，由于雷帝伊凡四世的残暴统治伤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在1598-1613年期间，俄罗斯帝国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伪帝频出，外敌入侵，农民起义。这种无政府状态直到1613年全俄缙绅会议选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新帝才告终结（罗曼诺夫王朝开始）。至此，俄帝国才又重新恢复了对外扩张的势头。
新的扩张的尖兵是哥萨克——由鞑靼人、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组成的混合人群，他们组成了若干独立自治的准军事社区，活动在俄罗斯帝国的南部边界。他们有时候类似中国东汉时的乌恒、南匈奴部族，受雇为国家提供军事服务。从1581年到十七世纪中期，哥萨克、商人、逃亡农奴和冒险家群体横跨整个西伯利亚，打垮了原住民的反抗，在本地驻扎下来，做起了毛皮生意。
当时，大批哥萨克生活在波兰-立陶宛、俄罗斯和克里米亚汗国之间，在今之乌克兰占据大片土地。1648年，哥萨克首领赫梅尔尼茨基同波兰人起了龃龉，发动起义/叛乱，企图建立独立哥萨克公国，在战败之际向沙皇求援（之前向克里米亚汗国求援未成）。1654年，双方签订协议，哥萨克向沙皇称臣(不过与此同时，赫梅尔尼茨基也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称臣，继任首领则与波兰亲善）。之后，俄波开战，俄罗斯大致占领了东乌克兰。之后，在击破几次哥萨克叛乱之后，也将哥萨克收归麾下羁縻起来。
彼得一世（1672－1725）是俄罗斯帝国事业的极大推动者。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北向夺得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1700年开始，经过21年的战争后，爱沙尼亚、利沃利亚（Livonia，大致相当今天的拉脱维亚）以及部分芬兰都落入俄罗斯之手。这样，有相当的欧洲族群进入了帝国。这个时候（十八世纪早期），帝国面积从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区区43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1000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则从300万人增加到1500万人。其中，俄罗斯人占帝国总人口的70%以上，乌克兰人占12%多，白俄罗斯人占2.4%。波罗的海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占4%以上，穆斯林人口占4%。
向北开拓波罗的海出海口一事增强了俄国的国力，这有助于它进一步向南、向北、向西扩张。在南方，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在俄土战争（1768-1774）中，先是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克里米亚汗国变成自己的属国，然后在1783年，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顺着黑海海岸向巴尔干半岛方向，俄罗斯进一步在1806-1812兼并了比萨拉比亚（今摩尔多瓦大部）。在高加索方向，1783年，俄罗斯将格鲁吉亚纳为被保护国，又在1800年将之兼并。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又陆续兼并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北方，1808-1809年，瑞典将整个芬兰割让给了俄国；在西方，在1772、1793和1795年，波兰-立陶宛联邦被普鲁士、哈布斯堡帝国与俄罗斯瓜分，立陶宛、白俄罗斯与剩余乌克兰、利沃尼亚落入俄罗斯之手。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拿破仑所建立的波兰王国也被并入俄罗斯，于是俄国也占领了相当一部分波兰核心区域。
帝国的最后一次大兼并发生在中亚。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期，哈萨克汗国在俄罗斯帝国的堡垒战术下步步后退，于1847年灭亡。然后就是中亚其他汗国的末日——浩罕汗国在1865年被消灭；1866年布哈拉汗国成为被保护国；1873年则轮到了希瓦汗国被“保护”了。在1873-1895年间，俄罗斯人又对土库曼人发动长期战争，最终获胜。
这样，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面积达到了2100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超过1.7亿，但俄罗斯人在帝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下降到了不到45%；乌克兰人现在占18%，白俄罗斯人占4%，波兰人在6%以上，犹太人（主要在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占4.2%，格鲁吉亚人占1%，德意志人占1.4%，波罗的海各族群在4%左右。此外，穆斯林人群（各高加索和中亚部族）加在一起占了约15%。这使得帝国的第二大宗教不再是罗马天主教，而是伊斯兰教。
二
这里有张表，讲的是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俄罗斯人在本部之外地域中的分布。
1897年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形势
地区 俄罗斯人在该地区的比例（%）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8.1
立陶宛与白俄罗斯 5.6
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 4.8
乌克兰 8.3
波兰 2.8
芬兰 0.23
中亚 7.6
外高加索 4.3
内高加索 42.2
西伯利亚 76.8
总的来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绝大部分俄罗斯人（86%）仍然居住在1646年前的故地范围内。除了在西伯利亚和内高加索（即今天的车臣、印古什一带），在绝大部分十八世纪后才被纳入到帝国范围的地域上，俄罗斯人都不超过本地人口的10%。这些数据大概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俄罗斯帝国并不是一个那么太“殖民”的帝国。而这是由帝国扩张政策的性质相对保守所决定的（俄罗斯的扩张主要是由政治与战略考虑所主导的，而非经济因素）。是的，帝国虽然在大幅度扩张，极富侵略性，但是一旦征服完成，就并不强求政令规划一致，也不强行移民实边，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现状。
大体上来看，帝国对待属下各族的态度是有内外差别的（这里先讨论1860年代之前的举措，之后的容后再提）。对俄罗斯人自己，帝国的政策最为刚硬。莫斯科国家在征服罗斯旧地的时候，对各俄罗斯城邦共和国打击最为严厉。以诺夫哥罗德、普里科夫为例，这些城邦的市民会议被废除，地方势家被迁移至外地居住，土地被分配给外来的莫斯科官员，人民也被“郡县化”。
但对外族来说，如果说沙皇自诩俄罗斯是“第三罗马”的话，帝国的治理术倒真有几分罗马的风采。这指的是俄罗斯并不是一味粗暴的吞并，在很多情况下倒是能够有节制的保留本部之外各地方的自治权，予以区别对待（至少在征服的早、中期是这样），同时又能相当注意拉拢、吸纳被征服者的上层阶级，进行政治合作。这些都是老式帝国的标准做派。
鞑靼贵族在很早之前就进入了俄罗斯贵族的行列之中。在伊万四世死后，一度执掌国柄、后被立为沙皇的鲍里斯·戈东诺夫（1598-1605年在位），就是一位皈依东正教的鞑靼贵族。在征服各鞑靼汗国之后，帝国除了最初一段时间搞了一些宗教同化政策、剥夺与镇压之外，在确保统治之后就基本上是以镇静为先，有相当多顺从帝国统治的鞑靼贵族保留了自己的特权与土地，被纳入世系贵族行列。
在乌克兰，1654年哥萨克首领赫梅尔尼茨基与帝国签订协议，该协议规定俄罗斯将尊重哥萨克的自治权利。哥萨克盖特曼(哥萨克首领的称谓）类似于割据政权，军、政、财权一把抓，直到叶卡特琳娜时期，盖特曼的自治权才被取消。不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手法也颇巧妙，她在1785年颁布贵族特权诏书，宣布乌克兰上层贵族在权利上与俄罗斯贵族等同，这样东乌克兰被帝国兼并的过程几乎是波澜不惊的。
帝国在西方和北方的政策最为宽松。芬兰是获得自治权最充分的地区，拥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和政府，不受帝国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帝国对芬兰内部事务的立法，也需要获得本地议会的批准。在1860年后，芬兰被允许有自己的货币，还可以发行外债、制定关税。这是因为帝国对芬兰的需要主要是战略和安全上的，需要有一块地方来抵挡可能来自北方的入侵。芬兰过去没有国家，是处在瑞典统治之下的边远穷省份，瑞典人及文化处于上风。帝国希望通过向芬兰提供充分的自治权，来离间芬兰与瑞典的关系。有一次，芬兰总督弗·勒·海登在给亚历山大三世的报告中说，他确信建立统一的国家行政、社会制度“是俄罗斯帝国自尊心所希望的，但是，对于帝国的事业却是不利的。”正因如此，芬兰人一直对帝国保有相当的好感。
抱有同样好感与忠诚之心的还有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中获胜之后，对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格外留情。因为他既将德意志人看成是共同对抗天主教波兰的盟友，又认为德意志人的技能与知识极有价值。他将德意志贵族纳入俄罗斯贵族行列，保留了各日耳曼城市的所有特权和自治管理体制。德意志人所信奉的新教的宗教自由和土地所有权得到保护，德语仍然是法院和行政机构的语言。帝国甚至将农奴制推广到波罗的海，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农民变成了德意志贵族的农奴。双方的合作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俄罗斯帝国看成是一个德意志—罗斯的贵族联盟。据历史学家约翰·阿姆斯特朗的估计，德意志贵族在帝国的高级官僚（也包括军队和宫廷官员）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8%到33%。在1812至1917年间，有八成以上时间（97/105年），俄罗斯帝国驻英使馆都是由德意志贵族所主持的。亚历山大三世在1880年指出，波罗的海各省份是“最忠诚、最值得信任，也最文明的省份，这些省份提供了最有能力和最值得信赖的部队和人员”。
帝国对德意志人的重用其实是帝国用人政策的一个表现——确实是海纳百川的。帝国最出名的将军之一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将军是瑞典血统的贵族，另一位伟大的战将彼得·巴格拉季翁亲王则出身于格鲁吉亚的皇族。据统计，在1700-1917年占据最高职位的2867名官僚中，有1079人（37.6％）出身外族。德国历史学家Andreas Kappeler如此总结俄国的用人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起宗教或种族起源，沙皇政府始终更重视忠诚、专业知识和高贵的血统”。俄罗斯对波兰的态度则有点反复，算是前宽后严。但至少在前期（1830年前），俄国对其波兰属民可以说是“宽宏大量”。虽然俄罗斯与波兰争斗多年，但是在获得波兰之后，就力争与波兰贵族进行合作，进行联合统治。这种宽容政策在1815年达到高峰，该年的6 月 27 日，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为波兰签署了一部特别宪法。根据该宪法，成立了所谓波兰王国，该王国是拥有自己民选议会和军队的自治国家，俄国的沙皇同时也是波兰的国王，这等同于承认帝国是一个联邦国家。这部宪法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具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之一，而俄罗斯自己却还是没有宪法的。
三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帝国民族”这个问题了。答案可以粗略归纳为：虽然帝国最大的一支人群是俄罗斯人，帝国东征西讨的主要主力也是他们，但是俄罗斯人作为一个群体并不“享受”这个帝国——这既指的是，帝国的代价是不均等的分配在俄罗斯人身上，也指的是俄罗斯人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并不居于优势地位（帝国的政策并不偏向他们）。
这首先当然指的是俄罗斯人享受的政治、社会自由要少于其境内的某些族群。比如同芬兰人相比，俄罗斯人显然有更少的自由而非更多。
其次，同普通俄罗斯人相比，非俄居民多多少少要享受到更多的法律/政治优惠。比方说，直到1874年俄国建立普遍兵役制前，非俄居民都免于兵役。即使在1874年之后，高加索、芬兰和波兰人的服役期也比俄罗斯人短，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各族也还是免役的。
再次，非俄居民普遍比俄罗斯人负担的税收更少。下表是1890年代帝国各地区的政府收入/开支与赋税情况：
从上表来看，俄罗斯人承受的人均直接税赋（1.91）要比非俄居民（1.22）高出50%以上。就政府整体所得来看，俄罗斯人的负担也要比非俄居民大将近四成。虽然帝国在大俄罗斯地区的支出要大过帝国内民族省份，但请注意，这种较大的支出主要是由于帝国把钱都花在了彼得堡所造成的，在彼得堡之外的俄罗斯地方，政府花的钱（人均3.71卢布）是少于非俄区（人均4.83卢布）的。当时的财政学家已经观察到，“异族人的课税额比俄罗斯人低得多。”
这种税收上的歧视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地区更富裕、经济更发达、更工业化/城市化所造成的。正相反，同帝国内很多族群（比方说德意志人、波兰人、犹太人）比起来，无论是识字率还是经济社会成就来说，俄罗斯人都是远远不如的。而且，不仅仅是同西边更发达的人群比，俄罗斯大众同东部与南部边远地区比，也并不过的更好。
比如，在十九世纪之交，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不仅低于波罗的海各人群、犹太人和波兰人，也低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大俄罗斯地区人口的婴儿死亡率要明显高于帝国其他部分。
最后，从帝国统治者的自我认知来看，他们也未必有多少俄罗斯认同。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俄罗斯几乎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贵族联盟国家。美国历史学家克利杉·库玛指出，非独贵族如此，俄罗斯的君主本身就很难说是一个俄罗斯人。“罗曼诺夫家族几乎没有什么俄罗斯人成分……他们过着西化贵族的生活。他们使用德国的宫廷礼仪，他们的公园和宫殿是新古典主义的……即使是血统，他们也几乎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与德国皇室无尽通婚的结果（这指的是彼得一世之后，历代俄罗斯沙皇，都有外国妻子，尤以德国人为多。两位凯瑟琳女皇，都是德国公主）。”沙皇之一，彼得三世（1728-1762），出生在基尔，父亲一方是瑞典的王子，非常厌恶俄罗斯人。库玛也指出，其他的欧洲王室尽管也有外国血统，但通常都显得比较低调。但俄罗斯沙皇却似乎总是在强调自己的外族特征。宫廷语言一开始是法语，后来又加上了英语。
综上，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在俄罗斯帝国之中并没有一个“帝国民族”的存在，而这是俄罗斯帝国同其他近代帝国迥异的地方。从很多层面来看，与其说俄罗斯是一个殖民国家，倒不如说它更像一块被殖民地。俄罗斯人不公平的负担着帝国的重担，却没有“享受”这个帝国。从这个角度讲，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俄罗斯是一个“自我殖民”的帝国。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埃特金德就指出，俄罗斯既是殖民的主体，也是被殖民的对象，同时还是殖民的产物。
四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起过，俄罗斯帝国的做派非常古典主义，与其说它是一个近代民族帝国（民族在帝国政治中占有一定分量），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阶级国家。帝国慷慨的给予了被征服者以帝国主体人群所无法享受到的政治与经济好处（部分政治自治权利与自由），而承担帝国代价的普通俄罗斯人则际遇不佳。而这其实是古典帝国的常态。
在这个帝国内，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政治与社会隔离，最典型的就是波兰和芬兰两地。波兰自1815年后成立所谓波兰王国，以沙皇为国王，但有自己的宪法和王国议会。芬兰则是芬兰公国，也有自己的议会，实行高度自治。这种隔离自然是对被征服者的一种绥靖，而这种绥靖的效果则因地而异，对波兰的效果不明显，对芬兰则较佳。
波兰是东欧大国、欧洲之门，历史悠久，颇多辉煌。在法国大革命中，波兰与法国携手，从此结下渊源，外有潜在强援，心气自然也高。一开始，波兰贵族确实对俄罗斯给予他们的高度自治心怀感激，而且当时亚历山大一世曾有诺在先，会把原来占领的波兰部分领土（这包括了立陶宛和部分乌克兰）还给波兰王国。但这承诺并未实现。波兰人逐渐失望，于是心怀愤懑。1830年，在当时席卷西欧的政治风潮的影响下，波兰激进分子发动了起义，而波兰议会则宣布与帝国决裂。于是俄罗斯铁骑滚滚而来。到最后，虽然波兰王国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仍然被保留，但原有的政治体制却被一扫而空。
在这之后，帝国就陷入了一个僵局——更多的镇压只会点燃更多波兰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但做出让步也只会鼓励波兰人提出更多的要求（血腥镇压后的政治和解就是这么困难）。亚历山大二世在进行了政治与社会改革之后，将大部分自治权又还给了波兰，以期缓和俄波关系。这确实吸引了部分中间派，但是在1863年，一部分革命家还是发动了游击暴动。俄帝国在费力镇压这场暴动之后，就再也没有对波兰假以颜色了。前来镇压的将军穆拉维约夫在波兰遍立绞架，斯拉夫派人士亚历山大·科舍廖夫为此大赞道：“穆拉维约夫是多么杰出的人物啊！多么厉害的拳头！他处决人、吊死人……上帝保佑他的健康。”
“波兰王国”的名义虽在，却被转化成了帝国的一个边区，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与治安控制。波兰语被限制使用（1878年，居里夫人被学校巡视员要求用俄语背诵祈祷词和列举所有俄国王室成员姓名），天主教会被严格控制，学校被关闭。于是波兰人始终与俄罗斯离心离德，只待东风而已。
芬兰的情况则很不一样。芬兰原属于瑞典王国，其贵族势力远远没有波兰那么强大（比如说十八世纪晚期时波兰贵族占人口总比例的近百分之十，“贵族民主”向来闻名，而芬兰只有百分之一点五），且芬兰在瑞典王国内部也属于边区，在政治（外来的瑞典人多占据显要位置）、经济（芬兰很穷）、社会和文化（芬兰语被压制）方面都属弱势。因此，当瑞典在同俄罗斯的争霸战落败，被迫将芬兰两次割让给俄国时，很难说芬兰有什么同仇敌忾的心理。而俄国征服者对芬兰则相当温和，允许他们高度自治（没有芬兰议会的批准，任何一项涉及芬兰内部事务的法律都不会被实施，芬兰政府也不隶属于帝国中央政府，芬兰还有自己的货币、预算和税收体系），将以前占领的芬兰领土还给了芬兰，又向芬兰人开放俄罗斯政府部门的席位。亚历山大一世在1810年写信给芬兰总督费比恩·施泰因海尔说：“我的意图是让那个国家的人民在政治上站立起来，这样他们就不会认为自己是被俄罗斯征服的，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加入到其中。”他确实牢牢的抓住了芬兰人的人心。
芬兰对帝国的忠诚在两个事件中有完美的表现——在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中，芬兰都无动于衷，不予配合；1853年，俄帝国同英、法之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当英国舰队于1854年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的时，芬兰社会总体来看相当拥护帝国。
同一种绥靖/隔离政策，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实施的效果不一样，自然是有理由的。波兰有悠久的国家传统，有强大的贵族社会，而芬兰在并入俄罗斯帝国之前不过是瑞典的穷苦边地。波兰人面对俄罗斯人有优越感（在吞并波兰的三国中，波兰人反抗俄罗斯最烈），而芬兰人无；俄罗斯帝国获得两地的方式也不一样——波兰是被强攻下来的，而芬兰则得自瑞典的转让。对芬兰人而言，合并到帝国之中，只不过是保护人的更替而已，且在更替的过程中获得了地位的上升。
五
俄罗斯帝国的隔离/绥靖政策在1830年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尼古拉一世认为，波兰1830年的起义是背叛，是对罗曼诺夫王朝的攻击，因此在镇压了波兰起义之后，取消了它的行政自治，将之行省化（与之相伴的是，帝国也加强了对立陶宛和乌克兰等地的行政控制）。但是，波兰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领域并没有被触及。尼古拉还鼓励波兰的贵族到中央政府任职，到19世纪50年代，波兰人在中央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还达到了6%。
但是，帝国民族政策的大转折点则是波兰人再次起义的1863年，俄罗斯开始加快帝国境内民族地区的行政一体化（1860年代从外高加索地区开始，1880年代到1890年代蔓延到了波罗的海各省份和芬兰），并强制推行俄语及东正教教育(这包括取消属下各民族的语言、文化课程，限制其出版)，甚至由政府出面组织俄罗斯移民，以便加强民族地区的俄罗斯因素。
在波兰，是所谓的波兰综合症。1863年后，帝国政府觉得波兰人之所以反抗，是因为帝国过去太“自由主义”了，波兰人“畏威而不怀德”。在死刑与流放之外，要将波兰纳入国家统一行政体系之中（所谓“废国建省”），更要彻底消除波兰人的文化特征。为了削弱波兰贵族对社会的控制，帝国在波兰地区进行的农奴制改革要认真的多，相对于俄罗斯人，波兰农民获得的份地更多，付款更少（问题在于，对天主教的打压也同时疏远了农民）。
邻近波兰的西部各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右岸地区）在历史上同波兰关联较深，有大量波兰人居住在这里。帝国的政策是“迫使无法调和的仇视俄罗斯的人”离开这里，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俄罗斯地主，同时“使其他的波兰人”成为“安静的公民”。俄国政府也以地产和特权吸引大批俄罗斯官员和教师到各省任职，替换本地的天主教徒官员和教师，于是本地官员只能位居卑职，各学校的本地教师数量急剧下降，只居少数。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也被看成是要去波兰化的对象（被认为是俄罗斯人之一支），语言被禁止使用，天主教徒被强制改宗。1876年，俄国政府几乎完全禁止了乌克兰语出版物。
波罗的海地区也受到了波兰人的牵连，这个地方盛行的是贵族共和与日耳曼城市自治制度，在波兰起义后，该地的德意志贵族特权也逐渐受到了斯拉夫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认为波兰的反叛就是地方独立性过盛造成的，为防微杜渐，也应该处理他们。当然，亚历山大二世本人还牢记与德意志贵族的合作情谊，但是斯拉夫主义者的影响力确实在与日俱增。到了1880年代，帝国开始加强对波罗的海诸省政治、教育、宗教与文化的监管，目的就是：逐渐清除德意志贵族的特权，消除地方特殊性（当然，鉴于帝国与德意志贵族的传统合作关系，这一动作是非常柔和的，也有反复）。
芬兰当然也没有逃过这次浪潮。芬兰人虽然主张自己是半独立的公国，而不是帝国的行省。但到了1890年代，帝国仍然开始着手削减芬兰的自治权——解散芬兰的军队，将芬兰人送至俄罗斯军队中服役，让俄语逐步成为芬兰政府的公务语言。到了1910年沙皇政府更颁布法令，规定帝国政府可以对芬兰内部事务立法，取消芬兰人的立法否决权。
此外，在俄罗斯帝国的南部和东部地区，俄国政府也实施了有限的俄罗斯化政策，强制俄语教学，鼓励移民。大致而言，同化政策在帝国西部施行最力，在南部、东部则稍和缓。
当然，在这个俄罗斯一体化的浪潮中，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在18世纪的帝国大扩张中被纳入俄国的。189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他们占帝国人口的4%（约519万，占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49%）。在19世纪晚期之前，帝国对犹太人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同整个欧洲的解放政策相一致。但到了1881年，由于亚历山大二世刺杀事件有一位犹太女子参与者，反犹太运动彷佛突然间打开了闸门，在乌克兰和波兰都出现了对犹太人的烧杀掳掠，从此屠杀与排犹就周期性发生。在其他地方，俄罗斯努力同化，但对待犹太人，政府的态度日益呈现排斥色彩，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被局限在小范围内，乃至遭到驱逐，1881年到1914年，共有198万犹太人“自愿”离开俄国。
六
为什么政策在1860年代之后突然发生大收缩？原因似乎在于，在这段时期内，俄罗斯人经历了一场重新发现俄罗斯的历史历程。
尼古拉一世（1796—1855）统治时期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时期，即使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吹鼓手，右翼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戈金也忍不住抱怨道：“（政府强加给俄罗斯）一种坟墓中才有的、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腐烂发臭的寂静。”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代表了这个反动时期的终结，也代表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开始。
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在即位之始就宣告要进行改革。他的改革措施包括解放农奴（1861）、建立地方自治体系（1864）、司法独立（1864）、兵役制改革（1874），以及教育与审查方面的逐渐放开。这些改革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贵族的衰落，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工人群体扩大了，在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公共领域。如果以前的俄国是一个阶级专制国家的话，那么帝国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需要得到社会的配合。
吊诡的是，一个相对之前更自由、更独立的俄罗斯整体社会的出现，同时也导致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苏醒。如果说帝国在之前不属于俄罗斯人的话，现在他们似乎想成为帝国的主人了。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中说，种族屠杀多由民主化而来。当一个社会进入大众政治时代后，社会得以组织，而政府由于有了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责而成为大众争抢之物，当能力与利益刺激都具备的时候，民族主义乃至民族压迫就随之而至。用在俄罗斯帝国身上，这个逻辑似乎也说得通。
在当时的俄罗斯人中间，无论是斯拉夫主义者，还是先前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又被称为anglophile，西化派），对帝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文化上的）一统都持有相当的认同。所谓斯拉夫主义，原来不过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派别，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有相当浪漫的想象，后来又演变出某种有机论民族主义思想。我个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俄罗斯人对“被殖民”的一种反抗，但颇有荆轲刺孔子的意思。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生活在帝国西部的诸斯拉夫分支族群，被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侵染太深，有待矫正。比如波兰人同属于斯拉夫种族，但信奉的是天主教，这让把自豪建立在“斯拉夫种族性/东正教”基础上的斯拉夫主义者感到特别尴尬。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成分则被看成是这片斯拉夫土地上的文化异己成分，需要排除。
有些自由主义者爱自己的自由，但不爱别人的自由。米哈依尔·卡特科夫（1818-1887）是一位著名的新闻人，主编《俄罗斯信使》杂志和《莫斯科新闻》报，持自由主义观点。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后，报禁放开，教育稍驰，阅读公众和新闻媒体一起快速增长起来，这让卡特科夫的影响力一时无人能敌。面对1863年的波兰起义，他发表评论，号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镇压起义。因为他认为，一个独立的波兰始终会给俄罗斯的民族建设带来挑战，两者牵涉太深，两者的并存将会撕裂这块大地上的众多心灵。卡特科夫把帝国的多元成分看成是封建遗迹，是需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扫除的对象（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也是如此，比如德意志贵族对波罗的海省份社会的控制），所以他催促俄国政府尽快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这意味着标准化的官僚与司法体制，国家控制的单一教育体制，削减地方与等级特权。
政府对这种民族话语持相当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这些话语为帝国的镇压政策做了背书，另一方面这些话语也突破了传统的王朝忠诚范畴，让帝国为“民族”服务。
如果说这些民间人士的打算是争夺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权、突破舆论空间的话，他们确实在俄罗斯帝国内部掀起了一股持久不息的民族主义思想浪潮。彼得堡既贪图它为帝国带来的民意支持，又尴尬的发现自己有时被它推着走。无论如何，帝国政府都发现，自己要被迫走入凡间，选择意识形态光谱中的一端，以此来团结大众，获得新社会精英的认可和配合。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舆论对波罗的海的日耳曼社会颇多指责，认为他们不服王化，而帝国政府仍然珍视与德意志贵族的合作关系。亚历山大二世有一次颇为恼火的发话：“不要管波罗的海那边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给我惹什么麻烦。”但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还是忽视了父亲的意见。
七
当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死于革命党的暗杀之后，其子亚历山大三世继承了帝位。尽管从血统上来说，他是一位德意志人，却长的像一位十足的俄国农夫。他被认为是第一位信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沙皇。他的导师是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对专制制度与东正教有非同寻常的热爱(他认为东正教是道德胶水，将人民与沙皇粘在一起）。他们认为，为了在新的时代维护专制制度，旧有的帝国多元实践就不再适用，用东正教与俄国语言、文化来俄罗斯化其他人，就是必然之举。
当然，帝国在面临危机时，寻找一种普世宗教为自己加持，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长久以来，伊斯兰教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黏合剂之一，让中东诸族群向奥斯曼称臣。但是东正教是无法达到沙皇的期望的。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敏锐的指出，在俄罗斯，东正教根本就不是一种普世宗教，缺乏相应的感召力。金雁也曾辛辣的写道，“很多人都提到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之魂，然而只讲‘官方东正教’，它差不多就是‘死魂灵’”。俄罗斯在十七世纪中期发生的宗教改革，同西欧的同类事物性质几乎截然相反，“基督教的剑被屈辱性地与罗马帝王的剑混合在一起，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而东正教也因此发生了分裂——受国家控制供养、活力全无的官方教会，以及“持不同政见”、被迫害、四处躲藏的旧礼仪派。这样，由于俄罗斯东正教自身合法性的缺失，导致它的受众狭隘，无法成为国家的连接器。
在其他方面，沙皇与大臣所寄予厚望的俄罗斯化也难孚重任。虽然俄罗斯的文化在十九世纪明显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宾、鲍罗廷等伟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巨匠层出不穷，他们所创造的伟大文化也许有着吸引其他小族群的潜能，但是由于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明显的恶劣关系和深刻对立，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对帝国内的其他族群来说，成为俄罗斯人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显然也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前文中也提到，在相当时间内，在很多领域（比方说兵役与税赋），俄罗斯人整体在帝国中都处于较不利的地位。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大学、省自治局和律师协会），十九世纪末期的帝国又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一部分外族精英的进入，阻遏其社会流动（最显著的就是针对犹太人的限额制）。这个角度讲，政府所提供的同化选项，对于帝国边缘的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像在美国“大熔炉”所发生的那种打破隔离、消除歧视的正向社会平等运动，而是强迫认同而不付出任何好处。正因为如此，有些研究者将这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命名为“非同化的俄罗斯化”。
当然，这种俄罗斯化的效果也因各地的形势不同而有变化。在波兰和芬兰，俄罗斯化从一开始就遭到很大的抵抗。波兰的文化种子在奥属和普属波兰得到了保存。19世纪末，沙皇政府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政策见效甚微。1898年，华沙总督伊梅列金斯基在奏章中特别强调：“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保持这种方式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渺茫的俄罗斯化趋势不够顺利的话，以政治上的必须性来证明它的正确性同样也是很困难的。” 1905年，波兰人再次乘革命而起，工人、学生和农民都在抵制俄国的统治。在芬兰，1898年，俄国将军鲍勃里科夫被任命为芬兰总督，他大力推行俄罗斯化政策，1904年他就被暗杀（向来忠顺和平的芬兰人也开始了政治谋杀，这对皇帝来说真是骇人听闻的事）；第二年（1905年），一向忠贞的芬兰人也加入了革命洪流。
在波罗的海，情况稍有不同。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曾在相当程度上欢迎行政上的俄罗斯化，因为他们把这个看成是摆脱德意志贵族专权的契机。在19 世纪 60 年代爱沙尼亚农民就向沙皇请过愿，希望在行政管理上谋求向俄罗斯看齐，包括引入（当时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俄国的司法改革和建立地方自治机构，他们也欢迎在爱沙尼亚的学校中把俄语作为重要的外语，以取代德语的位置。到了1897年，爱沙尼亚人在本地官僚中的比例已经从1871年的百分之二上涨到50%。但是这种对俄罗斯化的欢迎很显然是技术性和策略性的，旨在“以夷治夷”。随着俄罗斯化的进一步深入，沙皇政府的集权性质与反自由的态度就自然“疏离了在那个世纪初期还很消极顺从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并重新燃起了立陶宛的愤恨。”在1905年革命中，本地的农民和工人既攻击德意志地主，也攻击俄罗斯士兵。
在乌克兰，帝国的目的是排除波兰的影响，这点受到本地乌克兰人的极大欢迎。但是很快就“肃反扩大化”了，政府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看成是波兰人的煽动导致，是波兰的代言人，要严加镇压。老实说，这点毫无根据。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兴趣和诉求一开始主要在文化领域，没有谁主张过分离主义，也没有亲波兰的倾向（因为本土乌克兰人同波兰人恰恰是相互敌视的）。帝国的强制政策让这些人日益激进化。到了1905年，第一个主张乌克兰独立的政党出现。虽然乌克兰人的激进程度相比其他民族并不高，但考虑到本地社会的领导权并不在乌克兰人手中（地主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市民是德意志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还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可以看出，俄罗斯化政策并没有做到一统俄罗斯和乌克兰人。
19世纪末，在巴什基尔和鞑靼农民中也发生了反俄运动，他们捣毁俄国在本地的行政机关，并阻止自己的子弟进入俄语班级接受教育。
到了1905年革命之后，帝国政府日益认识到，俄罗斯化不过是徒劳无功。1905年4月，政府颁布了一项容忍法令，在确认东正教主要地位的同时，废除了对非东正教的歧视。大多数针对非俄语言的禁令被取消。10月，政府发布了一项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允许国内各族群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和集会。之后，政府再也没有动过俄罗斯化的念头。
亚历山大三世在临终前不久，同自己的亲信交谈，他说：“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亲信回答道：“我看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将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沙皇以呻吟做答。
八
俄罗斯化政策除了引发地方不满与分离主义的种子之外，还有一个意外后果。爱丁堡大学的莉莲安娜·莉佳教授在研究布尔什维克构成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初期的高层领导（1917-1923年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成员共93人）中有很强的少数民族色彩——犹太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人构成了其近六成，俄罗斯人却是少数派。
如果不算族缘，而看籍贯的话，莉莲安娜·莉佳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出身于帝国核心区域，其他人都来自边疆地区。如果看职业，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多半是工人、农民出身，中产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则多半是外族人。她不禁自问：过去我们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一场主要由俄罗斯知识分子领导的反对专制政府的阶级革命，这个看法是否全然成立呢？
俄国的社会史学家米罗诺夫也有相似的观察，他把1907年至191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7000名最积极的革命者的民族情况进行了统计，将该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在革命者中的比例做了一个对比，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说俄罗斯人的革命积极性是1的话，那么拉脱维亚人比俄罗斯人高7倍，犹太人高3倍，波兰人高2倍，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高1倍。米罗诺夫也指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革命者还多半是俄罗斯人，这是因为俄罗斯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比非俄罗斯人低，但是之后就发生了根本逆转，原来对当局表现忠诚的各民族（波兰人除外），开始成为革命的头号主力。
当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口号和内容确实是一场阶级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和动员机制完全可以不一样。一开始谁更容易相信布什尔维克主义，投身革命呢？莉佳指出，正是俄国十九世纪末期的边疆政策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添砖加瓦——简单的说，帝国的边疆政策创造了一大批失根的人。他们接受俄化教育，脱离本土族群，但又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受到排斥，无法融入帝国。于是他们与同样承受帝国代价的俄罗斯工农阶级合作，加入超民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激进革命。
莉佳做了一张表，显示了帝国末期政府排斥和拥抱的对象：
莉佳指出，布尔什维克主要出自左上方被帝国政府排斥/压制的集团中。这种社会机制部分是如此形成的：十九世纪中晚期发生的农民解放、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促进了城市和农村中中等阶层的形成。在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族群普通成员得以实现人身自由和社会流动，许多新发达的父母将自己的子弟送到俄化的学校就读，指望他们出人头地。但是，这些接受了俄化教育的少数族群中产阶级下层人士发现，自己尽管在文化上同化于俄罗斯社会，但在政治和社会上仍然处于被排斥的边缘位置。因为帝国一方面希望能够造就一个同质性的俄罗斯帝国人民，但在实践上仍然偏爱某些特殊群体，根本无法一视同仁。这些新人也无法回到地方，因为在边疆地区，帝国更喜欢任用俄罗斯人为官，也并不设置省议会，这样，这些新精英在地方政治中就无处容身（且由于俄化，他们同本土族群已经失去联系）。由于这种两头不靠，这些少数族群的新精英就日益激进化，他们同在俄国生活中受到最沉重压迫的俄罗斯下等阶级联手，采用超民族的阶级斗争话语，反抗帝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犹太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最好理解，作为被排斥者的他们，急需寻找一个种族中立的社会世界。接受高等教育的犹太人更是如此，因为这些“非犹太的犹太人”被视作与俄罗斯中产阶级争夺工作的最有力人士，帝国政府出台措施限制他们在法律、医学等传统“犹太”行业中的发展。
在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中，最出名的一位就是托洛茨基。他的父亲是迁离犹太人传统聚居区前往乌克兰南部垦荒的富农，他们家几乎没有什么犹太色彩，托洛茨基本人出生于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晚期（1879年），小时候只接受过几个月的犹太传统教育（他本人极度不喜这段经历），他的教育启蒙是由一位因为政治过失被禁止上大学的城市中产阶级（新闻人、会计和出版家）兼自由主义者叔叔完成的。因为乌克兰南部是一个多族群混合的边疆地区，他所在的中学颇有世界主义的味道，他同时通晓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他是在高中的最后时光受同侪影响才激进化的。
如果说托洛茨基（与他相似的也有加米涅夫等人）的个人经历只能说明他是一位“非犹太的犹太人”的话。那么其他人的遭遇就更能说明问题，季诺维也夫则是因为帝国的大学配额政策，在贵族中学就读完之后只能选择国外留学。乌里茨基则获得了法律学位，但由于政府限制无法进入律师行业。当然，这些犹太革命者加入革命还是各有各的理由，但他们的俄化出身使他们缺乏民族文化的归属，容易被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吸引，而布尔什维克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不分族群出身的接纳性（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多同俄罗斯人通婚）。
同犹太人一样，拉脱维亚和南高加索的革命者也不成比例的参加了革命。拉脱维亚人加入革命的机制似乎比犹太人要复杂。拉脱维亚本身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原先德意志人主导着该地社会，有相当的拉脱维亚上层阶级依附于他们。相当多的拉脱维亚人欢迎俄化政策，以挣脱德意志人对该地的控制，但帝国的高压集权与反自由的态度也让他们不适。同时，拉脱维亚人内部也有很严重的阶级分裂（民族主义派别通常代表中上层，在1905年革命中支持帝国政府对拉脱维亚农民进行惩罚性的军事远征）。而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又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此过程中，民族隔离程度很低）。由于这种多重断裂，导致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一直是该地最大的政治派别。在六位拉脱维亚籍中央委员中，两人是乡村知识分子，两人是产业工人，而这两个阶层、团体都是政府疑忌与防范的对象（虽然从俄化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集团同地方民族主义保持了相当距离，从而是“亲”帝国的）。
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中有4人是格鲁吉亚人，4人是亚美尼亚人，剩下一个是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革命者多半（四分之三）是没落的农村小贵族出身，除斯大林外，其他人都进入城市接受了俄化的职业教育，毕业后都成为专业人士。问题在于，这个群体基本上被排除在地方政府之外。因为在南高加索，本地经济掌握在亚美尼亚商人手中，帝国则偏爱亚美尼亚商人，在城市杜马、民事官僚机构的人选上都偏向于他们。所以，反资本主义与反沙皇政府，成为这些人的共同主张。亚美尼亚革命者多半是中下层中产阶级，他们也是这一帝国偏爱策略的受害者。
至于阿塞拜疆人纳里曼诺夫则是穆斯林新知识分子。他是小商人之子，15岁时进入本地的教师学院就读。这种学院本身既是俄罗斯化的工具（目的为本地政府培养公务员），同时其课程本身也带有相当的“进步”色彩。但是，当他毕业成为教师与文学家之后，他马上遭遇沙皇政府的监视与审查制度，这让他激进化了。因为沙皇政府虽然企图将传统社会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却更不信任改革派穆斯林。在阿塞拜疆，帝国创造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一个世俗的、进步的、半俄罗斯化的阿塞拜疆知识分子，但随后又通过各种行政限制将他们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某种“边疆因素”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里起作用。当然，个人成为布尔什维克也有其他的一些理由和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但是莉佳的结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奠基在族群网络和经验之上的普世主义阶级运动——是有道理的。少数族群布尔什维克通过阶级认同，跨越了族籍所带来的不利。布尔什维克主义，则代表了一个“更好的帝国”。知识分子们致力于一个世俗的、非民族的、普世的、在地缘政治上稳定的多元国家，以反对那个在道德上萎缩、不宽容，在地缘政治上也不稳定、追求“俄罗斯化”的沙俄国家。从这个角度讲，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实并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富有革命性，在某种程度上倒是跟俄罗斯帝国的老传统相互呼应（只不过阶级合作发生了颠倒）。
九
列宁曾将沙俄称作“各族人民的监狱”，有人望文生义，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俄罗斯人享受特权、其他各族饱受压榨的国度。以上回顾俄罗斯历史，对两件事加以了说明：1，这个监狱的狱卒并不是俄罗斯人。勿宁说，俄罗斯人自己也是这个大监狱的囚犯。在十九世纪中晚期之前，中下等级的俄罗斯人承受着帝国的最大代价。而中晚期之后，也很难说俄罗斯人就已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帝国民族”了。正因如此，在俄国革命后，帝国转型为一个民族联邦（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就没有遇到俄罗斯人的反对。以后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又再度发生了俄罗斯人抛弃苏联的现象。可以看作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注脚；2，在没有“帝国民族”的情况下，晚期帝国所采用的同化政策完全没有起到它想要起到的那种统合作用。历史表明，波别多诺采夫式的“专制制度、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性”并不是维系帝国的好方式，反而把它往绝路上狠推了一把。原先帝国所采用的是非常古典的政治与社会隔离策略，倒还起到了绥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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