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古代帝制国家如何拉低民众的后天智力？
言九林
壹
人的智力，可以分为先天智力和后天智力。
除非患有智力障碍等疾病，绝大多数人的先天智力差距不大。
后天智力则不然，它可以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所谓后天智力，即人出生后被抛入社会，所形成的理解、认知、分析事物的能力（广义上讲，从出生那一刻与父母接触，就算进入社会了）。下文所有“智力”，都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后天智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点：
（1）信息获取能力。
（2）逻辑思维能力。
前者关系到原材料的多寡。
后者关系到材料加工能力的强弱。
不幸的是，这两点都可以人为操控。
贰
控制民众的信息获取能力，主要有如下手段：
（1）污染、删减民众所获取的信息。
（2）掌控、切断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
比如，康熙深度干预《明史》的修撰，欲将“满洲”说成明代抗倭的核心力量——“嘉靖年间，倭寇为乱，不能平，后满洲征服。至今倭刀、倭碗等物现存禁内。而《明史》（指《明史稿》）不载。可见《明史》伪妄，不足信也。”
这是典型的信息污染。
再如，乾隆修《四库全书》，凡涉及辽东、女直、女真字样者一体销毁。共计禁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禁毁书籍种数与所录书籍种数几乎相等。
这是典型的删减信息。
再如，汉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来长安，向朝廷求取“诸子及《太史公书》”。成帝与王凤商议，王凤坚决反对，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意即，《史记》当中记载了夺取天下和朝廷运作的真相，绝不可以外泄。
这是典型的切断信息获取渠道。
再如，晚清学制改革规定，历史科目的教学要义是“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必须以“圣主贤君”及其“重大美善之事”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
这是典型的掌控信息获取渠道。
叁
操纵民众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有两种主要手段：
（1）灌输错误结论，无视其中的逻辑谬误。
（2）灌输错误逻辑，引导对方“自发”得出错误结论。
前者历史悠久。略举几例：
（1）使用“稻草人论证”。曲解乃至捏造出一个对方并没有的论点，然后展开攻击，继而宣布胜利。
史上所有暴力斗争的胜利者，都会将失败者当成稻草人，为其捏造不存在的、供批判的靶子。
（2）捏造事物的因果性。“天无二日”被用来为“地无二主”提供正当性；白虎与长稻穗（嘉禾），被视为统治者实行“仁政”的所谓证据，均属此类。
光武帝刘秀为了巩固统治、满足个人物欲，一辈子都在玩谶纬，在自然与天道之间捏造各种不存在的因果。儒士桓谭跟他讲，天道这种东西圣人也难以参透，后世的浅薄儒生更没戏。那些妄谈谶纬天道的都是小人，陛下你要远离他们；他们有说对的时候，也只是如猜数字的单双一般纯属偶然，全凭运气。刘秀要修灵台，想拿谶纬给自己的花大钱之举撑腰，桓谭又跑来叽叽歪歪，差点被暴怒的刘秀砍了脑袋。
（3）诉诸情感。利用煽动性的言词，激发情绪，去影响受众，使之站到拥护自己的立场。
赤壁之败后，曹操做《让县自鸣本志令》，以应对舆论对自己的批评，是此类手法的典型案例。文章从自己“举孝廉”开始说起，再三强调自己如何如何为了国家鞠躬尽瘁。对自己的劣迹，比如习惯性屠城——“凡杀（徐州）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屠彭城，获其相侯谐”；“太祖攻围（雍丘）数月,屠之”；“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则只字不提。
（4）诉诸群众。
朱元璋当年，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针对胥吏的群众审判运动，号召地方民众将他们眼里的贪污腐败的衙门胥吏（不包括官员）绑起来押送京城。但群众意见不能等同于司法证据，人数的多少也不能用来决定贪腐的有无，历史上因民众喊打喊杀而冤死者不计其数。在伽利略之前，几乎所有群众都认为是太阳绕地球在转，但这不能改变地球绕太阳在转才是事实。
（5）倒因为果。
民众不喜欢战乱，喜欢和平，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所以，在秦制国家，得了天下（结束战乱）的人，只要他不发了疯似的继续折腾，民众还有一条苟延残喘的活命之路，肯定愿意“支持”这个新政权，也就是“得天下者得民心”。但秦制政权更喜欢把因果颠倒过来，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将自己打扮成“救民于水火”的大恩人。康熙毕生致力于塑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所用的就是这样一套逻辑。
此外，在灌输结论时被无视的逻辑谬误，还包括：诉诸权威（先王、孔孟、祖制之类）、循环论证（用结论的一种表述去证明另一种表述）、偷换概念（以家为国）、人身攻击（批判私德、扣带有道德色彩的大帽子）、诉诸暴力（黄巢“替天行道”）……
肆
相比灌输错误结论，灌输错误逻辑，进而引导民众“自发”得出错误结论，是一种隐蔽性更高的手段。
比如，有一种奇怪的说法认为：
“要记住一个真理，军阀地主贫农佃户他们都为自己私利互相打劫，都不如皇帝爱国！最爱国的人必然只有皇帝！国内最公正的人，只有皇帝。最希望社会公平正义的人，必然是皇帝！”
显然，这种说法当中，蕴含着一种源远流长的错误逻辑——社会公平正义，最有利于帝制国家的稳固，最符合皇帝的利益（这也是官修二十四史的核心史观之一）。事实上，对皇权而言，重要的从来不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如何与自己的“统治基础”构成利益共同体。让“统治基础”开心，远比让草民感受到公平正义更重要。
以中国古代史诸多财政改革为例。
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已发现，这些改革虽然无一例外打着“减轻百姓负担”口号，说是要致力于税赋的公平正义，但其结果，在增加朝廷税赋收入的同时，无一例外严重加深了百姓的负担。
比如，唐代改“租庸调”为“两税法”。按照唐朝政府的官方说法，这次改革的目标是追求税赋公平，征税标准“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把以前的“租庸杂徭”，全部归并为“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两种，谁的田产多，交的税就多，不像从前按人头收税，不管具体的人有资产没资产。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
可惜，实际情况是，从前的“租庸调”变成了“两税”，租庸调之外那些无法律依据的苛捐杂税，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钱、地头钱、夏税、秋税以及双倍庸、调，也全部并入了“两税”。按王夫之的评价就是：
“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
从前那些缺乏正当依据、具有临时性质的苛捐杂税（暂时法外之法），全部被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变成了正规赋税。
更绝望的是：帝制国家从来不承认政府与国民之间，存在着必须遵守的契约关系。按照契约，田租（租）、徭役（庸）、户税（调）和各种“法外之法”，已经被全部并入到了新的“两税”，政府此后无权再在“两税”之外，重复征收已合并的这些税种。但现实是：很快，各种“法外之法”再次出现在政府的催缴清单之中。
宋代的方田均税、明朝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全部打着与“两税法”类似的“追求税赋公平正义”的旗号，全部都在玩着“法外之法”被纳入正税然后又再次出现这样的绝望游戏。每一次以提升汲取能力的财政改革，都有着很漂亮的口号（“方田均税”这样的名词，光听着就似乎很有公正感），每一次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都是巨大的民生惨剧。
在帝制国家，皇帝从来不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他追求的，是皇权的稳固。而稳固皇权的关键，是提升政权的汲取能力，以维系其统治基础（官僚系统和暴力军事集团）的正常运转。当这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等典籍的构建，被另一种错误逻辑所取代（社会公平正义最有利于帝制国家的稳固），自然，人很容易自动得出“最希望社会公平正义的人必然是皇帝”这种错误结论。
而这，也正是古代帝制国家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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