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八股：为考试而生的文体
刘勃
最终解决科举应该考什么这个问题的，是八股文。
一、《四书》偷走《五经》的蛋糕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八股只是民间的叫法，考八股，其实还是考经义。
但“经”是什么，其实已经被悄悄置换掉了。元代科举停了好多年，但一恢复，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
考试专从《四书》里出题，而且只许按照朱熹的解释回答。“复以己意结之”云云，当然不能当真，就像今天看见考卷上写着“说说你的看法”，你竟敢真的撒开来谈，那就多少有点中二病了。
这个规矩一定，就差不多一直延续到科举寿终正寝，中间虽也有过几次折腾，但很快都发现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
对儒家经典的说解那么多，为什么单单挑中朱熹？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种说法是，朱熹的思想特别迂腐特别僵化，所以特别适合封建君主拿来做愚民教育禁锢思想维护专制统治，这肯定是不对的。
朱熹这个人，学问当然很好，诗文也算高手，所以钱钟书许他是文学家中的道学家，而不仅仅是道学家中的文学家。至于思想，只要你别断章取义的死抓住“存天理，灭人欲”这些话不放，会发现至少和同时代乃至近代以前的大多数学者比起来，他也还算通达的。
而且，他有不少观点，简直可以算是反专制的。《朱子语类》里不消说例子大把，就拿《四书集注》来说，孟子谈武王伐纣，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他就在旁边帮腔说：
贼，害也。残，伤也。害仁者，凶暴婬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者，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所以深警齐王，垂戒后世也。
一副造反有理的调调。所以当时的皇帝不喜欢他，后来的其实也还是不喜欢。早有许多学者指出过，清朝皇帝对朱熹表面尊崇，但哪个读书人真拿朱子做榜样的，却是有掉脑袋的风险的。
那为什么还要拿他的书出题呢？一个简单得有点不成话的理由，也许其实倒很重要：内容浅易，篇幅合适。
现在大家都习惯说《四书五经》，其实《四书》和《五经》是两回事。《五经》的来头要古老得多，汉代就确立了经典地位。但如果你穿越到汉朝去，跟那时候的儒生说《四书》如何如何，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你在说啥。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宋朝人给予了格外的重视，分别挂在了孔子、曾参、子思、孟轲的名下，于是构建出了一条单线的儒学传承线索。朱熹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为《四子》。
传统的《五经》，加起来将近60万字，其中还有大量商盘周诰佶屈聱牙不知道在说啥的内容，对一般人来说通读一遍都是巨大的工程。可以说，找不到好版本，遇不到好老师，天分再高《五经》也是学不通的。如果以是否精通《五经》当作官员选拔的依据，结果苦孩子和大家族完全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就会产生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的局面。东汉的历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比如袁绍同学他们家为什么能四世三公呢？一大原因就是家传一部《孟氏易》，谈起易理来，可以打遍卦摊无敌手。
而《论语》和《孟子》是两册小书，《大学》和《中庸》则只是《礼记》中的两篇，四书加起来才5万字多一点，而且比起《易经》、《尚书》、《周礼》来，肯定不算难读。朱熹的书虽然号称“集注”，但并不是走的炫示博雅的路线，风格也很简明。
考试时拿《四书》取代《五经》，其实就是帮你划重点缩小复习范围，除掉少数超级学霸，一般考生对这个变化，你说是开心呢开心呢还是开心呢？
至于不管是四书的内容本身，还是朱熹的注释都有些危险的思想倾向，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作为敲门砖的考试内容，往往都会遭遇这样的命运：大多数应考者并不打算去实践考试大纲里的主张，反而由于反复的背诵揣摩，只会对这些主张越发麻木。——我疑心，如果哪天规定背诵《金瓶梅》里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一回就可以得官做，结果就是男人们读到这段文字，再也不会色心荡漾了。
二、怎样写好八股文
因为专从《四书》里出题，所以八股文也叫四书文。但八股这种作文形式，正式出现还要更晚，要到明成化年间。
八股是形式主义的极致，一篇八股只有几百字，但要它的体例、规则解释清楚，不花个几千字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这里只能最简单的说下结构：
一是破题，就是用自己的话，解释题目的意思。破题虽然只有两三句话，却至关重要，破得不好，考官直接就不往下看了。
二是承题，接着题目的意思，把你文章的内容，简单讲一遍。类似今天的论文摘要。
三是起讲，把全文的意思，稍微详细的讲一遍。
四是入题，准备进入正文的过渡段。
五是分股，这才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八股文之所以叫八股文，就是因为这里要分为八大段，一段话叫一股。八股两两相对，形成四组对仗。
六是收结，文章结束。
要写八股文，《四书》首先要背得烂熟。尤其是科举越考到后来，命题组越害怕考生押题，题目也出得越来越刁钻，往往只是些没头没尾的话，你如果不能迅速还原出这话的语境，基本就直接出局了。
比如题目是《子路不悦》，你要能想到，子路不开心，是因为孔子见了卫国那位貌美而名声不佳的南子夫人，这个题牵涉到圣人的绯闻，你要能为他辩诬。如果单是批判子路脾气不好所以宝宝不开心，那格局一下子就掉下来。
又或是《五亩之宅树墙下》，那你应该记得这个树是动词，种植的意思，接下来孟夫子会大谈怎么种桑树养蚕，怎么养鸡养猪，从而保证老年人可以穿上绸子衣服，吃上肉。知道这个题目是谈养老保障的，文章才不会跑偏。
更恐怖的是还有一种“截搭题”，比如看见《王速出令反》这个题，你要是以为可以奉旨造反，那就真悲剧了。因为这是“王速出令，反（意思是归还）其旄倪，止其重器”这句话，故意错误断句，硬截出来的题目。
但光有背功远远不够。你还必须要精于玩弄各种高难度的，也许非汉语不能有的表达技艺。
比如猜谜语。拿“破题”来说，既要解释题目又不能直说，这种绕弯子的技术，其实就是设计谜面。比如让你写一篇题目是《子曰》的文章，一般人只怕会傻眼，但高明的作者，就能给你一句“匹夫而为百世师”来解释“子”，“一言而为天下法”来解释“曰”。虽然能把“孔夫子说”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表达得这么酷炫，也没啥意义，但这个气势，确实不服不行。
比如对对子。像《声律启蒙》这样的书，“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这么按照韵部一路对下来。让小孩背这些，其实就是为了将来作八股文练基本功。今天号称喜欢写旧诗的人还有很多，但要这些人把律诗五个字、七个字的上下句对工稳，就能放倒一大片。八股是四组对仗，两股各几十个字要配成对仗工整平仄和谐的上下联，难度当然要大上好几个数量级。
为了训练小孩子掌握这个技巧，一个常用的办法是先从单词对起，逐步往上添字。如：
海棠。山药。
带叶嫩海棠，连毛老山药。
鬓边斜插一支带叶嫩海棠，腰间悬挂半截连毛老山药。
我爱你鬓边斜插一支带叶嫩海棠，你怕我腰间悬挂半截连毛老山药。
这就成了荤段子了，民间喜欢把这副对子说成是纪晓岚和人互怼而创作出来的，不大可能，问题不在于荤，而在于这种对子难度太低，配不上纪大学士的水准。但用到的技法，和正式考试还是同一套路。民间故事里，讲怎么对对子是一大宗，和先生教书时不时需要讲几段，调动熊孩子的学习积极性有关。
比如演戏文。写八股文是代圣人立言，写作时你要把纸张想象为舞台，想象着自己正扮演着圣人，站立在舞台中央。你笔下的一字一句，都是圣人没有说过的，但你却要能让读者感受到，圣人当此情景，一定就会这么说。这正是编剧的极高境界。
著名的剧作家汤显祖，也是八股高手。还有传说，有学生八股文做不好，老师就丢给他一部《牡丹亭》看，读完，学生也就开窍了。
总之，写八股文不但是作文而接近标准化试题的最高典范，也是汉语世界各种文字游戏的集大成。当年，苏轼指责经义考试缺少技术门槛，于八股自然是完全不成立了。
总结下来就是：只考《四书》，解决了传统经义考试的思想争端；专作八股，解决了传统诗赋考试的文风争端；《四书》和八股相结合，则解决了重经义还是重文学的这个根本争端。宋朝人撕之不已的几个大难题，至此一扫而空，科举考试实现了其生命的大和谐。
三、真爱粉与一生黑
无需真的经受八股文的训练，只需要看看上面这些写八股的规则，就可以感受到，写好八股文不是容易的事，需要相当高的天分，也需要长时间专注而刻苦的训练。
可以想象，这个训练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尤其是那些有点聪明又不那么聪明，所以必须付出比别人加倍的努力的人，肯定痛苦最深，也许人生从此就被套牢。有人说，因为从小学习写八股文，实在太熟练了，所以哪怕写个便条，自然而然合辙押韵，而且写了上句不接个下句就浑身不舒服，就如同一幅衣服上有了油斑，使劲洗也洗不掉。
甚而有人斯德哥尔摩效应发作，反而从此成为八股文的真爱粉。《儒林外史》写了一位呆头呆脑的鲁编修，就坚信写八股文的功力是玄门正宗，练出来了，可以从此写什么都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舍此而外，统统都是野狐禅。——就如同今天只会写学术论文的人，摊开报纸或点开朋友圈，只觉看见的每个句子，都不符合学术规范。
然而，学渣们往往是要对着八股开骂的，尤其自信很有才华的学渣——有的是确实有非主流的才华，有的则纯属迷之自信，更是骂得吐沫横飞花团锦簇，这个我们从《聊斋》、《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之类的小说里可以找到无穷的例证。
另一方面，早早高中的考场达人，跟学渣之间也未必没有共鸣，毕竟，越是智商过人思维活跃兴趣广泛，越是会对这种复杂无趣的规则拘束感到憋屈。进士已经到手，回想之前被考试压抑的青春，那么多才华精力耗费在这无聊的“举业”之中，当然也不免恶向胆边生，如大剧作家汤显祖，如后七子之首的王世贞，都是这一类的典型。
开骂当然很容易，因为大约没有比八股文的缺陷更明显的事了。
第一，它没内容。八股文里承题、起讲、分股，这三部分内容，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一遍比一遍篇幅大而已。本来，作文只是重复朱熹的意思，从传递信息的角度说，已经就算废话，现在同一个意思的废话还要说三遍。有人为了讽刺八股文对仗整齐声律和谐而其实啥也没说，写了下面的文字：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
天地、宇宙、乾坤三个词是一个意思；吾心、中怀、在抱也是一个意思；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说的还是差不多的意思。下面类推。
这当然是游戏笔墨，但《钦定四书文》、《百二十名家选》这些经典八股的选本，和它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有一部书，现在也常被当作“国学经典”了，过去的学者却都视为村儒陋籍，就是《古文观止》。如吕思勉先生给学生上国文课是就常讲，写八股文要从没话可说的地方硬找话说，《古文观止》就是配合八股训练的，所以选了很多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他还特别强调，所谓唐宋八大家，是能写好文章的，但《古文观止》选的，却往往恰恰是些言辞漂亮的灌水文。
第二，八股文的这种空洞，是和同样有点空的“文化素养”，还完全不是一回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八股文的虔诚信徒鲁编修，是这样教女儿的：
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
这里提到“王守溪的稿子”，是指王鏊的《守溪文稿》，是他的八股文自选集，后面的“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以及诸大家”，也都是指的八股文大家，今天恐怕已经极少有人知道这些的名字。
但这姑娘没读过《史记》、《汉书》，也不关心李白、杜甫。就是说，她只读《优秀作文选》，而什么文学作品恐怕都没读过。今天随便抓个中学语文学得好点的孩子穿越回去，古代文学知识，只怕都能秒杀之。
而这种知识结构，是能代表很大一批举人、进士的。《儒林外史》还说，范进中了举人，却连苏轼都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并非虚构，而确实是明代某侍郎的典故。自己二十二岁就高中进士的王世贞说，不知道这些科举达人都读过些啥书，反正一跟他们聊天，就感觉陷入了雾霾之中，“令人愦愦气塞”。袁枚《随园诗话》里则嘲笑，这批人“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
第三，当然最直接有力的质疑是，科举是选拔官员的，而写八股的能力，和行政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顾炎武说，因为准备科举考试，笨的人虚度一生毫无结果，不笨但大器晚成的也消磨掉了大半辈子，聪明又运气好的，时间倒是省出来了，但从此误认为要建立功名，只是需要这种笔头功夫，对实际问题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所以，八股真是“败坏天下之人才”，于是各种邪恶势力，都可以乘机为所欲为。如果把写八股文的功夫，花在实在点的事情上，该能选拔出多少“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啊。
到清末，梁启超说得更狠：“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四、八股的无用之用
现在回头看，梁启超的话，肯定是言重了。不但中国衰落的锅轮不到由科举来背，甚至于，我觉得都未见得能说八股禁锢了思想，要求考场作文成为新的思想增长点，恐怕本来就是不能承受之重。而既然考的东西没几个人真心喜欢，那么考完了你该想什么自然还是可以想的。
最有力的反例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明代后期的思想领域，远比明前期活跃。而八股文，恰恰是明后期才有的东西。所以它的禁锢力，远没有想象的强大。至于你要说为什么中国不曾有同时期欧洲式的思想大爆发，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这罪名，不是一个八股担当得起的。
说擅长写八股文不能体现文化修养，当然是事实。不过既然考试的目的是选拔官员，那么恐怕只能说，能把八股文写好，至少体现了照章办事的能力，文化修养什么的，恐怕和怎么当官更不相干。而且一旦选拔是注重文化、学术方面的造诣，必然会导致贫寒士子更加缺乏竞争力，结果就是科举选拔行政人才的功能没有因此加强，科举作为给社会中下层提供出路的通道，则大大收紧。
真正令人感兴趣的，还是科举为什么不考点实在的东西？
科举出身的明清官员，确实专业化水平很低。所以洋学者从马克斯·韦伯开始就大家鄙视，后来更有人说损话，说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以业余为特征：说你是官，可你受的训练是写文章，你是业余的；说你是文人，可你的身份是官，你还是业余的。
怎样做好行政工作，官员身边的师爷，倒是经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可师爷是官员私人聘请的，体制内没他的编制，他也是业余的。
但不应忘记的是，中国古代的官僚，在它的诞生之日，反而一点也不业余。汉代察举，地方官向中央推荐人才，理由可以精通法律（明法），表现突出（尤异），善于处理棘手问题（治剧）……按照这些标准选出来的文法吏，业务素质都是杠杠的，比明清的官僚只怕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然而，这些能干的官吏们，工作起来是怎么想的呢？西晋的陆机批评说：
夫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
不停折腾，才能很快取得很多政绩，让老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好名声却也许要到卸任之后才能获得，所以侵害百姓而让自己获益，是在职官员从不忌讳的行为；实际效果很糟糕但适合传播炒作的事，大家都很乐于去做。
酷吏自己，有时会把话说得更直白：
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男子汉出来做官，因为凶残暴虐而丢官，不是什么大事。将来上级领导回忆起你在岗位上的业绩效率，还是会重新启用你的。但一旦是因为软弱不胜任被罢免，那就不但丢官，而且丢人，再也没有出头之日，比贪污受贿还要可耻得多。所以，千万别怂。
碰到这样心态的官，老百姓还是宁可他无能一点好吧？
传统的农业社会，除了治水、抵御边患等少数大事，实在并不需要政府手伸得太长。所以中国的官僚体制演变，出现了一种从专业发展到业余的奇怪进程。最终历史的选择，反而是把这些能力更强的官吏，一点点边缘化了。
读《四书》，作八股出头的官，意识形态上，主张是要爱民，别太欺负老百姓；实践能力上，他多少带点书呆子习气，兴风作浪的能耐也有限。而中国古代政府固然理论上是什么都可以管的大政府，但实践上基本是财政一直紧缩，能不管尽量不管的消极政府，效率太高也没有必要。这样，两者刚好匹配。
只不过，一旦到了王朝鼎革的时期，这个消极性的官僚系统，当然就无力应对了。顾炎武的严厉批评，也正是出现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至于当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老大帝国要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更专业的官僚人才也就成为必须。梁启超们的呐喊声中，八股文考试，也就不得不“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但无论如何要说明的是，写八股文作为一种检验智力和意志力的标杆，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而这两者达到了某条基准线以上，将来不论转型去干什么，都还是有不低的概率可以干得不错。
查看近代以来率先应对西方文明挑战，成为优秀的现代化人才的人物，有很大比例出自书香之家。有学者统计，清代科举的巍科人物（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等），和当代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竟是基本一致。至于明清写八股文的实力冠绝天下的江浙两省，今天参加各种现代考试时的实力嘛，和有的城市特别提防外地考生不同，这里欢迎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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