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目标还是手段？
金雁
中国在改革时期曾以苏联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为理论指导。引用频率最高的两句话：一句是邓小平说的，“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另一句是列宁讲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似乎中国改革开放从老祖宗那里找到了依据, 而这就足够了。
至于列宁， 他的善变在党内是出名的，1907年以后的大转变，1917年4月前后的转变，10月以后的变化，苏共党内无人能跟得上，这次到底是他对社会主义深思熟虑的结构性转变还是临时的策略妥协？
布党在1921年内战结束统治合法性遇到严重挑战。列宁承认：“社会主义是有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使广大群众信服”，需要在经济上找到突破口，搞点经济让步来平息不满。况且他晚年被架空，被封闭在距离莫斯科40公里的高尔克村里，发出一些期盼党内民主的感慨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综合上述表述以及他口述留下来的语焉不详的“政治遗嘱”“意识流”中，得不出否定现行的政治制度的结论。
很多人天真地认为，新经济政策如果坚持下去定会是前程似锦，既不会有斯大林模式也不会有后来的剧变。“好列宁坏斯大林”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索尔仁尼琴曾经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很长时期我一直认为，十月革命是伟大而公正的，只有“那个蓄着小胡子拿烟斗的人”搞得“大转变”、对革命的歪曲才是可怕的。假如列宁还在世，没有没收富农财产运动，没有强制性的集体化，大饥荒就不会发生，社会主义就不会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1945年因为通信谈论时事而被捕，他在与部队战友的通信中说：“斯大林不具备列宁的思想深度，才会把国家弄到如此地步，斯大林偏离了列宁的道路”。在古拉格这个另类社会里，使他入狱前那些观念都在撼动。索翁不断地思考：代价的尺度究竟在哪里？在这个国度里为什么有99个人哭泣，只有一个人在笑？”他一再询问自己，能否证明假如列宁还在世，无论没收富农财产运动，无论强制性的集体化，无论是饥荒都不会发生？红色恐怖和集体化是否有历史的必然性？
他说，“只有自己身处震撼之中才会理解1917年那些被震撼的心灵”。随着他一片片剥开洋葱头，明白这是体制的问题，绝不是更换领导人或者搞搞经济领域的“迂回”，就能够走向一条金光大道。这使他产生了要撰写一部大书，写一部深挖“这一切从何而来”的“大书”的念头，这将成为他毕生的事业。
在列宁心里，如果要说夺权政权后执掌权力核心法则是什么？那就是“权力是不能分享的”！列宁说：我们不打算与别人分享权力，“如果认为我们会把自己既得的地位让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那就错了。我们一丝一毫也不会让的”，但是手段可以变的。所以在所有制、意识形态和权力这三者的排序中，权力是最高目的，是最关键的，其他二者为了保证后者的情况下是可以灵活变通的。
正因为新经济政策的主张最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其他社会主义派别提出来的，1920年底以来工农已经明确无误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此时党内的人都心知肚明，如果允许苏维埃自由选举，可以肯定，他们全要都被赶下台。显然其他派别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主意可以借用，但是他们的肉身必须消灭。因此俄共十大宣布“D禁”与新经济政策是同时的。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际就列宁就告诉党内，这只不过是保卫政权“绕过险滩的一种应变措施”，虽然它在理论上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与马克思的原理相抵触，但是这种迂回策略可以为我们赢得时间。他们的着眼点在于谁控制着权力。这个社会不是为“人”建立的，是为执政党建立的，在那里人的主体性被否定，所以必须“通过强制来确保人们对我们政策的遵从”。托洛茨基甚至提出了一些极端口号：什么“无情就是最高的革命人道主义”，“威慑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手段”等等。
内战结束后党内普遍对“一国社会主义”安全忧虑，“世界革命”日渐渺茫，国际安全形势严峻，“战争危险临近，因此工业化生命攸关”是全党的共识。那时形成的共识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俄国无法走完欧洲发展“经典周期”的所有阶段，只能加强国家的汲取能力，加快武装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抢夺农民，这是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必然步骤。
于是“让步政策”戛然而止，开始“大转变”时期。斯大林明确宣布，我们要通过强力把农民驱赶到集体农庄去，然后便可以随心所欲的抽取必要的资金来完成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宏伟目标，俄国必须用十年时间做好迎接战争考验的准备。
20年代初党内理论家斯米尔诺夫就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很快为苏俄理论界接受。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都认为，与资本主义抢来本钱做买卖一样，社会主义也需要这样一个积累过程。所不同的是，苏俄没有可供剥削的殖民地，需要从农民那里搞原始积累。内战时期使用“余粮征集制”强取豪夺，引起农民的大规模暴动，那么就改用剪刀差形成“暗税”来“剥削”农民。
但是“暗税剥削”农民这条路仍然走不通，农民经济自行萎缩，粮食的商品率比沙俄时期萎缩了90%，等于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这样下去国家将无从汲取，所以必须回到农奴制的老路上，限制农民流动，把“他们圈管起来”。
有人说搞“集体化”是基于防止农村的贫富分化、争取共同富裕的动因。实际上它是沿着粮食收购危机——统购统销——集体管制这样的路径而展开的。既然斯托雷平的路不能走，快速工业化和战争的压力紧迫，靠剪刀差剥削农民也不行，可以说集体化的大转变在所难免。用斯大林的话说，既已割了脑袋，还用得着怜惜头发吗？
后来斯大林曾对丘吉尔承认集体化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他说：“集体化是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他举起双手说，“一千万（农民），太可怕了。集体化的斗争持续了四年，但对俄国来说，它是绝对必要的”。
中国学术界曾有人认为，布哈林是较“亲农”的，他不主张都农民下手太狠，所以遭到了斯大林的清算。其实这不过是5和10的差别。布哈林的局限是明显的，第一在理论层面，关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布哈林基本上是用“一个规律论”、“平衡论”、“让步论”这些措施来规避二者之间的非兼容性问题，这样他就不可能解决指令性计划机制下与局部市场化的冲突，而且在这二者的夹攻之中难以坚持“平衡”。
第二，在操作层面上，他并没有提出取代“原始积累论“其他可行方案。只限于批评它不能操之过急，而只要没有替代方案，在当时大家一致认可的形势下，加快工业化，强化原始积累就在所难免。布哈林甚至不能正面回答，“加快工业化与向农民让步”哪个更重要。第三，分裂党的这把答摩克利斯之剑是悬在布哈林头上的威慑，也是最容易打垮他的关键一击。
现在的人们都谴责斯大林，这实际上是一种浅层的百姓意识的“恶人论”。没有人想到，从颠覆立-宪会议的那一刻起，从逮捕、枪毙其他社会主义的派别的那一刻起，这个悲剧就注定了，不到斯大林的“铁血政治”肃杀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不到他的自然退出是不会停止的。
新经济政策不是来自列宁
新经济政策和小岗村农民按手印有些相似之处，是农民强烈的自发愿望，加之当时尚存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其他社会主义派别不断呼吁下，迫使列宁从“掌权者”的角度，使用“更多的旧东西”来进行的一种“不愉快”的“暂时退却”。
孟什维克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就像他的帝国主义论中的核心部分——金融垄断来自希法廷，土地纲领是从社会革命党那里“借”来的一样，反映了列宁一贯灵活的“根本改变”，他一生中这样的大转折已有多次，但是毕竟能够首肯别人的主张也恰恰说明列宁懂得“审时度势”的。这里要留的伏笔是“被动”的“退却”逻辑结果是为了再次“进攻”。
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1月，在托洛茨基与列宁的来往信函中可以看出，这段时间里，关于乌克兰的情况都是托洛茨基向莫斯科报警，要求放宽对农民的政策。“余粮收集制”从农民嘴里抢粮，导致播种面积骤减，只有不到原来的25%。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1919年12月16日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从战争转向和平的整套经济过渡的建议》其核心思想是“工人军事化”，通过强化控制全国的经济资源。
托洛茨基认为，在军事共产主义和实行粮食税这两条行动路线中间只能择其一，既然“改善生活的诺言不能吸引工人，必须向征召战士一样把工人征召到工厂去，必须在工厂发动一场新的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军事人民委员会要承担劳动人民委员会的职能。”言下之意要把军队“强制化”的螺旋推进器普及到整个社会。
列宁全力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1919年12月27日便由托氏主持成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但是一批老党员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不相信凭军事命令能使经济的车轮运转，把托洛茨基称为“新的阿拉克切耶夫（沙皇“警察专制”和反动政策的推行者）”，一个工人国家充当把自己工人阶级的抓丁队是错误的。
使托洛茨基思想发生转变的是，1919年2月8日他在参谋的陪同下前往乌拉尔对劳动军进行视察时暴风雪使他乘坐的列车出轨，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列车在雪堆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无人理睬。托洛茨基愤怒之极，命令军事法庭开庭审判那些拒不执行命令者，但也使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他意识到，革命暴力的弦已拉到了极点，它所能拉动的力量已经枯竭见底了，必须采取其他的补救办法——“以防守代替进攻”。
这种主张一开始遇到了最高层的很大抵触。1920年1月全俄第三次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会议由米·亚·拉林提出实行比余粮收集制低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获得。为此他丢掉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党内还是有博弈的，加米涅夫、李可夫就反对粮食专政。1920年3月，托洛茨基向中央提议改变对农民的政策，在富裕地区“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而在中部省份加大强制手段，两者并行，双管齐下才能摆脱困境。他的建议遭到列宁的极力反对，并以11：4被否决。
托氏被告知，党要把全部经济抓到手里，要向有组织、有控制力的经济形式迈进，决不会后退。后来在1921年的十大上，托洛茨基就指责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延迟了一两年之后才开始新经济政策，就是源于当时他在党内最早提出过“让步政策”的人。
托之所以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一是因为孟什维克大声疾呼要改变现行的粮食政策，托不愿作孟什维克的尾巴，二是因为他骨子里和列宁一样，认为靠强制推行单一计划体制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在1920年3月党的九大上他又回到了劳动军事化问题上，强调把“开小差的工人”组成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他说，“强制劳动、严密劳动组织和是劳动军事化都不只是紧急措施，工人国家按常规有权强制任何公民在国家选定的地方完成任何工作。
1920年6月，哈尔科夫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科尔恰什金给中央寄去一封长达20页的信，信中说：“革命已经走的太远，必须改变现状，向农民让步，用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非暴力手段是吸引农民的最有效办法”。省县的地方工作者对“莫斯科派来的巧取豪夺掠夺农民”开始进行不露声色地抵制。
同时期坦波夫苏维埃机关发生的“内乱”，省委员会坚决要求把征粮队的领导人调离，肃反机关认为这是“富农倾向”、是叛乱，逮捕了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四名工作人员，导致该地区的整个工作瘫痪，播种面积比战前减少了9/10。
1920年6月在全俄第二次粮食会议上，库班的粮食人民委员普里戈仁要求实行百分比的粮食税，卡马河流域的粮食人民委员伊久莫夫要求尽早宣布征税粮食的份额，结果只有会议主席一人同意加强“粮食专政”。6月中旬俄共中央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各地的代表都提出必须用税收代替余粮收集制，否则农民没有活路会铤而走险的。
这时斯摩棱斯克的“最低限度的经济政策模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孟什维克雅库波维奇担任省粮食人民委员在夏收以前就告知农民征粮额，并许诺绝不多收。结果从9月1日到10月1日，“交粮运动”完全是靠“自流方式”完成了。肃反委员会在给列宁的报告是这样说的：“该省农民对苏维埃态度的改变，是原于粮食政策的改变”。那些逃避兵役的农民竟然直截了当地宣称：“只要宣布贸易自由，我们就去服役。”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列宁放弃过去的立场，1920年9月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答复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时说：必须“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国家才会恢复工业，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而这时布哈林在他《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说，“无产阶级”对所有农民采取的“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
一直到1920年12月苏维埃第八次会议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提案，列宁针对下诺夫格罗德的省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汉诺夫的发言说：“在汉诺夫同志的提案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和实事求是的东西。”列宁对这时已流行的呼吁“自由贸易”发表看法说：如果你们的要求得到批准，“用不了两年，我们将不得在进行一场革命来反对新生的资本家”。
1920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八大上，孟什维克与社革党的代表集中谈论必须修改现行的粮食政策，他们建议制定一种新的策略，使农民把在义务交售以后剩余的粮食用来自由交换和出售。1921年1月内战结束后大批军队复员，农民中的军事对抗获得补充，反布党的农民起义再度升温，形势骤然紧张。
1921年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为严重。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刚刚参加完苏波战争又镇压了波罗的海水兵起义的图哈切夫斯基，又被任命为“唐波夫剿匪集团军司令”，调动了27个步兵师镇压农民暴动，不少出身于农家的红军官兵不忍这样屠杀乡亲，因此发生了多起哗变。
如1920年7月，红军第21师的师长萨波日科夫率部反对“征粮队”，他们在萨拉托省建立了一个“真理红军”，主要口号是“打倒余粮收集制”，“自由贸易万岁！”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
列宁的思想这时开始发生变化，到1921年2月8日，关于新经济政策思想的首次纪录出现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上，它是这样记录的：可以“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
但这只是一个策略，就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全俄肃反委员会下达给个基层单位的一系列绝密文件中，仍然完全是把它作为对敌斗争的策略手段来看待的。“国家面临一场的危险，资产阶级正在向我们逼近，所有的敌对集团都认为这是国家对生产力必不可少的让步”。
他们还在内部文件中说，“由于苏维埃政权已不堪一击，很多人又在见风使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砖政机关，必须完善情报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广泛的组织机构，新的形势首先会被反党阴谋家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的同志不要过分热情，要从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眼光来观察每一个经济现象。为此，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倍监督、稽查，做好秘密情报工作，从受到本命令的即日起（9月15日）一个月内，向肃反委员会经济管理局提交这方面的计划和工作进程。为下一步重拳出击做准备。”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列宁也多次提到“退却要有底线，要有限度，要有秩序。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上，他明确宣告：“由我们开始的退却，已经可以停止了，够了，——退却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是重新部署力量发起反攻的时候了，该是我们的阶级敌人退却了”。
可见列宁从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列宁自己也承认，“我们本来想扭转历史的方向，而结果是我们自己扭转了方向。”他在1922年11月20日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时毫不含糊地说：在未来几年中“新经济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从列宁去世到1925年，这个“蝌蚪”的小尾巴终于缩回去变成了句号。1929年的“大转变”可以说是与列宁的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认为新经济政策的路可以一直走下去，其实不过是人们一种良好愿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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