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忽必烈：汉化与反汉化
张明扬
1251年6月，36岁的忽必烈收到了一个足以改变他政治命运的消息：大哥蒙哥登基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作为蒙哥同父同母的四弟，忽必烈很快就被付以重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从此，忽必烈的命运就与汉人、汉地和汉文明纠缠不清，直至开创了大元帝国。
开府风波
忽必烈是一个很喜欢“养士”的人，很有点唐太宗即位前苦心经营“秦王府”的意思。成为汉地事务的总负责人之后，忽必烈“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谋臣侍从集团，仅可考的就有6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
尽管“金莲川幕府”的人员构成十分多元，但其中相对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汉族儒生和士大夫群体，刘秉忠、姚枢、许衡、郝经和赵璧这些“潜邸旧臣”日后哪个不是元初响当当的名臣。
正是在开府金莲川期间，忽必烈获得了“信用儒术”、“行汉法”和“以夏变夷”此类带有浓重汉化色彩的“敏感”标签。宪宗二年（1252年），大儒元好问和张德辉北觐，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丝毫没有犹豫地笑纳了。
可以说，在此时的北方汉族士大夫眼中，忽必烈简直是那野蛮狂暴的蒙古帝国中唯一的“希望之光”，是蒙古宗王中对汉文明最了解且最有同情心的一位。士大夫们幻想着，如果蒙古人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是忽必烈做中国之主？正如李治安先生在《忽必烈传》中所说，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制度，并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良好开端”。
但是，当这种有意无意的“汉化色彩”为忽必烈在中原士大夫和军阀集团（自金帝国时代沿袭而来的汉地世侯）那里，收获了巨大的政治支持和事实上的政治联盟的同时，却也深深得罪了蒙古的“草原本位主义者”。
蒙哥或许不算是一个深度的“草原本位主义者”，但他对忽必烈的“亲汉”倾向至少是不以为然的，在身边那些守旧势力的鼓动下，他几乎对弟弟动了杀心，让忽必烈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当然，蒙哥对忽必烈的不满也未必是纯然出于意识形态和政见不合，忽必烈在汉地赢得的那种“天下归心”式的巨大威望，让这位有雄才的蒙古大汗无法不产生猜忌之心。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汉族士大夫越表现出对忽必烈的“爱戴”，则越让忽必烈身处险境。
宪宗七年（1257年），蒙哥派亲信大臣阿蓝答尔，南下“钩考”忽必烈属地的财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审计来了。阿蓝答尔一出手就把忽必烈搞得无比狼狈，王府的亲信在这场被称作“阿蓝答钩考”的政治大整肃中几乎被一锅端掉，光被折磨而死的据说就有二十多人。忽必烈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在大汗的无上权力面前，自己在汉地所谓的滔天权势简直不堪一击。
这时候，忽必烈的汉人谋臣姚枢站了出来，劝说忽必烈不要硬抗，不要去过多计较，解铃还需系铃人，应该亲自返回蒙古汗庭哈拉和林，在大汗面前表明心迹，以示自己的忠诚与无辜。忽必烈依计回到汗廷，据说向蒙哥敬酒时两兄弟相对而泣，蒙哥甚至不让忽必烈再去辩白什么，就下令撤销“钩考局”，主动结束了这场政治风波。
对于此次风波的结束，兄弟情深固然是有的，但也可以说，忽必烈此时本就没有什么异心，他的坦诚相待主动觐见消除了蒙哥的猜疑。当然，你还可以说，蒙哥代表拖雷一系夺得了汗位，在蒙古帝国内部本就杯葛不断，为了巩固汗位，蒙哥也很需要重用同为拖雷系的四弟忽必烈，才能压制窝阔台系等派系的挑战，与忽必烈彻底决裂并不符合蒙哥的政治利益，有限度的敲打敲打可能本就是一开始的政治算计。
姚枢此策可以说是釜底抽薪，是典型的汉人式政治智慧，或许在这一刻，忽必烈也真正感受到了汉人政治谋略的“博大精深”，尽管，这次风波就是由他“亲汉”而起。但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姚枢的建言，忽必烈万一与蒙哥撕破脸，性命之危或不至于，但日后很可能就没有建元登基的荣耀了。
北上夺位
如果说蒙哥的即位为同为拖雷系的忽必烈打开了充满想象力的上升空间，算是忽必烈政治生涯第一次重大机遇的话，那么，蒙哥于1259年7月在四川钓鱼城的猝然去世，则算得上忽必烈的第二次重大机遇。
毕竟，蒙哥之死，不仅为忽必烈搬去了压在他头上且嫌隙已生的一代雄主，更重要的是，让忽必烈成为了下一任大汗的热门人选。
蒙哥去世时，忽必烈正在鄂州前线与宋军作战，虽然此时的正确选择是立即退兵，北上与七弟阿里不哥争位，但一心求战功的忽必烈还是有些不甘心，放话“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此时，就如前次姚枢在“阿蓝答钩考”中的角色一样，又是一位金莲川幕府的儒臣在关键时刻点醒了陷入执念的忽必烈，日后因为被贾似道囚禁16年而闻名的郝经专门写了一篇《班师议》，直言忽必烈应“以退为进”，“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当然，忽必烈的退兵，在客观上也成就了贾似道的“抗蒙大功”。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抢先登基，成为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
而按照蒙古的旧俗，大汗应该在漠北召开的忽里台大会上由蒙古贵族们推选而出，至少这也是一个必须走的形式。而忽必烈的自行称帝显然背离了蒙古的既有规矩，更何况，忽必烈甚至没有回漠北的蒙古本部走这套合法性程序，而是选择了开平这座位于草原与农耕农牧交错带，“亦蒙亦汉”的新城登基。
甚至连即位的各种仪式，忽必烈也选择了“汉化”。在即位诏书中，他自称为“朕”，称哥哥元宪宗蒙哥为“先皇”；即位一个多月后，忽必烈又效法中原王朝建元“中统”，要知道，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位大汗，都没有使用年号，甚至年号也弥漫着浓浓的汉人正统味，所谓“中统”，就是“中华开统”，就是中央王朝的正统。
11年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帝国正式纳入了汉族中原王朝的序列。
在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甚至牧民们看来，不按规矩来的忽必烈已然背叛了淳朴的蒙古旧俗，沉迷于汉人的那一套假模假式而不能自拔，只有“蒙古本位主义者”阿里不哥才是蒙古大汗的不二人选，才配得上草原的拥戴。
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忽必烈在开平的的自行登基未必单纯是他的个人意愿，而是受打了汉族士大夫的极力推动所致。在汉族士大夫眼中，如果敌视汉文明的阿里不哥即位，将是汉人和汉文明的灭顶之灾，只有“亲汉”的忽必烈即位，才能阻止这一恐怖前景的发生，因此，汉人不仅要极力推动忽必烈参与夺位，还要尽全力帮助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
甚至可以这么理解，忽必烈和阿里不哥这两位兄弟之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演化为了“亲汉派”和“蒙古本位主义派”这两大集团的大决战，是决定了蒙古帝国向何处去的命运和路线之战。
无论汉族士大夫对忽必烈的“亲汉”立场是否作了一厢情愿的过度解读，在之后的大战中，汉族士大夫连同汉地世侯的确为忽必烈的战争效了犬马之劳。尽管阿里不哥的最大优势是得到了蒙古本土的人力支持和资源支持，单论蒙古骑兵的话相对忽必烈而言具有某种军事优势，但忽必烈的比较优势在于，他的麾下既有蒙古军队的武勇，又得到了汉地巨大的人力支持和经济支持，可以说，忽必烈的军队是一支多民族构成的多元军队，又拥有着远超蒙古本土的经济实力，在真实战场的对决上，忽必烈军具有打赢战争特别是长期战争的实力保证。
而战争的进程也果不其然，经过四年的鏖战，至元元年（1264年）七月，忽必烈最终彻底击败了阿里不哥。正如李治安先生所说，其间尽管战场胜败互现，但汉地的人力物力支持成为了忽必烈的一张”王牌“，确保了忽必烈可以不计一时成败，连续持久作战，直至最后胜利。
事实上，阿里不哥的失败不单纯是战场上的失败，打到战争后期，阿里不哥军已是连粮饷供应都保证不了，真正是打成了破落户，最后不得不亲自以蒙古传统的罪人仪式到忽必烈军请降。
经过与阿里不哥一战，蒙古的本土派实力元气大伤，短期内再也无法构成对忽必烈的实质威胁。此时，一些汉人士大夫或许正在畅想，忽必烈可以真正放开手脚，大胆推行全盘汉化，“以夏变夷”，像改造金帝国一样，将蒙古帝国改造为又一个中原王朝。
李璮之乱
但忽必烈让汉族士大夫们失望了，历史的转折或许就是因为一桩偶然事件。
1262年（中统三年）二月初，自父亲李全开始就作为世侯盘踞山东的李璮突然起兵反元，让正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忽必烈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中。
不过忽必烈的“平叛“进程倒是顺利得出奇，李璮起兵时气势汹汹，南边向南宋称臣请求援军，北边积极联系其他汉地世侯力图组成反元联军，但一打起来， 仅用了半年，李璮就全军溃败，自己在济南大明湖投水自尽，还因水浅未死被援军活捉。
但试想，如果其他汉地世侯确如李璮所设想的那样联动起兵，忽必烈可能就真的危险了。汉地世侯们没有参加叛乱，反而积极出兵征讨李璮，究其原因，固然有实力对比的权衡计算，但他们将亲近汉人与汉文明的忽必烈视作“自己人”，缺乏反抗异族的动力，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一点而言，忽必烈也算是求仁得仁，因为自己的“亲汉”而得到了“福报”。
但是，忽必烈却没有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下去，他有着自己的逻辑，将李璮的反叛视作自己“亲汉”的恩将仇报，对在一系列战争中大力支持过他的汉地世侯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以至于准备除之而后快。
在平叛后不久，忽必烈就下令罢黜有如一个个小诸侯的世侯制度，不仅废除了封地改为中央直辖，而且令世侯们交出原先统率的“私家军队”，从根本上消弭了下一个李璮的出现，一手平定李璮之乱的史天泽被当作了典型首先开刀，史家子弟一天内有17人被解除了兵权。但好在，忽必烈并没有斩尽杀绝的意思，在世侯们交出兵权和土地之后，就不再追究下去，忽必烈甚至表现得比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还要大度，像史天泽和张柔张弘范父子这些人，日后仍然得到了重用，封侯拜相，指挥崖山灭宋之战的张弘范，死后甚至得到了封王的殊荣。
如果说李璮之叛让忽必烈对汉地世侯信任全失的话，那么，文臣王文统的参与反叛则让忽必烈与自己一路携手走来，甚至构成了某种政治同盟性质的士大夫集团之间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裂痕。关键是，王文统曾深受忽必烈信任，几年之间就做到了几乎相当于宰相的高位（平章政事），总管内外百司的政务。
忽必烈在诛杀王文统前曾对他说：“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像这样一个重臣竟然参与反叛，对忽必烈心理冲击可想而知，认为他“负国恩而谋大逆，死有余辜”，甚至由恨极王文统而扩大到愤恨整个士大夫儒臣集团，也并不奇怪，毕竟，王文统算是文臣之首了。
在征伐阿里不哥与平定李璮之乱这两场几乎发生在同一时刻的战事之后，忽必烈的“亲汉”倾向发生了重大转折。若将这两场战事合在一起看，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忽必烈在主观上受到李璮和王文统的反叛刺激以外，忽必烈之所以放弃“过度”亲汉路线，与打赢阿里不哥之后，亟须安抚蒙古本部的“草原本位主义者”有关。毕竟，来自蒙古草原对他的支持才代表了这位蒙古大汗的真正合法性来源，失去了蒙古草原的支持，忽必烈的蒙古大汗之位也就名存实亡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放弃“过度”亲汉，也是一种做给蒙古草原看的政治姿态：我忽必烈最终还是咱们蒙古人自己的大汗。
如果再腹黑一点想下去，忽必烈的一开始的“亲汉”固然有个人偏好和眼界的原因，但其间未必没有他想收复汉地人心，挟汉地的人力物力自重，进而争夺蒙古大汗的政治考量。一旦坐稳蒙古大汗的位置，汉地对忽必烈的政治价值也就相对降低了，无非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经典逻辑，此时，忽必烈必然会转而表现出对蒙古本部和蒙古价值观的高度认同，收复同族人心，实现黄金家族和蒙古人内部的大和解。
以这个逻辑而言，击败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的政治转向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李璮之乱作为一个意外，可能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和力度，以及让忽必烈的转向变得更加大公至正顺理成章，得以将其间兔死狗烹的无情政治逻辑深深隐藏起来而已。
阿合马之死
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对汉人士大夫集团由充分信任转向了戒备防范。不过，蒙元治理汉地仍然少不了士大夫的参与，马上得天下的蒙古人也干不来政务的事，此时，忽必烈想到了蒙古人的“老朋友”：色目人。
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在汉地设立了十路宣慰司，16名官员中，蒙古人与色目人多达9人，占总数的56.3%，相当于此前水平的近3倍。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又下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例”。意思很简单，地方官员的选派上，汉人不能充任一把手。
色目人和蒙古人一样，在汉地都是占少数地位的外来者，两者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更何况，多数色目人都是蒙古贵族的仆从和奴隶，对蒙元政权在利益上是休戚与共，无需怀疑他们的忠诚，置于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对汉人士大夫的忠诚产生了怀疑的背景下，色目人在政治上得势简直是必然的。
但色目人还有一点常常容易被忽视的“优点”，就是多为商人出身的他们善于理财，这使得他们几乎把持了蒙元政权从上到下的各大理财岗位。而相对而言，汉族士大夫不仅普遍缺乏理财的经验，而且本就深受义利之争的影响，在前代王安石变法和新党已然臭名昭著的情况下，汉族士大夫对“理财”和打着广开财源名义的“敛财”更是保持着天然的距离感。
而问题的关键是，说忽必烈雄才大略也好，穷兵黩武也好，这位大汗总归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主子，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花钱如流水，这就决定了，无论忽必烈是否仍然亲近汉臣，只要汉族士大夫集团不擅长甚至抵制各种理财敛财，眼巴巴等钱花的忽必烈在政务上必然会和汉族士大夫保持距离甚至边缘化他们，必然会重用聚敛有术的色目人。说到底，理财是忽必烈和蒙元朝廷的刚需，而汉人的儒学则过于高远和不实用，你孔子哪怕说得再有道理就能变出钱来？
这就是色目人阿合马登上政坛继而青云直上，得宠于忽必烈专权二十年“不得不”的大背景。
正是在1262年李璮之乱后，阿合马开始逐步接管王文统被杀后空缺出来的理财大权。在阿合马掌握理财大权的20年间，无论他如何弄权擅权，素有识人之明的忽必始终不闻不问甚至有放纵其权倾朝野的嫌疑，究其根本，不过是如上所说的，求钱若渴的忽必烈身边，不能有没有阿合马这样的聚敛高手，忽必烈离不开钱，也就必然离不开阿合马。
而出于儒家的耻于言利不与民争利的理论导向，汉人士大夫集团也必然会与阿合马产生剧烈的冲突，并且此种冲突未必全然是因为阿合马如何弄权，与汉族士大夫发生了权力之争，我们有理由怀疑弄权这一点在史书上被渲染被放大过，而更是因为阿合马的聚敛在理论基础上就与儒家理论水火难容。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长时间的政治争斗中，阿合马始终居于上风，圣眷不衰，反而是将许衡这样的“潜邸旧臣”斗出了朝廷中枢，许衡与忽必烈不可谓君臣相遇不深，但终究就是因为“忽必烈离不开阿合马”，从而黯然出局。此时，旧情并不重要，好恶也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钱。
汉人士大夫集团与阿合马的矛盾发展到最后，眼见在朝廷内的“合法”政治斗争无法奏效，索性铤而走险，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发生了王著杀阿合马事件。
阿合马被杀之后，一开始忽必烈勃然大怒，不仅对阿合马的葬礼极尽哀荣，而且大举诛杀了王著和“同党”数百人。之后虽然当忽必烈发现阿合马有悖主之举后，又将阿合马剖棺戮尸，但这只能说明忽必烈抛弃了阿合马，以及其中不无借阿合马尸体安抚汉族士大夫集团的意思，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忽必烈抛弃了“理财派”官僚。阿合马被杀后仅5年，另一个色目人，另一个理财高手桑哥又粉墨登场。
忽必烈或许离得了阿合马，但他绝离不开“理财派”。无论士大夫集团对此如何不满，终究无力回天。这就好比在忽必烈在击败阿里不哥前，无论时局如何，也不改对汉族士大夫集团的倚重。
时也势也。
真金之死
权倾朝野的阿合马被杀得如此之易，原因之一是王著他们不仅假借了平素憎恶阿合马的太子真金的名义，还拉了一个伪装的“假太子”在一旁迷惑震慑阿合马，如《元史》中说，“阿合马所忌惮者，独太子尔”。
太子真金，是一颗儒家下的蛋，年轻时便接受了系统了汉式儒家教育。如《忽必烈传》所说，“太子真金学儒读经较多，对汉法的认同与接受，明显超过乃父忽必烈”。
甚至真金的立储，本身就是“汉化”的结果。蒙古传统的汗位继承制是忽里台大会推举制，自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汉臣们就纷纷建议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皇位继承。忽必烈最终又一次打破了蒙古旧俗，出于自利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下诏立真金为皇太子。
颇具阴谋论地说，当士大夫集团发现忽必烈“改弦易辙”，对汉人汉法的热情远不如过去之时，他们的注意力就逐步转移到真金身上，希望通过对真金的全套正统儒学教育以及耳濡目染，在下一代君王身上实现 “和平演变”蒙元政权，将其彻底改造为一个汉化政权的目标。掌握了教育权的士大夫集团越是发现忽必烈的政见与汉法渐行渐远，就越有动力在太子教育上“纠偏”，将真金打造为一个比忽必烈更接近“汉化”的蒙古人。
可以说，士大夫集团曾经无限接近了他们的目标。在士大夫集团与阿合马的长期冲突中，真金始终站在色目理财派的对立面，公开支持汉法派。在士大夫集团的重臣们逐渐被阿合马排挤出中枢的逆境中，如《忽必烈传》所说，“太子真金又成了唯一可以和阿合马抗衡的汉法派领袖人物”。
真金曾有过一段批评“理财派”的经典语录，言语之间与汉族士大夫已无任何区别，“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
时间本站在士大夫集团这一边，只要他们足够耐心，等到忽必烈驾崩的那一天，他们很可能就可以依靠新帝真金实现汉化蒙元政权的宏图。
但问题是，士大夫集团过于操切了，心急之下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某位汉人御史竟然上书要求年届七十的忽必烈禅位，“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对于权欲仍盛的忽必烈而言，这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尽管起初为之震怒的忽必烈在权衡之下，最后“大度”决定对此事不了了之，但43岁的真金却在惊惧之下猝然谢世。
真金一死，士大夫集团寄予厚望的汉化改革梦也由此希望破灭，汉法派在朝廷中枢也由此丧失了最后的支持力量。
可以说，士大夫集团和汉化派既输掉了当下，也输掉了未来。
“内蒙外汉”
公允地说，忽必烈从未彻底抛弃过汉法。法国学者格鲁塞早在1939年的《草原帝国》中就提出忽必烈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二元政策”。
这种“二元政策”，我们说是“内蒙外汉”也好，“内北国而外中国“也好，李治安先生在《忽必烈传》中说的可能更为贴切，“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编织政治文化的蒙汉杂糅之梦”。从本质上，忽必烈既是“承袭草传统的蒙古帝国第五位大汗”，“又是作为中原王朝系列的元王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他不得不在游走于“二元政策”之间。
《元史》为忽必烈努力营造的那个汉化帝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儒家士大夫的编著者自身的心理投射，未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甚至忽必烈前期和后期的政治倾向转换可能也被夸大了，忽必烈可能一直都是那个“内蒙外汉”蒙古人，他最珍视的角色可能更是蒙古大汗，而不是中原王朝皇帝。
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忽必烈也深知汉法和士大夫集团对于统治汉地的极端重要性，他可能从来对“汉法”中那些过于高远的说法不屑一顾，但又对有实操价值的汉法礼敬有加。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试图在“汉法”与“蒙古旧俗”之间找一个最佳平衡点，当情境与时势发生改变时，他又一次次身段柔软地重新定位那个平衡点，但是，说这一切的前提是，他始终是一个蒙古人，甚至连汉语都不太会说的蒙古人。
但最讽刺的是，无论忽必烈多么珍视蒙古大汗的荣耀，从他定都中原建立元帝国开始，蒙古帝国与大汗的身份已名存实亡，有时连名义上的宗主权都不被承认。正如萧启庆先生在《内北国而外中国》一书中所说，“各地蒙古政权皆已地方化，无法共同拥戴一个远在天边，难以认同的大汗”。
无论忽必烈想还是不想，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中国皇帝，而不是他梦想中的那个作为帝国共主的蒙古大汗。这也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悲喜剧吧。
延伸阅读：
《忽必烈传》李治安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忽必烈的挑战》［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版
《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日］杉山正明著，孙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内北国而外中国》（上下）萧启庆著，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史卫民著，三联书店，1994年10月版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德］傅海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
Place your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