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逃向成都：杜甫的入川之路
聂作平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22日《南方周末》）
48岁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他从低级官员沦为社会底层的一员；这一年，他乞食秦州、同谷，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中。也是这一年，诗圣对于他本人的命运和他的时代，有了切肤而恒久的觉悟。
一个陌生人的来信改变了杜甫的后半生。
其时，杜甫48岁。说是后半生，其实，已进入生命的最后11年。
那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时值初冬，杜甫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三个多月前，立秋次日，杜甫写了一首五律，题为《立秋后题》。在伤感光阴易逝，人生倏忽之余，杜甫还透露了他在那些内外孤苦的日子里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换一种活法。
准确地说，他打算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这个令他既感愤怒更感绝望的职务。如同《诗经·硕鼠》里那群伐檀的奴隶们唱出的心声一样，杜甫也要“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杜甫想象中的乐土，就是秦州。
孰料，大道多岐，世事难卜。仅仅三个月后，杜甫却急急忙忙地离开秦州前往同谷。在同谷仅一个月，又不得不在严寒的冬日起程，赶赴成都。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入川路上，饥饿、寒冷、屈辱、悲伤、绝望……它们如同一条条黑色的小蛇，噬咬着两鬓飞霜，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诗圣……
从华州到秦州
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用他们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他们的肖像。这肖像，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比如李白，他的作品让我认定他一定骨格清奇，举止飘逸。至于杜甫，他那一系列忧国忧民的作品和抑郁沉雄的诗风，让我一直以为他如同成都杜甫草堂里叶毓山先生雕刻的铜像：清瘦，忧郁，似乎每一道皱纹里都潜伏着过多的风霜与困苦。如是，在读欧阳修的《新唐书·杜甫传》时，发现他对杜甫的评价竟是“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未免有几分惊讶。
仔细思量，却不得不同意欧阳修的高屋建瓴。因为，小官员家庭出身的杜甫，尽管本质上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却自幼就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政治理想。这理想的四处碰壁和他本人的不容于时，都让他显得有几分迂阔和不合时宜。
十余年前，我在开封城外一片零乱破旧的民居间，找到了一个叫作吹台的地方。那是开封城墙东南部一座不起眼的土台，因春秋时大音乐家师旷在此吹奏古乐而得名。吹台上，有一座小小的三贤祠。祠里，安放着三尊塑像，那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三位唐代大诗人：李白、高适、杜甫。
吹台见证了杜甫意气风发的激情岁月。那还是号称盛世的天宝年间，32岁的杜甫，40岁的高适和43岁的李白订交于开封，他们“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那时，年轻的杜甫相信，依凭他的才华、气略和胆识，他必将有一个灿烂前程。
几年后，为了想象中的灿烂前程，杜甫来到首都长安，参加了唐玄宗下旨举行的科举考试。然而，主持考试的李林甫却以野无遗贤为名，一个也没录取。杜甫在诗里记录此事说：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皇上渴求人才，我也有为国做事的心愿，却只能像鹏鸟那样折翅，像跃龙门的鲤鱼那样到处碰壁。
那以后，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以期实现政治理想，原本高傲的杜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放低身段，以诗文干谒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举荐。
理想高蹈入云，现实呼啸坠地。754年，杜甫上《三大礼赋》后，朝廷授予他从九品下的河西尉，与其说任用，不如说敷衍。这个卑微的、必须直接欺压底层百姓的职务，杜甫拒绝接受。这是一个重要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和他的朋友高适的不同：高适也痛恨出任县尉，并写下了“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诗句，但恨归恨，他到底还是赴任了。这种往好里说叫能屈能伸，往坏里说叫得过且过的性格，显然要比杜甫的固执更合时宜。后来高适飞黄腾达，成为唐代诗人中仕途最得意的人，又一次证明了性格即命运的道理。
次年，朝廷改授杜甫为同属芝麻官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只得委屈地接受。回忆这段经历时，原本自负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无比辛酸地总结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往四川，唐肃宗即位。杜甫闻讯，舍妻抛子，间道前往行在凤翔。大约是被他的忠诚所打动，唐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这也是后世称杜甫为杜拾遗的由来。
左拾遗级别为从八品上，比兵曹参军高不了多少。但是，拾遗属于谏诤官，相当于现代的纪检干部，负有向皇帝进谏的责任。级别虽低，却因接近中枢而前途远大。
这大概是杜甫离他的政治理想最近的时候了。然而，不久，宰相房琯在平叛中兵败，唐肃宗将其免职，杜甫站出来为房琯说话。“帝怒，诏三司杂问”。幸好，另一位宰相张镐说，“甫若抵罪，绝言者路。”杜甫才侥幸没有下狱，而是于次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皇上身边赶到华州（今渭南）做一个管理户政、田宅和杂徭的地方佐官。
钢铁就是这样没炼成的。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杜甫回了一趟他的老家河南。沿途所至，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既悲且痛的杜甫写下了他最具现实主义光辉的“三吏”与“三别”。
此时，长安虽已收复，安史之乱却还在继续，大唐早已不复开元盛世的繁荣。至于杜甫，他年近半百，体弱多病（40岁后，杜甫即患风疾。这是一种心血管问题引起的眩晕、痉挛、肢体麻木甚至半身不遂的重病）。更重要的是，他对仕途已然绝望。他渐渐明白，今生今世，致君尧舜的理想压根儿就是一个笑话。
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想找一个平静的地方归隐，在耕读中了此残生。
理想的归隐之地在哪里呢？杜甫想到了长安以西的秦州。
就像朱东润先生说的那样：“杜甫对于围城的生活是有所认识的，何况大乱之中的佐贰官更是一饱不易呢？因此他决定挂冠出走。走向哪里呢？向东是中原大战的战场，当然去不得。向南是襄阳的大道，也不够安全。向北的危险不多，但是正是回纥出兵来往的大道，‘田家正恐惧，麦倒桑枝折’，也不够妥当。”
既然东、南、北三个方向都去不得，那就只有向西一个选项了。
今天，从西安到天水，不过300公里路途。汽车3小时，高铁只需100分钟。但在杜甫的农耕时代，至少要跋涉十几天。再加上高大的陇山屏藩其间，当关中和中原兵火弥漫时，秦州却是一块富足而宁静的土地。
当然，更重要的是，秦州还有亲朋。
朋友即赞公和尚，亲人即侄儿杜佑。
于是，杜甫匆匆赶往秦州。
发源于鸟鼠山的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东柯河则是渭河众多支流中名不见经传的一条。在麦积区东柯河注入渭河附近，我驱车溯流而上。车行约10公里，便是三国时的战略要地街亭。在街亭，众多遗迹以杜甫之名而存在：草堂、诗圣阁，还有据说杜甫亲手栽种的古槐。
原来，杜甫的侄儿杜佑就住在这里，这也是杜甫在秦州暂住过的地方之一，唐时叫东柯谷。杜甫眼里，东柯谷无疑是一个风景殊胜的宜居之地，他一再在诗中写到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东柯河畔的小村庄：“东柯好岩谷，不与众峰同。”“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
当地朋友告诉我，为了纪念杜甫在东柯的短暂居留，这里曾建有全国最早的草堂之一，惜乎已毁。草堂遗址旁，后来建起一所子美小学。一眼原名白水涧的泉水，更名为子美泉。
对杜甫来说，秦州三个月，确实让他难得的舒心、安宁。一个证据是，九十来天里，他写了97首诗，一天一首还多。
然而，3个月后，他却打算离开秦州。
对他离开的原因，千百年来有各种揣测。其实，最真实最深刻，也最让人尴尬的原因只有一个：贫穷。
随杜甫前往秦州的，除夫人外，尚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和弟弟杜占，以及家人杜安。一家数口，坐吃山空，何况杜甫本身宦囊不丰。至于他原想依靠的侄儿杜佑以及旧交赞公和尚，再加上到秦州后新结交的隐士阮昉等人，他们除了给杜甫送些菜蔬瓜果外，也没有能力进行更大的救济。杜甫忧心忡忡地写道：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鲁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就在忧贫畏老之际，一个陌生人突然来信了。杜甫没有记下陌生人的名字，只是在诗里称他佳主人：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
这个神秘的佳主人到底是谁，历来有多种说法。总而言之，他是杜甫的超级粉丝，虽然素未谋面，却热情地邀请杜甫去他所在的同谷。
杜甫欣喜若狂，甚至迫切得连夜就要出发。
前往同谷的路
同谷就是今天的甘肃成县。
如今从天水到成县，距离还不到200公里。但这200公里，杜甫一家却走了整整一个月。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刚出发不久，拉车的马儿就在渡河时骨折了：“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
离开秦州前往同谷，是759年农历十月底，地处北方的陇右地区已经非常寒冷，山间的小河，早晚结上了一层薄冰。
1200多年后的又一个深秋，我驾车从天水市南下。在天水镇附近，我把车停下来，爬上了公路旁一座枯叶摇落的小山。极目眺望，一条又瘦又浅的河流缓缓淌过，不少地方露出补丁般的滩涂。河边，白色的芦花在风中舞动。这条河叫作西汉水，那一年，杜甫家的马儿就是在涉过它时骨折的。这个地方，杜甫在他的诗里有明确记载：铁堂峡。
铁堂峡因两岸富含铁矿，岩壁呈铁青色而得名。两列山峰平行远去，两山之间，便是西汉水。
西汉水是嘉陵江的支流，虽然本身并不宽也不长，历史上却极为重要。秦始皇的先祖就是从西汉水流域起家并一步步向东发展，最终剪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至于《诗经》里脍炙人口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诞生于西汉水。
穿过铁堂峡，顺着西汉水奔赴嘉陵江的方向而行，不到20公里——对杜甫一家来说，这20公里足以让他们奔波一整天——就是另一个曾经赫赫有名的地方：盐官。
抵达盐官前，我曾多次想象过1200多年前杜甫行经此地时，在他诗中描绘过的场景：“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搰搰，出车日连连。”
但我没看到杜甫时代汲卤煮盐的盛况。没看到煮盐的青烟，没看到被卤气熏得发白的草木，没看到汲卤的工匠和运盐的马车。我只看到一座普通的西北镇子。
盐官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和盐以及管理盐政的机构有关。盐官原名卤城，盖因这里有高浓度的卤水自地下涌出。《水经注》称它“卤水与岸齐”，出产的食盐“味与海盐同”。在甘肃诗人包苞带领下，我走进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那就是盐井祠。院内，有一口用雕栏围绕的古井。据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这里就拉开了煮卤制盐的序幕。
陇右一带，是秦国的龙兴之地。从最初秦非子为周王牧马，进而侧身诸侯之列，到最后秦一统天下，盐官的盐曾起过重要作用。
科技欠缺、交通闭塞的古代，食盐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我国的食盐资源东部有海盐，西北有湖盐，四川有井盐，但放眼关中和陇右大片区域，生产食盐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甘肃漳县，一个就是盐官。
盐官丰富的盐卤为秦人的兴旺提供了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与秦人相邻的其它方国或部落，绝大多数都不掌握食盐资源，但食盐又是生活必需品，得用粮食或其它东西交换，秦人因此致富。其二，盐官有大量从地下涌出的卤水，史料记载其中一口卤池时说，“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不隘。饮马于此立见肥壮”。像人一样，骡马也需要食盐，这样养出的骡马才膘肥体壮——《史记》的说法是：“马大蕃息”。历史上，盐官骡马就以膘色好、个头高、力气大、性情温和著称。直到20年前，盐官都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交易者除甘肃本地人外，更有从四川、陕西、宁夏、青海远到而来的。这里的骡马交易，按方志的说法，可以远溯到秦人。
我找到了作为骡马交易市场的一片空地。大约天气太冷，市场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些塑料袋被风吹到树上墙头，发出呜呜呜的怪叫。交易市场另一方的街上，卖卤肉的铺子里，一口大锅盛满了热气腾腾的肉。相邻的关帝庙，门槛上坐着两个面色忧郁的老头，一边抽着鼻子用力嗅着旁边飘来的肉香，一边用我听不懂的方言有一句没一句地说闲话。
就在盐官附近，杜甫还路过了另一处著名的古迹，并与他平生最崇敬的偶像邂逅。
“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三国演义》的说法深入民间，也使得祁山大名在外。然究其事实，诸葛亮北伐时，只有两次从祁山出兵。不过，在陇右的天水、礼县一带，三国遗迹至今比比皆是：诸如收服姜维的天水关，诸如被纸上谈兵的马谡丢失的街亭，诸如射杀曹魏名将张郃的木门道。
沿十天高速南下，从盐官到礼县长道镇，二十多公里的路途中，右边窗外，近处是几乎干涸的西汉水，远处是一线沉沉的祁山。山脚，西汉水冲积成一个狭长的坝子，一座黄褐色的山峰状若城堡，兀立河畔。这就是昔年诸葛亮屯兵的祁山堡。
沿着石阶而上，山顶是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最早修建于南北朝时期。那就是说，当杜甫沿着西汉水河谷前往同谷时，他既然遥遥地望见了高高在上的祁山堡，多半会停车暂息，慢慢步入武侯祠。
诸葛大名垂宇宙。一生中，杜甫都对诸葛亮抱着充分的敬仰与羡慕。同为文人，诸葛亮开府持节，统率三军，号令天下；自己却为了一口热饭、一件寒衣而拖家带口地奔走乞食。想必，面对诸葛亮神情严峻的塑像，杜甫心中会泛起一丝丝苦涩与惆怅。
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杜甫一共写了24首纪行诗。我们今天也才得以对他的入川之路了如指掌。耐人寻味的是，关于祁山堡和武侯祠，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也许，有一些沉重和难堪，远非笔墨能表达。
同谷悲歌
非常巧的是，我和杜甫到达同谷的季节一样，都是严寒的冬月之初。
如前所述，唐代的同谷，即今天陇南市所辖成县。
一大早出城后，我顺着山谷来到距离城区大约三四公里的凤凰山麓。山谷里，青泥河斗折蛇行，河面结着薄冰。一个苗条的村妇在河边浣衣，布衣荆钗，却有姣好的容颜，惟独手指冻得像粗短的红萝卜。河畔一侧，便是始建于北宋的杜公祠——又称成县杜甫草堂或杜少陵祠。
入祠，除了一个烤着火打瞌睡的工作人员外，只有三五只雪后出来觅食的乌鸦，落在满面风霜的杜甫塑像前。
1200多年前，杜甫也是冒着风寒来到这里的。他原本带着希望而来，甚至，可以想象的是，当旅途艰难时，他会自信地安慰妻儿和兄弟：忍一忍吧，到了同谷就好了。那里良田万顷，盛产山药，山上的蜂蜜也很多，就连冬天也有鲜笋。更何况，好心的佳主人还会大力资助我们呢。
然而，很快，杜甫就从希望的巅峰跌落到绝望的深谷。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所谓佳主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猜多半是口惠而实不至。他写信给杜甫时，只想过过嘴瘾，表现一下自己的大方，没想到天真的诗人居然信以为真，真的拖家带口投奔他来了——佳主人要么根本没露面，要么略微敷衍一下就消失了。
翻脸如翻书的佳主人，一下子把杜甫一家推入了绝境。在秦州虽然也艰难，毕竟彼时还多少有些积蓄，且实在面临冻饿之虞，杜佑、赞公和尚和阮昉总不成看着他惨死吧？人生地不熟的同谷，却让老杜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同谷的绝望生活将近一个月。尽管杜甫毕生苦难无尽，然最惨者无过同谷。要是评比中国十大苦难诗人，杜甫必定榜上有名，而同谷就是他苦难岁月的顶点。
同谷期间，杜甫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同谷七歌》。朱东润称之为千古少有的诗篇，冯至称之为响彻云霄的悲歌。它既是奇崛雄浑的绝唱，也是对长歌当哭的最好注解。
杜甫在凤凰山麓的飞龙峡口搭建了简陋的茅房以避风雨，还不到50岁的杜甫此时已是鹤骨鸡肤，老态龙钟，“白头乱发垂过耳”。家中无食，他只得随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到山里捡橡栗。橡栗又叫橡实、橡子，是壳斗科中栎属和青冈属植物的果实，富含淀粉，可食用。唐诗里时见篇咏，是穷苦人家的食物。
天寒日暮，北风呼啸，衣不蔽体的杜甫在陡峭的山坡上四处寻找橡栗，他的手脚都长了冻疮，脸也被山风吹得皴裂，像一枚皱巴巴的山核桃。杜甫哀叹：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除了橡栗，一种叫黄独的植物也被杜甫一家用来糊口。黄独本是药材，它的根茎蒸熟后可当芋头充饥。杜甫扛着一把白木杆的小锄到山上挖黄独，大雪封山后，根本找不到黄独的苗叶，自然也无法挖到。当又累又饿的杜甫拖着沉重的病体回到家，山谷清寂，他听到从四壁漏风的茅屋里，隐隐传来孩子们因饥饿而发出的呻吟与哀号。杜甫一家的窘境甚至让新认识的邻居也为他担忧，害怕他们一家饿死在山里。一天，杜甫邂逅了从前认识的一个读书人。可是，都是穷人，谁也没法从自己的嘴里分他人一杯羹。两人谈起过去的好时光，瞬间泪湿双眼。
杜甫亲历过小儿子饿死的人间惨剧。那是他陇右之行前几年，他不得不接受朝廷任命的兵曹参军后，从京城回到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谁知刚到家门口，就听到一阵伤心的痛哭：他的小儿子因饥饿而夭折了。看看憔悴的老妻和刚刚咽气的幼子，再想想京师的歌舞升平，权贵的肥马轻裘，杜甫在他五百言的长诗里写下了愤怒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绝望中的杜甫更加思念那些天各一方的亲人。杜甫有4个兄弟，除了杜占跟随在侧，其他3个兄弟远在河南和山东。如同杜甫一样，他们也时运不济，为了生活而迹若转蓬。杜甫还有一个妹妹，寡居多年，儿子年幼，杜甫和她已经十几年没见面了。
草堂所在的孤村，没有几户人家。严冬时节，风多云急，雨雪晦瞑，狐狸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发出凄凉而怪异的叫声。中宵梦醒，杜甫不由问自己：我生何为在穷谷？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从屋顶刮过的大风和窗外潺潺流过的青泥河的雪水……
大山那边是成都
就像海明威借老渔夫之口说出的那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同理，杜甫也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家老小在同谷城外冻饿而死。
杜甫又一次想到了远行。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成都。首先，成都乃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不论秦州还是同谷，都无法望其项背。其次，他有不少老朋友在成都及周边做官。比如早年一起剧饮剧谈的高适，任彭州刺史；比如早年有交往的裴冕，任成都府尹。
腊月初一，当同谷的富室都在准备年货热热闹闹过新年时，杜甫一家悄然踏上了南行的山路。对同谷这个伤心之地，杜甫在他的诗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这是一次狼狈的逃离，也是一次为了不坐以待毙的艰难挣扎。
2015年冬天，我在天水、西和、礼县、成县、徽县、略阳、汉中、广元和剑阁诸地行走，寻访杜甫曾经的脚印。这条沿用了两三千年的入川之路，大部分地段穿行于西秦岭中。绵延达1600公里的秦岭纵横数省，到了甘肃境内，山势相对较低，且有不少垭口和沟谷可以相通。后来修建的陇海高速、十天高速和成兰铁路在不少路段就与古蜀道重合或相伴而行。
那时，沟通十堰和天水的十天高速刚刚通车。习惯了四川和南方高速上车流不息的喧嚣与繁华后，十天高速的陇南段，它的落寞与寂静让我惊讶。一个偌大的服务区里，常常只有我一辆车；而服务区出售的食物，只有最简单的泡面。成县至成都大约600公里，自驾车也就5个多小时。可对杜甫来说，这路途仍然迢遥，尤其是还要一步一步地翻越横亘在路上的无数座巍峨大山。
自成县出发，驶过十天高速徽县服务区后，山势愈加高大，嘉陵江支流洛河穿行于峡谷，隐约听到了水声。前方，便是杜甫一家离开同谷后翻越的第一座大山：木皮岭。这个有几分古怪的名字，得自于山岭上四处生长的木兰。木兰又叫辛夷，它的树皮可入药，也就是用来治疗食积气滞的厚朴。起伏于徽县西南的木皮岭，自古就是从陇南的徽、成入蜀的必经之地。在杜甫经行一百多年后的唐朝末年，黄巢之乱时，唐僖宗部下王铎曾在木皮岭上设关布兵，拱卫陇右。
因为时间短暂，我不能步行登山，只好放慢车速并找地方停下来。但我无法看清层层叠叠的山上，如今是否还生长着木兰树。我只能看到盘山路一头扎进林子，当它从远处的垭口钻出来时，已经细小得如同挂在青山上的一条随时可能被山风吹进云端的灰线。
与木皮岭相接的是另一座更著名的山：青泥岭。青泥岭的著名，来自杜甫一生敬重的大哥李白。李白在他的《蜀道难》里描写青泥岭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究其实质，李白虽然生长于蜀道上的江油，但他并不曾沿着蜀道入过陇秦，他肯定也没到过青泥岭和木皮岭。他对蜀道之难的描写，来自纸上的阅读和天才的想象，而非杜甫那样一步一叩的亲身经历。
不知道艰难行走于木皮岭的杜甫是否会想起李白的诗篇？纵然会想起，恐怕也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木皮岭不仅高峻险要，大冬天里，杜甫爬了一会儿，就已满身大汗。更要命的是，他还听到从远处的林子里，间或传来虎豹的啸声。战战栗栗之际，杜甫的感受是：对此欲何道？默伤垂老魂。
秦岭既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也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苍山如海的秦岭中，发源了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困居同谷凤凰村时，杜甫的草屋前面是青泥河。当他向成都进发，准备翻越木皮岭之前，在一个叫栗亭的地方停留了几天。栗亭在北魏时曾设县，如今叫栗川镇。栗川镇外，洛河的支流潺潺而过。栗亭镇下属的村子中，有一个名叫杜公村。村里，明代所建的杜公祠遗址犹存。相距不远的木皮岭山麓，洛河岸边的石壁上镌刻着“宛在中央，少陵钓台”八个大字。当地人坚信，杜甫曾经在这里钓过鱼。鸟儿飞过，天空不留痕迹；诗圣经过，留下了雪泥鸿爪。
千辛万苦翻过高大的木皮岭后，杜甫一家来到了洛河河谷，在那里，他们渡过了白沙渡。渡口位于绝壁下，天色已黄昏，一家人小心翼翼地依次上船。那匹驮着行李的老马向着北方也就是同谷的方向高声长嘶，马的叫声，立即引来了山林里一阵猿猴的哀鸣。
多年的漂泊，杜甫已积累了足够多的旅行经验。尽管天快黑了，但他没有停下来寻找住宿。一方面，可能山中本就没地方住；另一方面，他计算过日程，当天必须渡过另一个渡口，这样才能保证以后每一天的旅程都在合理的掌控中。这就是他诗中所说的“山行有常程”。
过了白沙渡，还来不及喘一口气，一家人又继续跋涉在山路上。这是农历腊月初八的晚上，天上有一轮淡淡的上弦月，清冷的光辉照耀着这些急急如丧家之犬的人，冷眼旁观他们为了有一条活路而昼夜兼程。
如果说杜甫和他的弟弟，甚至杜甫的夫人都还能咬牙坚持，在又困又饿的夜里冒险行走山路的话；那么杜甫的几个孩子，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只有五六岁，放在今天，都还是向父母撒娇，需要父母悉心照顾的小学生。他们稚嫩的生命，又如何经受得起这样的艰难之旅呢？
次日拂晓，一家人终于来到了嘉陵江上游的水会渡。上弦月早就落了，杜甫只能听到哗哗哗的水声，却看不清江面到底有多宽。忐忑中，经验丰富的船夫一边在黑暗中整理船桨，一边笑着唱起了山歌。这歌声和笑声让杜甫稍微感到一丝踏实。渡过嘉陵江后，杜甫舍舟登岸。晨光熹微，山风凛冽，他看到船上和岸边的石头上，都笼了一层白霜。爬到山腰，杜甫回头再看时，渡口不见了，只见一些星星闪烁在低垂的天幕。既遥远，又邻近。
渡过水会渡，杜甫便离开了陇右，秦州远了，同谷也远了。他沿着古老的蜀道从今天的陕西略阳向四川广元前行。三四天后，抵达了四川的边境：五盘。
杜甫笔下的五盘，就是今天川陕交界处的七盘关，又名棋盘关。七盘关自古以来就是四川北上的交通枢纽，号称西秦第一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七盘关曾有过多次迁移。不过，其大体位置，总在广元与宁强之间。如今，由陕入川，从陕南的宁强穿过一条幽长的隧道后，便是四川广元。
杜甫经行七盘关时，他抬头能看到刚刚绕行而下的细长栈道；低头俯视，能看到清澈的江流中倒映着葱笼的林木，甚至还能看到游鱼。鸟儿在树上歌唱，当地人住在鸟巢般简陋的屋子里。种种与他此前生活已有相当差异的事物，让杜甫突然生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淡淡喜悦。
这喜悦，将随着成都的越来越近而更加浓厚。
发源于甘南的白龙江是嘉陵江的另一条重要支流，全长近600公里，于广元昭化东门外注入嘉陵江。两江汇合处，从战国以来便是一个渡口，名曰桔柏渡，乃沟通四川与北方的金牛古道上的要津。
昭化同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池。春秋时期，这里是苴侯国都城。后来又成为中国最早推行郡县制的县治地之一，称为蒹荫。三国时，诸葛亮赞其“志虑忠纯”的费祎开府于此，并在一次酒宴后被魏国降将刺死，其墓地至今还保存于城外。对杜甫来说，更能生发他无限感慨的可能还不是费祎或三国旧事，而是创造过开元全盛日的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逃往成都时，也是从桔柏渡渡过嘉陵江，经过昭化后南下的。既亲历了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世，又见证了盛世的创造者狼狈奔逃中涉过的渡口，当杜甫行走在用竹子建造的索桥上，严冬的江风把他的衣袂吹得上下翻飞时，诗圣对于他的时代和他本人的命运，想必会更多一些深刻而恒久的觉悟。
从地理上说，四川是一个闭塞之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要么是大山，要么是高原。从北方南下的杜甫进入盆地的必经之地，便是连绵不断的大剑山中的一道“山门”，即剑门。穿过剑门后，山才会变得低缓，并次第变为高丘和低山，直到变为一马平川的平原。
剑门天下险，从远处望去，连绵的绝壁忽然中断，两崖相对，“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而称作剑门。大凡从剑门入川的旅人，无不惊叹于山川的险壮，骚人墨客，无不作诗以纪。此前，唐玄宗幸蜀，逃亡之际过剑门，也不忘作诗一首。至于杜甫的陇蜀纪行，《剑门》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与大多数描写剑门险壮的诗作不同，杜甫这个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诗人，他由剑门的险壮联想到了军阀的割据与战争。他在诗里浪漫地写到，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不惜得罪造物的上天，也要把这些阻隔天下的层峦叠嶂一一削平。
当个人与家人的生命不再面临时刻可能来袭的死亡威胁时，杜甫又开始忧国忧民了。尽管他的王朝从不曾给过他青云直上的机会，他却毕生死心塌地地爱着日渐衰败的王朝。直到赴川11年后，当他困居湖湘，大病将死，在飘荡的客船上写下最后的诗篇时，仍然为他的王朝担忧得一往情深：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腊月底，一年中最隆重最热烈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经过二十多天跋涉后，杜甫终于从同谷来到成都。他疲倦的双眼，望见了一座与他此前生活过或游历过的地方迥然不同的城市。杜甫看惯了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的眼睛，惊讶于成都的繁华与安详。为此，他的成都岁月创作的第一首诗，就写下了这种淡淡的惊讶：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亲友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门外的浣花溪畔建起了几间草房，开始了他一生中相对稳定的5年多的川中生活。当杜甫坐在冬日的阳光下，看着远远近近的树木依然苍翠，花朵依然娇艳时，他百感交集地梳理着这一年的回忆。“一岁四行役”，为了谋生，从关中赶往秦州，从秦州赶往东柯，从东柯赶往同谷，从同谷赶往成都。如今，浮萍般的狼狈日子终于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对不到60岁就去世的杜甫来说，48岁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按冯至先生的说法，这也是他创作成就最高的一年。朱东润先生则说，“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这一年，因对朝廷和官场绝望而辞职后，短暂的河南故里之行，杜甫更多地看到了底层的苦难，从而写下了“三吏”与“三别”。及至乞食秦州同谷，及至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中并多次面临举家冻饿而死的窘境时，他已从低级官员沦为社会底层的一员，他对底层人民的苦难、对命运的多舛也就有了切肤的感同身受。从那以后，哪怕是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年代里，杜甫依然对底层抱有一种深切的悲悯。这悲悯，是自挽，是自觉，是自救。
多年来，我无数次徘徊于杜甫留在成都的草堂，那座与唐时的杜家茅屋面目全非的园子。也是为了纪念这个以诗作史的逝者，让我产生了重走杜甫入川之路的念头。
【参考书目：《旧唐书》《新唐书》《唐才子传》《杜甫全集校注》《杜甫传》《杜甫》《中国历史地图集》《杜甫陇蜀道诗歌研究》《秦州上空的凤凰》《陇南文史》（七、八、九辑）《成县史话》《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杜甫与徽县》《杜甫心影录》《蜀道三国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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