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华沙的陷落
作者：亚当·扎莫伊斯基
翻译：郭大成
希特勒对波兰发动的闪击战，掀开了战争史上新的篇章。9月1日，大约150万德军从北部的东普鲁士、西部的德国本土，以及南部的斯洛伐克三个方向入侵了波兰。他们拥有2700辆坦克和1900架飞机的支援，并很快掌握了制空权。波兰只有大约30辆坦克，空军只有392架飞机，无法和德军抗衡。德军的8支先头部队很快冲破了波兰的防御体系。德国空军在空中不停地轰炸道路、铁路、桥梁和城镇，地面上的德国军队也毫不停顿地向前猛冲，从侧翼包抄了还在原地防守的波兰军队。
波兰的武装力量大约有100万人，但由于英、法扔抱有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和约的幻想，在他们的要求下，波兰推迟了全面动员，因此战争爆发时大量波兰军人并未到达前线，多数部队在只有2/3员额的情况下就投入了战斗。再加上波兰防御计划过于僵化，使得波兰陆海空三军的潜力都无法发挥出来。德军无休止的轰炸造成了战场的巨大混乱，而试图归队的士兵和德军“第五纵队”的活动又进一步恶化了情况。到9月6日，波兰统帅部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到9月10日，德军已经占领波兰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地区。9月14日，华沙遭到包围。
惊魂方定，波兰指挥官们立即开始以巨大的决心发起反击。塔德乌什·库切巴将军指挥的波兹南集团军及波莫瑞集团军残部在库特诺激战两天，成功阻击了德军。随后他们撤退到维斯瓦河和布祖拉河一带，在这里依靠地形优势和其他部队的支援进行了一次反击，并成功击退了德军，从而为其他撤退的波军部队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为避免被合围，波军司令部不得不下令部队向利沃夫方向撤退，背靠波苏和波罗（罗马尼亚）边界设立新的防线。波军司令部认为苏联应当能保持中立，而罗马尼亚一直和波兰关系良好。在波兰东部农村环境居多的地区，坦克和重炮兵的价值相对较低，波兰军队将可以削弱德军优势，从而更好地迎战德军。但是9月17日，苏联红军攻入了波兰东部，而罗马尼亚方面也传来消息，在德国的压力下，罗方断绝和波兰的同盟关系。在剩下的一角国土继续抵抗是不可能的。波兰政府、波军总参谋部和附近的部队穿过了波罗边境，以便在境外坚持抵抗。他们同时带走了波兰的黄金储备。华沙自9月14日被包围后，坚持了两周最终投降；格但斯克附近的黑耳半岛上的波军坚持到了10月2日；克莱贝尔格将军的波列西耶独立战斗群经历了德苏双方的两面夹击一周后，于10月5日在科茨克投降。在全国各地，小规模部队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40年春季，此后残余的武装力量转入地下活动。
九月战役通常被描绘成英勇的失败，而枪骑兵对坦克冲锋的场景更是成为这场战役的典型剪影。这个形象让人们很难理解。在1939年9月，没有一支欧洲军队能抵御德军的进攻。此时的德军在战术和火力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英国和法国的参谋们都一致认为，在德军的进攻之下，波兰只要抵挡两周就足够了，这段时间足够法国将90个师、2500辆坦克、1400架飞机投送到事实上毫无防御的德国莱茵河防线之内。但是法国人什么都没做，而英国皇家空军的行动也仅限于飞到德国城市上空扔传单。最终结果是，波兰人将德国人拖住了三个多星期，而且要不是苏联从背后发起进攻（现在历史学家知道，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苏联就不会进攻波兰），波兰人还能支撑更长时间。尽管有诸多不足，波兰军队仍然证明了自己的勇敢，并且让德国付出了比1940年西线英法联军更大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德军伤亡总计为4.5万人，并损失了300架飞机、993辆坦克和装甲车辆。但波兰的代价是20万人伤亡。
上面的数字只是军人的伤亡，还不包括大约1万死于德国空军大规模轰炸或者巡航的德军战机为散播恐惧而随意扫射的波兰平民。这一数据也不包括波兰西部数以千计的地主、牧师、教士、医生、警察等等，以及他们的家人，死于向前推进的德军的屠杀。这成为后来德国在波兰西部地区（日后成为纳粹德国的瓦尔特大区）种族清洗的前奏。
10月，波兰被两个占领者瓜分。面积较大的苏联占领区被苏联正式合并，接下来几个月中，大约170万名居民被送往西伯利亚或者俄罗斯极北地区的劳动营。德国吞并了波莫瑞、西里西亚和波兹南地区，这些地方成了德国本土的一部分，而其他被征服的领土被划为波兰“总督辖区”（General gouvernement）。该辖区事实上就是殖民地，希特勒的律师朋友汉斯·弗兰克坐镇克拉科夫的王室城堡对这里进行统治。他宣布波兰这一概念将从人们的脑海中被抹除，而那些逃过灭绝命运的波兰人也只能在第三帝国的土地上给日耳曼人当奴隶。
这个过程很快开始了。同样在波兰总督辖区，神父、地主、教士、律师，所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有影响的精英或者被枪决，或者被送往奥斯威辛的集中营—其所在地已按照德语被改名为“奥施维奇”。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消灭波兰社会的上层，只留下无人领导、只能服从的普通劳动力。
德国人制订了一个巨大且逻辑令人费解的人口重新安置计划，许多人据此被扔进列车送往其他地方。在接下来的5年里，大约75万德国人被送入第三帝国吞并的原波兰领土，同时，40万名波兰人从这里被送往波兰总督辖区，另外还有33万人被处决。总的来说，大约200万波兰人从第三帝国本土被送往波兰总督辖区，同时，波兰总督辖区还输出了280万人作为奴工。被认为看起来像雅利安人的波兰儿童遭到绑架，并被当作日耳曼人抚养长大，这样的孩子总数达到20万人。纳粹德国在波兰的土地上建立了大约2000座各种类型的集中营，其中除了波兰人，还关押着来自欧洲各地的犯人。
波兰的犹太人单独遭到了特殊对待。在小镇和村庄，国防军或者跟在他们后边的特别行动队将犹太人集中起来进行枪决，有时将他们关进木造犹太会堂然后一把火烧死。在大城市中，犹太人被迫在衣服上戴上黄色的大卫星标识，并且被赶进特定的区域，即所谓犹太隔离区（Ghetto）集中居住。1940年5月，罗兹的犹太隔离区被彻底封闭，随后华沙等其他城市的犹太隔离区也如法炮制。从1942年起，被困在犹太隔离区的人们开始逐步被送到各地的灭绝营—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布尔、贝乌热茨、奥斯威辛–比克瑙等进行屠杀。共有270万有犹太血统的波兰公民遭到杀害。
正常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可能。学校遭到关闭，剧院、出版和其他娱乐活动也被禁止。所有不能为德国战争机器做出贡献的研究机构统统被停办。人们生活的情况一言难尽。被占领的生活不仅是难以言说的残酷，也充满让人不安的混乱。无数德国军事、警察和民政部门各自独立运作，造成了一种混乱无常的气氛，使得人们处在长久的恐惧之中。这破坏了社会的气氛。就算普通平民没有通敌行为，德国人仍然能找到人充当间谍或揭发莫须有的罪名。然而，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坚持利用积极或消极的手段抵抗，似乎战败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
在穿越波罗边境后，波兰总统莫希齐茨基和他的政府中幸存的成员被罗马尼亚扣留。在1939年9月的最后几天，他任命原参议院议长瓦迪斯瓦夫·拉奇凯维奇作为他的继任者。9月30日，拉奇凯维奇在巴黎组建了新政府，总理由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担任，后者同时兼任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同时建立了包括所有主要党派代表的人民委员会（Rada Narodowa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帕德列夫斯基担任象征性的主席，实际负责人由波兰农民党领导人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担任。流亡政府很快得到了盟国的承认，并利用从东欧逃出的波兰逃亡者以及在法国和美国招募的波兰裔志愿者，继续重新组建波兰军队。
到1940年6月，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扩展到了8.45万人，编成了4个步兵师、2个旅以及1个装甲旅，还有一支9000人的空军部队和1400人的海军部队。一个波兰旅参加了在挪威纳尔维克的登陆战，但不幸战败；2个师、2个旅、150名飞行员参加了1940年6月的法国战役。波兰陆军的3/4损失在了当年秋天的法国战役，但是剩下的人继续跟随流亡政府前往英国，并在这里进行整编。
在英国，另外一些从波兰战役中幸存的部队加入了流亡政府军队的行列，比如原波兰海军的三艘驱逐舰和两艘潜艇之前成功溜出了波罗的海，并来到英国加入皇家海军。数以千计的波兰人想尽办法，各显神通，通过不同路线前往英国。到1945年，和英国军队并肩作战的波兰军队人数大约有22万。波兰飞行员们在1940年夏季不列颠之战中击落的敌机数量达到了当时德国空军损失总数的7.5%，他们的兵力增长到10个战斗机中队、4个轰炸机中队，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加入欧洲战场之前，波兰轰炸机部队占盟军轰炸机部队总数的1/4。波兰空军共计出击102486架次，损失1973人，击落了745架飞机以及190枚V-1火箭。波兰海军仍然拥有各式舰艇约60艘，其中包括2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及5艘潜艇，他们参与了665次海上行动。波兰陆军参与了不列颠的防御工作以及北非和意大利的战斗，还参加了阿纳姆战役以及解放法国和荷兰的战斗。波兰伞兵参加了阿纳姆战役的空降作战。
波兰对盟军做出的最大战争贡献可能是难以估量的。其中一项巨大贡献是无数情报员们提供的海量情报。由于遭遇战火、遭到驱逐或被掳为奴隶劳工，无数波兰人散布在欧洲各地，许多人由此进入了德国各地的关键位置。另一项是波兰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工作：监控并破译德国使用的“恩尼格码”密码机。波兰人造出了“炸弹”（bomba）解码机，为破译德军密码奠定了基础。后来这台机器被交给英国人，并在布莱切利公园中得到进一步改进，从而使得盟军在1940年初有能力拦截并破译德军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命令。
波兰国内的斗争也在继续。9月28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一群高级军官建立了一个抵抗组织总部，这一组织获权领导国内所有军事行动，并以“武装斗争联盟”（ZWZ）的名称组建新的部队。在此之前，已经有超过150个抵抗小组在全国各地开始自发活动。武装斗争联盟后来改组为国家军（Armia Krajowa/AK），直属于伦敦的流亡政府最高司令部。到1944年，国家军人数超过30万人，这使得其成为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最大同时也是最活跃的抵抗组织。在这4年的战斗中，共有10万人在战斗中牺牲。公开抵抗以及对德国要员的刺杀行动会引发德国人对平民的大规模报复，因此这些做法被放弃了，国家军更倾向于隐蔽行动。除了颠覆列车、炸毁桥梁、切断通信，国家军的行动队还对德国的军用物资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坦克、火炮和飞机发动机、观瞄和导航设备在生产它们的工厂里就遭到了国家军的破坏。
国家在隐蔽之中继续运行。流亡政府设立了国内代表处（Delegatura），总部设在华沙，这一执行机构成立了自己的协商委员会，吸纳了各党派的代表。国内代表处在政治上领导国家军，并且控制着波兰的一切，从地下法庭到飞行大学和地下学校，就和1863年起义中的城市委员会所做的一样。
在6年的时间中，各个层次的教育都在秘密坚持进行。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波兰人制造炸弹、上演戏剧、出版书籍。地下的印刷所让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这些活动进行得既有效率又不乏智慧，以至于有的时候会让人们忘记这其实是冒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做到的。一旦德国人对某人产生怀疑，等待着他的就是严刑拷打、集中营，以及死亡。数以千计的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过德国人的恐怖统治在一个方面还是成功的，即便是破坏性的：他们成功将不同民族的波兰人，特别是具有犹太血统的人从社会中划分开来并孤立起来，为后面进行种族灭绝铺平了道路。这主要是依靠德国人制定的规章制度实现的，而这些制度没有在德国占领下的其他国家推广开来。
在波兰，任何被发现帮助或者庇护犹太人的人，不仅是本人，甚至他的全家都会自动被判处死刑。在此情况下，即使对犹太人最友好的波兰人，也不愿意以身涉险。同样的死刑处罚也适用于那些和被庇护的犹太人住在一起而没有向占领当局进行举报的其他所有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注意到他的公寓楼里面有其他人在庇护犹太人，那么为了把自己和全家从死刑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他会选择向占领当局报告，而不是冒着死刑的风险庇护犹太人，直到其他居民进行揭发。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发挥了作用。
和犹太人相似的是，对于反复而无休止的失败和不幸，许多波兰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消极情绪，并将自己封闭起来，偏执地认为自己的苦难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无法全面观察和思考周围的事件及变化，只能以高度个人化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这使得他们对身边发生的犹太人的悲剧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但只是当作一场巨大悲剧中的一小部分，而这出悲剧的主角是他们波兰人。还有很多反犹主义者对德国人从波兰社会中消灭犹太人的行动冷眼旁观，甚至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值得赞许的进步举动。
与此同时，仍然有无数的波兰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犹太人藏起来，并给他们提供假证件。天主教神职人员庇护了数千名犹太人，多数是儿童。他们将犹太孩子们安置在教堂或者女修道院办的学校或者孤儿院里。在1942年，国家军建立了一个特别的部门，代号“热戈塔”（Żegota），对犹太人进行协助，他们成功救出了大约1万名犹太人。
这些行动是在抵抗运动本身存在分裂和冲突的情况下，冒着困难和危险完成的。极右翼分子组建了民族武装军（NSZ），他们独立于国家军，并且在诸多政治问题上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而对于国家军和国内代表处来说，另一个更大的对手则是人民军（Armia Ludowa/AL），他们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波兰工人党，后者背后则是莫斯科。
波兰共产党在波兰政治舞台上一直不是主要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其领导人遭到镇压，大批共产党人前往苏联寻求避难。但是1938年斯大林清洗了波兰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并将剩下的成员关押在古拉格监狱。只有那些被关押在波兰监狱中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如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马尔采利·诺沃特科等逃脱了这一命运。
1941年春天，斯大林开始寻找幸存的波兰共产主义者。1941年11月，他指派诺沃特科重建新的波兰工人阶级政党，后者于1942年1月建立了波兰工人党，但不到一年后他遇刺身亡。1943年，此前一直在波兰东南部地区领导地下武装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军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成为流亡政府领导的抵抗运动之外的另一支力量。而斯大林希望的就是用他们将流亡政府取而代之。
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波兰成为英国唯一实际发挥作用的盟友，波兰人帮助英国免遭德国入侵的威胁，并为海上运输保驾护航。但是他们输掉了在欧洲大陆的战争，因此将恢复波兰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英国人身上是毫无指望的。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起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苏联红军在德军进攻面前损失惨重，斯大林被迫站到了盟军阵营一边。他和英国会谈并建立了同盟关系，随后，苏联和波兰流亡政府也结为同盟，前提是释放所有在苏联关押的波兰公民，并在苏联组建一支波兰军队，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
这一同盟关系之下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尽管苏联否认1939年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但是他们拒绝承认战前的波苏边界。苏联人不情愿地释放了波兰囚犯，不过有些重又遭到关押。新的军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由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指挥，但这支军队遭到了苏军的挑衅，他们还试图对这支军队进行渗透。随着时间流逝，安德尔斯对他的一些同事的命运感到愈发不安。他草拟了一份他所知道的1939年被苏联逮捕的波兰军官名录，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出现，还有两万人仍然下落不明。西科尔斯基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者只是用深入调查的承诺搪塞了他。同时，安德尔斯将军的部队仍然饱受各种困难，甚至食物配给都遭到克扣。在苏联监狱中度过的两年教育了他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违抗西科尔斯基让他们在东线投入战斗的意愿，决定将他的军队及跟随军队的大批无家可归者和难民—总共大约11万人带出苏联，前往伊朗支援英军。
1943年4月11日，德国电台公布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大规模墓地的消息，其中埋葬了4231名波兰军官的尸体，他们都是双手被绑在背后、头部中枪而死。最初一批遇难者的身份经过核实（他们身着军装并带有身份证明文件）后，和安德尔斯1941年所提交的名单相吻合。这些军官是于1940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杀害的，但是苏联声称是德国人进行了屠杀。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深入调查，于是，4月26日，苏联指控波兰流亡政府信用低下、和德国人合作，断绝了和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
在华沙的居民们得知卡廷惨案的消息一周后，德国党卫队旅队长于尔根·施特罗普发起了对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剩余的犹太人进行最终屠杀的行动。彻底绝望的犹太人发动了武装起义。在随后的三周中，犹太人坚决对德国人的进攻进行抵抗，整个区域都被夷为平地。而直到1943年6月，国家军司令斯特凡·罗维茨基将军在华沙被盖世太保逮捕时，犹太人隔离区废墟中的火焰仍然没有熄灭。7月5日，西科尔斯基将军检阅了安德尔斯的波兰第二军，在从中东地区返回伦敦的途中，他的专机在直布罗陀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所有乘客全部遇难。这一系列的灾难凸显出波兰无助的境地。
直到希特勒入侵苏联，波兰一直是英国唯一实际起作用的盟友。1941年6月，苏联参战，波兰在盟国阵营中退居第三位，而在这一阶段，盟国阵营仍然是由英国主导。随着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并逐渐获得盟国阵营的主导权，波兰在盟国中成为第四位。1943年2月，随着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斯大林在盟军阵营中的地位愈发不可动摇，同时他开始运用自己的地位，对波兰流亡政府进行破坏。他指责流亡政府是一小撮人的团体，在国内无人支持。同时，他开始从那些两年前没有获释的波兰人中招募人手，建立自己的波兰军队。
斯大林对1939年的波苏边境表示不满，声称边境应该向西移动，从而和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相一致，并且提出了“寇松线”，这是1920年英国外交大臣提出的波兰和苏俄两国停火线。由于担心苏德单独媾和—不管可能性多微小，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了斯大林的方案，并且试图说服波兰流亡政府接受这条边界。西科尔斯基死后，继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的是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继任军队总司令的是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
米科瓦伊奇克希望和苏联进行直接沟通，但是斯大林变得越来越推脱：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让他确信，他无须畏惧丘吉尔或者罗斯福。在一个他预计能够完全自由做主的问题上，他没有理由捆上自己的双手。时间在他这边，不在波兰人那边。1944年1月，在追击撤退的德军同时，苏联红军越过了1939年的波苏边界。很快斯大林的军队就会开进波兰，而流亡政府的军队仍然在英国本土和意大利。斯大林甚至已经有了一个8万人的波兰第一集团军，其指挥官是齐格蒙特·贝林格将军，他最初是波兰军团出身的军官，1939年后被苏联关押，并被说服留在了苏联。讽刺的是，波兰流亡政府在国内的剩余资产—国家军，最后却成了政治上的负担。国家军期待已久的力量展示，最后却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英雄主义插曲，而斯大林成了他们唯一的受益者。
国家军指挥官一直在准备发动起义，从而对盟军的行动进行呼应。在英国和美国穿过意大利，进入奥地利后，安德尔斯指挥的波兰第二军已经在准备一马当先从南方打回波兰，而在英国待命的波兰独立伞兵旅也做好准备，准备空降回国支援国内起义。但是苏联红军的前进速度比盟军更快。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波兰的将是苏联红军，而安德尔斯的军队仍然在意大利苦战，从卡西诺山一直打到安科纳和博洛尼亚，波兰空降旅最终也被空降到荷兰阿纳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实际投入作战。
因此，波兰的地下政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将解放他们的“盟友”不承认他们。在他们准备针对德国人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接下来势必要站在与苏联对立的政治立场上。国家军制订了代号“暴风雨”的行动计划，准备在德军后方发起大规模行动以支援前进的苏联红军。国家军准备和红军指挥员建立联系，以便在未来联合行动。虽然双方在政治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波兰人试图在战场上建设一座沟通的桥梁。
1944年4月，国家军第27师的6000人帮助红军解放了利沃夫。7月，总计超过5000人的当地国家军部队同样帮助红军解放了维尔诺。在这两次战斗中，红军和国家军互相合作，但是庆祝的拥抱和握手之后仅仅两天，国家军的军官就被逮捕或者处决，其余士兵被强制编入贝林格的部队。尽管这些事例令人沮丧，但国家军仍然对苏联红军抱有希望，认为红军一旦打过寇松线，进入苏联官方认定的波兰领土，他们的做法就会立即改变。然而这些幻想再次破灭了，在7月底解放卢布林的战斗中，参战的国家军部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
在6月，斯大林告诉丘吉尔，只有在波兰流亡政府进行改组的前提下，他才会和流亡政府进行谈判。罗斯福建议斯大林直接和米科瓦伊奇克进行会谈。在盟国的强烈压力下，斯大林同意了。米科瓦伊奇克于7月26日飞往莫斯科，但是这次他的力量更加弱小了。斯大林已经聚集了一批他的波兰代理人组成了波兰爱国者联盟。7月20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前波兰社会党人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担任主席。一周后，他们发布了之前在莫斯科草拟的宣言，并开始在被解放地区行使波兰临时政府的权力。8月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迁往卢布林。
国家军已经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红军于7月20日渡过了布格河，而第二天，希特勒遭到炸弹袭击的消息传到了前线。7月23日，德国行政机构开始准备撤离华沙，而大批的德国移民、掉队士兵和随军平民已经将向西去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7月27日，苏联红军在华沙以南强渡维斯瓦河成功，华沙已经能听到红军的炮声。7月29日，莫斯科电台播出了莫洛托夫对华沙市民的呼吁，号召他们起来反抗德国人，“一分一秒也不能耽搁”。国家军非常清楚这一切，他们已经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华沙发动起义的前景非常可怕。国家军将很可能被彻底消灭，大批平民将遭遇不幸。而如果不发动起义，苏联红军将给他们贴上纳粹同情者的标签。国家军同时明白，对于那些已经压抑了5年，终于等到可以公开向德军开火一刻的华沙人来说，要想压制住他们的愤怒是多么困难。亲苏联的人民军已经准备投入战斗，而这将激起一场全体市民参与的大混战，到时候没人能控制住局势。
国内代表处和他们在伦敦的上级进行了磋商。伦敦方面并不支持起义，他们警告说盟军将没有办法给予任何支援，但是他们将最终决定权留给了国内代表处。而国内代表处又将问题交给了国家军。在国家军的高级将领进行会商后，国家军司令塔德乌什·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下定了决心。苏联红军的前锋部队距离华沙只有12千米，火炮的轰鸣已经震得窗户哗哗作响。在此情况下，他下达了发动起义的命令。
1944年8月1日下午5时，国家军部队开始投入战斗。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将德军赶出华沙并缴获其武器。在7月底相对宽松的气氛下，这个目标或许还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在8月1日，德军强化了他们在城市各处的防御工事，并且将新锐的装甲师调往维斯瓦河西岸。
国家军部队没能占领他们的一些重要目标，也没能将德国人赶出至关重要的东西向交通干线，这条道路连接着华沙老城和市中心。在接下来几天，国家军控制的面积进一步扩大，但是仍然没能够占领机场、主要火车站，或者任何一座维斯瓦河上的桥梁。到8月6日，他们的攻势陷入停顿，只能转入防守。此后他们坚持抵抗了63天。
为了对付起义，德军调来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其指挥官是冯·登·巴赫–齐列夫斯基将军。这支部队包括党卫军“维京”装甲师、若干宪兵大队，以及一个来源复杂的旅：其中有德国刑事犯人、党卫军阿塞拜疆营，以及若干来自党卫军“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突击旅”（RONA）的部队，后者的兵员来自被俘的苏联红军。
在接下来几周，巴赫–齐列夫斯基战斗群在逐屋巷战中成功击退了国家军，而他们所经之处的平民也惨遭屠戮。在占领了沃拉区后，他们沉溺于屠杀平民的行动中不能自拔，甚至指挥他们的德军军官也为他们的残忍而震惊。德国空军的俯冲式轰炸机轰炸了波兰人控制的地区，同时用远程火炮对其进行猛烈的炮击。战斗形势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波兰人缺武器、缺医药、缺食物，甚至缺水。但是国家军士兵仍然用智慧和德军作战。（德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称，华沙的战斗和斯大林格勒一样艰难。国家军对武器弹药精打细算，他们让德军付出了1.7万人阵亡、9000人负伤的代价。）国家军还缴获了几辆坦克以及若干其他武器，但是他们仍然急需空投援助的武器、弹药、医药补给，而要重占上风，还需要苏联红军击败德军。
8月4日，盟军第一次尝试对华沙进行空投补给，但是代价巨大。盟军飞机从意大利北部的机场起飞，进行总距离2500千米的往返飞行。随后几天共有196架飞机执行这一任务，其中执行任务的有英国、波兰和南非飞行员，但只有42架到达了华沙。丘吉尔建议进行往返空投，并要求苏联开放机场以便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完成任务后可以直接降落。但是斯大林拒绝了。
在丘吉尔和罗斯福越来越强硬的要求下，斯大林最终同意进行一次往返空投。9月13日，红军空军在华沙空投补给。最终苏联红军占领了普拉加区—华沙在维斯瓦河东岸的郊区，9月16日，贝林格的波兰第一集团军开始试图渡过维斯瓦河。9月18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107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执行了第一次往返空投行动，但是此时波兰国家军占领的城区已经所剩不多，以至于多数空降物资落到了德国人的地盘上。国家军还占领着北边的华沙老城、市中心，以及南部的大型居民点莫克图夫，此外还有若干小的被围困区域。这些区域之间通讯不畅，而之前集中在城外郊区的大批装备较为精良的国家军部队无法冲破德国人对华沙的包围，没办法援助他们城内的战友。
德国人首先开始清除西部郊区—沃拉和奥霍塔两个区的国家军，随后集中力量对付老城区的国家军据点。在这里的战斗是最激烈的，许多战斗都是近距离肉搏战。在大约4周的顽强抵抗后，保卫老城区的国家军部队指挥官决定撤退。9月1日夜间，老城区剩余的国家军战士们—超过4000人—爬进了城市的下水道，同时尽可能多地带走了伤员。他们沿着下水道，在齐腰深的污水中艰难前进，同时德国人开始从窨井向下水道投放毒气。但最终，大多数人撤退到了市中心。
抵抗还在继续，但是到9月底，城区各处零星的抵抗一个接一个被扑灭。看起来延长市民的苦难已经没有意义，于是10月2日，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签署了投降书。丘吉尔和罗斯福要求德军按照盟军正规军战俘的待遇对待国家军士兵，德军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大批市民被装进卡车，送往德国的集中营或者被迫进行强制劳动。
在他们身后，是沦为废墟的华沙城，以及躺在废墟中的25万名遇难者。而他们刚刚离开，希特勒的命令就下达了：专业的党卫军破坏部队—特别破坏队（Vernichtungskommando）—来到华沙，继续对所有剩下的建筑进行爆破毁灭。在1945年1月红军进入华沙的时候，他们除了大街上的流浪狗和地洞里的耗子，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解放的了。城市只留下大片的瓦砾，如同这座城市的纪念碑，诉说着这座战争中经历最惨痛的城市的故事。
在投降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数以万计的波兰人逃出了华沙，在乡下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其中包括数千名国家军战士，以及他们新的指挥官—莱奥波德·奥库利茨基将军，还有整个国内代表处。华沙的陷落不是国家军斗争的结束，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许多部队。但是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事实上已经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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