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为什么说纳粹德国的普通民众是“心满意足的窃贼”
徐贲
在纳粹统治时期，普通德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呢？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纳粹的意识形态，拥戴希特勒这位德国领袖，感受到他的领袖魅力？纳粹的暴力和恐怖对他们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感到幸福吗？
历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多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即使是同一部研究著作里，也会由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得出看似矛盾的结论。例如，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社会生活史》一书里，纳粹统治下的日常生活就是平静和幸福的一面，也有害怕和不安的一面。
对普通德国人的平静、幸福生活，作者写道：“就大部分德国人而言，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不是恐怖、谋杀和镇压，而是秩序、平静、就业和繁荣。因此在1951年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内被问到对20世纪30年代看法的人，有将近一半把1933年至1939年的这一段时间形容为德国最美好的年代。1949年时由德国與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可说是总结了其多次调查得的发现：‘保证有薪水、秩序、欢乐力量旅行团（纳粹的休闲娱乐组织），还有平顺运作的政治体制……因此“国家社会主义”使他们只会去思考工作、适当的滋养、欢乐力量旅行团和政治生活不再陷入混乱。’”[1]
对暴力和恐怖的一面，作者写道，希姆莱的党卫军的“阴影投射在纳粹德国的日常生活上”，“盖世太保是负责搜捕危险分子，并维持纳粹铁腕控制的秘密警察，其逮捕权力完全没有法令限制。盖世太保拥有许多线民担任他们的耳目，例如在一栋大型公寓大楼中，就会有定居在其中的盖世太保线民，负责监视该栋大楼住户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在1939年时有2万名职员，到了1943年则有10万名线民。一旦被线民告发就意味着会被拘留，官员们在那里依照法律规定，有权以殴打的方式来取得口供（此一过程一次可能会持续几天，而犯人在意识清醒或模糊之间就会犯错）。惊恐不已的犯人接着就会被送进集中营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会见过他了。盖世太保通过运用恫吓和恐怖，对国家和人民保持严密的控制，鲜有人不清楚这个”。[2]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同时存在，不同的研究者们对纳粹统治时期普通德国人与极权统治关系的评估形成了大致三个不同的侧重点。第一是认为，纳粹是一个警察国家，监视和控制无处不在，生活在恐怖中的德国民众除了屈服并配合和协助纳粹之外，别无选择。
第二是认为，1930和194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反犹和仇恨意识形态盛行的时期，纳粹的反犹宣传与暴行迎合了普通民众的需要，得到他们的积极反应与配合。纳粹要报复德国一次大战后所受到的屈辱，恢复日耳曼民族的光荣，是深得民心的，因此普通德国人与纳粹的合作是自愿的。
第三是认为，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极大地团结、鼓舞和动员了德国民众。这是一种结合了人格力量和政治成功的领袖魅力。希特勒有魅力不只是因为纳粹的宣传和洗脑，而且是因为他有显而易见的政绩和成就（经济成就、重新武装德国、领土扩张和开始的战争胜利。希特勒在德国执政期间，将一战失败后积贫积弱的德国发展成世界强国。
一、希特勒时代“心满意足的窃贼”
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受益人》（以下简称《受益人》）一书里，提出了与以上三种观点都不相同的看法。[3]那就是，德国普通民众配合和协助纳粹，自愿并积极与纳粹合作，是因为这么做对他们自己有益，能给他们带来实惠，无关乎他们是否同意反犹意识形态或是否害怕盖世太保的秘密监视。希特勒让民众分享他从犹太人和别国抢夺和盗窃来的物质好处，让许许多多德国人能够与纳粹利益分沾，成为受惠于纳粹的快乐而满足的窃贼。
对这些德国人来说，好处和实惠比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或者戈培尔的宣传都要来得重要。大多数德国人的顺从是纳粹有计划的物质收买和利益唆使的结果，他们对纳粹的忠诚也是接受收买和贿赂的结果。这才是纳粹能得到德国民众广泛支持的真正原因。将收买和贿赂当作民众对纳粹忠诚和服从的唯一原因，或者最重要的原因，阿利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不少批评和不同看法。虽然如此，他提出的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尤其是在后极权统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人们信仰丧失，道德沦落、拜金为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思考人为什么会自愿参与他们的良知本不会允许他们的事情，阿利所关注的那种民众因被收买和贿赂而作恶，也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阿利在《受益人》一书里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掠夺了欧洲其他地区，让普通德国民众得到了很大的物质利益。即便在二战中民生物资匮乏的时期，德国人生活中也不缺香肠、家具、鞋子和圣诞餐桌上的烤鹅，这些都是数百万德国士兵和党卫军从欧洲各地以坚挺的德国马克购买并邮递回家的。他们直接参与了对欧洲其他地区的偷盗，并让他们自己和家人捞到许多油水。
1939年9月3日，一位叫波尔（Heinrich Boll）的德国国防军普通士兵写信给在德国科隆的家人说，简直不能想象自己每个月25马克的军饷能买到这么多好东西。咖啡在当时的德国是难得见到的奢侈品，但在荷兰鹿特丹，50芬尼（半个马克）就能买到半磅咖啡。他在信里让家里给他汇款，“多多益善”，他可以在海外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94）
在海外的德国士兵可以买到各种在德国本土买不到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家属们就把德国马克从国内汇到海外，在德国通过邮局汇钱，军人们则在驻地取出当地的货币，开始规定每个军人每月收款的限度是50马克，不久后增加到100马克，1939年已经增加到了200马克。由于马克很值钱，德国军人能够在海外大肆购买紧缺或奢侈物品，“把那里的货架都买空了”。（94-94）
不同的驻地有不同的汇款限度，多的像在在荷兰，每人每月可以高达1000马克，相当于2005年的12000美元，形成了非常可观的购买力。军人家属们拼命利用这样的机会，把钱汇往海外，购买了物品再邮寄回德国。德军占领比利时的第一年，军人亲属通过邮局汇到比利时的钱就高达3400万马克，还不包括第15和第16军士兵的军饷。管理比利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说这样下去后果严重，但是，“德国财长部长根本就听不见他们的意见”。德国政府非常重视满足军人的要求，无论是汇款还是寄邮件包裹上都尽量为他们提供方便。军队有恃无恐，“比利时占领区当局请求限制外汇兑换，要求每人不得超过50马克”，以保护当地的货币，但军需官一口回绝说，“从东线到比利时休假的士兵特别需要放松”。军队邮局经常抱怨包裹“多得离奇”，来不及运送，但最高军事当局从来都不予理睬，这是得到纳粹的最高层支持的。（95）
到了1940年10月，为了提高德军士气，戈林命令取消对军人购买的任何限制，他指示说，“完全不必理睬”对于军人买空占领国货架的担心。他称“强行限制购买和寄送”在“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他命令，在敌对国的德国军人必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要限制也是限制当地居民。现有的“关于毛皮、珠宝首饰、地毯、丝绸、奢侈品的禁令”必须立即取消，同时也必须取消对军人邮寄包裹数量的限制。（104）
1942年8月，戈林在一次关于粮食供应的高层会议上再次谈到占领地货币问题。会议记录记载说，戈林训斥在场的财政部副部长说，“停止对军人的海关检查，我对此不感兴趣……能送多少回国就送多少，什么都不需要付关税”。到场的官员提出要稳定法国的货币，以利于长期占领。对此，戈林怒气冲冲地说，“有人说我们应该限制军人只能用他们的军饷购买物品，不然就会在法国造成通货膨胀。我想要的正是法国的通货膨胀……法郎就是应该变成废纸。这正是我们所要的打击法国的方式”。（104，105）
正是因为这种特别优待德国军人的政策，德国人在战时日子也过得相当滋润。一位当时在汉堡工作的图书馆员在自传里写道，“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匮乏……我们的食品、衣服和鞋子都是有供给的。我们的男人们继续从占领区带回来肉类、酒、纺织品和烟草”。（106）
阿利还亲自做过一个调查，对象是二战期间的军人女眷。他写道，“德国士兵真的买空了欧洲的货架，从前线把数以百万计的包裹寄回德国，收包裹的主要是家里的女眷。直到今天，她们谈起收到包裹时的情形，眼睛里还会发光”。包裹里有各种各样她们喜爱的，但在德国得不到的好东西：“北非的鞋子，法国的丝绒、丝绸、酒类、咖啡，希腊的烟草，俄国的蜂蜜和熏肉，挪威的青鱼——更别提从德国同盟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涌入德国的各色礼物了。”
女人们互相炫耀，互相攀比，谁收到的包裹越多就越有面子。但是，后来阿利询问他们丈夫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承认自己寄过包裹，都说自己“一个包裹都没寄过”。（87）这当然是因为后来觉得自己参与了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和盗窃太不光彩的缘故。
阿利在《受益人》一书里要做的当然不是收集和记录一堆关于二战时期德国军人如何购物和寄包裹的趣事轶闻，而是要将此作为一个缩影，回答一个困扰许多研究者的问题：“纳粹做了这么多显然是欺骗、狂妄和犯罪的事情，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说服大多数德国人，让他们相信，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尽管纳粹的种族政策对犹太人、残废人和其他‘多余的人’非常残忍，他们的国内政策在对待下层德国人的时候，却是很友善的。纳粹攫取了大量财富，并重新分配战争的负担，让下层人获益”。这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社会主义部分。（6-7）
纳粹进行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战争，但是，德国大多数人却完全不用承担任何经济负担。希特勒掠夺和榨取犹太人和占领地人民，把他们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摧毁了许多国家的货币，让普通德国人从中得到了好处，成为希特勒一贯“利民”和“社会主义”的新证明。
阿利在他另一本著作《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2005）一书里就已经讨论过纳粹的社会主义，并指出，今天欧盟的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如农业制度、配偶分割课税制度、道路交通规则、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儿童补助制度、税率等级制以及自然保护道德，都与1930年代的那种社会主义有关。
不可否认，希特勒的纳粹政府在内政方面取得了相当杰出的成就，它将整个国家民族摆脱了一战后的屈辱和悲惨境地，走上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之路，也给普通民众带来自豪和实惠——如补助儿童，提升工人养老金；进行文字改革；为困难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征收房东房产税，且禁止其擅自提高房租；许诺给人民发放汽车，推行强制汽车保险；抬高关税壁垒，补贴本国农业；发行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4]
德国纳粹在战时的“利民”政策是一种典型的非正义，不道德的损人利己，“柏林的官员们办事所依照的两条铁律是：第一，如果战争让人挨饿，那么挨饿的必须是别人，不是我们；第二，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要造成通货膨胀，那么，它发生在哪里都成，但德国不成”。（7）
那么，对这样非正义，不道德的政策，德国人是否有过不赞同的声音呢？几乎没有，因为民众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这足以堵住任何反对者的嘴巴。戈培尔看准的就是这一点：民众的私利可以把民情完全争取到纳粹领袖及其反人类罪行的一边来。他宣称，“元首教导我们，无论是对是错，我们必须取得胜利。这是唯一的道路，这也是正义、道德和必须的。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是怎么胜利的”。（319）
阿利指出，这并不等于在德国就没有人怀疑这种所谓的正义和道德，但是，“在战时，他们的声音没有人会理会。那些支持纳粹的人大多数是因为他们被纳粹所允诺的这个或那个目标所引诱。他们跟党走，有的是因为相信党要打垮的是德国的宿敌法国；有的是因为相信，纳粹党年轻朝气的领导打破了传统的道德陈规。天主教为纳粹对无神论布尔什维克动武祝福……社会主义的‘人民同志’热情地支持纳粹的反教士和反精英立场。后来，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千百万人的那种命运联盟就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夸张的‘对希特勒的抵抗’，它其实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319）
阿利要用希特勒时代关于民众和民众拥护的历史事实来告诉他的德国同胞们，你们并没有抵抗过希特勒，因为你们是希特勒的受惠者，你们自己就是“希特勒的心满意足的窃贼”。
二、纳粹德国的“面包与马戏”
罗马帝国时代的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公元1—2世纪）用“面包和马戏”来比喻帝国专制统治对罗马民众的愚民和腐蚀作用，他写道，“自从人民失去了投票权，再也无法买卖选票以来，人民就放弃了他们对于国家之义务。人民曾几何时是政治、军事等几乎一切事务的权威之源泉；但他们如今专心致志，只焦急地期盼两样东西：面包和马戏”。
从此，“面包和马戏”这个说法被用来比喻一种对人民常见的收买手段和致愚政策。在经济层面上，它指的是给人民一些能让他们满足的“好处”和“实惠”，让他们能够开开心心地过好他们的小日子。在政治层面上，它指的是民众对政府认可和配合，政府不是通过道德示范或优质公共政策来引导公民过自由、尊严、有责任感的公共生活，而是故意把他们引向一种只顾眼前享乐，只关心单纯物质满足，而没有精神向往的平庸生活。
尤维纳利斯用“面包和马戏”一说来谴责大众的自私和对公民自由和义务的忽视。他不是主张民众不该有面包和马戏，而是要提醒他们，在专制制度下，面包和马戏不是白给的，而是用来作为交换的，由于只顾及面包和马戏，本来是自由公民的民众乖乖交出和放弃了他们的自由。
阿利199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受益人》，直接起因是想平衡当时的一种研究趋势，那就是把工业、企业、金融界精英与希特勒政权的合作当作纳粹能够顺利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原因。阿利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过分强调这些德国精英的责任，“会把对纳粹野蛮主义的指责矛头只是对准一小撮人”，而事实上，希特勒政权成功地在德国建立了一个“种族极权福利国家”（racist-totalitarian welfare state），在这个福利国家里，大部分普通德国大众都从纳粹的罪恶政策和所作所为中分到了一些实惠和好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德国人在第三帝国时期，会如此广泛地……对政府感到满意”。（1-2）
阿利要探讨普通德国人，而不只是少数工商、金融精英人物的责任，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自己家里和熟人的圈子里听到过许多希特勒时代的“面包和马戏”故事，亲自接触过不少对希特勒“恩惠”念念不忘的普通德国人。
阿利出生于1947年，也就是德国战败后第二年，他说，“我对战后德国的前20多年记忆犹新”。他记得，人们谈论的最多的是战后1946—1947年的食品匮乏，他经常听到身边的长辈说，在希特勒的时代，他们过得挺好，“粮食运输从来就很顺畅”。战后他们反而在挨饿，“全都怪美军组织的低能”。阿利的母亲告诉他，他外祖父原来是个胖子，1946年一下子成了瘦子，一直到1950年代，才又恢复了体重。
阿利的老师们像他母亲一样，虽然他们有的少了胳膊或腿，但从来不提二战时期吃过什么苦。反倒是，“他们的故事让战争听起来像是普通人的游记作品，有许多冒险和有趣的往事。他们回忆意大利、法国、波兰，回忆在那些国家有过的开心事情。在那些享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好东西：美食、物品、殷勤的服务”。相比之下，他们战后的生活简直不值一提，美国援助德国人度过饥荒的玉米制食品简直就是“鸡食”（那时候的德国主妇们讨厌玉米）。（2-3）
随着研究的深入，阿利渐渐发现了那些陈年往事故事背后的真相。纳粹统治时期，第三帝国的主妇们是不用拿“鸡食”来充饥的。1941—1944年，他们的丈夫们不断从德国占领的国家邮寄回家许许多多的包裹，包裹里“都是货真价实的美味食品，远远超过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卡路里分量”。
阿利还仔细向他的亲戚们打听有关的情况和细节，结果真是让他大吃一惊。一位婶婶兴奋地告诉他，“我是一个真正鞋子狂，我未婚夫弗里兹从非洲前线给我寄来过60双鞋子”。一直到1950年代，她还穿着这些鞋子。阿利的一位叔伯姐妹记得她的祖父有一床从巴黎寄来的绣金线的鸭绒被子。阿利的母亲没有收到过这种好东西，因为他父亲1943年被派往东部前期，几个月后就负伤了。但阿利的母亲记得，她姐姐朵娜“没几天就接到他丈夫从罗马尼亚寄来的包裹，她需要的东西包裹里应有尽有”。
阿利有一次问母亲，是不是还记得1942年10月4日戈林的讲话。他母亲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戈林说我们会有更多的食品，还会有过圣诞节的额外配给。我们确实都拿到了！”事实上，戈林并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如果有人必须挨饿，那么不能是德国人，让别国人去挨饿吧”。（2-3）
阿利写作《受益人》一书的时候，家里还有几件漂亮的古董家具，是他妻子从岳父那里继承来的。他后来知道，这些家具的主人原来是某个在荷兰的犹太人，他先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后来被杀害了。在他岳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曾经有几百列火车车皮和几十艘大船装满了家具，在那里卸下，然后分别去了德国人的家里。（3）
不仅有食品和供享受的物品，还有政府为德国人提供的廉价旅游，称为“力量来自欢乐”。这些都是纳粹时期争取民众拥护和支持的“面包和马戏”，这样的物质好处换来了民众战时对纳粹的拥戴。然而，这并不是纳粹在战时为讨好民众制定和实施的临时措施，而是纳粹一贯“为民”“利民”政策的一部分。
从1933年到1935年，纳粹以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赢得了民心，而德国人在纳粹的专制制度下失去了公民的许多自由权利，在“面包和马戏”诱惑和收买下，德国人接受了这一切，有的人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但大多数人却是心甘情愿，甚至甘之如饴。他们不再在乎自由，“自由不能当饭吃”成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常识逻辑。因此，在他们那里，自由也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当中更有许多人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他们并没有失去自由。
米尔顿·迈耶在《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里记录了二战后他与10位德国普通人（他们都是希特勒时期的“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在纳粹的统治下，他们都是按照“面包与马戏”的常识逻辑在生活的。
迈耶的记录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只要他们不“惹是生非”，不“自找麻烦”，他们有太太平平过自己小日子的自由，日子也还可以过得不错。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5]
阿利在《受益人》一书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没有纳粹的对外扩张以及对犹太人和对他国的掠夺罪行，普通德国人的这种安安稳稳的好日子是根本不可能的，“纳粹建立了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军事胜利的掠夺与大多数德国人直接形成了一种直接分赃的关系”。
对此，阿利写道，“纳粹榨干被占领的和附属国家的利润，剥削奴工的劳动，从被杀害的犹太人那里没收财产，蓄意造成数百万人的饥饿，尤其是在苏联。纳粹用这些利益来让德国的受益者接受它的宣传，使他们与第三帝国休戚与共”。（4）德国民众与许多德国精英一样，他们与纳粹的经济掠夺和人道罪行是脱不了干系的。
因此，阿利强调，“纳粹的罪行并不只是哪一个特殊群体犯下的”，凡是受益的，在纳粹的罪行中都有他的一份责任。《受贿人》要揭露的“不仅仅是恶魔般的纳粹”，也包括许多看似清白无辜的普通德国人，而且“他们与我们自己的差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德国人心安理得地接受希特勒的恩惠，成为“为自己和孩子贪图财物、物质享受和自身安全的做坏事的普通人”，“他们梦想拥有带花园的房子，属于自己的汽车，或者能够出外度假”。政府只要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无论它对犹太人或别国人民做出怎样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是一个值得拥戴的政府。（4）
纳粹用对人类犯罪的方式在德国这个“人民国家”（Volksstaat）里让普通人受益，用这样的恩惠和利益交换他们的忠诚和支持。阿利认为，纳粹在这件事情上做到很成功。他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否定或淡化纳粹宣传在影响民众支持政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是要强调，政府宣传需要有一定的生活条件才能产生效应。当人们因为得到政府好处而存有感激之情，并因此信任政府的时候，也是他们最轻信，最容易被欺骗的时候。就算他们能识别政府的谎言，他们也很容易原谅政府，甚至主动予以理解。对此，政府在对人民施恩惠的时候，是完全清楚的。
阿利认为，纳粹的一些“与民分利”，分享利益的政策正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他当然不是在暗示，一个不给民众任何好处的政府要比一个为了收买民众而与他们利益分沾的政府要来得诚实和可爱。他要表明的是，在利益分沾的时候不要忘记问一声，利益来自何处，是否正义。
当一个政府将不义之利与民众分享时，不能光凭这一点就断定那是一个正义、正派和不作恶的政府。对有邪恶行为记录的专制国家政府，更应该保持一份警惕和戒心，这是抵御它对民众洗脑宣传，拖民众下水与它同流合污的最好办法。
三、民众利益与希特勒的魅力
《希特勒的受益人》一书的题目就已经点明，德国人是接受恩惠的一方，而施惠者则是希特勒。这样的“施惠”和“受惠”形成了一种准宗教的神与人的关系，也成为极权统治者魅力和个人崇拜的基础。极权统治者的赐予如同神的赐予，是民众对他爱戴的福报。希特勒标榜自己是公而忘私的领导者，他的使命就是为民众谋幸福，让德国再伟大起来。这样营造起来的“希特勒神话”令人很自然地把希特勒与韦伯所说的魅力领导者联系起来。韦伯所说的那种富有魅力的领导者会投射出超自然的非凡“天赋力量”。
希特勒神话中的希特勒正是一位由命运驱动的领导者，天生负有让德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救世任务。希特勒自称这一愿景最初出现于1918年，他在一次大战中因毒气受伤，当时正在医院里养伤，“我躺在那儿，预感我会解放德国人民，使德国变得伟大”。[6] 这种预感成为希特勒神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经常重复这个预兆。
与希特勒频有交往的恩斯特·豪斯坦格尔（Ernst Hanestaengl）回忆说，希特勒告诉他“他收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命令，以拯救他不幸的国家。希特勒以超自然的力量接受这一天职。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拯救德国”。[7]
希特勒在演讲中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天意命运的人。1936年，他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我走到是上天指示给我的路，像梦游者一样准确无误”。[8]
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林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他说，“如果天意叫我离开这个地方，那么天意必然给我一个使命”。[9]
1937年，希特勒对超过百万对他欢呼的柏林人说，“我不是从宫殿来的，我来自工地。我也不是将军；我是一个像几百万人一样的士兵。我这个默默无名的人能够从数百万德国人，德国工人和士兵的军队中脱颖而出，站在帝国和国家的前面，这是一个奇迹”。[10]
1936年，他在纽伦堡集会上向广大观众讲话时，慷慨激扬地说：“你在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中发现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而我能找到你们，那是德国的运气”。[11]
希特勒相信自己受到上天的保护。1944年7月炸弹阴谋未能杀死他之后，他对军官们说，“全能者再一次停住了（刺客）的手。难道你不同意我认为这是一个命运的旨意吗，这是要留下我完成指定任务”。[12]
希特勒自己相信，也要德国人相信，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造福德国和德国人的。从1933年上台之后，他就一直在让德国人感受到他的恩泽：他把德国从1929年以后的经济萧条中解救出来，创造了纳粹经济的奇迹，解决了德国的高失业率问题，重新武装德国并让德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让无数的德国人有机会快乐地休闲和旅游，甚至有了拥有自己汽车的梦想。他不仅洗刷了1919年不平等《凡尔赛条约》加给德国人的耻辱，而且让德国人民骄傲地站起来了。这些都能让德国人感觉到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满足。《受益人》一书里讨论的那种德国人物质利益均沾，让他们从第三帝国对犹太人和他国人民的经济和物质掠夺中小小地分一杯羹，只不过是多种利益中的一种。
阿利的纳粹研究与以前许多研究不同，以前的研究也试图回答，为什么德国人愿意跟随希特勒，为什么对纳粹统治几乎从来没有反抗，答案似乎总是，德国人有普遍的排犹意识形态、对纳粹暴力心存害怕和恐惧、对希特勒盲目崇拜、是极权下的服从命令和平庸之恶。阿利的回答是“利益”，他特别突出和放大了经济和物质利益的作用。他在突出和放大这一特定利益的时候，事实上也要求读者对什么是极权统治下的“利益”有更多的思考。
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利益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而且，多重的或多层次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很难清楚无误地划出它们之间的界限。对于生活在社会变化中的具体的人们来说，利益不仅是多重或多层次的，而且不同利益之间的优先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极权宣传总是会利用不同性质利益的模糊性，来达到欺骗和洗脑的效果。这也就是阿利在《受益人》里所说的，纳粹的官方宣传是通过民众自己在某个时刻的利益意识发生作用的。不仅如此，极权的暴力，以及极权统治下民众的害怕和恐惧，也是通过特定的利益意识来起作用的。因此，对民众利益意识的认识应该与对极权统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极权统治可以通过引导民众的利益意识来避免直接运用暴力和恐怖，营造一种专制权力所需要的“民意”。这种官方引导也就可以成为顾及民众利益要求的有效宣传。罗伯特·盖勒特里指出，“纳粹很成功地培养了民情，所以他们不需要使用大范围的恐怖手段来对付民众、巩固政权”。他认为，纳粹革命“并不是从对德国社会的全面进攻开始的，其行动往往与大多数人所希望或能容忍的事情一致”。
他说，恐怖行动主要是针对被社会遗弃的小群体，并没有威胁到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大多数德国人确实知道集中营和恐怖组织，但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恐惧，而是赞成。如果说恐怖行动的确在巩固政权方面发挥过作用的话，那就是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施加于社会局外人的恐怖行动让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相信，在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和骚动之后，法律和秩序最终得到了恢复。‘沉默和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人，是支持这个政权的’”。这并不是盖勒特里一个人的观点。事实上，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共识，即第三帝国是一个“合民意的独裁政权”（Zustimmungsdiktatur）。（埃文斯95-96）[13]
阿利在《受益人》一书里所持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观点，只不过他关注的不是德国人所谓的反犹共同利益，而是他们与纳粹国家一致的经济和物质利益。他在书里提到的希特勒1933年至1939年的政绩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利益，除了就业、经济收入、社会福利这样的利益，还有心理、情感和精神满足的利益，如洗刷国耻、国家的强盛和体面、对“人民共同体”的归属和认同、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对魅力领袖的崇拜与信任等等。
甚至可以说，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德国人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利益一度超过了经济和物质利益。希特勒在德国受到民众的拥戴和崇拜，与他帮助德国人恢复自尊心有相当关联。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利益可以避免局限于物质因素的单纯经济决定论。全面了解“利益”的复杂性，对于我们认识其他极权国家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由此而来“民众支持”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仅仅从“利益”来认识极权统治的方式，很容易忽视极权统治对暴力和恐怖的根本依赖。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对阿利的《受益人》一书持批评态度的原因。埃文斯认为，阿利因为强调普通德国人与纳粹的某些利益一致，而得出了“第三帝国不是一个靠武力维持的独裁政府”的错误结论，这样实际上也就淡化了纳粹统治的暴力极权本质。
埃文斯认为，阿利得出这个错误结论是因为他过度强调纳粹执政早期取得的成就。阿利在《受益人》中说，“纳粹在物质繁荣和社会平等方面确定的成就让它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其决策机构也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平面的’，在制度和执行政策时，都给人们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参与机会”。（28）
埃文斯特别指出阿利的这个错误观点，是因为在一些别的研究者那里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就曾表达过与阿利相似的观点。韦勒认为，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的基本上不是恐怖统治，不是“一群亡命徒在一个奥地利社会弃儿的领导下，对德国实施了一种异族统治”，也不是由于恐怖，“那些正派但没有自卫能力的大多数人只好低下了头”。
他认为，强调普通德国人因恐怖而顺从只会为他们开脱与纳粹合作的罪责。他主张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分阶段地来认识希特勒对德国人的影响方式：开始是用个人魅力，后来则是用利益分享。（埃文斯95）阿利在《受益人》里的主要观点与韦勒是非常一致的。
其实，阿利对纳粹与德国民众利益均沾的论述并不是只能得出“纳粹不靠武力维持”的结论，而是也可以得出“纳粹并不完全靠武力维持”的结论。后面这个结论要合理得多。希特勒政权受德国人欢迎的经济和利益原因是一回事，而这个政权是否靠暴力维持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经济相对富裕的极权国家里，民众满足于他们的小康生活，他们容忍或支持政府暴力，并不等于他们自己就有了免于恐惧的权利。他们不反抗，不是因为完全没有不满或反抗的意愿，更不是因为认同政府的暴力，而是知道反抗独裁政府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不能把他们不反抗独裁简单地当作独裁已经合乎民意。
【注释】
[1] 马修·休兹、克里斯·曼：《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社会生活史》，于仓和译文，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2] 同上，第95页。
[3] Go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Trans. Jefferson Chase.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出自此书的引文在括号中标明页码。
[4] Gotz Aly: Hitlers Volksstaat – Raub, Rassenkrieg und nationaler Sozialismus. S. Fischer Verlag, Frankfurt, 2005.
[5] 参见《自由服从与无效常识》，见徐贲：《经典之外的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6] Rudolph Binion, Hitler Among the Germans. New York: Elsevier, 1979, p. 136. See also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76, p. xix.
[7] Ernst Hanfstaengl, Adolf Hitler File, Roosevelt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See also Robert Waite, 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f Hitler. New York: Da Capo Press, Inc., 1977, p. 27.
[8] Speech in Munich, March 14, 1936. See Robert Waite, 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f Hitler, p. 28.
[9] Robert Waite, 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f Hitler, p. 28.
[10] Richard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05, p. 498.
[11]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p. 591.
[12]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Nemisis, p. 684.
[13] 转引自理查德·埃文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梁本彬、孙匀译，中信出版社。出自此书的引文在括号中标明页码（埃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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