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近代中国与白银资本：币制改革如何影响历史？
赖建诚
美洲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中国历代的白银产量，大都不够民间的需求。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在税制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用银缴税。明代工商业发达后，民间对白银的需求增加，西班牙与葡萄牙商人，从拉丁美洲运来大量的白银，日本也出口不少白银到中国。这些在明代中后叶输入的大量白银，一方面繁荣了工商业，另一方面让用银缴税成为可能。但在17世纪40年代左右，进口的白银数量逐渐减少。有人从货币数量说的观点，认为这可能导致明代的亡国、压抑清初的经济繁荣。外国白银供应量的高低，和明清经济的起伏，有这么直接的因果吗？
美洲白银在16～17世纪大量流入欧洲后，产生两项长久的影响。（1）解除了15世纪以来的“流动性危机”：金银的供给数量，原本不敷铸币的需求，美洲白银解除了“旱象”。（2）造成物价革命：一个世纪之内物价上涨3倍，但也播下17世纪经济萧条的种子。欧洲的经济史学者估计，美洲白银约有1/3流入中国，应该也会造成类似的影响：（1）解除中国长久以来的“银荒”，让张居正的新财政政策“一条鞭法”得以施行。（2）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因白银流入而繁荣，但流入数量减少后，引发1644年明代的败亡与清初的不景气。
你同意这样的模拟推论吗？反对这种推论的人会说：
（1）美洲白银对16～17世纪的欧洲，确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但如果只有1/3流入中国，被三四亿人口均分后的数量，其实少得可怜。美洲白银或许可以增进某些城市或某些行业的繁荣，也有助于用银缴税，但数量远不足以当作明代经济繁荣的燃料。
（2）中国一直有银荒问题，整体而言进的比出的多。16～17世纪进来的白银，要以存量（stock）的观念来看，不要以流量（flow）的观念来看。换言之，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要以历年累积的数量来判断，不能以某些年代进口量的增减，就判断对经济有无立即的因果关系。
（3）中国的日常生活以铜币为主，只在缴税和大额交易时才用银两。银子在中国的货币功能，和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生活中，银币是日常的；中国的生活中，银币是例外的。这三点合起来，是要争辩一个基本论点：美洲与日本的白银流入后，对明清经济的兴衰，恐怕没有直接的因果。
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荷兰、走私者，为什么要积极把白银运入中国？主因是追求金银比价的差额利润，道理如下：1500年左右，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7.5:1——每两黄金的价格，约是每两白银价格的7.5倍。同一时期欧洲的金银比价，以法国为例，约是13∶1。
在套汇者眼中，这个价差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在法国13两白银可以换到1两黄金，但在中国只要7.5两白银，就可换到1两黄金。换句话说，欧洲是“金贵银贱”，相对地，中国是“金贱银贵”。所以只要从拉丁美洲运7.5吨白银到中国，就可以换到1吨黄金，运回欧洲后可以换到13吨白银。夸张地说，运一船白银到中国所换到的黄金，载回欧洲后可以换到两船的白银。扣除运费与风险后，实际利润至少还有60％～80％。
1400年时（明代初期），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4∶1（1两黄金只能换到4两白银），如果这时载白银来中国换黄金，运回欧洲的利润大约是300％。当然，哥伦布是1492年才发现新大陆的。
此处的重点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金银价差，在这种套汇的积极作为下，很快就收敛了：1650年时，中国的金银比价已高达14∶1，和法国的15∶1相当接近。这表示两件事：（1）中国的白银存量已大幅增加；（2）已追上世界的金银比价，从银荒时期的“金贱银贵”，转为欧洲式的“金贵银贱”。
理解这些基本背景后，来看明清时期流入的白银数量。华北黄河流域矿产稀少，先秦时期的金银，主要靠长江流域供给（楚国为主）。15世纪初期明朝的版图大增后，积极开采云贵的银矿。但平均年产量只有4～6吨，顶峰时约20吨，不够急速增长的人口与经济的使用。1500年之前外国白银尚未流入，中国被迫处于长期银荒状态。1530年代，日本西部发现大量银矿，才让亚洲进入“白银世纪”：用白银来拓展国际贸易网络。1540年左右，华商开始运丝织品到日本换白银。16世纪70年代，葡萄牙人看到运送美洲白银来亚洲的庞大利益。有人估算说，明代灭亡之前（1643），大约有2.5亿两（9375吨）白银，在中国地区流通。
整体而言，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和1645年（明亡时）的一个世纪间，中国总共进口多少白银？1550～1600年这50年间，约1770～2370吨；1600～1645年这50年间，约6900～8400吨；合计约8670～10780吨。假设总进口量是10000吨（即10000000公斤），除以100年，每年约10万公斤（即1亿克）。假设明朝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口有1亿，每年从外国流入的白银，每人只分到1克，怎么足够当作经济增长的燃料呢？虽然每年10万公斤的白银，不够让经济起飞，但加上原本的国内白银存量，对用银缴税、工商业发展，倒是很有帮助。
接下来看以5年为单位的变化：1601～1605年的总流入量有147.6吨，1606～1610年暴增到340.3吨，1611～1615年有415.0吨。这段高峰过了之后稍微衰退，1631～1635年推向新高点436.0吨，以及1636～1640年的572.8吨。但在1641～1645年暴跌到248.6吨，这有两个原因：（1）明朝在这5年间灭亡了，社会动荡当然会影响工商业与国际贸易，外国银子的流入量大减。（2）如前所述，17世纪50年代中国的金银比价已和欧洲接近，已失去运白银来套利的吸引力。
进入清朝后，这个趋势更明显：1646～1650年只有187.7吨，到1656～1660年间急速反弹到302.5吨，1661～1665年间更高（330.8吨）。但接下来是更急剧的下跌：1666～1670年间只有82.4吨，1686～1690年间最低，只有43.1吨。
如果从简单的货币数量说来看，白银流入的减少，等于是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上列的数字显示，明末50年间的白银流入量一直增加，但明代却灭亡了；清初50年间的白银流入急减，但清朝初期却常让人有活力的感觉，这不是奇怪的事吗？
重点就在这里：中国历史上的银荒症，就像长期的贫血患者，从1550年开始大量输血，到1650年时就补充够了，血红素的标准已和正常人相近（金银比价已和欧洲相近）。这时还需要大量输血吗？医师会认为不必，只需小量补充，能和人口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同步就够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清初的白银进口量才会锐减。如果中国的金银比价，在清初时还差国际一大截（表示贫血程度严重），外国的白银自然会持续高压涌入。
理解这个道理后，就可以回答较关键的问题：清初白银流入的减少，是否会引发经济的萧条与危机？当然不会，因为我经过长期输血，血红素已接近健康状态，这时候减少输血，会让健康产生危机吗？
如何判断清初经济是否处于萧条状态？最简单的指标是米价。如果以1530～1540年间的米价为基数（取100），就可看出1450～1650年间，米价的趋势一直在爬升。开始大幅下跌是1660年，一直跌到1700年左右，有人称这40年间为“康熙不景气”，认为主因是这段期间的白银流入量大减所致。其实米价在白银流入量减少之前，就已经开始下跌；白银进口量回升之前，米价就已回升。应该是两条线碰巧在同一时期同步起伏，而非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换另一个指标（地价），就可看出1500～1650年间，进口白银大幅上涨时，地价却长期下跌。
外国白银在明朝中叶到明末，确实帮助了中国经济。但清初的康熙不景气，恐怕要从内部去探索各种因素，不能单怪外部输血量的不足，以免搞错方向问错问题。
美国购银法案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1934年5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总统提议的购银法案，6月19日总统签字后生效。这项法案的重点，是“要求财政部在国内外收购白银，直到白银的市价每盎司达到1.29美元以上，或财政部白银存量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存量货币价值的1/3。总统授权运用各种方法，达到这项要求”。财政部依据这项法案，开始在国内外收购白银，直到1961年底为止，1963年才废止这项法案。虽然财政部努力执行，但一直没达到这两项目标：（1）让白银的市价达到每盎司1.29美元；（2）让白银的存量的价值，达到黄金存量价值的1/3。
这项购银法案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远因是国际银价从19世纪末长期大幅下跌：到了1928年时，每盎司才58美分；1930年因为大萧条的影响，才值38美分；1932年底和1933年初更惨，只剩25美分。美国从1873年起改行金本位，为什么还这么在意银价下跌呢？主因是有7个产银州（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新墨西哥），由于国际银价大跌，银矿业的收入大跌。虽然这7州人口数的总和，还比不上新泽西州；这7州的银矿业人口，在1929年还不到3000人；但这7个州在国会占1/3的席位，结合起来的力量不容忽视。
但这两项因素，还不足以逼迫总统提出购银法案。或许第三个因素更重要，因为牵涉到广大的农民选票。1929年10月底纽约股市大崩盘后，美国经济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萧条。随着物价的下跌，农业部门的所得跟着大幅下滑，农民的生计困难。1933年国会通过农业救济法案，协助解决农业部门的困难。他们提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国会能通过购银法案（1934），一方面把白银价格拉高好几倍，另一方面让白银再度具有货币功能，对萧条的经济注入新血，把物价全面拉升，也把农业部门救起来。
这一招果然有效：1932～1937年间的物价上升14％，批发物价上升32％，农产价格上升79％。简言之，1934年的购银法案，是把美国从大萧条救出来的重要英雄：白银的年产量，从1934年的3300万盎司，增到1940年的7000万，其他的矿业（铜、铅、锌）也跟着受惠，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供给量提升，效果非常显著。
这件事和中国有何相干？美国硬把银价拉抬起来，对当时仍采银本位的中国来说，有两项重大的影响。（1）等于是用外力强迫中国币升值，这会严重打击出口贸易。（2）美国的白银价格大幅提升后，中国银子必然受到高银价的吸引，大幅流向美国，造成货币供给大失血。可以预见的必然后果，是中国的物价大幅下跌，百业萧条。简言之，美国的购银法案是以邻为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中国的痛苦上。
另一群受害者，是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的产银国。这些国家原本大量使用银币，如果银价在短期内被美国拉高一倍，这些银币立刻增值一倍，物价也高涨一倍，那怎么得了？这些产银国的因应之道，是减少银币的含银量，或是干脆禁止使用白银当作货币，否则会被美国的购银法案害得很惨。
暂且不谈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专谈与中国相关的问题。1934年的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白银。中美政府早就预见这个影响，做了配套性的政策，例如防止白银走私、规定银行汇出白银的数量。购银法案在上海等通商口岸，造成相当的恐慌，民间的主要担心，是白银流失后货币供给量变少，物价跟着下跌，工商界百业萧条。
真的是这样吗？有两种见解在争辩。主张上述见解的，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ton Friedman。他的基本论点是货币数量说：购银法案把白银价格拉高后，中国币的汇率被迫升值，造成奇特的“银贵金贱”（黄金的价格相对地贬低），造成出口困难、贸易赤字更严重。白银被美国吸走后，货币供给减少，政府的财政必然更困难，只能扩大债务让预算赤字化。蒋介石政府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打算在1934年10月脱离银本位，但此事拖到1年后（1935年11月3日）才正式宣布，终止了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本位，改采法币制（纸钞制）。
脱离银本位后，政府印钞票时，就可以不必顾及白银的准备数量，导致过度印钞，造成物价膨胀。以上海为例，1931～1934年间因购银法案的传闻，批发物价下跌23％，但在1934～1935年间只下跌1％。1935年底改采法币制后，1935～1937年间的物价上涨24％。雪上加霜的是，1937年7月日军侵入华北，抗日战争爆发后军费激增。此事虽与美国的购银法案无关，但国民政府在脱离银本位后，大量印钞应付各方需求。在8年抗战期间（1937～1945），货币发行量增加300倍，物价上涨得更快，将近1600倍，平均每年上涨150％。Friedman说，中国经济先受到购银法案的打击，接着是1937年的抗日战争，之后又有1945～1949年的国内战争。整个检讨起来，购银法案应该为国民政府失掉大陆，负起重大的初始责任。
Friedman言重了。他只根据一些表面事实，作了过度的推论。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银子，引发通商口岸的商业恐慌。但若要说购银法案对庞大的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那就需要更明确的证据与深度分析。有另一派见解，例如Brandt和Sargent（1988），就明白反对这种货币数量说的推论。但他们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宏观的总体统计数字解说，没有用数理模型与统计分析，去探讨其他因素。
我们尝试用反事实推论法，通过较严谨的模型推论与计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支持Friedman的见解。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有较重大影响的因素，并非外来的购银法案，而是1931～1937年间水旱灾的长期广泛影响。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受水旱灾害的程度如下：1931年20.1％，1932年17.5％，1933年15.4％，1934年（购银法案那年）38.9％，1935年9.8％，1936年11.3％，1937年19.3％。购银法案对中国的冲击确实不少，但激烈的程度是短暂的，也只限于工商业。相对地，1931～1937年间的水旱灾，对以农立国的经济，所产生的冲击才是广泛深刻的。
中国的银本位与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
学界对1929年大恐慌的起因，有诸多学说争执不下，较具代表性的有三种。（1）产业结构说。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经济与民生打垮了，战后重建所需的钢铁、建材、机械、车辆，必须靠美国提供。在1918～1928年这10年间，美国的产业因而急速扩张。1928年之后，欧洲的重建已告一段落，对美国物资与产品的需求大减。但过去10年间发展的庞大产业架构，无法跟着外国的需求减缩，因而造成设备使用率不足（超额设备），雇用的工人数也超过产能的需求。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大恐慌的主因。
（2）货币政策说。这是Milton Friedman为首的见解，他们认为1929年10月的纽约股市崩盘，主因是联邦储备体系（类似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造成不正常的泡沫经济。换言之，1929年末的股价，远超过上市公司的实质获利能力，泡沫的必然破灭，根源于央行的错误政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应该持续地温和增加货币供给，让经济体系自然增长。
（3）金本位说。这是以凯恩斯为首的见解，我认为相当有说服力。金本位的特性，就是各国的币值，要以黄金含量来表示，例如1英镑或1美元，等于多少克的黄金。金本位的好处，是会员国的货币价值透明化，方便国际贸易与国际清算。同时，要求各国有等值（或等比例）的黄金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任何可人只要拿1英镑，就可以到英格兰银行，要求换回公告价格的黄金。这表示会员国的货币，随时可以换回黄金，对纸钞持有者相当有保障。
但金本位有个大缺点：会员国的货币都以黄金为基准，凯恩斯说这等于是给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共同戴上一套金脚镣（golden fetters）。换句话说，会员国的货币价值，是钉住黄金价格的固定汇率制。如果美国的金融出现大问题，立刻会通过共同的固定汇率制，迅速影响各会员国的金融体系，称为“金本位的溺毙效果”。这就好像是把大小不一的船只，用金链子系绑在一起，看起来能相互扶持稳定性大，但若某艘大船失火，不就像曹操的船队一样，从头延烧到尾吗？
有人认为1929纽约股市崩盘后，金融危机就通过金本位制快速蔓延，造成世界经济的动荡。更糟的是，原本与美国经济较间接的国家（如斯堪的那维亚），也被金本位的放大效果波及了。金本位的内部规定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有保障，但也阻碍各国政府放手自救的空间。英国在强大的压力下，1931年9月宣布脱离金本位，各国积极跟进，金本位制终于崩溃了。学者认为，正是因为1931年的金本位崩溃，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在1934～1935年间复苏，如果还顽固不放弃金本位，不知大恐慌要持续到何年何月。
有了上述背景，现在要回答两个问题：（1）1929～1935年间经济大萧条时，中国的经济是否也受到严重的影响？（2）如果没有，是因为哪些保护性的因素呢？
中国史学界都承认这个事实：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到1937年日本侵入华北的这10年间，可称为“黄金的建设十年”。也就是说，1929～1935年世界大萧条期间，中国的经济反而比1927年之前还更繁荣。如果以1929年的物价指数取100，采金本位制的英美法德诸国，指数在1929～1933年间，一路下跌到65左右。也就是说，原本可以卖100元的东西（汽车、小麦），在4年间跌掉1/3，只剩65元。换句话说，金本位会员国的整体财富，在4年间缩水1/3，必须裁掉1/3的就业人数才能平衡，这不就造成20％以上的失业率吗？
相对地，中国的物价指数（以1929年为基期，取100），竟然逆势上扬，一直涨到1932年125左右，之后实在抵挡不住世界的萧条洪流，才开始一路下滑，到1935年最低点时，指数还接近90。换句话说：（1）在1929～1935年大恐慌时期，这把大火对中国还是有影响，但相对于列强的物价跌到65，以及随之而来的超高失业率，中国的情况竟然还这么好。这就好像是来了一场H1N1大流感，原本以身强体健自豪的列强，竟然遭受严重打击。而素有东亚病夫之称的中国，却安然度过。（2）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这场世界大萧条，中国经济在1927～1937年间，还不知会增长多少。
现在要回答第（2）个问题：是哪些保护性的因素，让中国免于1929年大恐慌的攻击？答案有几个面向，但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中国没加入金本位，还维持老旧的银本位。
前面说过，金本位的重要特色，就是会员国的币值要钉住黄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采取固定汇率制。而中国因为外汇存底不足，没有足够的黄金当作发行货币准备，就没资格参加黄金俱乐部，和外国贸易时只能用白银报价，外国商人付款时也用白银清算，所以称为银本位。1931年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黄金为主，白银在国际上并无货币功能，只是单纯的金属，地位和铜铁锡一样。中国对外的汇率与清算，都用白银来表达，但因白银的价格起伏不定，所以就称为“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有什么好处？（1）当金本位国家的物价，由于被金锁链捆绑在一起而同步起伏时，中国可以置身事外不受影响。（2）白银价格下跌（等于是贬值），表示中国的出口品价格下跌，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有利，更刺激国内产业的发达。但也有明显的缺点：只要国际银价一跌，中国货币就跟着贬值，买外国货（进口）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现在换个高度假设但有意义的问题：如果辛亥革命后，听从梁启超的鼓吹加入金本位，请问在1912年到1937年之间，金本位对中国经济是利大于弊或是弊大于利？这是个“反事实的推论”，需要统计模型的设定与计量方法的模拟才能回答。如果不谈技术问题，只谈可能的结果，大致有两个方向性的答案。
（1）贸易逆差会有明显改善，原因很简单：原本是用白银报价做生意，而国际银价又长期看贬，导致贸易逆差愈来愈严重。如果改采金本位，一切用黄金计价，汇率稳定（因为钉住金价），原本的贸易逆差说不定会因而转为顺差。但这对中国的经济帮助不大，因为在1937年之前，中国是大型的半闭锁性经济，国际贸易占国民所得的比例小于7％。
（2）就算加入金本位后，可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也要考虑另一个大缺点：1929年大萧条时，中国的物价必然会跟随列强大跌1/3。通过统计方法所作的模拟分析，基本上支持这个推论。
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如果他要请教经济学界，到底应该积极加入金本位，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还是停留在已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本位，每年丧气地看着国际银价起起伏伏？聪明的你，会建议蒋委员长走哪条路？以后见之明，我建议不要加入金本位，因为缺点很明显：
（1）中国有足够的黄金存量当会员国吗？
（2）央行有足够的准备，让持纸钞者随时兑换等值的黄金吗？
（3）对外用黄金，那对内呢？还不是白银、铜币、纸钞吗？
（4）世界大恐慌时，连英、美、法、德列强都挡不住，中国必然更惨。
（5）币制改革比想像的复杂，必须付出庞大的行政费用，引发相当的社会混乱，劳师动众耗时耗财耗力。如果好不容易才改为金本位，结果几年后（1931年9月）英国就宣布脱离，导致世界金本位崩溃，请问该怎么办？要改回银本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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