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不堪一击
秦晖
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们现在称之为新启蒙的时代。那个时代读书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可以说国外的各种新思潮，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所谓的三论，一直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到最自由主义的东西，像哈耶克，经济学中弗里德曼的作品等等，我们像饿久了的人突然面临目不暇接的大餐。
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学基本上就是完全西化的，有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地方，实际上真正的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在中国就从来就没有引进过。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学，除了资本主义部分，是以《资本论》为基础的，主要是承担批判功能，对于当下的经济，其实没有任何可用的经济学资源。
当年在苏联革命以后，对于当时的苏维埃时代应该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很多苏联学者，曾经有一个讨论，包括当时最有名的左右两大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左派，也就是托派的代表人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右派，也就是捍卫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布哈林，他们在很多方面争议得很厉害，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承担批判功能，而这种批判功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学。
那么到了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学主要就不是用于批判了，而是用于指导计划经济的，那么指导计划经济的经济学是什么东西呢？这两派的人共同认为，是“计划科学”。所谓计划科学，是一门用现代科学主义的办法来管理经济的学问，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大量运用数理工具，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运筹学之类，来实现经济参数的最优化，实现最佳的投入产出。讲得简单一点，计划经济需要的是一种技术性的计划科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在苏联长期以来，是没有什么人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他们曾经下了很大的工夫去搞计划科学，后来叫做数理经济学。在斯大林时代，就有很多搞数理经济学起家的人，像涅姆钦诺夫、维恩斯坦这些人。但斯大林本人是主张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而且后来左右两大派的主流，包括上面提到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这苏俄早期经济理论一左一右的哼哈二将，在大肃反的时候都被杀掉了。
斯大林认为左派也不行，右派也不行，他自己提出了一些主张，其中就有《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 他就认为，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在40年代就做了一个决议，苏联的高校要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但是苏联的经济学家普遍对这个事情不感冒，这点是和中国不一样的。虽然苏联有了这么一个决议，但是实行起来很慢。
苏联高校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1954年才编出来，那时候斯大林已经死了，很快苏联的气候发生变化，苏联的经济学又变成了以数理经济学为主干，以后苏联学校的经济学科，从涅姆钦诺夫、维恩斯坦，到后来坎托洛维奇，包括沙塔林，甚至包括盖达尔，都是搞这一套出身的。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苏联后来搞休克疗法的那些经济学家，当初都是搞计划科学的，他们对数学都很精通，非常善于搞所谓的最优化计划。其中的一个大本营，就是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里面聚集了一大批搞数理经济学的，最善于用电子计算机来管理经济的人。
曾经有人说苏联的经济不好，是因为她没有把住新技术革命的脉搏，我觉得这说法是欠妥的。如果说把住新技术革命的脉搏，指的是没有开发在市场上畅销的IT产品，那肯定是对的。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不可能开发出什么个人电脑啊游戏软件这样畅销东西。何止电子产品，那种体制下基本上什么产品都不在乎什么畅销不畅销，这与是否重视新技术革命无关。
但是如果指的是注意到电子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系统控制能力对于管理经济的重要性，那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是没有谁比苏联更重视的。这是计划经济国家的特点。既然它是计划经济国家，当然对于管理经济，尤其是用现代化手段管理经济格外重视，尤其又是苏联这样一个受到近代科学主义文明影响较大的体制，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一套的。
早在1977年，苏联就建立了国民经济各部委的电子计算机联网系统。那个时候的联网不是互联网，那个时候不但没有互联网，甚至连大规模集成电路都没有，那时的电子计算机输出方式还是以穿孔纸带和磁记录仪为媒介的，但就是用快递的方式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苏联当时还建立了各国民经济管理部门统一的数据库和联机处理系统，今天看，这一套系统当然是非常原始的，但当时恐怕也只有苏联下这个功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苏联还是相当前卫的。
因此苏联在计划科学化这方面，或者说计划经济的经济学方面，的确有发展。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史有来，只有一位苏联东欧的学者获奖，就是苏联的坎特洛维奇院士，他搞的就是这个东西。他的一本书还被翻译成英语，叫做《管理科学》，就是讲怎样用电子计算机搞计划最优化的。
如果中国真的要搞计划经济，那么确实是需要这样的经济学的。可是我们中国当时从1956年开始反修，反修的结果，既没有西方那一套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也没有苏联那一套搞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用来骂资本主义的。
那么搞社会主义经济用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苏联1954年编的那个，苏联人自己已经不太在乎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个教科书，说实在的一点学术魅力都没有，因为它不解决任何经济问题，既不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也不解决计划经济中的问题，因为它完全没有涉及到怎么制定计划的问题。大量篇幅都是论证计划经济道德上如何善，比如说计划经济的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讲的都是这些政治概念的正确性，如此等等。
至于一个科学的计划该怎么制定，怎么做到用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按理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们以前的经济学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虽然在60年代仍然派了一些人到苏联去学这种数理经济学，比如说，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乌家培先生，还有其他几位，当时是被派到苏联去学这种计划科学的。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里面，是没有这种学科的，所以他们的所学也没有展开传承。
正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里根本就没有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因此改革开放以后，自然西方的经济学就占了主流，完全没有遇到可以与它分庭抗礼的东西。在苏联东欧就不一样，至今为止还有很多人对数理经济学是津津乐道的。
如果我们仅从现实的角度讲，那一套东西，还真的是有点学术魅力，至少它那套数学还是非常科学有研究头的。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只是背几句口号，从实用的角度讲，对解决经济问题，包括解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经济问题，可以说毫无作用，从学术魅力来讲，也不能满足人们爱智求真的要求。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年，就被市场经济的经济学那套理论学完全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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