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认识苏联：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李新宇
编者按：2019年时值陈独秀先生诞辰140周年，我们重新刊发此文，以为纪念。
陈独秀从五四出发，从西方出发，走向苏俄，走向托派，然后又回到了西方，回到了五四。回来之后的陈独秀，当然有些变化，少了一些法国的色彩，多了一些英美的色彩；少了一些浪漫，多了一些冷静。
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陈独秀曾经写道：“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之赐而谁耶？”那时候，陈独秀的思想主要源于法兰西。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人权说中的平民主义膨胀开来，人道意识中的平等观念迅速坚挺，在全部的人权思想中，平等胜过一切，这就使陈独秀走上了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平等的思路。陈独秀没有意识到手段本身有时候会威胁目的。劳苦大众的确太贫困，他们的日子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法视而不见。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下层人民的苦难就寄于无限同情。陈独秀为他们写过诗，做过文，在五四学生运动暴发的当天，《每周评论》正有陈独秀的大作《贫民的哭声》。
也许正是对下层大众的同情，强化了陈独秀的阶级意识，并且使他把目光转向了苏俄。在陈独秀那里，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抛弃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达到民主的必由之路。陈独秀曾经认为它更彻底，也更快捷，却没有发现它与自己的初衷存在矛盾。人毕竟不是神，不能未卜先知。即使清醒冷静如胡适，不也曾经因此而产生过短暂的困惑吗？
有良知的思想者重要的是不自欺更不欺人。在目睹斯大林所做的一切之后，陈独秀开始了新的思考。也许，监狱生活对陈独秀是一个机会。考察20年代中期的陈独秀，文章篇数让人难以相信，但是，对问题却难有深入思考，特别是当陈独秀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活动的时候，几乎失掉了思想，成了一架机器。陈独秀不断地写，不断地说，评论一切社会事件，却已经算不上一个思想者。30年代，监狱生活清静而安闲，使陈独秀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学术，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题。出狱之后，陈独秀的思想的确变了。
经过事实的教训，陈独秀对苏联已经失望。我想，这种失望可能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所谓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神圣性，早在1927年陈独秀就认识到了。二是苏联越来越清楚地显露了它的面目。这一切，使陈独秀清楚地看到，它与陈独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因此，陈独秀不再相信斯大林的国家代表着未来。
在陈独秀先前的想象中，苏联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形式。陈独秀把它与人类文明的健康主流挂接在一起，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西方现代国家所具有的一切，它都有；西方现代国家所没有的，如劳动者的崇高地位，经济平等，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它也有。还有比这更美好的社会吗？有什么理由不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于是，它好像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并不矛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非背道而驰，因此，陈独秀大概并不认为自己抛弃过新文化运动的理想。陈独秀曾经反问道：“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莫克拉西’？”直到1933年，陈独秀的《上诉状》仍然写下了这样了句子：“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陈独秀之所以走向它，因为它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
但在出狱之时，陈独秀对苏联已经不抱希望，因为他看到了极少数人的“格伯乌政制”，看到了以极权主义剥夺人民主权的事实。1934-1938年，苏联经历了血腥的“大清洗年代”，斯大林运用秘密警察“格柏乌”（GPU）残酷镇压异己，红色恐怖从党内波及全国。在“莫斯科审判”时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宁时期的苏共领导人相继被杀，数百万人遭到逮捕、流放和处决。这一切，对陈独秀不能没有影响。陈独秀从新文化运动走来，没有忘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光辉的字眼，所以不会继续接受苏联，不能不调整自己，对一切重新思考。
与此同时，中国托派译介了一些揭示和批评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书籍，比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进中》，法国作家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以及《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苏联党狱之真相》等。这些书，大多是陈独秀推荐给汪孟邹出版的，陈独秀大概读过，这就为他的反思提供了资源。
陈独秀的反思证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流浪千里，最终没有背叛初衷。陈独秀有一首长诗，我至今没有看到全文。因为陈独秀把它寄给了濮德志，而他在被捕后把原件给了政府，后来的下落，我尚不清楚。他能记忆的，只是如下内容：
大空暗无际，昼见非其形。
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
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
食以延躯命，色以延种性。
逐此而自足，何以异群生。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
高居万民上，万民齐屏营。
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
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
二者惟君择，逆死顺则生。
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
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
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
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陈独秀在诗后做了一个小注：“伯强，古传说中之大疠疫鬼也，以此喻斯大林。近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从这首诗，可以看到陈独秀对斯大林的看法。
开始，陈独秀只是着眼于斯大林的专制与独裁，着眼于他所带来的恐怖与灾难。所以，陈独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民主，如果没有民主，就必然成为党的独裁、领袖的独裁，必然成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这时候，对于苏联的问题，陈独秀的认识是：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背叛了革命理想，也背叛了列宁。
经过1936年到1937年的莫斯科审判，经过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再经过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紧接而来苏联与德国按照密约瓜分波兰，陈独秀不能不对苏联进一步思考。因此，他秀的见解又有重大改变。这一改变显示了陈晚年思想的深刻之处：对斯大林极权体制的深刻反思。
1940年春天，陈独秀给西流等人写了三封信。在3月2日的信中，陈独秀指出第三国际和苏联的行径：“等到英法布尔政府和法西斯的希特勒政权开了火，他们却一面实际站到希特勒方面，一面宣布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促使英法工人反对战争，法国共产党四十余人，因赞成对希特勒战争而被开除，这实际也是援助希特勒让他对英法得到胜利。”
在4月24日的信中，陈独秀说：“现在德、俄两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次要的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
在另一封信中，陈独秀透露：在几年之前，他和朋友就把斯大林看作“全世界罪恶之魁首”，陈独秀甚至表示：无论是谁，只要打倒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要“向他叩头”，“情愿做他的奴隶”。
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说：“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
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不再像一些人那样把斯大林罪行孤立起来。他认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都有其制度的基础，破坏民主并不只是斯大林个人的事，而是在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就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一系列灾难都被陈独秀不幸言中。是什么给了陈独秀如此的目光？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心中深植了新文化价值尺度的人，都会做到。可惜，这样的人太少。进入50年代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那么多人为之吃惊。其实，那一切，还需要赫鲁晓夫说明吗？
因为认识到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下了这样一条：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导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我的根本意见》以油印稿进入传播之后，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胡秋原、孙洪伊给何之瑜写信，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希望陈独秀“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他们的信没有直接写给陈独秀，陈独秀却于1941年1月19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声明“近作根本意见，并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此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
1941年12月23日，陈独秀给郑学稼写了这样一封信：
学稼兄左右：
十四日手书敬悉。惠书所论尚多与鄙见微有不同，或者因为兄对于《我的根本意见》尚未详阅也。此提纲式短文，乃为托派国内以至国外先生们的荒谬见解而发，因为弟精神仍不佳，无力为长文，未能详细发挥，或不免为人所误解也。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而我自己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仍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动笔耳！希望大作早成，得一读为快。此间日前有传言兄在某校演说谓：“只有希特勒胜利，中国民族解放才有希望”，今读来书，尊兄似不如此，恐为传言之误也。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十二月二十三日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显示了陈独秀作为一个杰出思想家的洞察力。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大概属于前驱人物。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胡适对它有深刻的认识，但比陈独秀略晚一些，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是轰动世界的名著，却比陈独秀的思考晚了几年。陈独秀关于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关系的见解，也是战后反思和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民主与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管理制”，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巴黎公社为典范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大众自治型的直接民主。它的突出特点在于公共权力的社会化，无国家、无官僚和人民自治。它与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亦即启蒙时代的民主理想的确不同。自由主义民主以防止专制、保护自由为宗旨，制度上以限制行政权的法治国家和有限政府为特征；而公社型社会主义民主则以废除统治和权力平等为目标，制度上追求权力社会化和人民自治。它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就是人民直接参与，直接当家作主，但马克思的这一政治设计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却一直没有得到证明。
十月革命不是在马克思的设计之下进行的，也没有出现东方的巴黎公社。列宁晚年已经看到，革命后迅速出现的是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而接着出现的，是斯大林的独裁和极权体制的形成。革命后的演变轨迹是清楚的：由“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到“一切权力属于布尔什维克”，最后是“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在社会平等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旗帜下，出现的是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和个人独裁下的等级授权制度；在“社会公仆”的名义之下，出现的是“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到了30年代，苏联的工资差别已由建国初的1：3上升到1：30。更为重要的是，法律是一种虚设，成为独裁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独裁者支配之下的格柏乌专政，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让一切专制君主都自愧不如的红色帝国。
这一切，与马克思的理想背道而驰，也与陈独秀的理想背道而驰。
这个悲剧的可悲之处在于，本来是要追求更好的，实现的却是更坏的；本来是要向前推进一步，实现的却是历史的倒退。这一残酷的事实，对于一切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最为沉重的打击。
而陈独秀，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者。
因此，陈独秀不能不对这个可悲的结果进行深入的思考。通过陈独秀的思考，我看到了一个启蒙思想家对民主的坚定和执著。陈独秀通过对斯大林极权体制的反思而形成了新的民主观。陈独秀回到了五四，而思考又远比五四时期更为深刻。陈独秀回到了创办《新青年》时期对民主共和的态度，不再对立宪民主轻率否定，不再试图寻求另一套替代方案，而认定民主是普适性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民主，应该是由大众民主代替某一个阶级的民主，而民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落实“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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