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对不起，你这个说法得验证一下
朱石生
按：本文据“医学大神”文库本系列分享会北京站朱石生老师的发言整理而成，对现代医学疗效检验的一些基本原则做了普及性的介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之间的重大区别。
医学史是文明史的一部分，不是只有几十年、几百年，而是跨越几千年的时间。但“医学大神”这套书，我不是从几千年前写起，我写的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到“二战”结束这一段，重点在现代医学。即便只是这一段，也有太多的内容要描述、要介绍。
为什么要从十六世纪写起？因为十六世纪是医学史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的医学是传统医学，十六世纪之后，现代医学开始出现，并逐渐完善。
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有什么区别，具体体现在哪里？想把这个话题说清楚，需要的时间太长。今天，我只能扼要地讲一下两者最关键的区别，那就是疗效的检验。
全世界都有传统医学
传统医学时代，一个医生观察了患者症状，会有一些思考、感悟，然后他可能会据此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疾病。那个时候，他只需要提出理论就行，并不需要证明，大家也不介意——不证明没关系，只要理论听起来合情合理，大家就愿意接受。
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在经历文艺复兴，之后又经历了启蒙运动，做学问的思维变得越来越严谨。有人提出一个理论或者治疗方法，听起来有道理还不够，还必须证明给我看。你可以用实验证明，可以去大面积调查，然后用数据分析证明，怎么证明都行，只要你把证明步骤写出来，人家照着去做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就可以。这叫可重复性，或者说，能经得起重复检验。
就这一点来说，传统医学跟现代医学很不一样。
传统医学有地域性，古埃及有古埃及医学，古希腊有古希腊医学，古印度有古印度医学，古中国也有大家熟知的中国传统医学。因为传统医学不需要做客观检验，你只要提出一种听起来有道理的理论，大家愿意接受，就可以成为一个普遍流传的说法，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医学，甚至一个地区的某个民族也可以有一套自己的医学，同一地区的医学又可以分作不同的“流派”。
现代医学的客观检验与传统医学不一样，只要你有一套证明方法，不管是老张去做检验，还是老李去，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不管他是在德国做这个检验，还是在中国、法国、印度，在哪里检验都一样。
也就是说，客观检验让医学摆脱了人的主观性，检验结果跟做检验的人是谁没关系，跟你持有什么见解、什么认识没有关系，即使你本来是反对这种理论的，只要照着这个检验步骤做，同样还是会得出这个结果。
所以现代医学不是一种依赖于人的看法或是文化背景的知识，而是自然界真实的客观存在。用这样一套方法开发出来的知识体系，就不再具有地域性，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开发出来，都会被全世界各国接受，成为各地医院的主流医学。
在我看来，这样经得起检验的东西才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顶梁柱。所以，在“医学大神”中，我把写作重点放在现代医学领域。
不吃香蕉，感冒一样能好
在现代医学中，你仅仅说起来有道理还不够，还必须能够验证才行。但验证怎么做，这里面就有讲究了。
如果是一个物理学课题，验证起来比较直接。比如电磁原理说电能变成磁，磁能变成电，这个很容易验证。你拿铁芯绕上线圈通个电，立刻就能证明。而且对物理学来说，有这么一次实验成功，你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电磁原理确实是对的。
但医学验证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更多一些。比方说，张三他想证明吃香蕉能治疗感冒。某一天他感冒了，于是开始吃香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感冒好了。于是他说这样就证明了吃香蕉能治疗感冒，是这么简单吗？其实不是，因为人体有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有哨兵，叫白细胞，它跟着血液在全身到处走，目的是寻找敌人，而判断敌人的标准是看蛋白质。生命现象必然有蛋白质存在，而蛋白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每一种蛋白质都有很独特的立体结构，独特到跟人的指纹一样，没有重样的。
人出生的时候，免疫系统就已经经历过一个自我识别的过程，认识了主人身上所有的蛋白质。所以白细胞在全身巡逻的时候，判断标准很简单，只要看到不认识的蛋白质，就必然是坏人。
发现了坏人，当然就要消灭。消灭敌人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抗体。但抗体不可能一瞬间产生，它需要一个过程，大概三天时间，有的人可能需要四五天。一个人感冒了，是因为感冒病毒的感染，但从白细胞识别出感冒病毒、通知身体，到身体生产出抗体，会有好几天的时间差。
所以，张三到第三天感冒好了，其实跟他吃香蕉没关系，是因为到第三天的时候抗体达到了杀灭感冒病毒所需要的浓度，于是病毒被消灭，感冒也就好了。即使他不吃香蕉，这次感冒他到了第三天也一样能好。
青蒿素之外，“523工程”的第二个成果
如果不明白免疫系统这类工作原理，就很容易出现判断错误。古代有很多医生根据这种本能的感受去寻找药物，有人生病了，给他试这个、试那个，今天试一个无花果，明天试一个兔子肝脏，吃到某一天，患者症状减轻，医生就认为是这个药把他的病治好了。于是他记下来，传给徒弟，一代代流传下来。这么流传下来的药方其实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说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因为屠呦呦拿到诺贝尔奖，可能大家都知道青蒿素。青蒿素是一个叫作“523”的工程开发出来的，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1967年5月23日上马的工程。
当时南越和北越打仗，南越有美国的支持，空中优势很大，把北越全给封锁了，北越只能背着背篓在丛林里运东西。丛林里蚊子很多，而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所以当时北越有大量士兵染上疟疾，结果胡志明向中国求援。中国当时跟工业化国家的关系也不太好，自己都没多少药，怎么解决问题呢？干脆开发一种新药吧，我们自己生产药物。
那个时候，西方国家生产药物的研发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但因为国际关系不太好，不可能请人家的专家过来合作，甚至想要查他们的资料都不容易。能想到的办法是从咱们自己的古籍里找素材，咱们不是有传统医学吗？有很多古代记载的方子。
这个工程由全国五百多位专家合作进行，分好几个小组，北京小组、四川小组、云南小组。北京小组找到的古代治疗疟疾的方子有八百零七个，云南更多，据说有四千多个。然后，他们用现代检验方法去检验这些方子中提到的药物是否有效，有效的话就把它提炼出来。一轮检验下来，不是无效就是毒性太大，四千多种方子全都没有临床意义。
那青蒿素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一个误会。
因为民间对药物的命名不太统一，云南的药农把黄花蒿也叫作青蒿。古代药方里葛洪提到过青蒿可以治疟疾，但没说黄花蒿能治，很多药书都没有提到黄花蒿，《本草》里倒是提到了它，说是可以治小儿风寒惊热，也没有说疟疾。
如果严格按照古籍去操作，不会有人想到买黄花蒿，但由于云南当地命名不统一的原因，采购人员意外地把黄花蒿当作青蒿买回来，巧了，黄花蒿里真有一种物质能抗疟，结果后来就提纯出了其中的有效成分。为了跟古籍保持一致，保留一点自豪感，所以没叫黄花蒿素，而是叫青蒿素。
如果从科研角度看，“523工程”其实有两个成果，第一个成果是从黄花蒿里找到了抗疟成分，第二个成果是证明古代记载的几千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全都没有临床意义。大家看到的宣传主要是第一个成果，也就是找到了一种抗疟的药，至于第二个成果，大家都不太知道。
我这套书的写作，把主要精力放在现代医学上，并不是说传统医学没有值得写的地方，有，不但有故事，甚至可以说它有存在的价值。传统医学跟现代医学相比，或许很多急重病不能治疗，但现代医学同样不是万能的，许多病它也不能治。人到了有病无法可治的时候，总得找点安慰，如果有什么东西能给他提供一点安慰，它就有存在的价值。
身体怎么样，自己的感觉准确吗？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点技术性更强的东西。
一个理论或治疗方法出来，得检验它的对错，怎么检验呢？如果请一位大师来，让他看一看，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然后拿上红包走了，这种检验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还是依赖某个权威的意见。真正的检验是客观检验，而且医学领域的客观检验要比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更难一些。
前面已经介绍过，人有免疫系统，免疫系统让一些疾病，即使不用任何药物，过几天自己也会好。而你如果不知道这一点，随便乱用药，很可能产生错误的判断，以为病是这个药给治好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心理暗示产生的安慰剂效果。
如果患者对一个医生特别有信心，医生给他一种药，即便这个药不治病，他吃下去以后也可能感觉好了很多——这并不神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比如打针，一根针头就那么大，跟刀剑比起来小多了，对人体能有多大伤害？但打针的时候人会害怕，不光是小孩，大人也会紧张，全身肌肉绷紧。
网上曾经有一个视频，一位民间治疗专家拿一根“针”——比绿豆还要粗一些、一尺多长的针具，从患者脊梁骨后面穿透皮肤插进去，来回捅。说起来患者应该感觉比较痛才对，但视频里的患者看起来并没有觉得痛，躺在那里很安逸。
为什么？他觉得这是在做治疗，而且专家跟他说，这个治疗必须得疼，否则没有效果，他有了这种信念，对疼痛的耐受力大大提高，所以他可能打针的时候会哭，但这么扎却没事。
刮痧也是一个例子。刮痧之后为什么皮肤会有大片的瘀斑？其实是把皮下的小血管给刮破了，导致出血，血液在皮下造成的颜色。刮的时候能让血管破裂出血，说明物理压力其实相当大，人会疼的，而且疼的程度说起来不会比打耳光更轻，但你打患者一个耳光他会跟你急，你给他刮痧，他却很享受，就因为他心理期待不一样。
心理期待不一样，对疼痛的感受就大不一样，其他症状也是，呼吸困难、肚子痛什么的，不同的心理期待下，人的感受也会大不一样。
刮痧导致的这种痛苦，反倒可以让他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这听起来有点可笑，但实际上是一种进化产生的人的自我保护功能。人在受外伤的时候会感觉疼，这个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人知道当前有危险——我这边被烫了一下，有火，得赶紧逃离它，赶紧把手缩回来。疼痛带来的第一反应是救人，让你发觉危险，赶紧逃离，这就是逃避反应。
如果真的造成了伤害，人体就要启动再生修复机能，但不是一瞬间就能修好的。被烫伤了，要好几天才能好，如果这好几天一直都那么疼，人会很难受。所以进化产生了另外一个机能，人受外伤以后，大脑会产生内啡肽，一种类似于吗啡的东西，有镇痛功能。
内啡肽产生的机制非常简单，疼了就产生。刮痧会产生内啡肽，打耳光也可以产生内啡肽，打耳光让人难以接受不是因为被打的人疼得难以忍受，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这是一种侮辱，心理上觉得难受。
我和一个哥们一块出去旅游，他晕车晕得很难受，我跟他说，你把手伸出来，他不知道我要干吗，就把手伸出来，啪，我一巴掌打下去，结果他说，嘿，真的不那么晕了。
心理作用的影响就这么大。
大样本与随机取样
因为存在免疫系统造成的疾病自愈情况，以及心理作用造成的安慰剂现象，要检验一种药是不是有效，需要考虑的因素比物理、化学课题多得多。
举个例子，比如你发明了一种药，认为吃了它能让人长高，应该怎么证明？
你去找一个小孩让他吃这种药，如果找的是童年时候的姚明，他吃了你的药，最后真的长得很高，两米多，这能证明你的药有效吗？我们都知道姚明不是因为吃什么药长高的，是因为他有那个基因，他就算只吃白米饭，还是长得比一般人高，跟药没关系。要检验药的疗效，如果随便找一个人，弄不好就会犯这种错误，因为你找的那个人可能是个特例，不代表普通人群的情况。
要排除这样的错误，应该怎么做呢？这就要用到医学检验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大样本。你不能只找一个人，得找一大批，比如五百个人。来了以后，让他们都吃这个药，如果能有四百个人长得比平均值高，那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可以说这个药真能让人长高；如果只有两三个人长得高，就说明药物没有效果，因为我们知道，五百个人里有两三个高个子属于正常现象。这是医学检验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能只找一两个人，样本数量要大。
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叫随机取样，或者说，取样不能有偏差。
什么叫取样偏差？依然举新药的例子，这次是让人体力增强的，一般人跑五公里就觉得跑不动了，吃了这个药跑十公里都不会觉得累。现在又打算去检验一下，你也知道要有大样本，得多找几个人，去哪儿找呢？你跑到部队找来一百个特种兵，让他们吃了药跑步，那不行，因为人家是特种兵，每天高强度训练，跑五十公里都算小菜。
要真想证明吃这个药能增强体力，不能找特殊人群，特殊人群就属于取样偏差。得什么样的人都找才行，男女老少，当老师的、大学生、厨师、农民，各种职业的人都得找，这样才有代表性，才能代表普通人的表现。这么着找来一百个人，让他们吃了药，原来只能跑五公里，现在跑十公里才累，那就能说它真有用。
对照组与双盲试验
第三个原则叫对照组。
什么意思？我们再用张三吃香蕉的事做例子。张三说，吃香蕉能治感冒，于是找来五百个人，大样本，各行各业的人，随机取样，所有人都吃香蕉，吃到第三天感冒全好了。然后张三说我证明了，李四过来说，你这个证明结论不能下，因为人有免疫系统，到第三天感冒本来就该好了，和吃不吃香蕉没关系。
李四这么一说，张三没法反驳，要想反驳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假如他知道对照组的概念，就有办法了。他可以把五百个人平均分成两拨，其中二百五十个天天吃香蕉，叫作实验组；另外二百五十个吃一种我们知道肯定不能治病的东西，比如厨房里的淀粉。
实验开始，大家都来吃，假设吃香蕉真能治感冒，那么实验组应该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可能到第二天大家就都好了，而吃淀粉的对照组这边第三天甚至第四天感冒才能好。有这样一个对比的话，张三就可以跟李四说，你看，实验组吃的是实验用药，对照组吃的是没有治疗作用的药，两边结果截然不同。这个你不能否认吧？
对照组的意义就在于此。
但是，对照组能解决对比的问题，解决不了心理暗示的问题。为什么呢？继续假设你发明了一种药，这次的效果是治头疼。你找来五百个头疼的患者，分两拨，实验组二百五十人吃你新发明的镇痛药，对照组吃淀粉。大样本，五百个人，随机取样，各行各业的人，也有实验组和对照组，但依然存在问题。
假如你跟实验组的人说，我现在要实验的是新开发的一种镇痛药，你吃了看看头疼能不能好，你这句话就已经给他做了个暗示，他会产生一种心理期待——我在吃一个镇痛药，他吃下去很可能头疼就真的减轻了。但这是他身上产生的一个虚假效果，不是药物真的有效，是心理作用产生的，这种效果维持不了多久，也不能证明药物有效。
这种现象有没有办法杜绝？有办法。别让实验对象知道他吃的是什么，把你发明的镇痛药和淀粉全都用一种不透明的胶囊装起来，外观看起来一模一样，实验对象吃的时候不知道是新药还是淀粉，就不可能产生刚才说的那种心理期待，没了那种安慰剂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还能证明实验组的人头疼真的比对照组好得快，那就是确实有效，而不是心理作用。
这看起来是相当聪明的做法，但后来实验人员发现还是不完美，仍然存在漏洞。实验对象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但如果做实验的操作人员知道谁是实验组、谁是对照组，那么他下意识地就可能表露一些蛛丝马迹。
最典型的表现可能是在他去问结果的时候，找了某位实验组的患者，问人家，今天感觉头疼好些了吗？既然研究课题是这个药能否治疗头痛，他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回答来判断药物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他问过这个话之后会很关注患者的反应，认真听取患者的回答。然后他到对照组这边去问，他可能不会认真听回答，因为他知道淀粉不治病，自己内心早就知道答案，这种心态让他跟对照组患者问话的时候，多少会透露出一点漫不经心或敷衍。
对患者来说，医生对他的态度是关注还是敷衍，他会很敏感，进而对病情产生很微妙的影响——如果觉得医生跟自己说话的时候，是在真心等待回答，患者就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让他觉得这个医生值得信赖，即便是淀粉，吃下去也会觉得感觉好一些；而如果他感觉跟自己打交道的医生比较淡漠、敷衍，就算吃的是真的镇痛药，效果也要打折扣。
也就是说，如果操作人员知道实验药物的真实情况，也有可能产生一种暗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就有了更严格的要求，不但不让实验对象知道，连操作人员也不让知道。
怎么操作呢？从第三方请人来，把新药镇痛剂和淀粉分别包装，并且包装之后不贴标签，而是用含糊的方式，比如用不同颜色区分，某一种颜色代表什么，也不跟外面说。第三方的工作人员把药物和安慰剂分好，贴好颜色以后交给做实验的操作人员，发药之后需要根据颜色追踪效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药的实验人员也没法知道谁在实验组、谁在对照组，等他去问结果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有区别对待的心态了。操作人员没有这样的心态，患者就不会受他的暗示，于是这又进一步排除了安慰剂效应。
仅仅是实验对象不知道吃什么药的，术语叫单盲试验；操作人员和实验对象双方都不知道患者吃的是哪个药，就叫双盲试验。
现代医学对药物疗效的检验，就是这么苛刻，也正因为这种苛刻，如果药物能通过检验，那就意味着确实有效。
古代药方就不一样了。
其实，不只是中医才有古代药方，其他国家也有，比如德国古代有五千多种传统药物。有人用刚才我说的这么一套苛刻方法进行了检验，一番检验之后发现，真正有生物活性，也就是能对人身体产生影响的大约只有十种。
有生物活性不等于能治病，毒药也有生物活性，但它不能治病。真正能治病的，只有四种：用毛地黄提炼出来的地高辛，强心的；南美的金鸡纳树皮提炼出来的奎宁，治疗疟疾的；吗啡是从罂粟里提炼出来的，能止痛；阿司匹林，是从水杨树皮里提炼的。此外还有一个普鲁卡因，它最早是从毒品可卡因里提炼出来的，但后来改用化学方式人工合成，所以严格来说它不能算从传统药方里找到的药。
其他一些从传统方剂里提炼出来的成分，例如士的宁、依米丁，虽然具备生物活性，但并不能治疗具体疾病，临床意义不大，主要是用在一些生物实验中。
古代没有任何药物能在人体内杀死病菌或是病毒，那时候如果有谁“治好”了痈或是伤寒之类的感染性疾病，唯一可能就是疾病自愈。在世界范围内看，真正利用传统药物直接提炼出来的有效药物，就只有那四种，其他古代药方全都临床无效。
这就是现代医学疗效检验体系给出的苛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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