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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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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南宋的转折和衰微

嘉宾: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张祎: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史学博士。

1、怎样把脉“风雅赵宋”

虞云国:我请了一位宋史学界的青年才俊张祎老师作为对话嘉宾,我们就从标题开始:风雅赵宋、临安繁华,缘何终被“雨打风吹去”?围绕着这三句话展开。首先讨论怎样把脉风雅赵宋的问题。张祎老师的老师是邓小南教授,邓小南教授的父亲就是现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邓广铭先生,邓广铭的老师是陈寅恪先生,所以我们先引了这两位史学大师的话。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陈寅恪先生对宋代文化最高的、也最广为人知的判断。邓广铭先生则说:“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两段话是对“赵宋风雅”最简要的概括,我们就从两位大师的判断展开,看一下两宋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张祎:我说一个比较直观,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宋代留下的文物非常精美,宋代文物很符合我们现代的审美趣味。我以前在国家博物馆参观时,感觉宋代的展品显得尤其精美。我想岔开问一个问题,虞老师引用了陈先生、邓先生的话,两位先生主要谈了宋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第三项“制度文明”似乎是虞老师特别添上去的?

虞云国:当然,制度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但与精神文明又有一定区别,制度文明是通过刚性规定来为整个历史走向和整个王朝巩固确立一套程序和制度,所以不妨把制度文明从精神文明中提取出来,特别强调一下,然后看看它对风雅赵宋到底起什么作用。张祎老师说到博物馆去看,宋瓷非常精美,还有像宋代缂丝也很精美,这些既是物质文明方面的,也涉及精神文明的因素。

张祎:还有科学技术。

虞云国: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成为世界文明的助推器。还有印刷术,尽管可以追溯到唐代,但真正普及是在宋代。宋版书是最珍贵的,但唐版书还没见到保存下来。

张祎:唐代的书主要还是抄写的卷子,刻书从五代、宋朝才开始流行。苏东坡说他小时候读书可不容易,找到书还要自己手抄一份来读,连《史记》《汉书》都不容易见到,现在的年轻人真有福了,有那么多书可以直接买来看。可见,印刷术大概就是苏东坡成长的那个年代里普及开来的。

虞云国:苏东坡说这话是11世纪20年代左右,但到11世纪四五十年代,宋版书已经很普及了。我们再看精神文明,首先看宋词,它是继唐诗以后的文学样式,成为宋代独特的标记;包括我们戏曲的源头,南戏、杂剧也都在南宋有了最初的形态。如果讲文学,宋代出现了苏东坡,苏东坡的艺术成就与文学成就就更大了,还有像南宋辛弃疾、李清照等等,这些就是属于精神文明的东西。

张祎:宋词光芒万丈,其实宋诗也很厉害。尤其是在唐诗已经达到那样一种高度的情况下,宋诗又能另辟蹊径,自成一种风格,这成就很不容易。

虞云国:有人说好诗都被唐代做尽了,宋代在这种情况下创立了宋诗风格,从诗歌学来说,一般认为宋诗比不上唐诗光芒万丈,但至少可以排位第二。这是简单地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情况,接下来要说制度文明了。

张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虞老师说了两个“宋cí”(宋瓷、宋词)。其实宋代还有第三个“宋cí”,那就是撰写《洗冤集录》的宋慈,他可以算作宋代“制度文明”的一个例子。

虞云国:对,宋慈开创了世界法医学,被称为法学之祖。制度文明里也包括法医检验制度。下面说说宋代的制度文明与祖宗家法的问题。宋代制度文明不但给宋朝,也给中华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正能量,当然,也会有负面的影响。

我想提一个问题,从宋代以后,再也没出现过地方割据局面,这是什么原因?最大因素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确立的祖宗家法里,对军事制度与整个政治制度,搞了一套很好的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包括对于宗室、外戚、后妃、宦官、权臣、武将权力的制约和控制。因此,从整个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宋代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武将拥兵作乱,这就是宋代制度文明给中华历史,尤其元明清统一带来的最大贡献,使得后来几个朝代基本上还是相当稳定的。自秦以后,中国就是君主官僚政体,到了宋代,这个政体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认识到君主的权力也是需要制约的。在宋太祖、宋太宗的制度建设下,到了北宋中期形成了权力制约的相应机制,具体来说,对于皇帝的权力,对于宰相的权力,都有一种监察机制加以制约。我出过一本《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就是讲宋代监察制度的,通过权力相互制约,宋朝君主官僚体制便能在比较良性的情况下运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权力制约机制对于宋朝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刚才所说的对各种权力的制约归到祖宗家法里面去。

说到祖宗家法,请张祎老师来说说,他的老师邓小南教授写了《祖宗之法》。

2、宋朝君主官僚政体运行的四种模式

张祎:“祖宗家法”主要是宋代的一个政治理念。它是宋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士大夫——共同经营、维护的政治理念。士大夫用这样一个政治理念讨论、批评现实的政治制度,希望能使国家政治基本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之上。“祖宗家法”的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推行开来就是所谓的“防弊之政”。它是要事先考虑到制度运行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病,通过一系列措置,努力把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大致是这样一种精神,通过类似的思路、做法使整个国家运行得比较平稳,减少政治风险。

虞云国:我理解的祖宗家法包含两个层面:一个相当于现在说的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一旦确立,就会对整个宋朝政治生活起指导作用,这是一个层面,是比较软性的层面;还有就是它对各种权力加以规定和限制,让政权在良性轨道上运行,就是说限制外戚、后妃、宗室、大臣、宦官以及武将,唯恐他们势力过于膨胀,影响到君主官僚政体的正常运行。

通过简单回顾,我们简单概括了“风雅赵宋”。但是制度文明不是凝固的,它随着历史向前推进,也有自己发展的过程,或者不同的阶段。借用海外著名宋史学家刘子健的看法,他将宋朝君主官僚政体运行的过程分为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实际上构成一个演进过程。刚才一再肯定祖宗家法里的正面成分,以及宋代在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与权力制衡等因素,实际上都是第一个模式,也就是在中央控制模式层面表现出来的。这个模式是宋代君主官僚政体运行的最佳模式。这个模式成立在什么时候?它最辉煌的时候是北宋中期,基本上是宋仁宗时期。大家熟知的范仲淹、包拯就在那个时期,包拯能够刚正不阿地进谏皇帝,进谏过程中甚至把吐沫星子溅到了皇帝脸上。倘若给那个模式下一个简单定义,就是: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控制军队和各级政府。再用一句当时有名大臣文彦博的话说,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就是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

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发展至鼎盛的,就是科举制度,宋代所谓士大夫就是科举官僚。宋代君主官僚政体运行的最好状态,就是皇帝与科举官僚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历史不断在朝前演变,《水浒传》里出现过奸臣蔡京,到了宋徽宗和蔡京时期,就进入到了宫廷集权模式。《水浒传》尽管是小说,从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皇帝和他的代理人蔡京,两人联合决定朝政,其他官员只能在旁边赞助,已经不像前面阶段,士大夫官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向皇帝提出来,那时已经不行了,只能赞助、赞同。第三个模式是在靖康之变以后。北宋灭亡,南宋皇帝逼得苦不堪言,甚至漂流到海上去。到了绍兴八年,宋高宗经过十多年的考虑和斟酌,最后决定起用秦桧,向金朝求和,这就进入到第三个模式:专制模式。也就是皇帝和他的代理人独断朝政,其他官员只能作为执行者出现,第三种模式的实际内涵就是这样。当时宋高宗要向金朝求和,大臣们有很多不同意见,但都被置之不理,高宗最后夺三大将兵权,把岳飞都杀了,这就进入到第三个模式。这个模式时间很短,按照我的看法,大概从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二年,然后很快进入到第四个模式:独裁模式。

现在我们一般把专制和独裁作为同义词使用,但刘子健从英文角度把这两个词分开来理解。独裁模式是什么模式呢?不仅仅是君主和他的代理人独断朝政,其他人没有发言权,而且要把有不同意见在朝士大夫官僚和在野知识分子,加以打击和迫害。举个明显的例子,绍兴十二年以后,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为止,搞了大量绍兴文字狱,把赵鼎、张浚、李光、胡铨等等,流放的流放,迫害的迫害。从绍兴十二年起,宋高宗就确立了绍兴体制,绍兴体制影响了整个南宋的发展,这就进入了独裁模式。整个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就从比较理想的中央控制模式,逐步发展到南宋初年宋高宗绍兴体制的独裁模式。

3、关于《南宋行暮》

虞云国:回顾了赵宋风雅之后,我们再来看南宋情况。刚才回顾赵宋风雅时,首先肯定了宋代君主官僚政体的第一个模式,即中央控制模式的理想状态。但是要注意,即便第一种模式下,赵宋王朝还是传统帝制,也还没有摆脱传统帝制所固有的毛病。中国皇帝制度,从秦始皇建立以来,可以从中归纳出无法根治的五大痼疾:

第一,“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下家业,哪个人当了皇帝就是他的。举个最简单例子,刘邦当了汉高祖,他们家原先是务农的,刘邦当时不好好干活,他的老爸说你无赖,不像你哥哥,老是不挣家业。刘邦建立汉朝后,就对老爸说,你看我挣的家业和我哥哥相比谁的多?可见他把整个汉朝天下都当作家业了,这就是“家天下”。

第二,终身制。皇帝一般来讲是做到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终身制。除了特殊情况下有禅位的,是要一直做下去。终身制,你不想做也得做,《南宋行暮》里说到宋宁宗,当时让他做皇帝,他连说“做不得、做不得”,做不得也得做。

第三,世袭制。秦始皇为什么叫秦始皇?他希望二世、三世到万世都是秦朝的天下。世袭制就是要传给自己的子弟。从中国帝制来看,有两种传承方法。一种是嫡长制,由皇后所生儿子中的长子来继承,长子死了接下来谁居长谁来继承。第二,如果都是嫡子的话,还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在嫡子里选一个能力最强的,就是所谓选贤的做法。所以立嫡立长是一种做法,还有立贤也是一种世袭的方法。

第四,唯一性。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皇帝的权力绝对不允许第二个人染指,哪怕他是儿子,哪怕他是兄弟,在皇位面前也是毫不客气的。但问题在于,皇帝也是人,皇帝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状况,或者身体不好,或者说小皇帝,或者说年纪老了,或者说皇帝昏庸,或者说皇帝好色,喜欢听后妃的耳边风。在这些情况下,他的皇权就可能会旁落,这就是皇帝制度第四个后遗症。

第五,至高无上性。现在宫廷电视剧里常出现一句话,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的话是至高无上的。刚才讲祖宗家法,我们首先肯定了它好的方面。宋朝祖宗家法是宋太祖、宋太宗定下的家法,但是后代一旦当了皇帝,又是将来子孙的祖宗,他的话也有至高无上性。举西太后例子,西太后不是开创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但她专断时说“我就是祖宗”。这种情况在宋代也有出现的,后面皇帝立的规矩被再后来的皇帝也认为是祖宗家法。所以祖宗家法也在被不断添进去很多新的东西,倘若把整个宋代君主官僚政体的运行放在帝制五大特点下面来看,有些问题容易看得清楚。

再深入南宋的祖宗家法与政治体制问题,就要讲到《南宋行暮》。先问问张祎,不知你看了这本书,有什么感想和批评意见?

张祎:这本书的第一版我就翻过。第一版刚出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上大学的时候看到这部书,但当时没有通读。这一版出来以后,我才真正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第二版和第一版相比,有一些差别。内容做了少量调整,基本差不太多,但写法上差别比较大,因为这一版是想要更面向大众,更普及一些。我读了以后,感觉它作为普及读物,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是线索特别清楚,整部书完全围绕宋光宗、宋宁宗时期皇权政治的运行状态、朝廷权力斗争来写,线索非常明晰,没有太多枝蔓。学术著作一般侧重把问题开掘得很深,所以假定同行读者比较熟悉的那些内容,不会再作过多铺陈。而虞老师的书把宋光宗、宁宗时代的重要事件——它的源流原委,确实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了,很周到,也很妥当。有些普及读物喜欢猎奇,喜欢追逐有意思的“花边新闻”来吸引读者注意,虞老师的书也没有往这方面偏,虽然叙事中间穿插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但总体上是严肃地沿着主线在走;第二,语言朴实无华,非常妥帖。一方面他对所有的古文都进行了改写,但同时,他在保证普通读者也能读明白的前提下,尽量保持了古文原来朴实典雅的风格。最后,虞老师毕竟是专业历史学的作者,他写的普及读物,和没有做过相关研究的作者的作品,是很不一样的。它能给我们带来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真正帮助我们理解、把握那个时代。我作为同专业的读者,感觉他讲述的就是那个时代,就是那种感觉,很真切。

虞云国:当时我受吉林文史出版社邀请写《宋光宗 宋宁宗》时,一些比较知名的皇帝,比如宋太祖、宋太宗都被选掉了,就只剩下这两个,问我愿不愿意写,我就接下来。接下来后,我就从专业角度去收集史料,利用我的宋史知识与写作能力,向读者交代南宋中期这段历史。就像刚才张祎老师说的,我在叙事上还是下了工夫的,尽量写得让非宋史专业的人也能当故事读下去,应该讲可读性是比较强的。另外我想通过这两个皇帝写出一个时代。我们知道,中国一个皇帝就代表一个历史坐标;而每个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又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你看康熙皇帝,是所谓清朝全盛时期;反过来像西晋的晋惠帝是白痴皇帝,也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我写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疯皇”,光宗最后发疯了,当了两年皇帝,后面将近三年里就是一个神经病君临天下;而他的儿子宁宗是“弱主”,人不坏,但实在没有当皇帝的能力。“疯皇”和“弱主”,某种程度就代表着南宋王朝从宋光宗的父亲宋孝宗时期的相对治世,逐渐转折到末世了。

今天我们把线索拉一下,宋光宗、宋宁宗怎么使南宋走向衰落,行向暮色,越走天越黑的。

4、从绍兴体制到“乾淳之治”

虞云国:先看从绍兴体制到“乾淳之治”。绍兴体制的建立过程就伴随着收三大将兵权,杀岳飞,搞文字狱等等。但宋高宗又是开南宋之先的君主,是很能干、很精明的君主。他之所以要确立绍兴体制,把整个宋朝的君主官僚政体,从宋徽宗的宫廷集权模式,很快发展到独裁模式,也有其外部原因和内在原因的。内在原因刚才说了,尽管北宋中期已经建立起比较好的模式,但在这个模式下,在权力制衡初步形成萌芽之上,还罩着一个君主专制的体制。权力制衡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比较好地实现呢?就是有好皇帝、好宰相,然后有真台谏,三个方面都有很高的自觉性,才能实现对皇权、相权的权力制衡。但是,一旦皇帝不愿意接受台谏制衡了,也不愿意受行政权制约了,那怎么办?他马上就会从受制衡的另一头走下来加以干预,所以专制机制还是没有改变,这就内在埋下了祸根。

宋高宗是建立南宋的第一代君主,当时形势确实是危急存亡之秋,外部有金人不断南侵,他又要应对内部很多变乱,长江流域乃至两淮都有各种群体性事变,流寇、群盗等等,都要解决。还要考虑政权如何立足,如何与金朝相处,才能保住南宋的生存空间。因此,原先比较理想的制衡模式,在特殊政局下,一是运行成本很高,二是决策效率很低。因为当时宋金交战、瞬息万变。再如对相权强有力的制衡,在时局动乱、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使很多决策很难一下子实施与推行,这是外部环境的影响。还有宋高宗本人作用,他对皇权独揽是有很高自觉性的,感觉必须把皇权紧紧抓在手里面,并且扩大,才能让赵宋天下在江南有立足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打造了绍兴体制。但是到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北方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给绍兴和议体制扇了一记耳光。这时高宗也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他没有后代,就从宋太祖后代里选了一位宗室进行培养,这就是宋孝宗。绍兴三十二年,高宗就把皇位传给孝宗了,这就是“绍兴内禅”。

接下来说宋孝宗,他是南宋比较有作为的皇帝,继位以后,曾想摆脱向金求和的局面,发动了隆兴北伐。但在当时情况下,通过绍兴和议,北方的金和南方的宋,已经形成了地域平衡的态势,谁都不能吃掉谁,隆兴北伐很快失败。这时宋高宗就出来干预,说叫你不要打你非要打,宋孝宗就被迫重新回到了绍兴体制,接受了宋高宗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他在接受绍兴体制的遗产方面也有自己的做法,一个是他独揽皇权,把所有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他看到秦桧在宋高宗朝的恶劣作用,担心万一再出现像秦桧这样的奸相怎么办,于是就频繁更换宰相。孝宗在位期间,28年连续更换了17位宰相,这让他们怎么能稳定地干政事呢?第三,异论相搅。就是让不同言论在朝堂上互相争论,把最后决定权抓在手里。第四,重用佞幸。佞幸就是小人,包括原东宫里的侍从官,还有个别内侍。宋代宦官一般来讲干预朝廷的不多,但在宋孝宗中后期有好几个宦官,在《宋史·宦官传》里都有记载的。孝宗采取这种办法,把绍兴体制里独裁的一套拿过来,这是他负面的一面。但宋孝宗也想有所作为,收复失地没有成功,就想把内部事情做好。所以他在位时期,比较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促进对外贸易,整顿税赋,这些方面都对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好的影响。再加上隆兴和议后,宋金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北方彻底转移到南方,在宋孝宗第二个年号乾道和第三个年号淳熙时期,确实出现了南宋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治世,后人叫做“乾淳之治”。

另外,孝宗对士大夫官僚的政策也与宋高宗有所不同,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刚才说的异论相搅也是一种手腕,允许大臣在朝堂上提意见,大不了我不听你的,最后由我大权独揽,所以政治环境相对是比较宽松的。在传统中国,哪怕是一些小小的政治微调,也会对当时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孝宗对士大夫官僚的政策,南宋当时的思想文化出现了新的繁荣期,这方面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思想方面,朱熹的理学基本是在宋孝宗时期完成了集大成的;浙江出现了浙东学派,就是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和陈亮的浙东学派,都是在宋孝宗朝形成的;理学中陆九渊心学一派,也是在宋孝宗时期形成的。南宋包括宋高宗时期,没有禁止民间书院,就使得这些思想大师有讲学授课、切磋交流的地方,可以招收门人,通过师生互动完善自己的学术建构。这就导致了第二次宋学高峰的出现。另外,从文学角度来看,辛弃疾、陆游、杨万里等主要成就也是在宋孝宗时期取得的。当然,宋学第二个高峰,比起北宋来稍微逊色些,文学第二个高峰比起北宋欧阳修、苏东坡来也逊色一些,但毕竟还是第二个高峰。这些就是宋孝宗通过某些政策微调,给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带来好的方面。通过这样的过程,使南宋达到了鼎盛时期。

那么,张祎对宋孝宗整体看法如何?

张祎:宋孝宗算是南宋比较贤明的君主,也有人说他才是南宋真正的“中兴之主”。宋孝宗心心念念要致力于“恢复”,“恢复”北方的故土。这是关涉国家、民族的问题,当然也和他自己的需要很有关系。他出自宗室里面非常偏远的支属,能够得到皇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高宗。如何证明他当得起这个位子?有两个方面要特别关注。一是对高宗的“孝”要特别做到位,因为他的皇位完全仰赖于高宗。另外就是要恢复中原,如果他能恢复中原,建立功业,那就足以证明他当得起这个位子。不过,孝宗前期一直生活在高宗的阴影之下。高宗活得很长,等到高宗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受到牵制,想要“恢复”也很难。但孝宗确实是很有志气的人。有一个故事,说宋孝宗一直拄着一根拐杖,有一天出门偶尔忘了带上,就让两个小宦官去把拐杖拿来。结果那两个小宦官发现拐杖特别重,两个人是拖着拿过来的。怎么回事呢?原来拐杖表面涂了漆,里边实际上是精铁打造的。宋孝宗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拐杖?他是在坚持锻炼身体,希望有一天还能够上阵带兵打仗。总的说来,孝宗统治时期还是不错的。相比此前秦桧压制言论和后来的“庆元党禁”来说,宋孝宗朝是南宋比较宽松的时期。

5、宋孝宗的误判与嗣君的魔咒

虞云国:总的来说,我们对宋孝宗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他毕竟还是帝制时代的皇帝,帝制那些痼疾他也没办法避免。他不是高宗的亲生儿子,但他还是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觉得自家子弟最可靠。

下面就说说宋孝宗的误判。因为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世袭制特点等等,很多朝政需要皇帝决断,如果是比较好的君主,十件事情做对九件,就不错了,但就算做错一件,这一件也可能产生的影响会很大。任何皇帝都不可能日理万机,无一差错,孝宗在最后选接班人上面,就出了一个昏招。宋孝宗私生活比较好,《后妃传》里他的后妃是最少的,后妃少说明他不好女色,但也有问题,不能广种薄收。他的儿子很少,只有三个,都是同一个皇后所生,也就是一奶同胞。但我们说,亲兄弟在皇位面前,在太子位面前,都是绝不相让的。这里有个小故事。按道理应立老大为皇太子,但孝宗一直没有立。没想到老三(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生了一个儿子,而老大生了孩子以后,需要向有关部门登记报告的,但他没有报。宋光宗生了儿子,他先去报了,这就有了争议,到底谁是嫡长孙。老大和老三都有各自的配偶,配偶都各有自己娘家亲戚在朝里做官,这事就反映到宋孝宗那里。宋孝宗觉得老三有自己的想法,就把老大立为太子,但没想到老大运气不好,没几年去世了,按理说应该立老二,但孝宗不喜欢老二,喜欢老三,觉得他“英武类己”,所以就选了老三。

这样一来,皇位就传给老三了,没想到老三登上皇位以后,很快把自己另外一面暴露出来。宋光宗的皇后李皇后,也是宋代后妃里称得上第一的“悍后”和“妒后”。而从宋高宗以后,南宋继承人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宋高宗绝后,选立宋孝宗;宋孝宗有三个儿子,选了宋光宗;宋光宗只有一个儿子,就只能传给宋宁宗了,哪怕他的智商不高,也是非他莫属,家产只能留给他。宋宁宗又是绝后,最后史弥远发动政变,从旁支宗室里拥立宋理宗即位。宋理宗又绝后,又只能从旁支找,就选了弟弟家的儿子,他明明知道侄子智能低下,是没有能力做皇帝的,却造势说弟弟的儿子多么聪明,这样皇位就传给了宋度宗。宋度宗既荒唐又无能,儿子倒有好几个,但都是娃娃,便是南宋末三帝,最后漂泊流亡在海上。

后来元朝人给过宋高宗一段很高的评价,说宋高宗选宋孝宗是天下大公,由于他选了好皇帝,南宋才可以继续下去。但看历史还要用现代价值观和现在的理念去看。宋孝宗确是很不错,但高宗选接班人还是在赵家圈子里选,皇位击鼓传花还是在赵家门墙里传,和现在说的天下之公完全两码事。我们讲皇权是终身制,皇帝要做到死。但是宋高宗到宋孝宗,宋孝宗到宋光宗,宋光宗到宋宁宗,三代皇帝都采取了禅让方式,这样就形成了三对太上皇和今皇帝的关系。

这三对关系,张祎刚才说到,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了宋孝宗的朝政,宋孝宗缚住了手脚,没有办法施展抱负,最后等高宗死后,三年不到,就让位宋光宗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两代君主同堂时》,是讲太上皇宋高宗如何掣肘今皇帝的。宋孝宗和宋光宗的情况,与宋高宗和宋孝宗关系倒不是完全一样,相对来说,宋孝宗对宋光宗朝政尽可能少加干预,当然他有时也会表达自己的倾向,但干预程度显然不如宋高宗对他的干预大。到了宋光宗做太上皇时,他是神经病,想干预也没法干预。

光宗在位最后三年,就是一个神经病者主宰着南宋。大臣都是有顾忌的,这是活脱脱的中国版皇帝的新衣:皇帝病了,你不能当面说皇帝你神经病,皇帝没穿衣服,你不能当面说皇帝你光屁股了。到后来宋光宗有妄想症,妄想宋孝宗要废掉他,或者谋害他。到最后宋孝宗去世,他都躲在大内不肯出来为亲生父亲主办丧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天大笑话。这个局面就很难办了。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有朝廷大臣赵汝愚与外戚韩侘胄,两人联起手来征得了宋高宗皇后吴太皇太后的同意,拥立了宁宗。拥立新皇的两个主要人物,赵汝愚和韩侘胄,赵汝愚是赵家宗室,韩侘胄则与后来宋宁宗的皇后有亲缘关系。不久,他们两人就发生了权力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宋宁宗本身就是没有主见、平庸无能的君主,最后倒向了韩侘胄,把宰相赵汝愚罢免了。这样很快形成了宋宁宗前期的韩侘胄专政。韩侘胄专政出现,包括韩侘胄与赵汝愚拥立宋宁宗,开创了一个很不好的模式,就是外朝有力的大臣与后宫联手拥立新皇帝。外朝有力大臣拥立新皇帝以后,对新皇帝是有恩的,所以很快会成为权臣和权相。接下来的南宋权相专政就是由这种模式造成的。下面,回到宋宁宗初期的韩侘胄专政上来。

6、权相政治

张祎:韩侂胄是在很特殊的背景下上台的,刚开始他和赵汝愚之间也有一些合作。就他这个人来说,感觉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愿意、比较倾向于和赵汝愚以及理学家加强联络,至少表示亲近、尊敬的姿态。宋宁宗是没有执政能力的人,他信任韩侂胄,韩侂胄又愿意向赵汝愚、理学名臣示好。在昏庸的君主面前,韩侂胄、赵汝愚如果能合作,其实是有一些机会使政治向好的。《三国志》里评价刘禅,说他是“素丝”,也就是白色的绢布。由诸葛亮辅政,会把他染成一种颜色,比如红色,后来黄皓专权,他又是另一种颜色,完全看是什么样的大臣、怎么样在影响他。赵汝愚、理学名臣同样也是有机会的,可是他们没有安顿好韩侂胄,没有控制住宋宁宗,最后走向“庆元党禁”。这中间其实存在很多问题。

虞云国:意思是说,如果当时赵汝愚或者韩侘胄能够比较好地联合的话,可能历史走向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张祎:嗯,也有可能吧。我觉得赵汝愚、理学家有一种“水至清则无鱼”的毛病。

虞云国:是不是你认为赵汝愚重用有道学倾向的官僚士大夫,也有他们做得不太妥当的地方?

张祎:我觉得他们对于韩侘胄的轻视和排挤太过了。刚开始韩侘胄想要一个节度使,赵汝愚就是不给他。后来韩侘胄向朱熹示好,但是朱熹也不愿意跟他合作。这种情况下,他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树立权威,势必会打击理学家,以至最终走向“庆元党禁”那样的局面。

虞云国:他原先怎么走的,我们现在都清楚了,现在做一个假设,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说历史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偶然性的,但是偶然性该怎么把握?这就是搞历史的、学历史的应该加以思考的。张祎老师所说的,有道学倾向的士大夫官僚,包括赵汝愚在内,是不是有做得不太妥当的地方,我在书里也提了。从赵汝愚角度来看,确实还缺乏一种政治家的智慧,包括在很多环节的处理上,如果他一步步走得好的话,情况就会好一些。既然赵汝愚和韩侘胄联手了,如果能够结成比较好的同盟,给韩侘胄一定的权位,让他得到安慰,你再施展抱负,可能历史走向就会不一样,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当时宋朝制度文化也有一种情况,科举入仕的官僚,往往有自视过高的倾向:我是通过千军万马的科考搏杀,最后被皇帝钦点的进士甚至状元,与你们那些通过门荫等家庭背景入仕的就不一样。韩侘胄是武官系列,宋代武官系列不一定都是武将,武官出身比较低,比不上文官系列,文官系列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官僚。所以,赵汝愚就对韩侘胄有所轻视。武官系列最高的荣誉待遇就是给你一个节度使,这个节度使是荣誉的,并不掌兵,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在拥立宋宁宗时,赵汝愚曾允诺成功以后给韩侂胄节度使,但宁宗继位以后,赵汝愚却没有给他。赵汝愚表示,我是宗室,你是外戚,我们都为赵家王朝服务,你何必要争这个东西呢。这里,赵汝愚的政治策略明显有欠妥当。

这就大大伤害了韩侘胄的自尊心,再加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韩侘胄就决心在政治权力上与赵汝愚博弈。赵汝愚引用了一大批具有道学倾向的士大夫官僚,包括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让朱熹当了宋宁宗的老师,给他讲课。朱熹也确实希望通过自己讲课,来感化宁宗皇帝,然后推行自己的“外王”政见。但韩侘胄利用宋代制度的特殊因素,也就是援引台谏,向赵汝愚一派发动攻击,把赵汝愚罢相,把朱熹罢免,形成了专政的局面。台谏原先是制约君权和相权的,但是一旦有力的大臣在引用台谏上做了手脚,台谏官就成了权臣的代言人。韩侘胄接着又把一大批道学派科举官僚给罢免了,很快引起了反弹。反弹以后,双方在朝堂上的争斗就更激烈了,于是就引发了第二个错误:“庆元党禁”。从南宋这些失误可以看出,往往是用后面一个错误去纠正前面一个错误,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韩侘胄要把那些反对他的道学派士大夫官僚完全打下去,来实现自己的专政,于是,他干脆搞一次思想整肃运动,来了一次“庆元党禁”。关于“庆元党禁”,张祎,如果作为道学派官员生活在那个时期,你会有什么感想?

张祎:那就很惨了,自己和家人都被管了起来。出仕没有机会,在地方上生活也很受影响。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都会受到影响和牵连。

7、南宋的政风和世风

虞云国:你在研究过程中是否注意到南宋的政风和世风?总的来讲,南宋是不如北宋的。这和刚才所说的绍兴体制下的绍兴文字狱与“庆元党禁”这些政治整肃运动大有关系。知识分子提意见,提建议,都需要宽松的政治氛围,现在反过来通过搞运动把你搞倒了,这样一来谁都不敢说话了。所以,南宋总的来讲,政风和士风远远不如北宋刚健明朗。南宋士大夫官僚里可以称颂的不多,宗泽、李纲,岳飞不算士大夫,但也算正面人物,绝大部分都默默平平的,到南宋末才出现了文天祥。但是,北宋从范仲淹到欧阳修,到苏轼、苏轍、司马光、文彦博、韩琦,那是一连串的优秀知识分子。能够为国家担忧的知识分子,客观上在宋代都是能够出现的,但要看整个政治气氛、政治环境如何,政治环境好了,那些刚健的、能正直敢言的士大夫就会成批地涌现出来,大家熟知的仁宗朝就是如此。反过来,政治气候不好,知识分子为了自保,当然就只能三缄其口。

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庆元党禁”给南宋的士风和政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党禁也不能一直搞,后来有人对韩侘胄说了,韩侘胄也感觉不对,总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吧。到了嘉泰二年,1202年,党禁陆陆续续开始解禁了。但韩侘胄已经专政了,已经成为权臣,他不愿意放权,“庆元党禁”又造成士大夫反弹,反对他专政。如果他要继续专权,需要用另一种姿态来证明他有独掌权力的合法性。那就只有建立更大的功勋,于是就出现了第三个失误环节:开禧北伐。宋金南北对峙以后,最大的功业就是收复北方领土,有人给韩侘胄出了这个馊主意,你要建立盖世奇功,让朝野士大夫拥护你,只有收复北方。而他也不慎重考虑,干脆就把整个国家推上了战争机器,开禧北伐就开始了。开禧北伐很仓促,很快就失败了。失败了怎么办?按照惯例,只能再次向金朝求和。金朝提出:这次是南宋主动向我们进攻的,行,要求和的话,谁发动战争的,把他的脑袋献到金朝来。当时谈判的人就把金朝的要求报告给韩侘胄,他当然不愿意把自己脑袋送到金朝,最后说了一句“有以国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绑在国家机器上同归于尽。这是对南宋与南宋人民极其不负责任的。朝堂上的士大夫官僚都感到国家岌岌可危。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史弥远政变。史弥远当时地位还不很高,他联络了其他反对韩侘胄的官员,又征得宋宁宗皇后杨皇后的同意,采取极端手法把韩侘胄杀死了,也确实把他的脑袋割下来献给了金朝。这样,史弥远很快取韩侘胄而代之,又坐上了权相宝座。这又是后一个错误取代了前一个错误。

经过三年开禧北伐的战争,整个南宋国库空虚,当时南宋是发纸币的,发了一界,经过若干界后就要把前面几界收回来,免得市场上流通过多,造成货币贬值。但是开禧北伐后到嘉定初年,国家再也没有财力收回原先应该作废的会子,大量纸币在社会上流通,很快物价飞涨,引起了很多群体性事件,这就是所谓“会子危机”。当然,后来经过包括史弥远在内的努力,勉强把这场“会子危机”平息下去。但到南宋末年,会子危机更厉害,而嘉定年间的会子危机可以说是南宋灭亡的前兆。

韩侘胄打压有道学倾向的士大夫官员是不得人心的。我们有时把道学和理学作为同义词来用,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却是在朱熹手里最后完成了集大成的工作。集大成的理学也对唐宋社会变化以后的整个社会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和新的安排。史弥远感到,何不把理学这个思想武器拿过来,作为统治思想呢?那些理学倾向的官员,何不把他们收拢过来,作为表彰对象呢?于是,在史弥远专政时期,就是宋宁宗后期,就开始了理学官学化的过程。我不知道张祎你看过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没有,不知道你对理学官学化过程看法怎样?

张祎:我觉得,权臣掌权以后,要赢得支持,坐稳自己的位子,肯定要办一些大事。对于韩侘胄来说,他就发动了开禧北伐。对史弥远来说,由于当时理学已经成为普遍流行的思潮了,大量的士大夫信奉理学,士大夫中比较有操守的人材多数也在理学圈子之内,所以他就要通过褒奖、尊崇理学来赢得人心,树立自己的权威。

虞云国:在你看来,如果理学官学化,成为统治者所肯定的思想,对于理学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还是不幸的事情?

张祎:事情都是两方面的。对于抱有理学理想的士大夫来说,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在朝堂之上发挥作用,能影响到皇帝,尤其理学讲究“内圣外王”,很多理论、思路也要求在帝王心术上下工夫,它一定要得到朝廷的认可和皇帝的支持才行。但是,讲求“是非对错”的理想观念,一旦面对现实,与政治结合,就要更多考虑“利弊得失”的问题,从而渐渐销蚀它原先那种纯粹的“理想”。尤其是跟权势、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会有很多趋炎附势、虚伪造作的情况出现。这些趋炎附势、虚伪造作的东西,会给学说、思想带来负面影响。一种学说、思想成为意识形态,往往也容易变得僵化、极端化。所有这些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我觉得,理学官学化的幸与不幸,可以从这两方面来看。

虞云国:从学派角度来看,得到最高权力的肯定,无论如何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比起韩侘胄时期的打压,那完全是冰火两重天了。但实际上理学官学化,对理学家来讲,甚至对理学思想来讲,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不幸,我甚至要多强调不幸的方面,成为官学以后,思想就可能受到权力的影响和制约。

根据你刚才所说的,理学确实有内圣外王两个层面,内圣是修身养性齐家,包括把家庭治理好,外王就是治国平天下。实际上,从朱熹设计的理学理念来看,也确实如此。包括朱熹去做宋宁宗的老师,也确实想把自己的学说外王化,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但理学一旦官学化以后,我提醒大家注意两个倾向。

第一,北宋中期还有较理想状态,而从南宋以后,整个专制体制是越来越厉害,尤其到明清两代。到了明清,士大夫完全不可能与君主共同治理天下,从《明史》里看到,士大夫官僚在朝堂上一不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就命人把你拖下去,扒下裤子廷杖,让他们的羞辱感达到了极点。所以尽管明清在理论上还都是以理学作为指导思想,但已经绝不可能出现士大夫与君主共天下的局面。专制独裁政权固化以后,那种外王的局面实际上已经绝不可能了。

第二,最高统治者表面上当然还要把儒家理想里的东西,作为一种宣传来加以标榜,但也只不过冠冕堂皇的标榜而已,却不可能实行。反过来,因为理学体系太丰富了,他们往往会把理学体系里修身养性的部分凸显出来,要求每个官僚,每个知识分子,乃至于通过通俗方式叫下面每一个臣民都做到,以此抵消从官僚到臣民获得那种更深刻的理性认识;而把儒家高举的民本成分,有意无意地架空或者屏蔽。当然,这种情况在整个宋代还不是太厉害,经过元代,到了明代以后,就变得很严重、很普遍了。实际上道学思想或者新儒学思想的官学化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幸。这是我对张祎老师说法的一个补充。

8、繁荣的幻象

虞云国:我们基本上把“临安繁华”也说了,也就是说,光宗、宁宗两朝,一个个段落越来越朝下走,这就进入到第三句话,“风流缘何终被雨打风吹去”。宁宗朝快要结束时,南宋局面到底怎么样?张祎翻过谢和耐的那本著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没有,你的观后感是如何?

张祎:他写得很好、很详细,就像是《梦粱录》那样,把南宋兴盛繁荣的状况原原本本地介绍了一遍。南宋当时的物质条件,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面貌,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他甚至说,宋朝的先进、文明,使得它有理由把当时世界上的一切民族都视为“野蛮人”。他有这么高的评价。

虞云国:《东京梦华录》与《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知道北宋末年东京的繁华情况,一个是文字的表现形式,一个是画面的表现形式,确实可以看到徽宗一朝是如何繁荣的。《梦粱录》是宋元之际的一部著作,与《武林旧事》一起,可以说是南宋版的《东京梦华录》,把当时以杭州为中心的繁荣情况都表现出来了,杭州有多少商铺,每逢元宵怎么样,每逢清明怎么样,都写得比较详细。确像谢和耐所说,当时南宋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确实走在整个世界前面的。但是,谢和耐这几句话,书的腰封上是这样引用的:十三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的背后的,却是国库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的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的内部党争。

他所说的十三世纪就是从1200年开始,我们回顾一下,1200年是庆元六年,“庆元党禁”正在进行。再过六年,1206年是开禧二年,1206年在中国历史上另外有一件大事情,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一个大蒙古国在北方崛起了。而后,在1211年,蒙古骑兵向南对金朝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个冲击波马上迫使金朝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后金朝想向南发展,向宋再次开战,以便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宋金从1217年开始又打了六七年战争。到1227年成吉思汗的骑兵包围了西夏的兴庆府,西夏灭亡。1234年,南宋和蒙古军队联合,把自己的宿敌金给灭亡了。1234年以后,蒙古骑兵再次发动西征,向西打到俄罗斯与多瑙河一带,西南打到巴格达一带,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蒙古国。看历史不能光看南宋这一小片,从刚才说的世界大范围来看,就能看到世界在变化,你不能缩在临安城里过你的小日子吧。

但是,看看南宋,一方面正像谢和耐所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从上层的皇帝、贵族,到下层的士大夫,都在有滋有味地享受着南宋所达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南宋皇帝对当时的大局,东亚格局的大变化,没有很长远的规划和应对的措施。别的例子不多举,就举一首宋宁宗的诗歌。宋宁宗当君主的能力不是太强,但宋朝皇帝的文化水准普遍都是比较高的。每个皇帝的书法都很好,宋宁宗书法至少也不赖,在座有懂古典诗词的话,可以看看他这首七绝,至少水平在中等以上:“小雨萧萧润水亭,花风颭颭破浮萍。看花听竹心无事,风竹声中作醉醒”。“醉醒”就是醉生梦死,如果看了谢和耐的书,再读读宋宁宗的诗(他的诗我是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的,有连续十二首,都是在很闲适的宫廷环境中歌咏的诗),完全感觉不到东亚世界的风风雨雨马上就要卷地而来了。所以,在外部形势和内部应对中,可以看到南宋从宋光宗、宋宁宗一路走下来,很快天就要黑了。我们对话就到这里。

9、南宋又为何很多权相、奸相?

主持人: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下面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读者:为什么和北宋相比,南宋又出现很多权相、奸相?

虞云国:可能有人认为蔡京也是权相,据我的研究来看,蔡京还不能算权相,所以把宋徽宗与蔡京联合决断朝政作为第二种宫廷集权模式。从史料里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蔡京是多次被罢相的,但是宋徽宗和蔡京在艺术上有共同爱好和共同语言,也确实在朝政处理上需要有蔡京这样的能臣帮他打理,因此就构成了我们说的宫廷集权模式。真正的权相应该从宋高宗时期的秦桧开始,南宋实际上有所谓四大权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有的还加上史嵩之)。我们就说这四个权相为什么出现?这就与绍兴体制有关,绍兴体制在确立过程以及确立以后,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宰相来帮皇帝直接打理有关政务,处理很多棘手的问题,宰相也不能允许台谏对其相权加以制衡,如果宰相说话不算数,秦桧就没法施展他的权力,皇帝则不可能亲自推动整个官僚体系运转的,宰相还是整个官僚机器的领头人。因此,宋高宗就特地选中了秦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史学界有一个争论,岳飞到底是秦桧杀的,还是宋高宗杀的,还是宋高宗和秦桧一块杀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很清楚。没有宋高宗的同意,秦桧能杀岳飞这个大将吗?岳飞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没有皇帝的同意,秦桧是不能杀他的。因此,秦桧的出现,是宋高宗主动把有关权力交给他,让他打理。但后面三个权相,韩侘胄、史弥远和贾似道就不一样,这和三个权相同时代皇帝的素质有关系,如果皇帝像宋高宗那样强有力的话,他就可以采取第一种形式。那几个皇帝都有相似的地方,宋宁宗时期,韩侘胄专政已经形成,宁宗是无可奈何把权力让渡给他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时的相权与皇权已经合二为一了,但皇权让渡是无奈的,承认宰相已经专权。史弥远时期也是如此,这是同一个模式,史弥远最后搞了政变,把宋宁宗认定的皇位继承人废掉了,拥立了宋理宗。宋理宗是史弥远扶起来的,当时已是专权的宰相了,所以宋理宗前期,史弥远活着的十年,理宗也是无奈地承认其权相地位。但史弥远死后,他就亲政了。宋理宗后期,贾似道成了权相,当时宋理宗还有执政能力,只是对朝政有所倦怠,不再想打理朝政,就喜欢在后宫和宠爱的阎贵妃混在一块,相信贾似道是他原来宠爱的贾贵妃的兄弟,便把君权主动让渡给他。到宋理宗传位给侄子宋度宗后,度宗又是无能之主,又再现了无奈把权力让渡给权相贾似道的局面。总之,南宋的权相有不同的模式,但某种程度上都是皇权的让渡。

可能会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这些权相没有像前朝那样取皇帝而代之呢?曹丕、杨坚不都是取而代之吗?这与唐宋以后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唐以前,整个官僚还都是门阀贵族官僚,背后的家族有着巨大的势力;进入宋朝以后,门阀贵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都是科举入仕的官僚,他们没有特殊身份,我们称之为庶族地主。这些官僚完全没有地方势力支持,而且宋朝祖宗家法和制度文明对军队都有顶层设计,他们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武装,这是最根本的。再加上祖宗家法和制度文明里,对整个君主官僚政体的运行设计了一整套程序,这套程序即便在南宋也没有全部否定,还是按照这套程序走的。另外还应注意宋学的兴起,也就是理学的兴起,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名节观。这个名节不仅指女子,士大夫也有名节,你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节气。这种节气不仅指对异族不投降,不出卖祖国,也包括对君主的关系,我与你已达成了一种关系,我不能违背士大夫身份,去做有损关系的事情。祖宗家法和士大夫名节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南宋时权相也没有军事实力,宰相可以在权相位置上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家族利益,集团利益,但不敢也不可能取皇帝而代之。宋代以后,直到明清,明代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宰相权力再大,也不可能取而代之的,这就是宋代以后君主官僚制度一种稳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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