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市场社会主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项目主任 陈抗
近年来，不少人习惯于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形容中国经济。其实，斯大林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斯基派、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等，都曾经给国家资本主义下过定义。
除了中国，挪威、新加坡、普京下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时的美国，也都曾被人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只关注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的特点、忽视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根本差别，这个被滥用的概念，除了经常被左派用来攻击中国的经济改革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时，适逢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出版了《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此书当年风靡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短缺是这些国家的常态。苏联和东欧的商店货架都空空如也，有东西卖的时候外面就大排长队；在中国，购买消费品需要凭定量配给的票据，不但有粮票、布票、油票，还有肉票、鱼票、火柴票，生活用品很少不需要限量供应的。
《短缺经济学》对计划经济制造短缺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抓住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一下子就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匈牙利是最早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早在1968年就开始实行名为“新经济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对于匈牙利的经验，中国的改革领导人有着很浓厚的兴趣。1983年，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向社科院和国家体改委介绍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1985年，科尔奈教授等10名外国经济学家受邀参加了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意见。这次会议的影响很大，中共十三大提出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据说依照的就是巴山轮会议形成的共识。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转型，中国和越南相继推行市场化改革，短缺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对短缺经济留有印象，人们自然要忘却科尔奈和他的《短缺经济学》。然而，科尔奈却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他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深刻分析，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脱胎于中央计划经济，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与改革前相比变化不大，与匈牙利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时的情况，反而更加贴近。而且，中共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上，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深入分析市场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对于展望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比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标签，更切合实际而且也更有帮助。
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在改革初期学习匈牙利经验、被深深地打下市场社会主义的烙印。虽然市场化改革比起80年代的匈牙利走得更远，在投资饥渴症（investment hunger）、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模拟资本市场（simulated capital market）三个方面，仍然保留了匈牙利“新经济模式”时期的重要特征。
投资饥渴症
匈牙利实行市场社会主义后，虽然废除了指令性计划指标，但是为了形成中央管理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政府还是对企业频繁地干预，使企业管理者形成“一只眼睛看市场、一只眼睛看上级”的双重依赖。
与市场相比较，上级对自己的影响更大。因此，企业和机构仍然有很强的投资扩张冲动，管理者企图通过投资扩张，使企业或者机构变得更庞大、更加重要。这种投资扩张，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使管理者自己在官僚的金字塔中更容易向上升迁。科尔奈把这种内在的扩张冲动称为是“投资饥渴症”。
中国经济今天也保持政府和市场对企业的双重影响。国有企业虽然要面对市场，可是上级主管对自己的影响更大，在企业经营环境、个人报酬和升迁等方面，仍然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投资决策难免要受上级的影响、有时还要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投资饥渴症”已经从国有企业转移到地方政府。随着“保增长”成为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变成了完成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任务的主要途径。除了配合中央的产业政策和发展地方的基础设施，各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也纷纷上马。
预算软约束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即使有扩张的冲动，其投资活动也要受到利润、风险、预算和资本市场的约束。
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匈牙利的国有企业仍然可以通过行政关系和政治影响力，获得投资项目的批准和相应的资金配套，它们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因此得到满足、不受企业自身的预算约束。科尔奈把这种现象称为预算软约束。
同投资饥渴症一样，中国的预算软约束也从国有企业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在90年代中期，中国还曾经试图通过清理国有银行的呆坏债，来划清财政与金融的界限、加强政府的财政纪律。可是，1997年到2002年之间的通货紧缩，迫使政府不得不把保增长放到了首位。
在“保八”的旗号下，从大力发展土地财政，到利用政府融资平台，再到各种变相的政府负债，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投资饥渴症，无所不用其极，它们的投资也和匈牙利的国有企业一样，不受财政预算约束的限制。中央曾经三令五申限制地方政府举债，但中央领导人也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创造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地方政府投资。
没有资金的保证，地方政府“保增长”就是一句空话。近年来中央虽然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对政府债务的控制，但是地方政府“既不以GDP论英雄，也不能不要GDP。”因此，预算软约束得以维持至今，政府债务仍旧在不断积累扩大。
模拟资本市场
匈牙利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保持国家对经济“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的控制，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对资金的控制和分配也包含其中。不过，政府也试图引进一些资本市场的运作。
科尔奈把这些活动称为是“模拟资本市场”，并且指出：“那些从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飞到匈牙利住了几个星期的西方人，可能会被这里模拟市场的魔力所倾倒……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银行、股份制公司，或者股票市场都是赝品。这里正在进行的其实是一种大富翁游戏，不过玩游戏的人不是小孩而是政府官员，他们用于冒险的不是游戏纸币，而是真正的国家资金。”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要比匈牙利更深入，市场中非国家资金的比例也更高，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模拟资本市场”的实质。根据2018年一篇“谁控制中国的金融系统”的报告，财政部、国资委、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是各类银行、大券商、信托公司、大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政府不仅对绝大部分金融机构控股，而且掌握其高管的任免权。
虽然交叉拥股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很多交易不是从盈利的角度出发，依然没有摆脱模拟资本市场的实质。例如，国有银行贷款主动向国有企业倾斜，非国有企业贷款困难、成本高。金融机构的不少决策属于非市场决策，有时候赚钱的生意偏不做或不能做，有时候亏钱的生意偏要做而且坚决做。另外，违约时有没有人“兜底”，也是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手方风险难以评估，金融产品就无法合理定价。
市场社会主义这三个特征，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真正允许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纪律就不允许财政对金融的透支，地方政府举债的能力就要大受限制、无法维持预算软约束，投资饥渴症就会得到有效遏制。
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主动放弃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允许资本市场真正掌握资源的分配权呢？科尔奈认为不会，理由有四条。
首先，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国家治理必须依靠它们。没有金融资源作保障，国家执行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第二，共产党的改革者半颗心挂在市场上，因为市场有活力、能够提高企业效率；另外大半颗心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上。社会主义注重平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政府不能什么都让市场说了算，有责任和义务对资本市场加以干预。
第三，公有制的产权结构也决定了预算软约束的顽固性。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都由官僚控制，而靠官僚自己对自己严厉执行财政纪律是非常困难的。
第四，上级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为下级管理人员开脱自己的失误提供理由，使预算约束硬不起来。
邓小平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实践中，市场社会主义却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可以有多少市场，实际上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政府又是由成千上万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决定政府干预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政治风向稍有变化，官僚的偏好就会跟着变，市场的功能和活力就大不一样。
第二，作为用来搞活经济的工具，市场可能也会冲击社会主义的底线。早期在贫困和短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扩大市场的作用都很支持。随着经济发展、财富增长，收入不平等也迅速扩大、社会矛盾加剧。这时，政府就会面临压力，必须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无论是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诲，还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关于改革引发革命的教训，领导人都无法忽视。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重心，已经从发展市场经济，逐渐转移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上。
科尔奈当年就警告，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机制，其实是相互排斥的，市场化改革很有可能会停滞不前。近年来为什么要更多地容忍左派的呼声？为什么要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对体制外的势力为什么要严加管控？资本市场的改革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洞见，能够启发我们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转型，中国和越南相继推行市场化改革，短缺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对短缺经济留有印象，人们自然要忘却科尔奈和他的《短缺经济学》。然而，科尔奈却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他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深刻分析，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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