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郭巨「埋儿奉母」的背后
言九林
说一说“郭巨埋儿”。
一
先略说一下事情的真伪。
“郭巨埋儿”是传统文化二十四孝里的一个故事。“二十四孝”的名目，出自元代人郭居敬之手。此人在乡间做私塾老师，从古人中找出二十四个尽孝的事，编为《二十四孝诗》，拿来教育孩童。
经郭居敬之手改编的“郭巨埋儿”，大致情节是：汉代人郭巨“家贫”，穷的叮当响，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三岁的儿子。老母亲经常将自己的食物省下给孙子。郭巨就对妻子说，家里穷，无法同时供养母亲和儿子，不如把儿子埋了吧。两口子商量妥当，就出门挖坑，却意外挖到一釜黄金，釜上面还刻着字，说这些黄金是苍天被郭巨感动所赐，“官不得取，民不得夺”，谁也不准抢。然后，得了黄金的一家四口，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其实，在汉代人刘向编写的《孝子传》里，郭巨并不是一个穷人，而是“甚富”。他在父亲死后，“分财二千万”，将丰厚的遗产全部送给了两个弟弟，然后带着妻子与老母亲，寄居在邻居一座荒废的凶宅里，那黄金正是从这凶宅中挖掘所得。与黄金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张铁券，上面写着“赐孝子郭巨”。郭巨拿了黄金要还给宅子的主人，主人看了铁券后不敢要，且将情况报告给了官府。官府看了铁券，遂将黄金判给了郭巨。（据茆泮林《古孝子传》所引）
这个原始版本的故事，留下了太多引人深思的细节。比如，郭巨作为长子，为什么要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家产全部送给弟弟？即便是赠送家产，是否有必要做到分文不剩，使自己落到寄人篱下的程度？两个弟弟坐拥巨额财富，为何不奉养老母，反坐视老母跟着郭巨受苦？那刻字的铁券，是否有可能是郭巨自己伪造，目的是借鬼神之言，来占有从他人宅中挖出的黄金？——这并非毫无可能的事情，它意味着从兄弟分家开始，整个“埋儿奉母”的故事，都可能是一场刻意的策划：他们先得找一个理由住进邻家的荒宅去挖取黄金，还得找一个理由将黄金据为己有。奇异的分家、费解的奉母、激进的埋儿，都可以在这种可能性中，得到一个大体合理的解释。
这些细节，凸显出的，是事件的复杂性。
那些想要拿“郭巨埋儿”来做孝道宣传的人，自然不会满意这种复杂性。宣传需要的，是简单粗暴与不容置疑。刘向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郭巨的故事发生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流传甚广的传奇，对情节动大手术不太合适。刘向之后的宣传者们，就没了这种顾虑。于是，晋代人干宝删掉了荒宅得金的情节，将挖出金子的地点改作野地；元代人郭居敬删掉了兄弟分家的情节，将家富改作了家贫。
越是简单粗暴的宣传，越容易引来效仿者。据《南史》记载，在宋文帝刘义隆的时代，会稽有一个叫做“郭世通”的人，十四岁没了父亲，留下一个继母。成婚后，“妇生一男，夫妻恐废侍养，乃垂泣瘗之”，妻子生了个男孩，郭世通担忧养了孩子就养不起继母，就学郭巨，把孩子给埋了。
二
“郭巨埋儿”这个故事中，最最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自西汉而下的历代朝廷，和刘向、干宝、郭居敬这些体制内读书人（或被体制洗脑的读书人），为什么要宣传这种灭绝人性的“孝道”？
个人的理解是：宣传“埋儿奉母”，是因为现实中有太多的“埋母奉儿”。
之前的《愚国者商鞅，愚民者韩非》一文，剖析过秦帝国的以法治孝与不孝成灾。大意是：
统一六国后，秦帝国将“不孝”定重罪，大力推行“以法治孝”，秦律针对“不孝罪”的刑罚非常严厉，使孝在秦国成了一种绝对义务。但这种做法，并非对商鞅“铲除六虱”的政治理念的背弃——商鞅将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只有铲除这“六虱”，兵民才会乐于被国君所用，国家才会强盛——相反，严酷的“以法治孝”，是在给商鞅的治国之道打补丁。
为了加强控制与汲取，商鞅用律法破坏了秦国原有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导致大家族消亡、小家庭遍地。这种变化，产生了两种后果：
（1）小家庭面对官吏及其所属机构的盘剥时，严重缺乏抵抗能力。面对变故（比如灾荒、疾病）时，抵御能力也比不上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秦帝国还推崇“民愚则易治也”，主张“国富而贫治”，致力于使小家庭长期生活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这会促使小家庭尽可能地将财富留在手上，而不是慷慨地拿出来供养已分家的父母。
（2）所有的道德滑坡，都始于政治滑坡。上位者鄙弃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等等，将之视作必须清除的“六虱”，普通秦人的道德观念，也会很自然地随之下降，进而影响到秦人的家庭伦理，使之不愿意供养父母。
于是，就有了贾谊所总结的秦人“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意即为了将有限的资产拿来养儿子，秦人往往选择偷工减料赡养父母，甚至放弃赡养。借给父亲一柄耕具，会流露出恩赐的表情；母亲拿了簸箕笤帚，就站在那里斥责，成了极常见的景象。
对秦帝国的统治者来说：
（1）将数十上百人的大家族打散为三四人的小家庭，将这些小家庭控制在贫困线上下，是其用以维持统治稳定、不容更改的国策。
（2）民众的养老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老头老太太如果觉得彻底没了活路，是有可能铤而走险的；所以得给它们制造一种希望。
（3）这种希望，不能由朝廷出钱出粮来提供，朝廷只对汲取感兴趣，它至多只愿意对老人做一点象征性的赏赐。
那怎么办？当然是制定严刑峻法，强迫那些被秦政逼上“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之路的秦民去尽孝。所以，秦帝国的以法治孝，究其实质，乃是国家只愿意执行自己的权力、扩张自己的利益，却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就是汉初人贾山所谓的秦帝国“无养老之义”，钱捞得很欢，事一点不办。
严刑峻法并不能让秦民变成孝子。政策不允许秦民回到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他们脆弱的抗风险能力就不会得到提升；朝廷的凶猛汲取让这些小家庭无法有效地积累财富，他们就会始终面临一个养儿子还是养父母的选择困境，出于“经济理性”，绝大多数秦民选择了养儿子，选择了“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
但，针对“不孝”的严刑峻法，可以安抚老人之心，给予其莫须有的期望，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这种“轻简父母”的风气，在秦帝国灭亡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善。汉帝国的开国功臣陆贾退休回乡后，为了能有一个好的晚年，先是将千金平分给了五个儿子，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却又将车骑、侍者、宝剑等财富留在自己身边，且声明自己将在儿子们家中轮流居住，将来死在谁家里，这些财富就归谁所有。陆贾这种养老自救，正是为了对抗自秦帝国沿袭而来的不孝之风。
汉承秦制，同时也吸取了秦的教训。
在养老问题上，政策的继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继续以政策打散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出土的居延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显示，汉代家庭主要是由夫妇与子女构成的四五人家庭，父子同居、兄弟姐妹同居者很少。也就是说，汉民的抗风险能力并没有得到改善。
（2）对民众仍实施高强度汲取。贾谊在给汉文帝的奏疏里说，汉代立国四十年了，民间仍然没有积蓄，“失时不雨，民且狼顾”——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饿肚子，“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年成不好，百姓就要卖儿卖女。汉景帝的宠臣晁错也说，本朝的农夫一般是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这些家庭还要承担给政府砍柴烧炭、修房子等工作，还要服徭役，一年四季忙忙碌碌不得休息。一旦遭遇水旱之灾，或者政策变更，就要“卖田宅鬻子孙”，必须卖房子卖儿女才能活下去。所谓“三十税一”之类的故事，只能用来装点“文景之治”的虚名，并不能让民众免于在养儿子还是养父母之间艰难抉择。
（3）继续以严刑峻法逼迫民众尽孝。张家山汉简出土的《二年律令》里，子女殴打（祖）父母、被（祖）父母控告不孝，将被“弃市”处死。相似的行为，秦律中的规定是刺面后罚为“城旦舂”，也就是抓去劳动改造。
改善之处，则是汉帝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更多关于褒养老人的政策法令。比如著名的汉文帝《养老令》，赐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十斤肉、五斗酒，九十岁以上加赐二匹帛、三斤絮。同时还以“举孝廉”等手段，以利益引诱的方式，来鼓励民众对老人尽孝。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即产生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显而易见，只要汉帝国对秦政的三点继承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无论拿出多少“埋儿奉母”的故事来做宣传，民众还是只能继续纠结是养儿子还是养父母，且绝大多数会像他们的先人一样，选择放弃或部分放弃父母，将养儿子放在更前列的位置。
朝廷也很清楚这一点。建元元年，还没有走向全面暴虐、还没有启动无休止征伐的汉武帝，曾在诏书里承认，“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天下的子女们，都是愿意孝顺老人的，只是迫于沉重的公事负担，和贫穷困苦没有积蓄，才使得孝心缺失。但，明白是一回事，能不能改又是另一回事。在之后的岁月里，明白人汉武帝不但没有给汉帝国的百姓提供向父母补上孝心的机会，反而以自己的“雄才大略”造就了一场“天下户口减半”的浩劫。
只讲权力与汲取、不讲责任与义务，也自秦汉而下至于明清，成了秦制帝国一种通用的治国之道。连中国历史上以“仁宗”为庙号的皇帝赵祯，也将这种治国之道玩得纯熟。在他的时代，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衙前之役（管理府库、押送纲运、督收赋税、追捕盗贼等），却被摊派给了符合朝廷所定资产标准的普通民众，凡摊上者鲜有不家破人亡，成了一种人人闻之色变的疯狂汲取。景祐年间，大臣韩琦写了奏疏对他说，天下百姓为了逃避这种汲取，他们不惜：
“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
他们分家，他们免费将田产送人，他们自杀，他们逼着寡居多年的老母亲改嫁……如此种种，都是为了让家产少于朝廷制定的标准，免于家破人亡。自嬴政到赵祯，一千多年过去了，民众始终只能在两害相权取其轻里辗转腾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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