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李鸿章：难以应对的朝鲜危局
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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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年春，东学党起事。这场动乱迟迟无法平息，不得已，朝鲜政府向宗主国发出呼吁。而袁世凯早就主张履行宗主国的权利，武力干涉。只是李鸿章毕竟直接参与朝鲜问题处理二十多年了，经历过一系列事件，因而比较谨慎要求朝鲜国王出具一个请求中国出兵的官方文字，以便由国王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月三十日（6月3日），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出兵的文件提交给袁世凯，“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据此，两前多名清军分两批紧急赶往朝鲜。李鸿章不忘根据《天津专条》约定，五月三日（6月6日），电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以中国保护属邦，出兵朝鲜照会日外务衙门，并承诺“事竣即撤回”。翌日，照会送达。这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交涉，中国只是在履行天津会谈达成的告知共识。然而，日本人却不敢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立即照复中国政府并附抗议：“中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款照会出兵朝鲜一事，帝国政府业已知悉。查来照中有‘保护属邦’一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
陆奥的说法，其实并无新意，日本自《江华条约》以来确实就没有再承认过中国的宗主权，因此李鸿章对此并不介意，他对汪凤藻的请示给予这样的回复：“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云。”李鸿章的坚持是对的，中朝之间属国关系只是两国之间的事，其他国家承认与否并不重要，关键还是看中朝两国是否能够如此继续相处。
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僵持不下，但真正可以决定发展走势的毕竟还是朝鲜。五月二十五日（6月28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质问朝鲜国王，朝鲜是否为中国属邦，限明日答复，“如认属即失和”。朝鲜政府“怯贰难持”，迅即将这个情况报告了袁世凯，并由袁世凯报告李鸿章。李袁都意识到了日本这一招具有毁灭性，因而认为“逼韩不认华属断不可从”。李鸿章明确指示袁世凯：“韩属华已千余年，各国皆知，即韩与各西国立约亦经声明，务劝王坚持。如畏日，竟认非华属，擅出文据，华必兴师问罪。”
二十六日（29日），朝鲜国王派遣赵秉稷等往晤袁世凯商量办法，表示在日本的压力下，朝鲜现在很危险，也很为难，“只可暂照约认自主，事过再改变。出示稿，皆自主语。凯告以应照各国声明照会办。赵答，丙子日约无声明照会，伊时约稿钞呈，是华已云自主，现何能舆论云。”是的，即便真的按照条约办，当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并没有对日进行关于属国的声明。这样的声明要等到好几年之后与美英德诸国签约后。
朝鲜如此游弋的立场让袁世凯感到了恐慌，一旦朝鲜政府决定抛弃宗藩关系，中国在朝鲜的合法性便不复存在。经过各种努力，“韩诸老成皆入宫，力谏王切不可撇华速亡，坚持今日不复倭。王未知究听否。果能相持，大局幸甚。”在一批“事大党”亲华派老臣强烈要求下，朝鲜国王并没有按照日本人的最后通牒给予答复，中朝关系又度过了一天。
躲得了初一，躲补了十五。五月二十七日（30日），朝鲜政府以比较巧妙的语言答复了日本的刁难：“照得我朝本月二十五日接准贵来文内开云云等因，准此。查丙子修好条规第一款内载朝鲜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一节。本国自立约以来，所有两国交际、交涉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权办理。此次请援中国，亦系我国自用之权利也，与朝日条约毫无违碍。本国但知遵守朝日定立条约，认真举行，且我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亦为中国之素知。至中国汪大臣照会径庭与否，应与本国无涉。本国与贵国交际之道，只可认照两国条规办理为妥。相应备文照复贵公使请烦查照，将此转达贵外部大臣可也。”朝鲜政府的答复，在袁世凯看来，所谓“只按条约自为词，不答保属”，其实就是“语意自首鼠”，在中日两边下注。因此，袁世凯的研判是，如果没有外力介入，比如俄国的强力干预，那么日本人对朝鲜的答复肯定不满意，“倭必再诘索答”。朝鲜政府究竟最终如何选择，端看中日两国军事、外交实力。
李鸿章的判断似乎稍微乐观。他认为朝鲜“复日文照约不答‘保护属邦’四字尚妥”，因此这在李鸿章的概念中，中朝藩属关系与他国无关，只要朝鲜不明确否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就不会动摇。总理衙门的判断几乎相同：“总署电复：韩为中属，本准自主，若但认自主未认非属，尚不甚妨。”此时不必过于责怪朝鲜政府的一些“小节”，不要把朝鲜向外推。
如何才能让朝鲜不会轻易背叛中国，否认藩属关系，这个时候就看平时的“统战”效果了。袁世凯接到李鸿章明确指示后，“已迭谆劝老成，均誓死不背华，王亦渐转意。”当然，袁世凯依然不放心，“惟群小骤盛，久虑釀变。”朝鲜政府内部事大党、开化党都在设法影响国王，实力、价值理念，甚至某一个偶然的因素都会让局势反转。
此后数日，中日两国在朝鲜陷入了僵局，尤其是中国，进也不是，退又不能。而日本则寻找各种理由，在军事继续向朝鲜增兵，施加压力，在政治上，则提出中国不愿意，朝鲜也做不到的内政改革一揽子方案。当时在朝鲜政府中正是事大党的势力占着优势，对外惧怕中国，对内根本不愿改革。然而由于日本公使背后拥有强大的兵力，且其改革内政的建议在国际社会及朝鲜内部也被视为“既极确当又合条例，致使朝鲜政府无法拒绝，以致国王终于颁发罪己诏，追悔积年的弊政，痛恨内乱之不息，并将其原因完全归咎于国王一己的无徳和有司的失职。”此外，朝鲜国王部分改组了政府，表面上看愿意与日本公使一起探讨改革的可能性及其步骤，而实质上，在日本人看来，则是拖延时间，浪费时日。
日本政府不能容忍朝鲜政府的拖延。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电示驻汉城公使大鸟：“由于北京英国之调停失败，现有实行果断措施之必要。故阁下十分注意选择某种不受来自世人非难之口实，应以此为实际行动之开始。”这实际上让大鸟不惜代价寻找破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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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破局机会”也是过去二十年中日两国在朝鲜不知一次上演的旧戏码，寻衅滋事，“以兵包围王宫与汉城”，发动政变。而此时传出清廷决心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传出李鸿章已经决定向朝鲜增派兵力，都在刺激日本加快政变步伐。7月19日，大鸟公使为日军建设营舍事，向朝鲜政府提出要求，“并对清军以保护属国为名，永久驻扎朝鲜国内侵害朝鲜之独立，应驱逐之意”，亦于7月20日向朝鲜政府提出，并限于7月22日给予答复。大鸟的盘算是，“朝鲜政府至期未能作出满意之答复时，本使欲乘机强迫该政府进行改革。由于袁世凯突然归国，似乎朝鲜政府中清国派之势力正在衰弱。”大鸟确实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时间点，假如袁世凯不是此时突然归国，参照1882、1884两次经验，袁世凯一定不会束手被擒，一定会出动出击，强力支持朝鲜政府中的事大党人。
历史就在诸多偶然性中发生发展。就在如此危难关头，表面上看来健壮的袁世凯竟然“素有发烧症状，近因久痢气虚”，“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再加上日本不断添兵，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担心受辱，一再通过各种管道要求回国，“凯为华使，系一国局面。韩若华妻，被人强辱，妻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HE以堪。况现势决非文字能详，乞求相调凯回，禀商办理，派员暂代，通消息。况凯久为倭忌，防渐密，尤难与韩通气。”基于这些理由，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1894年7月18日），“总署午电，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至此，袁世凯结束了在朝鲜的全部使命，奉调回国，朝鲜那堆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助手唐绍仪代办。
即便袁世凯继续留在朝鲜，也不一定有必胜的把握，因为这一次的日本，汲取过去几次与袁世凯、清军交手的教训，准备充分，有条不紊。7月23日，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奉王命请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入宫。大鸟至王宫时，“大院君亲迎，并说明国王举国政及改革之事专任于君，且将完全”与日本公使协商。大鸟复函告知外国公使，“为求谈判之实况，使驻龙山我军之一部进入汉城已成为必要。于是，龙山之兵于午前四时许入京。为进驻王宫后山丘之阵地，自南门沿王宫前进。王宫护卫兵及部署于街头各处之多数士兵，向我军发炮。因此，我军无奈发炮还击，进入王宫并将其守卫，并保证日本绝无侵略之意。”据大鸟报告，双方炮击大约持续了十五分钟。
这就是一场日本人操纵的政变，而且可以看出，日本人扶植大院君重组政府，而大院君乐意这样做，其实又可以从从多年前拘捕大院君，并将其扣押在保定这一事件中找到某种因果关联。但是不管怎么说，大院君重掌政权后，为日本实现其战略目标扫除了障碍，日本政府迅即向朝鲜新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与中国属国体制有关的，据大鸟报告主要有：照会朝鲜政府，要求废除“清韩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及“吉林通商章程”。“从前，清国之于朝鲜皆以属国相待。如该章程其实亦为清国皇帝所制定，令朝鲜遵奉之。该章程效力之所在，乃朝鲜政府对我修好条约之侵犯。本官对此已向朝鲜政府宣告废除，并须对我表示遵约之诚意。”大鸟强调，“如于此时不断然绝裂清韩间之主从关系，相信难于巩固该国之独立与实行内政之改革，故坚决实行之。”
大院君的新政府本来就是日本人的傀儡，因而在日本压力下，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宣布自主，宣布中韩条约无效，“查我国与清国所订各章程，一面亟向清国驻汉代办唐，宣布行文一律废罢；一面将事由知照贵公使，请烦查照转达贵政府可也。”至此，中国的属国体制基本上被终结。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不放心，他们清楚如果不能从军事上彻底战胜中国，朝鲜问题依然有反复的机会。这是中日之间必须诉诸战争的唯一理由。陆奥宗光8月5日发给大鸟的电报有一很有意味的分析：“大鸟公使：你的密信已收到，尽管您关于台湾岛之建议已受到重视，但我必须告知者，目前此问题须听从大本营之战略计划。但为建立坚强之朝鲜独立政府与巩固大院君之政权，日本必须同清国进行一场决战。”
其实，日本早就做好了与中国决战的思想准备、军事准备，只是等到机会。我们后来知道，当中国方面决定接受朝鲜政府请求出兵的时候，袁世凯、汪凤藻等人的判断，是日本碍于国内的政治纷争不会出兵。而恰恰相反，日本人就在那个时候，决定与中国死磕。
6月2日，日本内阁在总理大臣官邸开会，恰巧在会议开始时，外相陆奥宗光接到杉村浚发来的电报，获悉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陆奥宗光以为此事重大，日本政府必须采取相应对策：“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因此，陆奥宗光在当天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浚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
对于陆奥宗光的建议，阁员们都表示赞成，因为从日本利益角度看，确实没有反对的理由。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经紧急磋商，会议迅即对日本军队今后赴朝问题做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和解散议会的内阁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
由此可推测，一、日本虽然很早就有与中国一战的预案，但甲午年间出兵朝鲜还是一个临时性决定；二、日本的目标为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换言之，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日本依然没有出兵的理由。
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时或许没有要与中国彻底翻脸的计划，但随着局势演变，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在变化。陆奥宗光当天命令正在国内休假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做好随时返回任所的准备；又与海军大臣密议决定让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军舰赴朝鲜，并在该舰上配备相当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并命令该舰及海军陆战队一律听从大鸟圭介的指挥；另由参谋本部密令第五师团，由该师团抽调一部分部队做好紧急出兵的准备，随时待命开往朝鲜；又密令轮船公司等征集船只，筹集军需品。凡此命令均属于日本此时外交、军事最高机密，由此可知，日本政府的战争动员已非常充分，决非中国方面所能想象。
对于战争目标，日本政府越来越清晰。他们经过审慎审议，确定如下方针：“即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日本）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但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衡；其次，我国（日本）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且每当发生此种重大事件，根据外交惯例，在第三者的欧美各国之中必然会有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竭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
日本政府特别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有清醒的判断，有对未来的期待与决心，但是正如陆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们对于中国政府是否具有同样的决心是很怀疑的。陆奥清楚，中日两国在朝鲜有巨大的利益交集，更有权力之争，两国都想在朝鲜维持各自的权力，大有水火不相容的趋势。例如，日本自《江华条约》以来始终不承认中朝之间的存在什么宗藩关系，日本始终承认朝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与日本的政策相反，中国在经历了壬午、甲申两次事变后，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要以平等的身份去帮助朝鲜，而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事事处处刻意表现自己与朝鲜不同寻常的“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表明朝鲜就是自己的属国。
为了战而胜之，伊藤博文，特别是陆奥宗光确实煞费苦心。在决定出兵的当天（6月2日）晚上，陆奥又邀请参谋次长川上到其官邸细谈，参加此次会晤的还有外务省次官林董。根据林董的回忆录，他们三人推演此次出兵策略是：日本出兵，中国必定要来进攻。中国军队的兵力不至于超过五千人，而日本为了必胜则需要六千至七千兵力。派出这些兵力，如果在汉城或是汉城附近一战而胜，那么中国必定要来求和。那么日本就可以“轻胜而善后”。如果中国不来求和，并进一步增加兵力的话，那么日本也要增加一个师团。如果日本在平壤获胜，那么必定媾和，因此他们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做好“派出一个师团的准备，而首先可派出混成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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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的策划在当时均是秘密的，李鸿章、袁世凯，甚至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既无法打听，更没有办法想象。按照陆奥宗光后来的说法，那时的袁世凯仅仅从表面上看到了日本在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在朝鲜势力的衰减，看到了日本在1890年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之后的政治混乱，议会与政府总是处在冲突中，不明白宪政的意义、真谛，以为政府与议会的冲突极大减弱了日本的力量，使日本政府很难就出兵问题与朝野各界达成共识，因而袁世凯期待利用日本的政治混乱谋求中国在朝鲜的更大利益。从后来的观点看，袁世凯的这些看法显然属于政治短视，不理解宪政的价值。
不惟袁世凯有这样的认识，中国派驻日本的公使汪凤藻也如此认识。汪凤藻看到日本朝野各界的政治争执日趋加剧，就想当然地以为日本没有力量对外生事，没有力量在朝鲜与中国抗衡。袁世凯、汪凤藻两个重要的外交官就给国内提供这样的分析报告，李鸿章受这种看法的诱导，怎能不作出错误的决策？
1894年6月4日，李鸿章命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九百名官兵由大沽前往牙山，救援朝鲜，显然是为了帮助朝鲜政府平息东学党之乱。6日，李鸿章根据十年前（1885）与伊藤博文达成的共识，致电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命他将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援朝保护属邦的决定以照会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第二天（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照复汪凤藻，依据1876年《日朝江华条约》否认朝鲜是中国属邦，并宣称日本也将向朝鲜派遣军队，保护日本商业利益。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当局还以照会方式分别通知中国总理衙门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朝鲜政府听说日本政府将派军队前往的消息后开始恐慌，他们一度商请袁世凯，为息事宁人计，暂且不要让中国军队登陆。袁世凯显然低估了此事的意义尤其是危险性，他毫不客气拒绝了朝鲜政府的请求。
袁世凯的态度让朝鲜政府毫无办法。6月9日，朝鲜政府只好转请日本政府不要出兵。日本方面对朝鲜政府的请求不予理睬。事实上，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领的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已在前往朝鲜的路上。
日本政府此时坚定不移出兵，而且一定要在兵力部署上占据绝对优势，其实主要是鉴于壬午、甲申两次中日冲突的教训，他们不想再犯类似错误，尤其不想犯被动挨打的错误。陆奥宗光在大鸟圭介行前有口头训令，一方面要求日本公使不到万不得已时仍以和平手段为解决时局困难的第一方案，另一方面暗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陆奥解释说，这两项指示看似矛盾，表里不一，但在那种情形下，这个指示给大鸟圭介充分发挥的空间。
6月9日，大鸟公使抵达仁川，立即率领由各军舰抽调的三百多名海军陆战队返回汉城公使馆任所。随后，从第五师团派出一大队陆军进入汉城。日本政府派遣的一个混成旅团也将陆续前往朝鲜。
日本出兵，尤其是其态度让李鸿章犹豫不定。6月9日，李鸿章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一千余名官兵日夜兼程自山海关海道赴牙山。第二天，电命袁世凯处以镇静，不要轻举妄动，对于日本出兵，李鸿章期待各国干预，给予阻止。在李鸿章内心深处，大约相信中日之间通过外交斡旋，应该能够避免冲突，更不会发生战争。
当中日两国军队压境朝鲜的时候，朝鲜内部发生了戏剧性变化。6月11日，东学党一部接受政府安抚，全琫准率义军退出全州。中日两国大兵压境的理由都不复存在，各国驻朝外交官更对日本军队进驻汉城表示不解、不满。在这种外交舆论压力下，日本公使大鸟圭介6月12日主动往访袁世凯，商讨中日两国共同撤兵的问题，双方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不再增派军队，日本后续部队也不再登岸，原船返回。按理说，当日的谈判还算融洽，中日决裂还看不到迹象。
第二天（13日），袁世凯回访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再商撤兵问题，要求日本方面务必阻止日军继续前来。根据袁世凯当天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中日对谈已经达成妥协，因此李鸿章当即电令叶志超部留驻牙山，定期内渡，中国方面也不再向朝鲜增兵。李鸿章还在第二天（14日）电令袁世凯加紧与大鸟圭介进行撤兵谈判，并尽快达成双方共同撤兵日期的书面约定。
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军队并没有在朝鲜继续留驻的理由。但是日本人此时节外生枝，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的目标就是不撤兵，他们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但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国际社会，摆脱自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日本“中日两国共改韩政”动议毕竟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一份备忘录，对中方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不会因为中国的拒绝而放弃这项动议，在朝鲜内政改革完成前，更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几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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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主导权因这个细微变动渐渐向日本方面倾斜。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口舌之争无济于事，究应如何处置，望尽早拿出办法：“李鸿章迭次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现在日本以兵胁议、唆使，朝鲜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以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危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剿匪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著详酌办理。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幾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至此，清廷方才醒悟到问题严重性。
根据朝廷要求，李鸿章6月30日（五月二十七日）有一报告，概述情势发展、我方准备及可能未来：“臣前因朝鲜国王之请派兵赴韩，专为剿匪，非以防倭，自无须多派兵队。不意倭人乘机构衅，遽以重兵胁韩，连日接据龚照瑗、赫德函电，倭拟筹备五万人候调。先在英国订购最精大铁甲船两艘，并雇买英国商船多只，以备装运兵械，兼有图犯长江、台湾之语。是其蓄意与中国为难，全力专注，非止胁韩而已。二十六日袁世凯电称，驻韩倭使大鸟圭介以文诘韩是否中国保护属邦。据称备兵两万，如认属即失和等语。臣当以万不可认非华属，如违必兴师问罪等语电复。体察情形，诚如圣谕，口舌争辩无济于事。至俄使喀希呢自认调处，不过因势利导，原非专恃转圜。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
对于光绪帝的关切，李鸿章给予细致解释。他认为，在朝鲜问题发生之初，我方应对并不误，中国只是应朝鲜国王请求出兵助剿，固然不宜多派军队。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日本趁人之危大兵压境，扩军经武，试图与中国为难。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报告分析，中日韩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维护中朝宗藩关系不变，而在这一点上，李鸿章也意识到关键在朝鲜，端看朝鲜能否顶住压力，继续维持宗藩关系。当然，李鸿章的预案是，一旦确认朝鲜立场有变，我必兴师问罪。因此，中方正如圣谕所言，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至于俄使居间调处，李鸿章的解释是，一方面这是俄使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当然也不会将中国的安全系于俄使一人。中国的安全只能靠自己，倘至无可收场，只有一战到底。
至于战争准备，李鸿章在报告中描述了北洋海军装备、沿海防务的情况，这些描述与不久前校阅海陆军的报告大致相同：“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添续。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若就陆路而论，沿海各军将领均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合计亦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若令出境援韩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从前防俄防法，征调添募多至二三十营，此次外援兼顾内防更当厚集兵力，需饷实属不赀，应请饬下户部先行筹备的饷二三百万，以备随时指拨。臣久历兵间，深知时势艰难，边衅一开，劳费无已。但使挽回有术，断不敢轻启衅端，其轻重缓急，当随时叩秉宸谟，妥为措置。”
过去的讨论认为李鸿章消极避战，一直将希望寄托在列强干预上。现在仔细体会李鸿章的报告，其难言之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形、心情，并不难理解。作为一个经历过太平军、捻军、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的老军人，畏战、惧日，都不是李鸿章的选择，他的选择是要么和平，要么战争。但是既然战，就应该有必胜准备而不是仓促应战而失败甚至惨败。
只是李鸿章时代的中国体制太特殊了。了解实情，知道力量对比真相的“李鸿章们”成了“话语弱势”，不知战，不了解敌我真相的清流们以爱国、爱朝廷的姿态不断弹劾李鸿章“因循玩误”、“敷衍了事”。略懂兵事的梁济对清流言论很不以为然，他的讨论为我们重新评估李鸿章的决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时合肥李公鸿章在北洋，为陆海军绾枢，固不欲战，而中朝为群主战者所持，督之甚急。济宁孙公毓文（字莱山，谥文恪）在政府，独持异议，大为士论所攻。公（梁济）既夙好兵家言，于戚南塘（戚继光）、胡文忠（胡林翼）诸作致力甚勤，得其精核朴实之旨，极知兵不可轻用，独是孙公。孙公固父执，平日未尝轻谒，至是乃上书陈时事。”强调长时期处于和平时代的清军不足以应付朝鲜危机，假如中日关于朝鲜的冲突必须诉诸于战争，那么中国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不要赶时间，而是应该扎扎实实练兵、选将，“欲使之杀敌致果，齐力向前，须大加振作，必得廉劲忠诚，而又才大如海，心细如发，能陶熔战士之人为之帅，认真训练，剔除其弊，鼓励其心，蓄养其气，壁垒坚固，方可以言战。但转弱为强之事，其中亦有次第，断非仓促所能奏功。目今事已临期，思之万分可虑，似又宜以屈为伸，乃克有所济也。”梁济此时还是一个年仅三十六岁的私塾先生，但他的观察、评判，应该说远高于同时代的清流们，低调，但更合乎实际，合乎国家根本利益。
然而，像梁济这样的清醒之士、知识精英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那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言辞，而李鸿章、孙毓汶这样的理性主义者则被视为内奸、内应。素来被视为强硬对日的大诗人易顺鼎，在甲午战争中曾参与刘坤一军幕，他对李鸿章、孙毓汶给予严厉斥责：“李鸿章者，日本之内应也；孙毓汶者，李鸿章之内应也。李鸿章日以中国之机密输之于日本，孙毓汶又日以朝廷之机密输之于李鸿章。有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败坏决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过癣疥之疾，而李鸿章、孙毓汶则为心腹之疾，且因有李鸿章、孙毓汶，而所谓癣疥之疾亦变为心腹之疾。”易顺鼎此类指控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但对朝野各界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强硬的对外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光绪帝的判断。光绪在李鸿章明白禀报敌我双方情形后依然连发谕旨，问战促战：“李鸿章本月二十七、八等日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前经迭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办法，均未复奏。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倘韩竟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即详细筹划，迅速复奏以慰度系。南洋各海口均关紧要，台湾孤悬海外，倭兵曾至番境，尤所垂诞。并著密电各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
应该承认，光绪的分析、指示是正确的。假如中方有效控制局面，不动声色耐心准备，结局肯定不是已经出现的那个样子。
根据朝廷指示，六月初二日（7月4日），李鸿章就陆海军状况以及一旦中日冲突中国所需的饷向朝廷做一详细报告。关于海军：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出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各战舰所配员弁、机轮、枪炮各有专司，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
至于陆防，李鸿章这样描述：
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渐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亦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
李鸿章的意思相当明白，中日力量尽管有很大悬殊，但是如果中国坚持防守，从现在的布局及各部情形看，绝对不会败于日本。至于最坏的情形，李鸿章也有考虑：“臣前疏所请备饷征兵，系体察倭韩情势，专指出境援剿而言。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必须力足相埒，至少亦须二三十营。若移缓就急，调出一营，即须添募一营以补其缺，方免空虚无备，为敌所乘。伏读五月二十八日密谕：倘韩竟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掣肘，贻误时机等因。钦此。仰见圣谟广运，指示周详，曷胜钦服。臣久在军中，备尝艰险，深知远征必以近防为本，行军尤以筹饷为先。三十年来剿办粤捻及筹防俄法各役，皆赖朝廷体念，饷项从无掣肘。臣目击时艰，但可撙节，从不敢丝毫靡费，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此次所请筹备的饷二三百万，实系统盘筹划，预防未然，以免临渴掘井之患。如果挽回有术，少用一分兵力，即省一分饷需，惟事机已迫，但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尚冀圣慈俯如所请，大局幸甚。”应该承认，李鸿章对形势的分析，对战与和所应该有的准备，大致切合实际，冷静理性。
国际调停很重要，但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足够力量，而且日本既不愿意列强居间调停，又不停止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以“内政改革案”迫使中国就范。中日一战已经箭在弦上。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清廷寄谕李鸿章：“倭事紧迫，著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东三省练军及左宝贵所带兵勇，亦皆可用，应如何抽拔之处，著分别咨商，速筹调派。”
按照李鸿章的说法，朝廷的指示正与他和各部统领会商意见相符。于是李鸿章紧急排兵布阵，拟派宋庆所部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两千人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节节前进，相机妥办。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千人，由海道进平壤；左宝贵率奉军马步八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命叶志超一军移扎平壤，厚集兵势。又命丁汝昌酌带海军能战之船往朝鲜海面巡护游弋，以资策应。至沿海各口，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处，李鸿章也有部署，严饬各口妥密筹备。这个布局稍后还有调整，但大体上说，李鸿章已有足够警惕、准备。
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李鸿章电丁汝昌：“现定叶军不北移，为筹添队，约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各开一船，内‘爱仁’、‘高升’、‘飞琼’均租用，挂英旗，‘镇东’局旗不过威海洋面，无须兵船护行。应由汝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李鸿章的部署细致入微。
李鸿章为什么重金雇佣英国商船运送中国兵员，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当时中日之间虽然尚未开战，但相互关系已非常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英国海军是世界老大，不管日本怎么蛮横强硬，还不敢在海上公然践踏国际公约，对英国运输船痛下黑手。另外一个原因是，既然日本已向中国撕破脸皮，一再要求中国不得再向朝鲜增援，而大清尽管有号称世界第六或第八强的海军，但如果用北洋海军运送兵员，可能会给日本留下借口，引发无谓争执。这是李鸿章内心想法，他给出的公开理由是：“今商局轮船分送盛毅两军赴大东沟不敷用，添雇英商‘爱仁’、‘高升’、‘飞琼’三船运兵往牙。船东租约言明，宣战后始不能租赁装兵。此时尚未宣战，雇用事所常有。”李鸿章考虑到了战前大规模运兵的风险。
7月21日（六月十九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
“高升”号沉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
按照李鸿章的构想，中国确实不准备与日本决战，一是没有资本，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战斗力，李鸿章最清楚，好几年没有拨款更新装备了，远远落在日本后面。第二，李鸿章清楚，世界大势决定着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宗藩体制。宗藩解体，重建与各藩国的关系，应该有新思路，无论如何不能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更不可能对藩国发号指令，阻碍藩国发展。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鸿章寄希望国际社会的干预，并没有进行切实的战争准备。然而日本确实太过分，一步一步将中国赶上战争舞台。日军击沉“高升”号同一天，日方又威逼大院君宣布废除中韩《贸易章程》，宣布请求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
大院君的宣布当然并不是朝鲜人民的意愿，而是日本的指使。但是这个宣布让清政府很没有面子，清军如果这样离开朝鲜，实在有损帝国威严，必然会在内部带来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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