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摆地摊能促进经济发展吗？
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起源说起
南洋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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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日收入三万这种事，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事不可能持久。如果阿Q看到小D摆地摊一天的收入超过他三个月工资，羡慕不？三天之内他就会在边上摆地摊。然后阿Q和小D都只分到一半客流。王胡和吴妈也会眼红，祥林嫂和闰土也会眼红，他们都会来摆地摊。一个月后，大家都没钱挣了。
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赵太爷也看上这地盘，他就可以打点一下关系，找几个衙役过来找茬把阿Q、小D、王胡、吴妈、祥林嫂、闰土都赶走。
能够长期日进三万的，只能是赵太爷，以及从赵太爷那里拿红包的衙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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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这事，还让我想起当年大下岗运动时代的沈阳。有个大东区的朋友跟我唠嗑他们沈阳的事儿，说电视台天天宣传各种下岗工人再就业典范。有一次宣传一个摆地摊卖水果挣大钱的下岗工人，大家一看真好，马上跟着学，于是一夜之间沈阳多了几倍的水果摊，大家都去进水果卖，结果是大家都亏本，水果烂掉了。原来那个被电视台采访报道的下岗工人，他的水果摊也倒闭了。
不仅仅是摆地摊卖水果，别的也一样。电视台宣传下岗职工干啥可以挣大钱，那个行业马上就会倒闭。后来那些挣钱的也都得藏着点，绝不能接受采访，否则过三天就得倒闭。
市场只有这么大，普通消费者只有这么多，这是不会凭空增长的。有人说富人很多，应该多消费。可是富人再有钱，他一天也只能吃二个西瓜或者十斤荔枝。钱多了花不掉请大家来一起吃么？一个人若是这么豪爽，他早就破产了，怎么可能当富人。
富人会到你的地摊上来吃么？或许有，不会太多。富人会去更贵的地方消费。所以摆地摊想挣大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前些年有某高学历美女回乡种菜或养猪年收入xxxxx万的宣传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效仿他们返乡创业。
按照惯例，接下来应该到处都是摆地摊挣大钱的宣传了，会酷似当年大下岗时代的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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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是个好事，解决了许多底层人的生计，要大力支持。但是为啥以前不让摆地摊呢？真的是为了避免街道乱糟糟或路面变脏吗？当然不是。
如果大家都可以随便摆地摊，店铺谁租？你租个店铺，月租三万。我摆个地摊，月租二百。如果来的都是愿意地摊消费的人，你的店铺生意能不受影响吗？所以，摆地摊直接伤害的是那些租店铺开店的人，以及出租店铺的人。
店铺出租，是可以收房租税的。有店铺的店，也容易管理，方便纳税。还有更大头的：店铺值钱了，才有人买。你买店铺一平米三万块，但是造房子的成本是每平米三千块，这中间的差价，很大一部分是归政府所有的。对地方政府而言，店铺的收益远大于地摊。
现在鼓励大家摆地摊，显然是有些问题靠摆地摊解决更好。
地摊和地摊，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上海南京路上占据几个摊位，把摊位一转手，这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如果南京路不限制摆地摊，你觉得南京路会变成啥样子呢，莆田人会不会整个村都到南京路摆地摊？
如果南京路的地摊只能让赵太爷或阿Q占据，别人只能去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摆地摊，或者到浦东区书院镇摆地摊，岂不是很不公平？如果摆地摊不需要交钱，或者交钱一样，肯定会在其他方面寻租。怎么样才合理呢？显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投标。每个月投标一次，谁出钱高给谁。南京路一个摊位一个月可以租一万，吕巷镇的摊位一个月租三百。这个摆地摊，就变成了租人行道。
受损的是原来南京路开店的那些商人，以及靠出租店铺挣钱的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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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最繁华的年代，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从温州开始风行的私营小商品大潮。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温州城都是乱糟糟的地摊，市容风貌，酷似日本京都，都是窄窄的小巷和古旧矮屋。当初义乌县委三次到温州的瑞安小商品市场考察（最早的小商品市场就是被垃圾填满的河道上搭起了简易棚，没有名字，民间叫它叫“棚下”），决定办义乌小商品市场。后来义乌也是让大家乱倒垃圾，填掉一条河，办起来义乌小商品市场。
到了1983（或许1982），某些人忽然觉得不能容忍资本主义，以抓捕温州柳市八大王开始，抓捕1500名温州商人，一时风声鹤唳，温州摆地摊的人逃到义乌摆地摊。
义乌地摊搞大了，就成为美国大选预测的风向标，只要统计一下那些大选用到的小玩意儿是支持谁的，就知道谁会获胜。也可以根据义乌地摊测算很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动态。
武汉汉正街，北京大碗菜，天津劝业场，深圳华强北，这些都跟地摊有关。我每次去广州，必去的地方是淘街，那里遍地都是进口的电子洋垃圾地摊，那些洋垃圾的工业设计和做工，大大提高了我的审美。
温州信河街有一条木勺巷，当年是中国最时尚的地摊，也是中国最时尚的地方。当时欧洲人去看了以后，很惊叹：木勺巷和巴黎时尚只有二十天距离。那些巴黎的温州华侨，看到最新款的时尚服装，就买一皮箱坐飞机回到温州山寨仿造。
中国遍地地摊的年代，是经济最有活力的年代。那时候只要勤劳、努力、刻苦，普通人都可以从摆地摊开始成为富人。温州人很少仇富，因为大家看到身边的富商都是从摆地摊艰难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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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摆地摊有感情。小时候我跟我爸摆地摊卖过西瓜、香瓜，也卖过海蜇，还卖过荔枝。我爸不是无业游民，他是公办教师。假期和周末有空，就摆地摊。我还在家门口摆小人书地摊，看一本收2分钱。
我长大后，也摆地摊卖过鞋子和别的一些东西。
我妈当年是工厂职工，下班后和同事一起摆地摊做蛋卷。不久前我曾跟母亲说：幸亏以前摆地摊自由，若是现在，摆地摊就难了。你在街边摆地摊做蛋卷，工商找你要执照，税务局跟你要发票，消防的不许你生火炉，环保的不许你们煤炉冒烟，卫生部门跟你要卫生许可证，就业人员还得体检，城管的过来直接砸掉你摊位。
后来温州整顿市容，随后是更大规模的大拆大整、大建大美、以及更更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从此，曾经乱糟糟的中国地摊圣地——温州，成为一个整整齐齐的的城市，酷似一个没有烟火气、无量山神仙姐姐大理石雕塑一般的美女。
至于北京和上海浦东，更是变成一个不适合人类徒步逛街的地带。那种宽阔整齐的大街，让人觉得首都和十里洋场也变成了神仙姐姐。自从G20之后，千古历史名城杭州也变了，昔日的市侩味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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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摆地摊可以改变经济困境是不大可能的。地摊的消费者是中产以下阶层，这些人的财富加起来，只是人类财富的一个零头。
但是，摆地摊还是极其有用的。如果不摆地摊，许多人就会陷入困境。你喜欢路边跪满乞丐，还是路边摆满地摊？
更何况很多人拉不下脸来行乞，当年大下岗运动时代沈阳铁西区的治安，就是许多人铤而走险的结果。
摆地摊运动，让那些还没有穷到揭不开锅的人找到更廉价的消费，让那些已经穷到揭不开锅的人靠摆地摊活下来。这是好事，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好措施。
真正要让经济火起来，关键是松绑。即便是摆地摊最繁荣的时代，地摊繁荣也是松绑的结果，并不是靠摆地摊就能发展经济的。
摆地摊到底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还是意味着松绑，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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