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阅：游客之死
莫里斯·罗萨比
1979年2月，我应聘一家旅行社，在几乎没有美国人去中国旅游的时候，带着一个旅游团去了中国。这个团的游客都很活跃，也很有学问，其中包括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著名的汉学家昌西·古德里克（Chauncey Goodrich），因此我们之间的互动和话题非常广泛。由于那时去中国就像是去探险，所以这个团不但费用高，每个人还要出具一份健康证明。当我们在两位中国导游的精心安排下，一路上没人感觉是受罪时，我们都认为旅行社的告诫有点危言耸听了。
我们在北京、西安、洛阳游览了所有预定的项目，甚至没放过那些我们感兴趣的景点。在抵达上海前，我觉得一切还不错，但也注意到团里一个成员咳嗽得越来越厉害。我在西安问过他要不要去医院，他谢过我后说他有药，问题不大。当我们一到上海，他的状态就显得很不妙了。晚饭后，他敲开我的门，说他必须回美国。我表示可以安排他去医院，但他坚持要回家。
这可难住我了，我们办的是团体签证，就是说，这个26人的旅行团必须整团进出。第二天，团里其他成员继续他们在上海的游览，为了给这位生病的团友办理个人签证，我和其中一个导游往公安局跑了几乎一整天。那天下班前，我们办好了他的个人签证，晚上送他上了去广州的飞机，第二天一早他就可以回家了。一天的紧张过后，我和导游为了犒劳一下自己，一起去吃了一顿大餐。
次日一早，刚吃过早饭，又有人敲我的门。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的总经理助理一进来就要我穿好衣服，带好行李，通知我立即飞广州。那位生病的团友，岂止是咳嗽和感冒，而是在即将登机回国前的一小时左右，病死在了广州机场。那位总经理助理把我送到上海机场，我上了一架算上我只有两名乘客的飞机。不管此前中国官方的安排是否毫无瑕疵，至少从那时起，他们表现得相当完美。
当时，旅游业在中国刚刚兴起，官方显然不想为游客的死背“黑锅”，因为任何有关来华旅游是否安全的疑虑，都会对中国旅游业造成极大伤害。他们在上海立刻加派导游和助手，为仍在观光游览的其他成员提供服务，以防意外。与此同时，中国旅行社广州分社和当地政府希望我同意他们对死者进行尸检。没有死者家属的同意，我当然不能答应，结果他们要我一边联系家属，一边待在广州，直到有了结果。没办法，我只好从死者的身份信息中找到他太太的电话。那时在中国打国际长途非常难打，经过漫长的等待，我总算打通了电话。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的反应却让我意外，原来她患有老年痴呆症，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必须找到他的家人。于是，我给我的旅行社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帮我查查，却因为那天是总统日，都放假了。他们没给我意外情况下的联系电话，我是个新手，出发前也没想到要。如果美国在中国有使馆，我可以把这件事交给使馆，但可惜没有。(注：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确定：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参见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我走投无路了，只好打电话给我太太，希望她能帮我找到死者家属。她给国务院打电话，给红十字会打电话，终于找到了死者的儿子。我把电话打给他儿子，可他就是不同意尸检，直到我绝望地请他自己来中国解决这件事，他才同意。我把家属意见转达给中方，他们松了口气，作为答谢，又请我吃了一顿中式大餐。
大概深夜两点，我听到敲门声，肯定不是做梦，晚宴上他们不停地请我喝酒，我也只喝了不到两杯。我打开门，一名当地官员生气地问我，怎么不告诉他们那名死者的体内植有治疗癌症的放射钯？他意思是做尸检的病理医生受到放射线影响，我必须帮他们搞清死者体内植入了多少。我只好又给死者儿子打电话，他一边抱歉，一边告诉了我。我终于明白，为了这趟中国行，那位死者隐瞒了他的病史，连命都不要了。
之后，当地政府又要我帮他们清理死者遗物（他们不想被人当成是贼），包括现金和支票，确保没有遗漏。做完这一切，也不管我愿不愿意，非要我和他们去火葬场确认死者，然后火化。我做不了这个主，只好又给死者儿子打电话。由于当时在饭店打国际长途必须付现金，我几乎花光了我的现金。不管怎么说，他儿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总算答应了。我如释重负，该做的都做了，不会再找我的事了吧？
让我意外的是，中国旅行社和当地政府决定在我们这个团的其他成员到广州后，给死者举办一个追悼会。更意外的是，居然由我负责起草一份悼词（要知道我几乎不认识他），这不是逼着我瞎写吗？那天晚上，我们这个旅行团抵达了广州，第二天一早，就都被拉到一座被鲜花翠柏簇拥的殡仪馆。他们要我们每个人佩戴上黑纱，灵堂正中，悬挂着一幅从死者的护照上翻拍的，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的大照片。先是广州市委书记，然后是当地旅行社领导发表了一通枯燥的讲话，轮到我了，我的悼词大意如下：
我们相处的这些天里，XX先生的中国行一直是个谜。他都病成那样了，还不远万里地跑出来干吗？既然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我认为，他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是在家待腻了，跑出来转转。出来转转不但能开阔我们的视野，还能忘掉每天的账单，不再为孩子的学业操心，也不必省吃俭用地过日子了,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另外，他之所以踏上这趟中国之旅，把自己置于公众的视线中，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自己那个渺小的世界里活腻了，而是渴望了解古老的中国，以及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发生的变化。就在上周三，他还告诉我，那些我们所参观的古老建筑和中方的好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我们跑出来转转就是为了证明我们与其他种族、民族没什么两样，无论我们来自美国、波兰、中国、阿拉伯，还是美拉尼西亚……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笔下（抛开他犀利的笔锋和疾恶如仇不说），即使那些最挑剔的读者，都是我的亲人和兄弟。这说辞很老调，却反映了我们的内心。XX先生正是有感于此，才在我们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现了很多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很勤劳、真实、尽职，同时又不失幽默。
XX先生的中国行圆了他的梦，他是幸福的。虽然他的离世对他的家庭和我们大家，以及接待我们的中方主人来说都是个不幸，但他是笑着走完了他的人生的。如果他知道他的中国行是在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前夜，(注：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生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参见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他一定会感到欣慰，一定和我们一样，希望美中之间能世世代代地和平友好下去。
追悼会后，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想到在广州火车站，当我们登上去香港的火车时，中国旅行社的代表把死者的骨灰盒交给了我。在洛杉矶机场，我把它交给了我的旅行社，然后转交给了死者的家属。
他儿子至今都没再理过我。
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美国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
Place your comment